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的文史学问：独步天下

钱穆的文史功力是如何炼成的？

南方人物周刊 [微博] 邹金灿2015-09-17 10:39我要分享 6

[摘要]钱穆曾说“我自7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

江南大学教授诸祖耿在无锡车站送别朋友钱穆。钱穆是应广州华侨大学邀请，赴穗任教。他告诉诸祖耿，一个月后回无锡。俩人都没有想过，这会是他们此生的诀别。话别诸祖耿后，钱穆先去了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然后乘船赴广州。

钱穆的授课、演讲极受欢迎

这一年，一股更加求新、求变的风潮，将当年新风潮的领导者胡适和傅斯年，震荡出中国大陆。

钱穆没有兑现跟诸祖耿说的话，他随华侨大学迁去了香港，看着满街流离失所、无处问学的青年，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条件下，与唐君毅等人创办了新亚书院以及新亚研究所，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在香港，他牵挂大陆的家人，一心想将他们接到香港生活。但子女们选择了拒绝。

钱穆决意不回大陆。在颠沛流离中，他的新亚书院逐渐有了名气。1963年，在港英政府的主导下，新亚书院与联合书院、崇基书院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这个名字是钱穆定的，他将一所港英政府治下的高校命名为中文大学，用心如何，一看便知。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与校方的矛盾很快显现，他无法认同校方在用人等重大问题上的处理方法，而校方也对他的建议多不采纳。失望之下，再加上行政事务确实影响著述，最终他离开了新亚。为示抗议，他选择了辞职而不是退休，为此失去了一笔可供安享晚年的退休金。

1967年，香港难民潮涌起，这块弹丸之地变得不安起来。钱穆决定移居台湾。这时候，猝逝于1950年的傅斯年，以及去世于1962年的胡适，没能看见故园“文革”的发生。

抗战胜利后，钱穆就淡出学术界的主流平台。1946年西南联大完成历史使命，北大、清华、南开各自复校北平。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职务，其时不在昆明的联大同事都接到了聘书，钱穆却没有等来聘请通知。

不能回北平了，他选择留在昆明，任教于五华书院，同时到云南大学兼课。当时西南联大的同事中，留在昆明的仅有两人，其中一个是刘文典。刘文典是出了名的“瘾君子”，除了在云南大学上课外，整天都待在家里吸鸦片，极少见外人。听说钱穆在昆明，却马上出门，步行到其住处畅谈——所有认识刘文典的人，都对他这个举动十分惊讶。

然而钱穆没在昆明待多久，就因为胃病复发回到了家乡，在无锡新成立的江南大学做文学院院长——那是1948年，也在这一年，胡适、傅斯年主持评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确定了81名院士名单，钱穆落选。

严耕望说，以钱穆当时的成就与名气，却未能入选首届院士，令中研院被讥为“诸子皆出王官”。关于落选的原因，严耕望分析说，“盖自抗战之前，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学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唯物论一派亦有相当吸引力。先生（钱穆）虽以考证文章崭露头角，为学林所重，由小学中学教员十馀年中跻身大学教授之林，但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而先生性刚，从不考虑周围环境，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之勇决气概，故与考证派主流巨子之间关系并不和谐。”

有意思的是，学界巨公不欢迎钱穆，却欣赏钱门弟子，严耕望就是在傅斯年的赏识下进入史语所。1958年胡适到台湾出任“中研院”院长后，严耕望鼓起勇气向胡适写了长信，建议他选钱穆为院士，以洗脱“中研院”排斥异己的形象。

胡适同意了。然而直到胡适去世，钱穆都未能成为院士。根据严耕望的委婉说法，是由于院内“少数有力人士”的阻挠，导致钱穆并未通过。余英时曾说，“中研院”领导层中，还是胡适对钱穆的成见最浅。1967年，“中研院”内部终于对钱穆成为院士一事没有异议了，严耕望去找钱穆签名，不料遭到拒绝，“先生拒绝提名，相当愤慨地说：民国三十七年第一次选举院士，当选者多到八十馀人，我难道不该预其数？”无奈之下，严耕望只得通知“中研院”撤销提名。

到了1968年，在严耕望的争取下，钱穆终于同意提名，成为院士，接近全票通过。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晚到了20年的头衔，也仅比弟子严耕望早两年。

