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寻回忆：钱穆研究与纪念

赵寻：钱穆先生是递给我地图的人

2016年11月26日 00:46

来源：北京晨报 

钱穆不是一般的史家

从我第一次接触钱先生的著作到现在，差不多快20年了。最初阅读的时候不能说一点隔膜都没有，毕竟我们这一代人，在对民国知识分子的接触过程当中，最初的陌生之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很快就过去了。

钱先生吸引我的东西首先是钱先生的通才博识。读钱先生的时候，能看到中国传统士人的风范，就是对历史的记忆和对历史的亲切之感，一种温情。

这与钱先生婉扬轻通的文风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抗拒的一种魅力。

读钱先生的书最受惠的是什么？我想就是钱先生对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最繁复、最迷乱的那些地方指点、警醒。

这么多年以来，我读钱先生，我最感谢钱先生的其实是钱先生把我带到了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的精髓的空间。

确确实实，我对钱先生的史学也一向是有不同的理解，但我不觉得钱先生是一般的史家，从来没有把钱先生当做是一般的，靠着所谓的材料、版本这种所谓的孤史而震惊世人的，所谓专业史学的专业史家。

钱先生对宋明心性之学的无一日中辍、无一日间断的关注，这个话钱先生自己也讲过，余英时后来转述过，说钱先生没有一天不看宋明心性之学。我自己深以为钱先生在学术上的精进是跟钱先生对宋明理学持续的阅读有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总结了中国传统学人他们这样一种进展，这样一种进展我把它概括为是以文入史、以史入经。

钱穆让我重新思考中西学术

钱先生是靠自学成才的，钱先生在小学教书十年，在中学教书又十年，到大学当教授前，已经在中小学教了二十年书。

钱先生善学，不仅仅是好学，钱先生是真正的善学，钱先生如何善学，这与我刚才总结的这条路有关系。所以我最近把钱先生在读书方面这样一个曲径、路径摘录出来发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大致而言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以文入史、以史入经。但是钱先生的经学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五经》，而主要是集中在《四书》上面。

在对钱先生近20年的阅读当中，我自己也感觉到我变成了一个多少跟此前不一样的这样的学者，在大量的接触钱先生之前，我们学术的取向主要是集中在西学追赶的过程当中，这是整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读书风气。随着对钱先生的阅读，我们自己整个大规模阅读和思考方向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转移。发生了非常大的转移，那就是极大程度上变成了对中国自身思想学术一种关注当中。

在这个关注当中我们不是说就中断了此前对西学的阅读，只是说我们中断了此前追赶西学风潮的方式，对西学的阅读丝毫没有就此打断，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重新选择了对西学的阅读，这当然不是仅仅只是在跟中国相关性上，而是极力把握近500年西方思想学术的变化，在这样一个长存的事业当中，我们也调整了此前许许多多不同的看法，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当然就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同，这些不同包括跟钱先生的差异。

钱门英才辈出

钱先生的特点是轻通婉扬，也可以说是婉曲生长，婉曲生长大致而言是北方学者很难体会的境界，然而是南方学者要成大学所必须有的本质，当然是一种女性特质，但是这种女性特质要兼以轻通。先是有这样的魅力，你会觉得钱先生的东西并不对藏叠加、难以逐读，绝无此事，钱先生写的东西好看，好看到了什么程度？说实话，我比较疲劳的时候就看钱先生的书，但是钱先生的东西写得非常笃厚，这是钱先生史学魅力。

还有就是钱门英俊辈出的学术神话，这个不得了。台湾最大的学者、台湾最有影响力的学者都是钱先生的学生，如王汎森等，这都是钱门英俊。大致而言，你能否得到钱先生和钱先生的门辈的肯定，是你有没有学问的主要标志。钱先生弟子怎么看你，比如说王汎森怎么看你，王汎森说这个人不错，那这个人一定是不错的，当然也有个别的情况。(www.xing528.com)

钱门学术神话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许许多多人都在通过对钱先生著作阅读来琢磨文史哲学的奥秘包括读书的秘境。 

大家为什么读钱穆

钱先生史学有一种保守主义的性格，这种保守主义的性格适应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界的氛围和需要，我必须要冷静地说这是钱氏史学在学术界高层的精英圈层当中阅读的主要之一，因为如果钱先生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只是针对初学者才会有巨大吸引力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理解钱先生在今天读书界的势力，钱先生在今天中国读书界的势力是震动了、覆盖了整个中国人文知识界最核心人物的灵魂、视野。

