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钱穆研究的回忆与纪念

郭齐勇：钱穆与他的两本书（《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

2015-07-28 13:40:25

来源： 作者：郭齐勇 

一 生平与主要著作

钱穆（1895─1990）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钱先生原名恩 ，字宾四，民元（1912年）改名穆。钱家世居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先生家世贫苦，幼时丧父，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以自学名家。他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抗战以前，先生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讲授先秦及近三百年学术史。抗战军兴，他随北大南迁，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成都齐鲁大学、嘉定武汉大学、遵义浙江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主讲文史课程。抗战胜利后，他曾执教于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广州私立华侨大学。钱穆于1949年移居香港，并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50年代，他曾获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称号。60年代，他曾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获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学博士称号，也曾讲学于马来西亚大学。钱穆于1967年离开香港，定居台北，曾被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任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30日卒于台北。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七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他早年著《论语要略》、《国学概论》等，尤以1930年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为学术界所瞩目。是篇引用大量证据，系统批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所谓古文经系刘歆伪造的观点。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列六国世系年表，持史实依据，以儒墨两家为主，对诸子生平师友渊源加以考定辨伪，经排比联络，使其条贯，揭示先秦诸学派思想流变辙迹。1937年出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出清代汉学源于宋学，“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这一卓尔不群的观点，批评近世学者每分汉宋界限，实则“不知宋学，则亦不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其学术地位逐渐确立。抗战期间，他以强烈的民族感情和忧患意识，潜心著《国史大纲》。是书1940年出版后风行全国，成为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去港以后，陆续出版了《人生十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四书释义》、《阳明学述要》、《秦汉史》、《庄老通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民族与文化》、《中国历史研究法》、《史记地名考》、《中国文学讲演集》、《论语新解》、《中华文化十二讲》、《中国文化精神》、《史学导言》、《朱子新学案》（5册）、《孔子与论语》、《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8册）、《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孔子与世界文化》、《晚学盲言》等。钱氏著述经夫人与弟子整理，编订成《钱宾四先生全集》，1995年始在台北由联经出版公司陆续出版。全集共分甲乙丙三编，54巨册，其中甲编为思想学，、乙编为文史学术，丙编为文化论箸。

二《刘向歆父子年谱》

清末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主张一切古文经为西汉刘歆所伪造，只有今文经才算是经书。今文经则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康有为是托孔子之教，以求变法图强。但民国初年，由康有为所开启的怀疑新学伪经之风，沿袭至新文化运动时，形成疑古辩伪的学术潮流。这种潮流喜欢说中国古史为后人层累假造，致使人们对经史古籍存疑不信，进而怀疑一切固有的学术文化。钱穆发现这种学术潮流已经严重地戕害了民族精神。想要扭转风气，匡正学风，追根溯源，就必须匡正新学伪经的谬论，平反古文经的冤狱，于是钱先生写成《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此书写于1929年，最初发表在1930年《燕京学报》第七期上。钱穆所用的方法很简单，大体可以说是根据《汉书·儒林传》的史实，从西汉宣帝石渠阁议奏，到东汉章帝白虎观议奏，五经异同一百二十年间，诸博士的意见纷歧，源源本本地看出当时各家各派师承家法及经师论学的焦点所在。钱氏疏理出两汉经学诸史实，逐年列出，进而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之不通，有二十八处。这二十八处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从时间上看。刘向死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刘歆复领校五经在二年，争立古文经博士在哀帝建平元年，离刘向死不到两年，离刘歆领校五经才数月。刘歆伪造诸经是在刘向未死前还是死后？如果说在刘向死前，刘歆已编伪诸经，那么刘向为何不知道？如果说是在刘向死后两年，刘歆领校五经才几个月，怎么能这么快编造伪诸经？这显然说不通。

