钱穆研究：学术精神回忆与纪念

钱穆历史书写中的学术精神

刘巍

2016年04月25日 02:43

来源：北京日报 

笔者读钱穆先生书，不免会费心琢磨他一再强调的写通史要“一条线通贯而下”的“一条线”指的是什么？《国史大纲》以“社会经济”、 “政治制度”、 “学术思想”为三项基本“历史事态”，他又常常有“学术指导政治，政治转移社会”一类的历史表述与讲演提示。我觉得，“学术指导政治，政治转移社会”这句话，颇能揭示他所理解的三项基本“历史事态”之间的相互关联，颇可指示他那“一条线”的内在逻辑，反映他的史观。

以文化为基准的民族意识

首先，最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他在中国近代史论述中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而这种民族意识又是以文化为基准的，可以叫做“以文化为基准的民族意识”。

我们不妨从其历史书写或历史表述的关键词入手。如果要精选钱氏史学的核心观念或关键词，而且只限于一两个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举出他的一本书的书名——《民族与文化》。

《国史大纲》有云：

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

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

“变”之所在，即历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评价之所系。

不烦再有所征引，也无需乎更多的解释。这几句话，足以说明“民族”“文化”这两个概念及其组合名词“民族文化”之内涵、相互关系及其在钱氏史学中的位置与意义。与一般对历史表述漠不敏感的人完全不同，他很清楚： “‘民族’一语，乃是近代译自西方。”“今人用‘文化’二字，亦由西方语转译而来。”同样鲜明的是，钱氏讲“民族文化”充满了中国的人文精神。(www.xing528.com)

这可以从钱穆对中国历史上的非汉族政权之史见来看。在钱的中国史框架内，有两个全面主宰中原的异族政权。“蒙古之入主”，是“中国史开始第一次整个落于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他用“暴风雨之来临”这一作为整个元代之部的总章题概括了它对中国史的意义。“满洲入主，为史上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所谓“再建”，显然是继蒙元之后的第二次。稍有历史感的读者，或会归咎于钱氏拘泥于晚清种族革命的成见过甚。经过“五族共和”意识的洗礼、又受到民族政策教育后的读者，难免不作此想。更为细心的读者，会往时代背景方面去推论，处于烽火连天的抗战时代，古典即是今事，日本人当年不是魂牵梦绕于蒙元满清的所作所为而亟亟期以自代吗？我们读他详叙明末汉奸引清人入关的史实，好像就是针对着当时在中华大地的日本的走狗而发的。我认为上述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于《国史大纲》中，但仅此绝不足以充分了解钱先生的史识，这就需要深入体会其批评的着眼点所在了。在此不作详细讨论，只能略举数事以为说明。钱穆强烈批评蒙元“政治上之显分阶级，一切地位不平等”（依种类分四等： 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和社会等级森严：“大概当时的社会阶级，除却贵族军人外，做僧侣信教最高，其次是商人，再其次是工匠，又次是猎户与农民。而中国社会上自先秦以来甚占重要位置的士人，却骤然失却了他们的地位。”不过，与其说他在严厉控诉种族压迫的残酷，不如说是重在揭示中国史在社会政治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倒退。徒“恃其武力之优越”“而并不重视其文治”，使汉唐时代之政治文明在暴力冲击下只成为此下中国人的魂梦，而社会阶级等级之严判，也只成为唐宋以降社会日趋平民化平等化大趋势下的逆流。只要再将之上比钱氏对北魏孝文帝虚心接纳中国文化锐意改革的礼赞，就更可知作如此评判的苦心了。

批评激进革命而又力反全盘西化的文化保守史观

钱穆中国近代史论述的第二个鲜明特色，是他坚持批评激进革命而又力反全盘西化的文化保守史观。

在“最近期的中国”近代，“革命”与“西化”是时代的主旋律，钱氏根据其对中国历史文化带有明确“温情”与“敬意”态度的内在理解，面对这一股强大的时代风潮，尽了一个独立的批评者的责任。当然，他的史观也不能说就是反革命的，环宇而观：“即以王室而论，如英、如日，至今犹有王室。如德、如俄，当时王室亦存在。”如果清廷顺势而为，中国亦可另有出路，无奈“中国以满族坚持其狭义的部族政权之故而不得不推翻王室”，所以革命（准确地说——民族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个角度，他敏锐观察到戊戌变法的“革命”意味，及由此而至辛亥革命的历史延续性。

但民国以来的乱象(军阀割据、帝制复辟、政党纷争等等)，只激起 “文化革命”、“社会革命”等等之“呼号与活动”，均为海通以来中国“过激思想”之“逐步成长”——“愈易传播流行，愈易趋向极端”之必然结局。（康有为主张“速变、全变”的口号，可算标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人所独擅中国所欠缺的“民主”与“科学”为目标，但在钱穆看来，汉唐文治已臻“民主”之境，由此所孕育发展出的“考试与铨选”，尤为举世公认之善制，惜乎国人不自护惜，自戕国本，以滋纷乱，所谓“惟求一变故常以为快者”，此自晚清已然矣。从“政治理论”说：“中国政制，本求政府领导民众，不能遽觊民众操纵政府。清政府以不能尽领导民众之使命而推翻，而民国以来之政治理论，忽变为民众指导政府，于是政府躲卸其责任，民意亦无法表现，而变成两头落空。”

一般来说，钱穆先生会予人以“保守”的印象，其实从保守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精神来说，他确是保守的。但绝不可理解为深闭固拒、排斥外来文化之类。事实上，他不仅拥有开放的文化心态，而且此种胸襟正本于中国自身的历史。以“晚清兴学”为例，他认为“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与北宋时代之书院讲学相比。在接收外来文化上，其成果亦不能与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佛学寺院相比。”如此高标格的批评，明显是建立在宏阔的历史比较基础之上的，未尝不是国史之伟大开放精神通过史家笔墨的自然流露。

以儒学为宗的文化意识

他对儒学之社会作用有扼要的概括：“儒家思想之表现，往上是政治，往下就是教育。”他对“儒家精神”之历史功效也有中肯的评价：“中国读书人在乡村做土豪劣绅，跑到政府做贪官污吏，在历史上亦不可胜数。可是一部中国历史是由儒家精神、士的精神维持下来，这是无可否认的。”就整部中国近代史来说，他最服膺和着力阐扬的是宋明理学——“新儒学”的精神。我想再引一下《国史大纲》初行若干版所无而为后来增补的话：

宋、明理学精神乃是由士人集团，上面影响政治，下面注意农村社会，而成为自宋以下一千年来中国历史一种安定与指导之力量。晚清以来，西化东渐，自然科学之发展，新的工商业与新的都市突飞猛进，亟待有再度兴起的新的士阶层之领导与主持，此则为开出此下中国新历史的主要契机所在。

对于“宋、明理学精神”，钱先生本人无疑有深切的理解与热烈的呼应，他是非常自觉地承当这一“精神”的，所以在“最近期中国”近代史书写中常常流露出刻骨的“士”的自责，而其国史之通体书写则明彻地展现着“士”的自觉。我认为，在钱穆的国史系统中，牵引着那“一条线通贯而下”的线之线头的主角，正是——“士”。然而，这绝不仅仅只是书写的问题了。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