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位学者:为钱穆定位 | 李敖
2015-07-28 17:08:22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李敖
钱穆昨天死了,活了九十六岁。
我认识钱穆在三十八年前,一九五二年。那时我是高二学生,由于徐复观的儿子徐武军的介绍,钱穆和我做了一次谈话,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我十八岁以后,未再跟钱穆有任何来往,并且三十多年来,对他有不少批评,如今钱穆死了,看到报上的胡乱报导,感而对他有以定位如下:
一、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大体上很有成绩,当然也闹大笑话。例如他考证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并以此成名。但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孙子”出土,证明了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证明了所谓朴学,不过乃尔!
二、钱穆的史学是反动派的史学。他在“国史大纲”开宗明义,说一国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并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家是不可以这样感情用事的。钱穆的史学却是搅成一团的产品,他似乎对“本国已往历史”太“满意”了,结果做了太多太多的曲解与巧辩。今天中国时报登“论民国以来史学,无出钱先生之右者”(龚鹏程语)全是胡说。民国以来的史学家,在解释上,高过钱穆的太多了。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就出其右。老师前进,学生落伍,只有钱穆那种自成一家的迂腐,才有此怪现象。
三、今天联合报登“民初有南钱(穆)北胡(适)之称”(张玉法语),也全是胡说,钱穆以一中学毕业生、一中学教员,受胡适提拔,北上入京,已是一九三○年以后的事,又何来“民初”?钱穆声名,也从未达到有南北之说与胡适相对过,这是今日贴金耳。不过,在胡适有生之年,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四、钱穆作为史学家,本已今人皱眉;但他不以此力足,倾余生之力,还要做经学家、理学家,甚至俨然当代朱子。这就更闹了大笑话。严格说,他在这一方面的著作多是失败的,更见其迂腐。他晚年以卜筮算命,更见其上学朱子手法,而头脑不清则一。
五、钱穆与当权者关系,是可耻的。蒋介石利用钱穆的反动,来哄抬政权;钱穆利用蒋介石的反动,来得君行道,结果,人越丢越大。被蒋介石“倡优畜之”的结果,他曲学阿世,大儒立场尽失,去朱子远矣!
六、蒋介石“用公帑建宾馆”,为钱穆安老于“素书楼”,证明了双方都公私不清。今天中央日报登钱穆搬出“素书楼”,是“国家和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裴普贤语),其实,请钱穆不要霸占公产、请他迁出白住二十二年的豪华住宅,正是大家所以尊重他。钱穆谈了一辈子“义利之辨”,自己义利当头,却贪鄙如此,实在有愧晚节。“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逼他搬家,正显示了大家爱他以德,他在搬家三个月后死去,颇有“曾子易箦”味道,这全靠钱太太深明大义之功。中国时报登“显示了他对辞受之际自有分寸”(龚鹏程语),其实白住了二十二年而受之不辞,这又何来“分寸”?搬家以后,他喃喃以我要回家(指“素书楼”)为言,足见其本人“义利之辨”,老犹不清,幸赖豪门之女钱太太之扶持,方得以“一身傲骨”脱走,呜呼,亦云险矣!