1958年元旦，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被视为“新儒家”流派形成的标志性文本。文章刊发前，张君劢等人邀请钱穆签名。笃信“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清代学者章学诚语）的钱穆，拒绝了这个签名。自此之后，他与新儒家渐行渐远。

据余英时回忆，1964年钱穆辞去新亚书院的职务时，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补助，以撰写《朱子新学案》，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著作。燕京学社这项补助一向只针对学术机构，不针对个人。这时新亚方面希望钱穆也辞去研究所所长的职务。钱穆不得不以个人名义申请这项补助，在杨联陞的帮助下才获通过。

钱穆在新亚时期的学生叶龙说，钱穆的离开，与新亚内部一些人喜欢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有关，走的时候并不开心。

台湾这个地方也未能让他安度晚年。1986年，钱穆在素书楼上最后一课时告诫学生：“你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国人。”接下来几年，他陷入了“素书楼风波”中，当时的台北“立法委员”陈水扁与台北市议员周伯伦，指责他居住在素书楼是“非法占用公产”，逼他迁出。

尽管“非法占用”说法并不属实，但钱穆决然于1990年6月搬出住了二十多年的素书楼。两个月后，他撒手人寰。余英时认为，“他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

叶龙告诉我，钱穆先生相处起来很和气，但非常有威严。有一次他请钱穆改文章，钱穆提出意见，他随口说了些反对的话，钱穆马上就不改了——认为他所持的并不是虚心请教的态度。这令叶龙极其后悔，数十年后谈起此事，仍懊恼不已。

这符合钱穆某些时候的峻厉形象。

《朱子语类》里记载了朱子这番话：“凡事回互，拣一般偎风躲箭处立地，却笑人慷慨奋发，以为必陷矫激之祸，此风更不可长。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盖狂士虽不得中，犹以奋发，可与有为。若一向委靡，济甚事！……大凡只看道理合做与不合耳，如合做，岂可避矫激之名而不为？”

1930年代，钱穆撰文介绍近百年几个儒者的读书主张，谈到陈澧（1810-1882年，字兰甫，清末广东大儒，著有《东塾读书记》等书）的读书方法时，他认为陈澧只是看到了时人的病，开出来的药方却“温和有馀，峻厉不足”，不能振聋发聩。这个“峻厉”的主张，可与朱子的“慷慨奋发”互相发明。

钱树棠在抗战期间曾求学于迁到四川的齐鲁大学，入国学研究所追随钱穆。在他的印象中，老师的民族意识极强，曾对他说：“中国人自己的铁路，为什么车站站牌上，中国字下面偏要注上英文拼音？汪伪汉奸政府将它一律取消，这一点却做得痛快。只是他们将来会不会注上日文，这可难说了。”一次，美国教会派人来到齐鲁大学调查情况，钱穆负责接见，向美国人介绍情况时，他把时间一律讲成“民国某年”。美国人问：民国x年到底是“一九xx年”？钱穆严肃回答：“我不知道。”

思想峻厉、处世温煦，并存于钱穆身上。在叶龙的记忆中，钱穆很能克制自己的情绪，评议他人时，口不出恶言，比如他对于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不聘请他这件事，其实是有意见的，但多年相处，也只听他不经意地提过一两次。

在西南联大时，经常有人向钱穆请教。学生对这位老师，先是敬畏，熟悉后变成敬爱。每逢周末，学生成群结队去钱穆宿舍问学。由于地方小，来的人往往是一批出来，另一批再进去。

这些前来请教的人各式各样：西南联大的学生，其他大学的学生，银行、报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年过50岁的人……对于他们，钱穆没有丝毫疲倦厌烦的神态，一一耐心作答。学生李埏不解，说：“有的人只是慕名而来，只是瞻仰先生风采的，为何也耐心作答？”钱穆举了范仲淹的例子：范仲淹带兵打仗时，18岁的张载带着兵书求见，范仲淹劝他读《中庸》，张载记取这番话，后来成了一代儒宗。钱穆告诉李埏：“孔子说，‘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宁愿失言，也不肯失人。”

