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研究：中国科举制度与《四书释义》

钱穆的《四书释义》

2016年07月14日 07:19

来源：深圳特区报 

◎ 王绍培

中国的科举制度从汉武帝在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开科取士”开始，到1905年废止科举制度，期间持续了两千年，基本跟统一的王朝体制相始终。余英时先生说：“‘科举’可以说是统一王朝的中央政府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向全国的‘士’阶层中选拔人才，纳入整体的行政系统，担任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职务。”

科举考试的文本，作为帝国系统的精神基础，堪称“兹事体大”，不能不特别重视。从汉武帝到宋代都是以“五经”试“士”，五经本来是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因为乐经散佚，剩下“五经”。元代开始改以“四书”试“士”，基础文本是朱熹的《四书集注》。所谓“四书”就是大语孟中，大是《大学》，语是《论语》，孟是《孟子》，中是《中庸》。

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基础文本被诵读诠释，其对中华民族的塑造定型，自然是至深至远，就算科举制度废止一百多年，很多人不再读四书五经了，但很多思想精神乃至语言习惯，仍然以各种方式存在并发挥影响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也因此，说到中学或者国学，四书五经占据核心地位是很自然的。也因此，海外学者论及世界文明会把东亚这一片地区视之为“儒教文明圈”，虽然儒释道三家各有各的势力和功用，但到底以儒家学说为主流，成为中国文明的底色。

四书五经，或不可分。今天的学者还有用五经解四书的，例如台湾的刘祖君先生。但元代开始科举考试主要先考四书而后试五经也有原因，这个原因，我的理解是：五经诚如清代章学诚所说主要是“政典”，而四书就不限于是“政典”了，黄榦说朱子“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康熙说朱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我们细品这些话，不难觉察出“四书”更具有既形而上又形而下的系统意味。

朱子弟子黄榦在《朱子形状》中说：“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黄榦的这些话，也是强调四书的根本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四书之重要，也是在于它构成了我们思想的基本框架和操作平台。

钱穆先生给家人开读书目录，四书赫然在焉。他在《四书释义》中说：“窃谓此后学者欲上窥中国古先圣哲微言大义，藉此探求中国文化渊旨，自当先《论语》，次《孟子》。此两书，不仅为儒家之正统，亦为中国文化精神结晶所在，断当奉为无上之盛典。《学》、《庸》自难于媲美。然《学》、《庸》两书，言简而义丰，指近而寓远，亦不失为儒籍之瑰宝，国学之鸿篇。虽当于《语》《孟》分别而观，正不妨与《语》《孟》连类而及也。”《语》《孟》是儒家正统，文化结晶；《学》《庸》是儒籍瑰宝，国学鸿篇。透过四书，可以知道中国古代圣贤先哲们的微言大义乃至文化渊旨。在钱穆先生的心目中，四书的地位极为崇高。所以，要了解中国文化、学中学或者说国学，一定要首先了解四书。离开四书，则中国文化就无从谈起了。(www.xing528.com)

钱穆先生把《论语》的内容分为九类：1、关于个人人格修养之教训；2、关于社会伦理之教训；3、政治谈；4、哲理谈；5、对于门弟子及古人时人之批评；6、孔子之出处及日常之行事；7、孔子之自述语；8、弟子之诵美及时人之批评；9、孔门弟子之言论行事。其中一二两项占全书之半，其余的占另一半。

钱穆先生说，研究一个伟大的人物，首先要注意其一生之行实，其次其人之性情，以至于日常琐事；要考察一个人的真精神所在，就要看其人格的真相，让这个人格真相活现于我之脑际，自明晰而感亲昵，自亲昵而生了解，然后乃研究其思想学说之大体，乃为得之。钱穆先生的这个意见很有意思，一个人的思想不能只看文字文本。我以为并非任何一个人都要这样去研究他，值得这样去研究的是具有圣人意味的人，因为这样的人除了思想有价值，他这个人本身更是思想的化身。如果这个人的思想跟人本身分裂，这个人所倡导的东西就不值得我们信奉了。