第二，从伪造方法看。所谓伪造方式是指刘歆编伪诸经是一人所为还是多人所为？如果是一人所为，古代书籍为竹简制成，非常繁重，设想若一人所为，是绝对不会造出群经的。如果说是众人所为，为什么那么多造伪经的人中没有一个人泄露其伪呢？当时有许多学者与刘歆共同参加编纂五经的工作，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说刘歆伪造诸经？其中还有一些有名的经学家，如尹咸父子、班 等，其中尹氏父子位在刘歆之上，也没说刘歆造伪。苏竟与刘歆同时校书，东汉开始在，其人正派，也没说刘歆造伪。扬雄校书天禄阁，这是当年刘歆校书的地方。如果说刘歆造伪经，扬雄为何看不见伪迹。东汉诸儒，如班固、张衡、蔡邕共同校书，也未见刘歆造伪之迹。桓谭、杜林与刘歆同时，都是通博洽闻之士，而且在东汉朝廷地位显赫，为何不言刘歆伪造经书？钱先生列举了大量实例，指出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众人角度来讲，说刘歆伪造经书均不可信。

第三，从伪造经书的目的来看。康有为认为，刘歆伪造经书的目的是为王莽篡权服务。钱穆指出，刘歆争立古文诸经的时候，王莽刚退职，当时绝对没有篡权的动向，说刘歆伪造诸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是毫无根据的。说刘歆伪造诸经献媚于王莽，主要指《周官》。然而《周官》属晚出书，在争立诸经时，《周官》不包括在内。后来是王莽依据《周官》以立政，不是刘歆根据王莽的意图来伪造《周官》。说献媚于王莽并帮助他篡位的“符命”。“符命”渊源于灾异，喜欢讲灾异的是今文经学家。刘歆既不言符命，也不言灾异，不说《今文尚书》，与王莽篡权无关。《周官》是王莽得志后据以改制，不是凭借助篡的。至于说刘歆伪造《周官》以前，已先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

《周官》所以献媚于王莽，伪造《左传》诸经又是干什么？说刘歆伪造诸经为王莽篡权服务，那么王莽篡权后，刘歆应该得意，为国师公，倍加尊信，而王莽当朝六经祭酒、讲学大夫多出自于今文诸儒，这又怎么说呢？而且《左传》传授远在刘歆之前，有其渊源，也非刘歆伪造。至于其它经书在先秦就有，并不是刘歆伪造的。

在钱穆看来，无论是从时间上、从方法上、从目的上，说刘歆编造伪经的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是不可信的。总之，绝对不存在刘歆以五个月时间编造诸经能欺骗其父，并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之理，也没有造经是为王莽篡权服务之说。这纯属康氏为了托古改制而杜撰的。

自钱穆发表此文以后，名声大噪，学术界均佩服钱穆慧眼独识，硕学通儒群推之为划时代的杰作。胡适在193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宾四）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燕京学报》七月）及顾颉刚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清华学报》六 ·一）。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顾说一部分作于曾见钱谱之后，而墨守康有为、崔适之说，殊不可晓。”这是《向歆年谱》初问世时的反响，是有关现代中国学术史的第一手史料。

《刘向歆父子年谱》解决了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疑案，而钱穆根据的仅仅只是一部《汉书》。《汉书》人人都可以读，未必人人都会读。现代一般治经学的，通常不讲史学；治史学的，通常不讲经学。钱穆认为，经学上的问题，也即是史学上的问题。《刘向歆父子年谱》依据《汉书》谈《周官》、《左传》，他所持的就是这个观点。(www.xing528.com)

钱先生以客观史实来解决今古文之争，摧陷廓清道咸以来常州学派今文学家散布的某些学术迷雾。《刘向歆父子年谱》不但结束了清代经学上的今古文之争，平息了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同时也洗清了刘歆伪造《左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的不白之冤。自从此书问世以后，几十年来，凡是讲经学的都能兼通今古，古文经学家如章太炎和今文经学家如康有为之间的鸿沟已不复存在。学术界已不再固执今文古文谁是谁非的观念。

