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6月18日 02:52
来源：新京报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讲稿，成书环境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彼时，香港在港英政府管治下，基本上是传统文化的沙漠。教授们完全是凭着一种挽救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和理念在奋力支撑。
在这样的环境里讲课，钱穆先生所要教给学生的，主要是“给他们以一个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若使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们，各自找不出他们的人生出路，所谓文化传统，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会渐渐烟消云散”。
所以，重要的不是学问，而是心情。钱穆在构建这部文学史时，自始至终都紧紧抓住了一个核心问题：如何恢复传统文学的生命力，使之在青年人中得以传承。
“以死者心情来写死者”
为旧文学的活力正名
据叶龙先生回忆，钱穆先生讲中国文学史，曾自言是“以死者心情来写死者”，但我觉得这只是钱先生有感于传统文学被判死刑的愤激之言。因为读这部讲稿，能够深深体会到全书贯穿的文学史理念，是要说明：“所谓新文学出，旧文学告退，这是不对的”。虽然自从二十世纪初新文学运动以来，旧文学被一次又一次地否定，但传统文学不是死去的文学，而是有生命力的。它本来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不会因制度和社会的变革而消亡。所以“不能单用白话文学史代表全部过去的历史”。
基于这一理念，全书的文学史观突出了两方面的见解：首先，传统文学发自人类的心灵，出于日常社会生活，与人生密切相关，是有生命力有性灵的。作为历史学家讲文学史，钱先生很注意阐发“纯文学”的性质。他认为《古诗十九首》开创了中国纯文学的先河，因为此时的诗“转变为日常的社会生活了”，由此而产生文学的灵性和生机。在“绪论”中，他说“文学是一种灵感，其产生必自内心之要求”。解释《古诗十九首》中的“明月皎夜光”：此诗“只讲天地间的自然现象。这一番写景不是死的，也不是静的，而是活的，动的”。他认为“陶诗的‘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读来虽觉平常，但可使内心感到生机洋溢，其味无穷”。杨炯的《从军行》和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所以好，也因为“只是一种普通的社会日常人生的吐属而已”。
他对作家的评价，也很善于发掘其生活中真实的性格，因为活的文学就是这些作家日常人生的感受及其表现。例如在建安诸家中，他特别推崇曹操和曹丕，认为“曹操的很多诗歌，都是对现实人生所感受的及时之作”，“作者对当时人生的生活感受作出深情倾吐，情理融和，感人至深”。尤其是曹操的文章，当时作者虽然贵为魏王，“他的文章却仍然似一位普通下民身份倾吐心声”，他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以率直坦诚之心表达其奉公为国之愿望，其毫无拘束、绝无隐私地直抒胸臆，使他造成前所未有的挥洒自如的文章特有风格”。
同样，“曹丕的文章只讲日常人生，但留传而不朽”。曹丕的书信“写的是亲切有味的日常人生琐事”，并进而联系到后来的颜真卿、蔡襄等写的字帖，也是“把极平常的人生放进最高的文学及书法艺术中去”。所以他提到曹丕和建安七子时，着重在通过一些轶事讲出他们的性格，如孔融的好客和聪明，曹丕带领众人为王粲送葬学驴叫等等，都活生生地讲出了这群建安诗人放达的性格。“宋代古文”一篇没有讲多少古文，但将许多名家的故事讲得趣味横生，也是为了说明文学出自日常生活。
一本特殊的讲稿
评判不了学术价值
钱穆先生1955年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尘封了六十年。这样一部著作，是很难放在学术史中评论的。如果按照常理，学术著作或是学术讲稿的即时性评价，都应该根据当时文学史研究发展的状况，将该著作的学术创见、撰写体例，与之前的文学史著作加以比较，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
但是这本讲稿太特殊了，因为它是新出版的六十年前的旧稿，而“后出转精”是学术的一般规律。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六十年前的著作，十分困难。当然，我们也不妨将钱著置于上世纪50年代中叶，在回顾20世纪初以来各类文学史研究的进程中，对它的学术价值做一个客观评判。但这样做或许又会埋没它的价值。
首先，这本讲稿虽然据记录者说是“如实记录，没有增添、减少，用字修辞甚至造句，丝毫没有改动”，但是讲稿毕竟没有经过作者本人审读，与作者字斟句酌、深思熟虑的亲自撰写不同，所以不便与众多专著式的文学史研究比较。
其次，讲稿记录的环境是在50年代的香港。当时新亚书院在草创时期，也是钱穆先生人生最困顿的阶段。校舍简陋，经费不足，图书匮乏。学生大多靠打工维持生计，八成缴不出学费。香港在港英政府管治下，基本上是传统文化的沙漠。教授们完全是凭着一种挽救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和理念在奋力支撑。