严耕望1941年来到齐鲁大学追随钱穆，报到的第一天，钱穆领他到住处，对起居饮食、铺床叠被、整理书物等一切琐事都耐心指点，并且一天里来其房间五六次，对这位学生关怀备至。50年后，严耕望回忆起这个场景，仍然不禁涕泪横流。

1957年，钱穆在新亚学生的毕业典礼上致辞说：“我们当抱赤子之心，以迎接一切。我们应该用眼睛照亮这社会，光明是从我们每个人的眼中发出去的。”

到了台湾后，这位老人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告诉我，他接触钱穆时，钱先生已是暮年，温讷谨厚，没有盛年气象，但仍能让人感受到是一位有德长者。他听严耕望这些钱门老学生说，钱穆早年是很能跟学生玩在一起的，他们常一人持一棍去爬山。

龚鹏程说，“钱先生回台湾演讲，在淡江大学礼堂倒塌被砸之后，身体肯定是受损了（注：1952年，钱穆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演讲时，屋顶水泥大块砸落，伤重入院）。晚年楼居为常。古人云筋力之减，皆称新来懒上楼，钱先生则是罕得下楼出门。问学者都在客厅中见。政界人物来，亦不接待，任其随席听讲而已。对我辈，因非真正弟子，较客气，多称兄。于我则称龚先生，我称他钱老师或先生。怡然蔼然，论学若话家常，大关节处却极敬肃，不苟且。而不甚道人是非，评价师友均极见分寸。许多成名学者，恃老卖老，动辄狂言骂世、自吹自炫，先生不然。”

耐得住大寂寞

2015年7月，苏州耦园。钱穆的幼女钱辉女士，和她的丈夫一起，与我在此地相见。对于钱家来说，耦园是一个特别的地方。(www.xing528.com)

1939年夏，钱穆从云南来到香港，将《国史大纲》书稿交给出版家王云五，嘱咐他尽快交付商务印书馆出版。匆匆出书，这不符合钱穆的惯例。《先秦诸子系年》从启动写作到正式出版用了12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花了5年。但战争局势的不明朗，让他不能不将《国史大纲》尽快出版。

交了书稿后，钱穆到了上海，在战火中潜回苏州探望母亲。此时他的妻子也从北平回到苏州。钱穆变换姓名，隐居在耦园，一边侍奉母亲，一边写《史记地名考》。钱穆的子女们回忆，父亲只要在家中，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书房里，他们每次经过书房门口，都要放轻脚步，小心翼翼。

钱辉1941年出生后，钱穆已离开苏州到了成都——战时齐鲁大学迁去成都，聘顾颉刚主持国学研究所的工作，顾颉刚邀请钱穆共事。直到1948年，钱穆回到无锡的江南大学任教时，才与苏州的家人相聚，但一年后他就离开了大陆。直至1980年，一家人才在香港见面。

对于钱辉及其哥哥姐姐来说，父亲是陌生的。她直言并不十分了解父亲的学问，父亲对她的最大影响，是让她感受到了教育的巨大力量。在关切后辈这一点上，她与父亲有相似处。与她见面时，我因为身体不适，迟到了半个小时。分别后，她发信息过来问我身体好转了没有，如果没有，就应该考虑看医生。

在耦园，钱辉一再向我声言，她不是在接受采访，而是来见朋友。园子幽静，园外的环境也不热闹。我乘坐出租车过来，下车后还要走数百米的路才能到达。钱穆一家当年的住处是在城曲草堂，有两层楼，书房门口约10米处有一座假山。满园的蟋蟀声令我感觉到，如果不是因为游客以及导游，此处至今还是绝佳的读书地方。

“耐得住大寂寞，有定力”，这是前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评价钱穆的话。钱氏治学如此，生活也如此。为了专注于撰写《国史大纲》，他住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中，陈寅恪来拜访，不无玩笑地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隐居岩泉寺后，就是隐居苏州耦园。当时这里是废园，门口只有一条路通往市区，人迹罕至。晚年的钱穆回忆起在宜良以及耦园这两年的隐居时光，充满了深情，“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也。”

顾颉刚的故居就在耦园附近，离开耦园后钱辉还特意带我路经此地。分别时，钱辉看着马路上穿梭不绝的车辆与行人，对我说：“我小的时候，人很少，有些你不认识的人，这一次在这条路上见到了，以后还能在这条路上经常见到。现在呢，即使是你很熟悉的人，在同一个地方都未必能经常见到了。”