一九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二
李敖有话说3之钱穆故居前发表荒谬言论
现在话说到了台北市士林区东吴大学旁边的钱穆故居。钱穆故居的以前的名字,叫做素书楼,这个三个字是钱穆自己写的,今天我来参观钱穆故居,并且就地讲一讲,有关钱穆的背景和故事。
……
这个房子是当年,蒋介石拉拢一些,有名的学者回到台湾来。他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就请胡适回来。胡适本来要自己盖房子的,蒋介石就说,中央研究院盖一个房子,当然那里就属于公家的,就胡适回来住在公家房子,可是胡适的汽车是自己的,他从美国运了一辆,二手货的汽车。后来就林语堂回来,蒋介石送他阳明山的那个房子,所以林语堂死了以后,这个房子就还给了台湾的政府。钱穆这个房子呢,是蒋介石为他盖的,可是产权不清,就属于台北市政府的,所以钱穆九十四岁的时候,台北市政府要回去,九十六岁搬家的。后来大概钱太太很生气,觉得被他们赶走了,可是钱穆大概临死的时候,都不晓得他已经搬家了,因为他以为他只是去,到外国去,就整个是这个情况。就是说那个的时代,蒋介石说把房子给谁就给谁了,可是那时候可能把手续上,办得不够清楚,就留下一个后遗症。后遗症就是最后,这个主人被扫地出门。可是我认为这个钱太太的反应,也太激烈了,当年她很不愉快的,在住了二十二年以后被赶走,她要把所有东西都要搬走。本来这个房子作为纪念馆,也好故居也罢,太单薄了,这一搬走的话更惨了。毕竟我们要纪念是人,也不是说要纪念这个建筑物嘛,建筑物本身其实没什么,那重要的是,曾经在这里住过的钱穆先生。
……
可是我觉得对我说起来,像我到了这个纪念馆,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钱穆一定勾结了蒋介石,才有这个房子,这令我非常的觉得有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跟蒋介石,勾结在一起的,大概都是会失掉他自己的很多原则。这是典型的例子,连一个,最后一个房子都不能保住,产权都不清,这个搞得这么一个有趣的现象。第二个作为纪念馆而言,这个钱夫人做得太赶尽杀绝了,我认为她应该把这些东西,不要一批一批搬走,最后连个什么床都要搬走,我觉得这种反应是太离谱了。
这个房子是当年,蒋介石拉拢一些,有名的学者回到台湾来。他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就请胡适回来。胡适本来要自己盖房子的,蒋介石就说,中央研究院盖一个房子,当然那里就属于公家的,就胡适回来住在公家房子,可是胡适的汽车是自己的,他从美国运了一辆,二手货的汽车。后来就林语堂回来,蒋介石送他阳明山的那个房子,所以林语堂死了以后,这个房子就还给了台湾的政府。钱穆这个房子呢,是蒋介石为他盖的,可是产权不清,就属于台北市政府的,所以钱穆九十四岁的时候,台北市政府要回去,九十六岁搬家的。后来大概钱太太很生气,觉得被他们赶走了,可是钱穆大概临死的时候,都不晓得他已经搬家了,因为他以为他只是去,到外国去,就整个是这个情况。就是说那个的时代,蒋介石说把房子给谁就给谁了,可是那时候可能把手续上,办得不够清楚,就留下一个后遗症。后遗症就是最后,这个主人被扫地出门。可是我认为这个钱太太的反应,也太激烈了,当年她很不愉快的,在住了二十二年以后被赶走,她要把所有东西都要搬走。本来这个房子作为纪念馆,也好故居也罢,太单薄了,这一搬走的话更惨了。毕竟我们要纪念是人,也不是说要纪念这个建筑物嘛,建筑物本身其实没什么,那重要的是,曾经在这里住过的钱穆先生。
……
所以我认为是,要加以谴责很荒谬,好像站在这个,这个钱穆的故居前面,说这个话好像很荒谬。这就是人生,我认识钱穆的时候,我只有十七岁,现在我已经七十一岁了。
三(www.xing528.com)
李敖有话说3之这个时代,我们不再有机会成为钱穆
今天我坐在台北市士林区东吴大学旁边的钱穆故居,钱穆故居的名字是二00二年确定的,在二00二年以前,它叫钱穆纪念馆。为什么我到钱穆纪念馆来?因为我要做一连串的特别节目来跟大家谈谈钱穆。
前一阵子我做了林语堂故居专门的节目,我曾经跟大家说林语堂的这个故居在林语堂死了以后捐给了台北市政府。后来我一想这个消息越来越不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林语堂临死的时候,他的经济情况并不好,那么贵的房子怎么可能由他家里面捐给了台湾的政府。我把书翻开查一查就发现这个房子根本就不是林语堂的,是蒋介石假公济私送给林语堂的房子。所以林语堂死了以后,他没办法把它据为己有,所以就送还给台湾政府了,我把这个模式叫做林语堂模式。同样的还有另外一个纪念馆,我把它叫做印地安模式。什么叫做印地安模式呢?是当时美国白人挖苦印地安人的,这个东西我送给你,最后我又收回了不给了,这叫印地安式的给予者。今天我在这里钱穆的故居就是印地安式的给予者。蒋介石当年假公济私给了钱穆,可是在钱穆九十六岁的时候,这个房子要被台北市政府收回,说:“当年我们没同意,这个财产是台北市政府的”。钱穆在九十六岁的时候,搬离这个地方,两个月以后八月三十号,他就死掉了。