在这样的环境里讲课，钱穆先生所要教给学生的，主要是“给他们以一个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若使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们，各自找不出他们的人生出路，所谓文化传统，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会渐渐烟消云散”。所谓“人生的出路”，并不是一份赖以谋生的职业，而是明白人生的意义和自己的文化根基所在。在这样一种特殊环境中产生的文学史讲稿，也不能和通常的文学史写作相提并论。
钱穆“真言”
建安文学
建安时代的曹氏丕、植兄弟，他们的作品本来是不相伯仲的，前人重曹植而不重曹丕，但刘勰说了句公平话。他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说：“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
此处以“位尊减才，势窘益价”简单八个字，说明了两兄弟，因哥哥做了皇帝，减了才，弟弟不得意，别人同情他而地位提高了。
也说李杜
李白是最难评论的一位诗人。他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名声远在杜甫之上，是一位社会文学家。李白是流浪的，到东到西，是一位流浪的人士。朋友中有很多道士，他与王维同和尚来往不同。当他出长安时，有人形容他“仙乐满囊，道书盈箧”，可见并非是中国正式的士大夫。
李白信道，是喜欢讲神仙、武侠的江湖术士，唐代可用诗应考科举，但李白并未考过，他对中国传统士大夫那一套已彻底解放了。
杜甫崇儒，是严正的读书人，他在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这个时期，吃过残羹冷炙，生活极为困苦，但心胸却扩阔了。杜甫的全部人格精神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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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初心 中国文学是传下去的，等待后人欣赏(2)(www.xing528.com)
2016年06月18日 02:52
来源：新京报
钱穆的文学观
根植日常 天人合一
强调中国传统文学的生命力和活的灵魂，这一理念不仅体现在他对作家、作品的评讲中，也贯彻在他对文章体类和六朝诗论的解释中。“文章的体类”一章说：“文学是有情感的，是生命，也可以说是间接的生命。如太史公的《史记》和《孟子》以及《庄子》等作品，其作者都是把自己的生命寄托于理论中”。并进一步解释说：“所谓文学，并非将生命、感情放进去就成为文学，而是将生命、感情以及有时代性的生命力和外在生命力四者配合起来才成为文学的。”
杜甫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的“全部人格精神与时代打成一片，与历史发生了大关系。”他评论曹丕“文以气为主”的理论，指出“文章之技法易讲，但气是活的，是神气，是活的魂”。在阐发钟嵘《诗品序》关于诗歌“感荡心灵”一节时，他说：“人生于世，所面对之日常生活遭遇与相处，一年四季之百态，摄入吾人心灵而感动，发而为文。”这虽是解释曹丕和钟嵘的文论，但实际上也说明了好的文学作品为什么有生命灵魂的原因。
正因为文学具有植根于日常生活的生命力，只要民族的血脉不断，社会生活还在持续，中国传统文学也必定代代相传：“中国文学是传下去的，是等待后人去发掘欣赏的，数千年前的文章，今日仍可诵读”。
其次，钱先生强调中国文学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涵。他认为儒、道、墨、名各家及宋明理学家都讲“万物一体”，“意即天人合一，也即大自然和人的合一，此种哲学思想均寓于文学中”。他讲《诗经》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认为“此诗并非专说时令与自然，乃将自己心情与大自然融化合一，虽是赋，但其实含有比与兴的意义在内。此即将人生与自然打成一片。从其内部说，这是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性灵；从其外部说，这是诗的境界”。一般文学史讲赋比兴，都只是视为由《诗经》开创的艺术表现方式，但钱先生认为“吾人如欲了解此种诗境，必须先懂赋比兴，是到了天人合一、心物合一的意境，这与西方文学不同”。
从中国传统文学的根本精神去理解赋比兴，对于今天的文学史研究者来说，仍有启发意义。在解释作品时，他也常常发挥这一观点，比如说《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中的“促织鸣东壁”句，说“以动物来唤醒人，有使天地万物都成为一家的观念”；讲“时节忽复易”句：“尾三字说明时间在匆促地向前转移着，显示出时间是我们的生命”；全诗开头八句“是讲人生宇宙，从草木虫鸟说到万物都在变。这一段诗是讲人生的无可奈何与生命短暂，有极大的感慨”。这就通过一首诗的解析讲清了天人如何合一，说明了中国最早的古诗已经将天道运转与生命意识融为一体。
审视“瑕疵”
“诗文是中国文学正宗”
天人合一其实是人顺应大自然的一种最本真的境界，所以必然由此导出崇尚自然纯真的文学审美观。钱先生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真是指讲真理、讲真情。鸟鸣兽啼是指自然的，雄鸟鸣声向雌鸟求爱固然是出于求爱，但晨鸟在一无用心时鸣唱几声，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开放，如空谷幽兰，它不为什么，也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对象而开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这段文字不但可称美文，而且以花开鸟鸣、水流云行等万物的自然状态为比喻，从哲理上打通了天人合一的哲学内涵与文学自然美的关系。