不是这样的情况，情况是因为跟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的思想文化界的氛围有关系，这就是反思激进集体主义的潮流，特别是在政治思潮方面告别革命的思潮。告别革命的思潮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跟反思激进主义是重合的，从戊戌变法以来，中国走向了一条激进革命不归之路，用余先生的话说不转进到谷底不止，不跌到谷底不止这样的激进趋势之下，钱先生的史学显出一种可贵的、保守主义的特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另外思想文化界日渐逃避现实，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乡愁让钱先生史学获得了极大的市场。

钱穆让我们回归历史的复杂性

钱先生一向会讲，如果历史像我们讲的那样负面的话，那么整个中国文明在整体上和总体上的辉煌灿烂就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钱先生认为在历史上存在的东西，一定有它的复杂性也一定有它的合理性，还有一个东西是对西方的怨恨，所谓的怨恨不是仇恨，怨恨是自我肯定的一种哀愁。比如说你很愿意跟你恋爱当中分手的情人和好，可是这样一种心理会用一种怨恨的方式来表达，这就是怨恨的复杂之处，是所谓的又爱又恨，用最简单的话说是一个复杂性，这样的对西方复杂性也引起了我们很大的警惕，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康党和钱党论述当中，让我们对这个不得不采取一个彻底反思的立场，我前面已经说过，一些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钱先生论述的个别结论，超出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范畴。并且已经发展成为系统危险的论述。所以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反思也不针对钱先生本身个别论述，甚至也不针对钱先生某些有代表性系统论述来展开。

我们必须要在整体上反思170年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得失，也就是说我把钱先生当作是在中国现代学术170年进展当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张君劢用30万字批钱穆

钱穆先生在学术上的代表观点是“中国古代政治非专制论”和“中国古代社会非封建论”，简称“二非论”，尤以前者引起的争议较大。

据说钱先生上世纪30年代在北大的时候，就想讲中国传统政治史或者叫做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课，北大校长说不能讲这个，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主义，早已经获得了明确的结论，你讲什么呢？你讲这个不成为一个课，你不照这个结论讲是背离今天的学术大道而行。可是钱先生这个人很固执，你们了解就会知道钱先生是非常固执的。后来终于开了，开了过后长期以来大家是不大知道钱先生的东西好到什么地方去了，钱先生这些东西在哪里？钱先生这些东西实际上就是1952年他出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先生认为中国的政治是一种信托政治，这种信托政治看起来和西方契约政治相比更有合理性、更可靠。而且更有人间的温暖。

对于此说，最大的一次责难是来自于张君劢先生，他对钱先生有更大的批评。我没记错张先生是写了30万字，超过15倍的篇幅对钱先生进行面责，为什么会这样？张先生说了，我看他的文章将会产生不可限量坏的影响，如果他这一套能够成立，有关民主政治这些东西全部都要灰飞烟灭，所以我绝不是为了个人恩怨来写这个文章。

钱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非专制主要认为中国存在强大的持续的宰相权力。张先生也只在这一点上稍作保留，说这是中国的好制度，但是在钱先生有关三省六部、有关封驳、有关考权、有关考试、有关全序，各个方面这些制度，这都是钱先生认为中国民主政治实践的重要经验，张先生全部加以批驳。

应正视历史的复杂性

就是钱先生他们肯定的这个相权，钱先生在他的书里面翻来覆去讲一条，王安石在皇帝面前摆老师的架子，据钱先生讲，王安石是坐着讲，仁宗是站着的，我不知道这个史料是从哪儿来的，这是《晚学盲言》里头他明确讲过的。核心之点是相权在宋代确实是有了，像钱先生讲的，在作为士人政府领袖的意义上的极大的提升，然而我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宋代的时候，虽然宰相的权力已经有了一个极大的提升，有了一个像现代政府中总理一样的色彩，然而我们觉得在宋明之世，宰相的权力实际上和汉唐相比还是有所不同。在汉唐随便参与天子的废立，参与天子的选出，你只要看了前四史这样的例子远远多于后面的。所以钱先生恰好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在南宋，韩侂胄当政时期，皇帝因为礼义的问题被迫退位，确确实实表明了天子权力的非决定性，但我们知道王安石相权，所谓千载一遇的相权，千载难遇的相权来自于什么？来自于皇帝决定性，这在南宋可以对应的就是秦桧，秦桧当政，我们知道那基本上是无所不为，那可以说其专横远在王安石之上。然而旧皇帝即去，那么就什么都不是，王安石的问题同样是这样，一旦旧皇即去，新皇一立，猪狗不如。

所以我的结论实际上可能是相当的复杂，我认为对中国历史的，过于单一的、过于整体化的、过于连续性的看法，实际上是不利于理解中国历史的，那么对西方的过于单面的、过于简单的一种对立，一种二元化的处理也更加不利于理解中国历史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