三 《先秦诸子系年》

早在1921年，钱穆就有意写一部关于先秦诸子学方面的书。首先一个工作是考研诸子生平行事的先后。由于诸子年世不明，其学术思想的渊源递变就无从知晓。着手之初，钱穆只有将诸子书与《史记》、《战国策》对照校勘，又从《史记索隐》中得知古本《竹书纪年》鳞爪，而所任教的中学，藏书甚少，限制了他的研究。钱穆到北京后，课余多暇、生活安定。他利用北京书籍资料借购的便利和学人之间切磋交流学问等缘会，潜心修订、增补《先秦诸子系年》，1933年秋得以完稿，1935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稿含考辨专文一百六十余篇，通考四篇，附表三张。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然《六国年表》颇多缺误。钱穆通过研究得而复失的汲冢之《竹书纪年》，厘订其今传世本的误讹，然后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遍考诸子之书，参证诸子之行谊及六国政事、年代、山川地理等，参伍以求，错综以验，定世排年，疏证细密。本书原名《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将先秦学术思想发展分为“初萌”、“酝酿”、“磅礴”、“归宿”四期，自孔子至李斯各家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对先秦诸子的生平事迹、学术渊源、各家思想流变一一考定，持论有据，资料翔实。钱穆这一伟著使读者对复杂的先秦学术史、政治史有了明晰的认识。这是钱穆功力深厚的代表作之一。

学界对这一杰作评价很高。据杨树达日记所记载：“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华历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试会。散后，偕陈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2页。）此书实为清代考证诸子之学的总结。

众所周知，随着官学日丧，私学日兴，于是有诸子。后人讲诸子学，皆源于刘歆的《七略》，有九流之目。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九流十家之说。后人在研究诸子学术思想时，便把这一划分加以绝对化，造成各家之间彼此不通，门户斗争便起于此。钱穆治学贵在贯通，尤其反对门户之见。

钱穆首先指出，前人考论诸子年世有三大通病。第一，“各治一家，未能通贯，故治墨者不能通于孟，治孟者不能通于荀。自为起讫，差若可据，比而观之，乖戾自见。”第二，“详于著显，略于晦沉，故于孔墨孟荀则考论不厌其密，于其他诸子则推求每嫌其疏。不悟疏者不实，则实者皆虚。”第三，“前人为诸子论年，每多依据《史记·六国表》，而即以诸子年世事实系之。如据《魏世家》、《六国表》魏文称侯之年推子夏年寿，据《宋世家》及《六国表》宋偃称王之年定孟子游宋是也。然《史记》实多错误，未可尽据。”针对这三种错误，钱穆提出自己治诸子学的用心和宗旨。第一，“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第二，“余之此书，一反其弊。凡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若魏文之诸贤，稷下之学士，一时风会之所聚，与夫隐沦假托，其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间者，无不为之缉逸证坠，辨伪发覆，参伍错综，曲畅旁通，而后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学术流变之迹，无不粲然条贯，秩然就绪。”第三，“余之此书，于先秦列国世系，多所考核，别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误，颇有纠正，而后诸子年世，亦若网在纲，条贯秩如矣。寻源探本，自无踵误袭谬之弊。”（《先秦诸子系年》，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自序，第1-2页。）

钱穆主张，考证这一时期的诸子师授的渊源以及诸子所称引，虽然多有出入与不同，但他们应该是相通的。因此不能够拘泥于九家十流之例。他极力反对把诸子之间的关系绝对化，认为他们的学术、师承或多或少都是相互联系的。如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见《淮南子》），墨学源于儒。李克是子夏的学生（见《汉志》班注），《汉志》有李克七篇在儒家。而法家有李子三十二篇，班注：“名悝。”悝、克一声之转，即李克，不是二人。兵家有李子十篇，沈钦韩说：“疑李悝。”法家与兵家相通而都源于儒家。吴起师曾子，而吴起四十八篇在兵家。商鞅受李悝《法经》以相秦（见《晋书· 刑法志》），法家、兵家均有《商君书》。《汉志》农家，神农二十篇，颜师古说“刘向《别录》云：‘疑李悝商君所托’”。那么，法家、兵家又与农家相出入。尸佼为商君师（见《艺文志·班注》），而其书列为杂家。许行为神农之言，《吕氏春秋·情欲篇》说：“许犯学于禽滑 。”禽滑 即禽滑 ，禽滑 为墨子之徒，而许犯就是许行。这说明农家也与墨家相通。荀子以墨翟、宋 并举，《汉志》将宋 列为小说家。《庄子·天下篇》以宋 、尹文并举，而《汉志》将尹文列入名家，观其“禁攻寝兵”，就是墨子“非攻”之说。五升制饭，就是墨子量腹之意。因此，墨家也与名家、小说家相通。班注：“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墨家、小说家又与道家相通。《荀子》以慎到、田骈并举，《庄子·天下篇》以彭蒙、田骈、慎到三人并举。而《汉志》田子在道家，慎子在法家，则道家与法家相通。荀子以陈仲、史 并举，陈仲之学与许行相近，也属农家、墨家之流，而荀子以为类于史 。庄子又常以曾史并称，那么农家、墨家与儒家也相通。荀子称“子思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而《汉志》中《邹子终始》在阴阳家。《文选·魏都赋注》引《七略》说：“邹子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则阴阳家与儒家相通。韩非学于荀子，《汉志》韩子入法家。司马迁称其归本于黄老。那么，法家与道家、儒家均相通。这是钱穆经过大量考证得出来的，关于诸子百家相通的一些基本看法。