强调传统文学来自日常生活，具有生机和灵魂，与指出文学中天人合一的内涵这两方面的见解是相辅相成的。天人合一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人在日常人生中对天道自然、时空万物的感悟，这是中国传统文学最基本的精神。钱先生从两方面说透了传统文学为什么不会死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生命力是与天地共生的，产生于这个民族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天人合一也是中华民族的性情中最重要的特点，包容万物，一任自然，这种博大宽广的文化情怀正是它区别于西方文化之所在。正如钱先生所说：“一国的文化是其民族性情的表现，为表现民族文化的伟大，可以让万物共容，不必定于一尊，才是表示文化伟大。”
如果能够把握钱先生文学史讲述中的以上理念，对于这本书中的某些“瑕疵”也不难理解。从整体结构来说，全书的章节按照每个历史时段最突出的文体成就划分，布局是合理均衡的。但内容却明显存在不平衡的问题，356页的篇幅，唐以前占了256页，宋以后只有不到100页。而且讲析的重心在汉魏六朝隋唐，尤其是魏晋。宋以后所列作家作品少，“宋代古文”几乎没有作品讲析。“小说戏曲”部分只讲形成原因，线条较粗，明清传奇未提。“明清古文”讲的也主要是近代。除去当时教学条件的限制等因素，我想这或与作者关注的重心有关，整部文学史贯穿了“诗文是中国文学正宗”的观念，这固然是学术界传统观念的延续，更因为二十世纪初的激进思潮否定的就是以诗文为代表的正宗雅文学，而雅文学最繁荣的时期就在汉魏六朝隋唐，这正是讲者要说明传统文学为什么有生命力的重点时段。
多读《诗经》
吾人如读中国的一切文学作品，一定要先懂得赋、比、兴的道理，并且最好是先读《诗经》。孔子喜欢《诗经》，而且尤爱“二南”指《周南》和《召南》。所以他常鼓励学生要多读《诗经》，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事父，可以事君，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诸子百家
孔、孟、老、庄的意境高，之余纵横家、小说家和法家等，就低了。
孔子之伟大，正如一间百货公司，货真而价实。
说理的文章要面对广大的人群，如墨子之喜为大众讲话。孟子则不然，他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
讲稿背后有深意
传道才是真心
读钱穆先生的文学史，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的教学方法。作为教材，此书很重视文学史知识的传授,更值得重视的是：他在讲析过程中，还穿插了读书的方法，例如第三篇《诗经》在详细解释何为赋比兴之后说：“吾人如读中国的一切文学作品，一定要先懂得赋、比、兴的道理，而且最好是先读《诗经》。”接着他举出孔子与学生讨论《诗经》的例子，又举孟子“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之，是为得之”的话，来说明欣赏中国文学时，“其方法是要心领神会，并必须迎合作者之情意”。然后再通过分析《郑风·狡童》篇以及张籍《节妇吟》、温飞卿《菩萨蛮》作为示范，说明读古人诗词“不能照字面直解，其实各有其委婉曲折之深意”。
除方法外，讲稿还能指明读书的境界，如第七篇《中国古代散文》讲先秦散文，说“读书要能辨别出该书系那一时代的文章，更要能察验出是清代人之诗却含有唐人之诗之风格，能如此，便是达到最高境界矣！”又比如讲《古诗十九首》，“读了诗后要能与天地及人生配合”。在操作层面上，则能结合治学的体会，具体指出读书入门的途径，如谈《昭明文选》时，认为这本书所选的古代诗文辞赋相当广泛且多，如要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再加上一本《诗经》，业已足够了，因为学《文选》的就穿插了先秦诸子。读明清章回小说则可从金圣叹批注的“六才子书”入手。
这些方法中有的还包含着启发学生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例如第十三篇《汉代散文》说，“吾人从《史记》这部书已可解决有关西方文学的难题”，即道德意识能不能加进文学中去，《史记》、屈原、杜甫都证明了“在文学中可以将道德与人生合一，讲公的人生，有其最高的人生境界”；又认为西方关于“历史需要文学吗”的问题，也可从《史记》得到解答。这类教人如何读书思考的文字在一般文学史论著中是看不到的。
对于学生来说，读书的方法比知识的传授更重要。因为文学史的讲授是有限的，文学著作却是读不完的。所以钱先生在《结语》中说：“我希望大家听了这门课以后，再去图书馆研究。”并期待学生中有立志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能以献身的精神在学术界开荒栽种。可见钱穆在构建这部文学史时，从观念到教学方法都紧紧抓住了一个核心问题：如何恢复传统文学的生命力，使之在年轻一代中传承。
尽管由于时代的变革，文字可有文言、白话之分，内容也有新、旧之别，但传统文学中所体现的一国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灵魂中，历史不应该也不可能被切断。讲清了这个道理，就是钱穆《中国文学史》最大的学术价值所在。
□葛晓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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