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永涛
老子谓，“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文化无形，恰似水之随物化形，遇阻则绕，川流不歇，永无扼绝。钢与火的战祸兵燹中，纸与墨勾织的文化既可以是最柔软最脆弱者，它们所承载的一国之魂魄、一族之精神，却又可以是最刚硬最雄强者。十四年抗战，烽火狼烟，书生向敌即武士，笔墨浴火化刀枪，中华文脉在文人的血泪刻写中、在书生的投笔从戎中、在杜诗精神的光昭弘扬中、在遗经旧藏的拯修亡复中、在知识分子的信仰坚守中存续传承，屡经战火淬炼，激励民族精神，“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文化不灭，中国不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本报与山西大学文学院合作，特辑一组抗战时期文化人抗敌御侮的珍贵片段，共同纪念那场伟大的胜利。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华民族一直在一条悲壮的复兴之路上探索。从鸦片战争中军事、外交的失利，国人开始反思武器制造与工业。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及辛亥革命的挫折，反思开始扩展到整个历史文化传统，并由此走上了一条极其自卑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的道路。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反省，扩大到全面怀疑甚至全盘否定固有的历史传统、文化传统、文学传统乃至文字。
这段时期无论是乞灵于“东洋”还是“西洋”，无论是求教于古老的欧洲文明、新兴的美国，还是后来追随苏联，无一不是试图简单而绝对地斩断自己的文化传统，企图依靠一个外在的力量站立起来，从外部找到一个使自己民族继续存在、国家强盛的理由与支撑。
这种文化自卑的情绪，如果说一开始还并未影响到整个学术界与大部分知识分子，而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面对日本侵略者发动的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及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等暴行，一方面激起我们全民抗战的决心与勇气，另一方面对国家前途、文化前途的悲观情绪也在学术界与知识分子之间弥漫开来。确实，当时敌我力量太过悬殊。在此情况下，中国究竟依靠什么取得胜利？当时的人，上自大军阀下自普通百姓，无不悲观、恐惧。公开发文认为中国必胜的，除了发表《论持久战》的毛泽东外，只有钱穆先生一人了。1940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一书。《国史大纲》未成书之时，《引言》部分先由昆明版《中央日报》刊出，引发了学界的热烈讨论。在这本书里，钱先生通过对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的回顾，通过对历史规律、文化精神的提炼与观照，坚定地告诉在乱世中惶惑不已的国人：中国必胜！钱先生认为，决定一个民族在战争胜利的关键，除了武力因素外，还要看这个民族的文化力、生命力、道德力。而他通过对中国历史、文化、民族的研究，发现豪杰之士层出不穷的中华民族、圣圣相传的中华文化、坚韧卓绝又屡仆屡兴的中华历史都告诉我们，中国绝不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国家，中华民族绝不是一个轻易就被消灭的民族。他相信中国的文化整体上没有问题，绝对是有希望的。虽然一时在武力上不如侵略者，但任何侵略者都不可能战胜中国、奴役中国，最终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的前言中，恳切地希望大家不要太过妄自菲薄，要树立起基本的民族自信与尊严，要保持对自己文化与历史的基本敬意。他说：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www.xing528.com)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国史大纲》书出版后，立刻被国民党政府指定为全国大学用书。由于书是在上海出版的，其他地方一开始不易得到，尤其北方沦陷区得不到书，大家都在传抄，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很多人因为此书的感召，投笔从戎，报效国家。钱先生这些恳切沉痛的话，至今仍有其意义。
如今，社会上传统文化呈复兴之势，有一阳来复之兆，我们不得不佩服钱先生在那样的大变局中能够保持理性与清醒，能够保持对文化的温情与坚守。然而，钱先生这种坚定而明确的文化态度，不是一朝形成的，是经过力学苦思得来的。我们不妨举钱先生少年时期的一件小事为例：
钱穆10岁的时候进入无锡荡口镇的果育小学，他的体操老师钱伯圭，是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当时二十多岁。他听说钱穆读《三国演义》已经读得很熟，就对钱穆说：“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此言给钱穆先生带来了极大的震动，直到他八十岁是还忆及此事：“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令，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问题上。”余英时在《一生为故国招魂》一文中说：“（钱穆）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国史上寻找中国不会亡的根据。钱先生以下八十年的历史研究也可以说全是为此一念所驱使。”说的就是钱穆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的求索过程。
时至今日，鸦片战争过去170几年，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新中国成立66周年，中华民族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复兴之路，再也不用那么自卑，再也不必那样自我否定。我们应该像钱先生那样，在关键的时候能够保有作为炎黄子孙的历史“温情”、坚定作为中国人的基本文化立场。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所谓民族争存，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所谓民族力量，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若使我们空喊一个民族，而不知道做民族生命渊源根柢的文化，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今天我们期待并为之奋斗着的民族复兴，应该是民族荣光的恢复、耻辱的涤除，如凤凰之涅槃，光灿宇内；我们的中国梦，应该是今日之“中国”与炎黄之“中国”共同的那个梦，万古煌煌。（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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