这个背景就是当年钱穆家里面的这个造型,这后面有个对联:这边是立修齐志,这边是读圣贤书。请注意那个角上写晦翁。晦翁是谁呢?就是宋朝的朱熹,我们叫做朱子。可能是当年钱穆崇拜朱熹,所以留下了这幅对联。钱穆一辈子佩服朱熹,他的晚年还写了一连五本的叫做《朱熹新学案》。
我特别坐在这里,坐在钱穆以前坐过的椅子上面,跟大家谈谈钱穆的故事。首先大家看一篇文章,在毛泽东选集第四集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号,毛泽东写的。他里面有一段话讲到美国人怎么样的欺负我们中国人,利用很多美国卵翼下的这些人助纣为虐。“美国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份人,到了后来,美国帝国主义和他走狗,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例如傅斯年,例如钱穆之类,其它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造反了,可是有几个特殊的人在毛泽东眼里是反动的,毛泽东特别把他们点名,一个一个举出来。我特别用毛泽东的话作为这个节目的一个导言先定位大家知道钱穆是什么人。钱穆就是一九四九年毛主席点名批判的反动的知识分子。今天我在他的故居,跟大家讲这一段话的来龙去脉,大家不觉得好有趣吗?在钱穆九十六岁死掉以后,你李敖忽然坐在这里谈起钱穆来了呢?有没有一点唐突呢?也没有。大家绝对想不到,我跟钱穆认识,我们两个人还做过一次谈话。那个时候的我只是个高中学生,写了一封信给他,指责他的著作里面的几个错误。这位老先生他跟我写过信,我们两个人还见过一面,我慢慢把它这个过程给大家谈出来。
当时,我第一次看到钱穆的时候,我有点怀疑是不是他本人,他长得矮矮的小小的和蔼可亲,可是满口的无锡的土话,听起来有点吃力,可以讲四个“字貌不惊人”。钱穆他是个很土很土的学者,他没有接触过外国东西,他一辈子念英文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三年,所以英文不能谈。可是我告诉大家,近代中国有一些人是怪怪的,他是土生土长的,结果他窜起来了。钱穆就是这么一个土生土长的人,结果他变成一个在中国古典的学问里面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学者,变成个我们一般所谓的大学者。我愿意在这里谈谈钱穆的原因就是他在我们近代中国里面的一个特殊的人物,再讲一遍他是土生土长的,他的学历只有中学。他忽然能够窜起来什么原因呢?就是在北京大学当年大家流行谈古典东西,研究先秦朱子研究这些东西。有一个当时的中学毕业的小学老师写了一些论文谈到这些先秦的古典的东西,被北京大学毕业的一位学生,当时也是有名气的叫做顾颉刚,他发现了,把他请到燕京大学去教大学一年级跟二年级的国文。后来他的历史方面的研究被顾颉刚这样捧场,他就进了北京大学去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来也教了国史大纲中国通史。我告诉大家这种人今天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第一个制度上面第一个制度上面先把你掐死,你只有中学毕业怎么能够到我们大学来教书呢?只有当时那个社会,当时那种对人才的赏识,当时的那种宽容,才允许这种自成的一个学者进入北京大学。今天这社会制度卡得死死的,到处要文凭要资格,你再有成绩也拒绝你了。所以,钱穆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说这样一个优秀的人他完全靠着自修变成了燕京大学的老师,这是一个宽容的社会,今天再也看不到了,包括在台湾。所以今天我坐在这里告诉大家,我坐在钱穆坐过的椅子上面告诉大家,他那个时代有这种机会,从过去走来,今天我们不再有这种机会了。
四
李敖有话说3之钱穆的抱残守缺错误
钱穆纪念馆现在改名叫钱穆故居,这个房子来源上有一点趣味。就是钱穆在香港的时候,蒋介石要拉拢一些有名的学者到台湾,蒋介石就送了他这一栋房子。可是好死不死的、阴错阳差的、时过境迁,蒋介石死了。钱穆老了,当他九十六岁的时候,发生了这个房子的产权问题。台北市政府说这个房子产权是属于台北市政府的,所以在钱穆九十四岁的时候,由台北市政府通知他说“你只能住到一九九二年,你要搬家了”,钱穆就很怄气。出面要赶他走的那个人名字叫做陈水扁。后来钱穆在九十六岁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家,九十六岁那年的六月离开,八月他就死掉了。那时候钱穆两个眼睛已经瞎了,他以为要到外面去讲学,暂时住到旅馆里面,孰不知他住的就是台北市杭州南路他另外的一个家。这个纪念馆就空下来了,最后由台北市政府接收,交给了东吴大学照顾。