所以，钱穆先生考察孔子的时代、孔子的事迹。有意思的是，钱穆也观察孔子的日常生活。孔子的平居气象：他是恭敬的、和舒的、娴雅的、微笑的、戏谑的、恬淡而畅快的、从容不迫的、圆满的；孔子的情感：他是诚恳浓郁的、是自然流露的；孔子的谈论：他不谈怪力乱神，罕有谈利与命，谈仁最多；孔子应对事情的态度：他是流行而圆通的，不固执、不臆想、不想当然、不自私自利，他是笃而慎的。

经过钱穆先生的提炼，我们仿佛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孔子如显在目前，他是亲切的、近人情的、舒适自在的，但同时他也是有原则的、有敬畏的、有区别的，是一个很圆融的、通达的长者，所以，孔子是相当具有人格魅力的。

钱穆说孟子的重要性有三点：1、发明性善之义，这是中国传统政教之纲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依托；2、孟子提倡养气，孟子说性善，是指人的本体就是性善，说养气则是小我的慎独功夫，也就是每个人动摇要有自己的修养；3、孟子言知言，因为孟子知道性善，能够养气，所以孟子知道一个人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孟子的这个贡献，类似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钱穆先生说孟子生于乱世，外则发明人性之善，内则自尽吾心，以知言养气为重要的事务。一个时代要想拨乱反正，必须倡导孟子之学，必须遵守孟子之道，然后才可以企及孔子。

钱穆先生有专章概述孟子与门弟子对于士生活的意见。如孟子认为，“士”推广“道”、奉行仁义，就不应该被认为是“无事而食”或者“不耕而食”，当然应该“得食”甚至被诸侯供养。钱穆说，战国时期，贵族制度已遭到破坏，平民有些参加政治活动的，慢慢形成为一个士人阶级。这些士人，进可以加官晋爵，退起码不用从事劳役。有些像苏张纵横之徒，以猎取富贵为目的，他们是孟子特别厌恶的。孟子提倡的是仕礼，亦即是士人的行为准则。士人不应该轻易去当官，除非是为了免死。就算是出仕也是有原则的。这孟子与门弟子的议论表明孟子不是一个迂腐的书呆子，也不是一个没有原则的老滑头，他能够审时度势，在复杂的环境中维持微妙的平衡。

钱穆认为《大学》出自曾子与其门人，实不可靠。而《中庸》也决非出自子思之手。但虽然如此，两书的价值仍然存在。《大学》阐发入门以及修行的次第，《中庸》则陈义甚高。学习《论语》、《孟子》，最后总是会要旁及《学》《庸》。

《大学》的重点是“三纲”、“七证”、“八目”。《大学》的“三纲”是开篇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顺便说一句：南怀瑾先生认为有四纲：三纲之外，还有一纲是“道”。《大学》有“七证”：“知、止、定、静、安、虑、得”；《大学》的“八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修养的次第把我们的人生做了一个完整的规划，虽然，每个人都是凡夫俗子，但按照修行的次第进行下去，都可能成为圣人。

钱穆按照朱熹的《中庸章句》来解《中庸》。关于《中庸》，钱穆说：“朱子注《四书》，既为其毕生精力所萃，而《中庸章句》用心尤密……通观大体，古今诸家，求能超绝朱子《章句》之右者，尚无其书。故今一仍朱子《章句》之旧，偶删一二注语，要已存其全体之大貌焉。”钱穆又说：“《大学》不出‘性’字，而朱子以性说之。《中庸》不出‘心’字，而朱子以心说之。此正见朱子大气包举，细心斡旋。在当时实具苦心，所以能够转移风气，重昌绝学，决非偶然。吾侪尚论古人，必贵于深知其世运，而默识其用心。”这里，朱子所谓“当时”，则是佛学东来之后“弥近理而大乱真”的情况。所以，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融释归儒，厥功甚伟。钱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朱子，并认同了朱熹对《学》《庸》二书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