太史公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纪，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在人海与时间的磨洗下，个人往往迅速湮没，死后还为后人纪念的，无疑是“倜傥非常之人”了。

2015年是钱穆诞辰120周年，“我们没有做什么纪念活动，对他的最好纪念，就是读他的书。”钱辉对我说。

集大成者

1931年，钱伟长投考清华大学，中文科目的试题是《梦游清华园》，他用这个题目做了一篇赋（赋是韵文，特点是善于铺陈，多用典故），得了满分，阅卷老师不能改动一个字。同时他也考了历史，考试题目的要求是：写出二十四史的名字、作者、卷数、解释人是谁。应考者中，只有他得了满分。

钱伟长能有远超同侪的文史功力，归功于与四叔钱穆对他的熏陶。

抗战前，李埏入读北京师范大学，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钱穆过来兼课，同学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由于担心没有座位，李埏提前了半个小时去教室，然而此时前十几排座位已经坐满了人。课室是当时学校最大的，能容纳二百人，来听课的人挤了个水泄不通。在上大学前，李埏已经读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背过不少秦汉文章。当时他自以为还有点基础，不料听了钱穆的几节课下来，不禁爽然若失，“我简直是一张白纸啊！过去的读书，那算是什么读书呢？过去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小堆杂乱无章的故事而已。”

从这些侧面，可以窥见钱穆的功力。钱穆曾说，“我自7岁起，无一日不读书。我今年93岁了，10年前眼睛看不见了，但仍每日求有所闻。我脑子里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从《论语》学孔子为人千万中之一二而已。别人反对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愿做一孔子《论语》中所谓的小人。”

世人常称道钱穆读书之勤、著述之丰，然而他的天分同样不容忽略。龚鹏程认为，钱穆先生天资过人，“他注《公孙龙子》只花了7天，写《庄子纂笺》也只费了两个月，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事。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苦学成名，他也从不炫耀自己的才华，其实如此捷才，可谓并世无两。”就连徐复观在批评钱穆的史学时，也说：“钱先生天资太高，个性太强。”

钱穆赞扬朱子是集大成者，常告诫学生，读书人要有大气魄。他的治学也跟朱子一样，博涉经史子集四部。我问龚鹏程，“钱穆先生桃李满天下，你认为他的治学方法没有嗣音。在你的评价体系里，一个学者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才算是继承了钱先生的学问？”龚鹏程的回答是：

钱先生方面广大，弟子们皆仅得其一偏，如余英时、何佑森主要是近三百年学术史，严耕望是历史地理。先秦诸子学及宋明理学方面却没什么学生做。

这又还不是领域的问题，而是道与史之分。大家都说钱先生是史学家，但古之史家要通古今、究天人，故历来都说道家出于史官，而近代言史最初只谈古今之变，重史迹而不重道。钱先生言史，是关涉其信仰、价值、意义的，也就是道之问题。因此重周公、重孔子、重朱子。朱子尤其是他学术之根穴所在。可是弟子们所谈多只是迹，不是道。高明如余英时，论朱子亦仅贴合着宋朝政治立论，是更黏着于迹。此乃方向上之异趋也。当然余先生新近又有论天人之际的大作，但问题意识仍是史迹的，想说明所谓“轴心时代”的古今变迁而已，与钱先生毕竟不同调。

换言之，继承钱先生之学，一是要中有道揆、二是要广大通达。方法跟考据一点关系都没有。关于钱先生之通博，可补说一掌故。香港中文大学为钱先生作寿，成立钱宾四先生讲座时，余先生致词，谓自己、全汉昇、金耀基这3位都做过中大新亚书院院长，可是3个人加起来，仍仅得钱先生之一半。颂扬得体，一时称之，因这也是实话。

一个倔强的灵魂

金耀基1990年悼念钱穆时曾说，“从结识钱先生以后，我总觉得他是很寂寞的，他曾说很少有可以谈话的人了，他与当代的政治社会气候固不相侔，与当代的学术知识气候也有大隔。”

寂寞或许源于他的心态。“余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以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华文化，或作中西比较，其开始转机，则自当为《思想与时代》撰文始。是则余一人生平学问思想，先后转折一大要点所在。”1985年，在悼念老友张其昀的文章里，钱穆这样说自己治学的变化。