现在这个房子就这个情况又是好死不死,又是阴错阳差,这个陈水扁由台北市市议员当成了台湾的所谓总统。他为了表示他的宽大,表示他的度量,向钱穆的太太道歉,说当年我不该把钱先生赶出来的。我又表示意见了,骂了一顿陈水扁:“你当年赶他出来是对的,现在你又道歉是错的,为什么呢?他的确不该住这个房子”。可是我必须说,钱穆走了,这个房子作为纪念馆也不是坏事。
我说过我跟钱穆有一点因缘。当年钱穆三十七岁能够在北京大学教书,就得力于当时的风气就宽大,对知识分子有才干的人网开一面,今天这种网收得很紧了。钱穆他是一个思想很旧式的,因缘际会在北大教书,然后抗战的时候在西南联合大学。可是这个时候,他因为保守被国民党看中。国民党需要那种很本土的、很保守的,思想有点冥顽不灵的。所以钱穆跟国民党的关系就很好。
钱穆就跟我说,没有超过三百年的书不要看。他是说这个书,要经过时代的淘汰,经过三百年以上的淘汰,这个书还在存在的,这就是好书就值得看的书;那些没有经过淘汰的书或者被淘汰掉的书,就不值得一看。可是什么东西来淘汰它?要靠时间来淘汰他。这个理论是很者被淘汰掉的书,就不值得一看。可是什么东西来淘汰它?要靠时间来淘汰他。这个理论是很恐怖的。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个老先生就是这样做的学问,他就是古书念得熟。可是在我们看起来,这些书不是很宽的。所以我觉得钱穆一辈子,他的成就跟他的毛病都在这里。他念的书,念得滚瓜烂熟,然后运用起来推陈出新;他没念过得孤陋寡闻。所以钱穆给我李敖整个印象,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人要受完整的教育。典型的例子,看到钱穆就知道。受完整教育的人,说在大学里面他也鬼混,在研究所也鬼混,在念博士也鬼混都有之,可是当他进入大学那个环境那个气氛、那个空气那个氛围,使你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知道什么是学术,什么是一般的平均的常识。可是当你是个苦学自修、闭门造车而成功的学者的时候,你会犯这个严重的毛病,候你的学问高低不平,你会讲出很深的话来,你会讲出来很幼稚的话来。我李敖为没有把这种正规教育看在眼里,可是我们读书我读得均衡感非常的好,可是钱穆不属于这一类,他没有均衡感,他读的就是他那些古书。结果怎么样?结果现在看起来有些是笑话。
刚才我谈到他写了那部书《先秦诸子系年考辨》,文章写得考证得非常的精神。譬如说他考证中国古代说,有一个孙膑,另外一个就是孙子孙武,他考证的结果,孙膑和孙武根本就是同一个人,根本不是两个人。考证出来以后大家叫好“钱穆是大学者!”。可是好死不死,在一九七二年,山东银雀山发掘的古墓出现了个东西。什么东西啊?一个是孙膑兵法,一个是孙子兵法,证明了什么?两千年的古坟出来,告诉了我们,孙膑是孙膑,孙武是孙武,这两个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钱穆的考证全部错误。所以这就告诉大家,我们做学术研究,可是努力了半天,结果是错误的。钱穆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一个错误,可是要等到一九七二年,山东省银雀山的古墓发掘我们才知道。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闭门造车、抱残守缺可以变成有名的历史学者,并且成了学者以后也无法推翻他。可是我们必须说,当一个新的证据出现的时候,很多学问都被推翻了。钱穆对孙膑、孙武的故事告诉我们现代的学术在现代的考古学的发达之下,要经得住这个考验,否则你写得再好的论文,也经不住时代的淘汰。
五
李敖有话说3之给钱穆盖棺定论
我跟大家谈谈钱穆。钱穆被定位成反动的历史家,毛主席当年曾经点名批判钱穆;钱穆是蒋介石所推崇的历史家。这个房间这个房子,叫做钱穆纪念馆,就是当年蒋介石假公济私给他盖的。
……
