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学术遗嘱揭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

钱穆的学术“遗嘱”

高深

2016年10月31日 13:12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钱穆活了九十六岁。据不完全统计，其学术著作近百部。因害青光眼，他晚年双目失明，临终还口述《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此文收笔，距其辞世仅百余日，可谓钱氏的学术“遗嘱”。

钱穆先生在这篇论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

钱穆先生在生命最后的几天再次强调：“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他不赞成西方人把“天”与“人”分开来讲。离开“人”来讲“天”，在科学愈发达的今天，“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合为一体的。“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就无从讲什么“天命”。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他指出：所以西方文化显然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做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认为“天命”“人生”同归一贯，不再有分别，所以中国古代文化起源，亦不再需有像西方古代人的宗教信仰。在中国思想中，“天”“人”两者间，并无“隐”“现”分别。除却“人生”，你又何处来讲“天命”。这种观念，除中国古人外，为全世界其他人类所少有。他还说：现代人如果想要写一部讨论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书，莫如先写一本中国古代人的天文观，或写一部中国古代人的天文学，或人文学。总之，中国古代人，可称为抱有一种“天即是人，人即是天，一切人生尽是天命的天人合一观”。(www.xing528.com)

钱穆对“天人合一”观念思考了大半生，认识亦逐渐深刻。1989年9月，钱穆赴香港出席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在港逗留了五天，全由妻子陪伴身旁。有一天，妻子正搀扶钱穆向房门走去，钱穆突然紧握住她的手，笑着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发现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等下我要讲给你听。”在过道散步时，钱穆告诉妻子：“我今天发现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停一会儿他又说：“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

事隔半年之后，中华书局为纪念创办八十周年，要出一本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术讨论文集，钱穆再次想到要写的那篇大文章。他说：我再也不能等闲视之了。但是要把他的新发现见之于文字，公之于世，也非小事。尤其当时学术风气不求律己、但求责人。妻子怕他惹来闲气，不得不给他泼些冷水，提醒他：“天人合一观”是你早年曾多次讲过的，写了也不必发表，尽兴就好。

钱穆对妻子误解他“炒冷饭”颇为失望。他长叹一声说：“学术是不能乡愿的。我从前所讲，和现在所讲，大不相同。我从前虽讲过‘天人合一’的重要性，现在才彻悟到这是中国文化的总根源，我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归宿到这一观念上。两者怎能相提并论。这是我对学术的大贡献啊！”

第二天是星期日。钱穆一口气说了近两千字，他认为已经把自己新发现的纲领基本说清楚了。征求钱穆的同意，妻子删除些重复的字句。有一段文字又作了三次修正。钱穆妻子说：那一段虽只有短短几百字，每次他都命我一再重复地念。后来又作了两三次增补，最后一次，是在端午节上午增补的，正是我们要迁出素书楼的前三天。

钱穆先生细读《论语》便知，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天生德于予”。又曰：“知我者，其天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他又说：读《庄子·齐物论》，便知天下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即在其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所以说“天人合一”。此义宏深，又岂是人生与天命相离远者所能知。

钱穆在这篇学术“遗嘱”中，自豪地指出：“以过去世界文化之兴衰大略言之，西方文化一衰则不易再兴，而中国文化则屡仆屡起，故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这可说，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自古以来即能注意到不可违背，不违背自然，且又能与天命自然融合一体。”先生讲到此处，以一位“预言家”的自信预言道：“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此事涵义广大，非本篇短文所能及，暂不深论。”

近七十年来，中国史坛甚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止钱穆先生一人。但其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章劲悍，几无伦比。直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其问学，仍常感其思如泉涌，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据，非恣意想象之说。纵或感其论点如天马行空，难可捉摸，但仍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听其言，读其书，不论能否领受，皆可获启示。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据，认定两岸除统一不二法门。他在去世的四年前写过《丙寅年新春看时局》一文，文中坚定地认为“和平统一是国家的出路”，而“历史传统和文化精神的民族性，是中国走向统一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