在此基础上，钱穆强调，诸子多重关系中有一个基本关系，就是儒家与墨家，这两家为当时显学。他进一步以儒墨两家为轴心来疏理其它诸家，建立以儒墨为主的诸子学系统。

从钱穆对先秦诸子基本精神及其特质，以及师友渊源和学术流变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第一、钱穆肯定孔子的历史地位以及诸子学的基本精神。孔子的历史地位，不仅在于其具体思想方面的建树，更重要的在于他总体上的贡献。他既是王官之学的继承者，又是诸子平民之学的创立者，是承前启后、开一代风气的人物。正是这一特殊历史地位，决定他在先秦诸子学说中的重要作用。同时，钱穆也肯定了诸子学是春秋以来平民阶级意识的觉醒，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即学术下移民间的产物。

第二、以儒墨为轴心疏理诸子学。儒学是孔子所创，开平民学之先河；墨子早年接受儒术，源于儒家，后来成为儒家的反对派。由此形成了诸子学最早的两个对立学派。以后诸家都是在儒墨两家基础上立论，以这两家为基础。至于道家的地位，在秦汉以后才变得越来越重要。另外，钱穆也看到儒墨两家的联系，他们作为诸子之学，作为平民之学，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们在对贵族的或王官之学的态度方面出现分歧，所不同的，只是墨子是平民之学的激进派而已。

第三、把诸子学看成一个有序的系统。钱穆治先秦诸子最大的特点是强调诸子之间的联系、贯通。他借助考据、辨伪等方法，有根据地研究诸子之间的学术渊源，予以整理，排列次序，不像有些治诸子的学者，仅把他们的学术思想平铺开来，只重视思想，而不重视学派之间的学术和师友关系。读钱穆的著作，给人一种整体之感，对诸子思想及学派之间的联系一目了然。就是说，他既重视学派内部的思想创建，又重视学派之间的思想联系，打破了门户之见，以及局限于每一流派的狭隘性，为诸子绘制了一幅有机整体的图画。

第四、子学也是史学。钱穆把诸子学定位为平民之学，从学术下移民间的历史事实出发，理解诸子的出现反映了平民意识的觉醒，又比照诸书，揭示诸子之间的学术渊源和相互关系，充分显示了他的史学工夫。可以说，他不仅从诸子书出发，也从先秦史书出发去论说诸子，并把子书与史书结合起来，体现了他所谓子学也是史学的基本精神。

众所周知，在清代经学家看来，诸子学不过是经学的附庸。到了清末民初，经学走向绝路，诸子学才脱颖而出。王先谦、孙诒让、章太炎、梁启超对子学的提倡，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尚未能沟通诸子。继此之后，能通贯诸子，并以史学观点研治诸子学的，当首推钱先生。也就是说，钱先生开启了通贯诸子学研究之先河。这正是他研究诸子学诸成果的价值之所在。

当然，囿于时代氛围和时代局限，钱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不可能完全不受疑古辨伪思潮的影响，不可能绝对正确。例如关于老子其人其书，钱先生定位得很晚，视《老子》成书于《论语》、《孟子》、《庄子》之后，是战国中晚期作品。今天，考古发掘已证明，《老子》至少已流传于战国中期。《老子》成书当然会更早。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老子》及其它儒道诸家的作品（详见1998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之《郭店楚墓竹简》），使我们对于先秦思想史或诸子学史可以作出新的解释，兹不赘言。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前辈。钱先生晚年盲目，不可能去读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更惶论他去世后才发掘的楚简了。楚简昭示，直到战国中期，儒道二家的对立和儒家的分化并不明显。就这一点而论，钱穆的慧解亦得到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