提倡复兴中华文化、进行中西文化比较，也跟他的“温情与敬意”一样，成了争议所在。

1989年，钱穆去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其间极其兴奋地告诉夫人胡美琦：“我今天发明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

那时钱穆已不能执笔写作，需要胡美琦帮忙。刚开始时，胡美琦以为这是他的“老生常谈”，怕影响他身体，就没有办这件事。在钱穆的坚持下，才由他口述，胡美琦笔录，写下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他所说的这个贡献，就是“天人合一观”。

这是钱穆一生最后的手笔。他认为，在中国古人的思想中，天命与人生是合一的，不能分开谈，“人生最大目标、最高宗旨，即在能发明天命。孔子为儒家所奉称最知天命者，其他自颜渊以下，其人品德性之高下，即各以其离于天命远近为分别。这是中国古代论人生之最高宗旨，后代人亦与此不远，这可说是我中华民族论学分别之大体所在。”钱穆预言，“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趣，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

在去世前一年，钱穆的身体状况就已经不如人意。史学家许倬云拜访钱穆后，对金耀基说，“一位历史巨人正在隐入历史。”在生命最后两年里，钱穆的身体已不允许他聚神写作。这篇文章很短，是在搬出素书楼前三天写成的。其后钱穆仍然希望对文章进行增订，他认为，“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

然而未能如愿。1990年8月30日，钱穆谢世。这一天，台风袭击台北，龚鹏程在风雨中悼念钱穆，“他不是就史论史，或考古证史的人。他是通过对历史的省察与讨论，来申述他从孔子、孟子、朱子那里学来的价值理想，并用这种价值来期许我们这个社会，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此乃钱先生苦心孤诣之所在，也是他不易为人所理解的地方。因此，钱先生根本是寂寞无助的。作为史学家的钱穆，人无异辞，都承认他的地位；但论到钱先生所信仰的文化理念时，争论就多了……他一生在对抗时代，在平衡他所认为的时代偏差。但他的主张，在整个学界都是孤独的。”

如今，距离钱穆去世也有25年了，他一生所想平衡的时代偏差，得到改善了吗？龚鹏程说：“时代之偏差，今更甚了，哪就得到了改善？钱先生认为的偏差，一在文化方向，骛新向西，不能归根返本；一在个人方面，人心闇蔽，陷溺日深。他在文化的具体分析上，释判东西、评价优劣，或多可商；对人心的哲理性解说，也不及宋明理学家或当代新儒家精微，但方向是不错的。可惜现世仍与这个方向背道而驰。”

我问：“一方面，钱穆先生不被考据派认可。另一方面，大陆时期不乏与他文化立场相近的学人，比如柳诒徵、钱基博、陈寅恪等先生，但钱先生不会与他们形成流派或阵营。导致他孤独的因素有哪些？”

“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则党矣。不党，当然就孤独，而且是本质地孤独。你说的柳诒徵、陈寅恪、钱基博，其实也都是孤独的。他们也党不起来。可是现代是个群众结党而斗的时代，不能党同伐异，自然就不能号召群众、鼓动风潮。再则是方向的问题。现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党政官僚体制裹胁着人，趋向毁灭地球、毁灭人性的方向走。钱先生他们是看着‘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而大声呼吁示警，或自伤也将与群盲同殉的一批人。”龚鹏程说，“这一小撮人岂能阻挡时代的巨轮？过去，他们也都几乎被碾成了齑粉呢！”

再过一百年之后，人们会如何评价钱穆先生呢？

龚鹏程答：“往者已矣，来者不可知。未来钱先生也可能会被超越，渐不重要。但无论如何，人们应当会记得一个倔强的灵魂，曾在这般黑暗的时代护卫着文化命脉。”（文/邹金灿）

（参考文献：《钱宾四先生全集》，联经出版社；《治史三书》，严耕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钱穆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远东出版社；《多情怀酒伴》，龚鹏程著，上海人民出版社。《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王汎森著，复旦大学出版社。《国学宗师钱穆》，陈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钱穆纪念文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县委员会编。《钱穆印象》，李振声编，学林出版社。感谢九州出版社的古秋建先生、周弘博女士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