在我李敖看起来,他是个老学究,虽然我在中学的时候,跟他有这种交情,见过面也写过信,他也送过书给我。可是九年以后,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把这位老先生就撇开了,原因我认为他的思想太反动。可是我必须说,他在古典的中国的一部份文献的研究上面,他是了不起的。可是他一辈子写了八十多部书,在历史著作以外。历史著作还有个规格,因为它代表了这种历史的好坏,它有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老先生他要做教主。他为什么这样子捧这个朱熹呢?因为朱熹就是教主。他临死以前编的《朱熹新学案》,都是他要谈大道理,谈中国的哲学,走火入魔,还用易经来算命。他临死以前他还要谈天人合一,他这方面的东西是很不及格的。你谈历史还好,你谈理学谈哲学,超出他的这个那方面的水平了,所以是错误的。可是因为他想做教主,他被蒋介石看中,利用他给蒋介石撑腰。蒋介石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独裁者,他有很多的扮相。他对浙江同乡会他是乡长;对国民大会他是“总统”;对黄埔军官学校他是校长;对特务机关像情报局是黑社会老大;可是对那些顽固的保守的学者而言,他是皇帝。所以他在钱穆面前是皇帝,他也会耍钱穆。请钱穆吃饭的时候,他钱穆先到了,叫钱穆等一下,换好长袍马褂出来跟钱穆吃饭。因为你是学者你穿长袍,我蒋介石也穿长袍来跟你吃饭。可是有一次蒋介石把钱穆请来,中午了不请他吃饭,给他颜色看。什么原因呢?就是蒋介石在台湾做非法“总统”,做了一段到期以后还要做。当年钱穆在香港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建议意思就是说你趁好就收就好了。蒋介石把钱穆找来问他你是不是反对我做连任“总统”。钱穆就就拼命的辩解要澄清自己。
由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胡适比钱穆高明多了。他反对蒋介石这个“总统”连任,他告诉蒋介石的“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说:“你跟‘总统’讲,我胡适反对”。可是钱穆他们就不敢反对。在二十年前,我写了篇文章叫做《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就是见不得人的事情我都把它写出来。
我在李敖回忆录里面讲到我在中学跟这位老先生的一些交情,我特别谈到了这些。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自己有困学求变的过程里面,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曾经逼近了我,但终于被我摆脱,这位人物就是钱穆。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快的就发现钱穆的思想太保守、太守旧、太落伍,他整个的理论、那么多的著作,都支持他的一个保守的思想。他谈中国历史那么多的书,里面几乎很少看到讲到中国历史里面的这些黑暗的现象。他为了维持他自己的历史哲学,他谈中国历史,看不到黑暗那一面,当然这是严重的方法学上的错误。钱穆跟我见面的时候给我的一些劝告,所以我们看到他写朱熹的字静神养气,基本上跟朱熹的读书方法是一路的。他这读书方法就是把一些书精读,可是我认为精读这样精读书,你的视野太狭窄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书念得比他们还活。可是我必须承认钱穆在一些基本的古书上面他念得比别人好,所以他以一个不懂外国文的人、以一个中学的程度的一个小学老师,可以这样子闭门造车。他还有个特色别人所没有的,钱穆念的书都是大家找得到的书,他把这些书念给你看,念得比你熟念得比你好,能够互相的发挥,这是钱穆了不起的工作。可是我必须说,我来看钱穆老先生一辈子看过几本书,就是有限的四书五经,你看的书极为有限,可是在他们那个时代里面,当你跟政治结合的时候,有蒋介石这种人给你撑腰给你捧场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变成了大学者。所以我说钱穆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学者,他里面有很多政治上的加工,正好跟这个保守的国民党结合在一起,所以他被蒋介石特别的大捧特捧。
今天,我坐在钱穆坐的椅子上,在这里白头宫女说天宝,谈天宝一事一样的谈谈钱穆。可是基本上我还可以告诉大家,以我这么好的头脑来给这一位老先生做一个盖棺论定的定位,我觉得我的评价是最准确的。钱穆死掉了,他的骨灰送到了他的故乡,在太湖之畔留下了钱穆。我认为钱穆最后还要归葬于大陆而不肯埋在台湾是个错误,因为只有在这个小岛上面才对他的整体上的这种保守和顽固做了最后的肯定。
本文写于199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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