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忆逝世当日台风来袭

龚鹏程忆钱穆逝世当日台风来袭 定有人重闻其声

2016年08月30日 14:10

来源：凤凰网综合 作者：龚鹏程 

钱穆先生，字宾四，1990年8月30日过世。那天，因有台风来袭，我停课休假在家。忽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版编辑焦桐兄电话，说报社要改版发消息，请立刻赶出一篇悼念文章来，现在就派人去取。乃匆匆草成此篇交差。后来的一些报导与评论，大抵即以此为基调。

我与钱先生不算太亲近，但他最后一堂课，《联合报》的评论是我写的；现在这篇，综述生平，也算是为他在文字上做了点服务。后来勘查素书楼、推动改造、委托经营，则是另一种服务。如今，虽先生风德日隆，值其忌日，想起那个台风天，仍是感触良多的。

在台风来袭的惊恐中，获闻钱宾四先生下世的凶耗，震悼之情，实难言表。

钱先生治学，在我们这样的时代中，一直是个传奇。早先，他与王云五先生一样，为“自修成名”的典型。因为钱先生的正式学历，只不过是常州府中学堂的肄业生。未毕业便去教小学、教中学。然后以一中学教员，受聘为北平燕京、北京大学教席。其后浪迹南北，凡教书七十余年，著述亦七十余年。晚近报章或称之为“国学大师”。国学二字，含义不甚确定；但大师的称谓，想来是当之无愧了。民国以来的学术史上，能有先生撑撑场面，总算还不太寒碜。

先生的成名作，肇于《先秦诸子系年》。而奠立其学术规模者，应推《国史大纲》。晚期致力于朱子学较勤，自《朱子新学案》以后，多就理学申述历史文化要义，期于警世振俗。先后所著书数十种，几千万言，精勤浩博。现在的学者，根本不能望其项背。

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由于钱先生天资过人。例如他注《公孙龙子》只花了七天，写《庄子纂笺》也只费了两个月，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事。钱先生给人的印象是苦学成名，他也从不炫耀自己的才华，其实如此捷才，可谓并世无两。

从纯学术立场说，钱先生的《先秦诸子系年》至今仍是讨论春秋战国史的最主要参考书。《国史大纲》则仍为最有价值的通史，对近数十年来国史专业研究具有典范意义，益人神思，启沃后学最大。《近三百年学术史》更是先生深辟的学域，继黄梨洲、全谢山之后，可谓无愧于先贤。许多资料与论题，也都是他发掘出来的。《朱子新学案》体大思精，亦为治宋明理学者所必备。除这几部大书之外，别有属于古地理、古代经学史考证的书如《史记地理考》等等。未勒成专书者，则辑为《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大册。这些书，要说是今日治中国文史之学的重要参考资料，恐怕并不正确；比较恰当的说法是：不通读钱先生的书，根本就不可能进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

但钱先生的渊博，不只是天资超卓，恐怕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气。也就是说，在钱先生那个时代，某些人做学问，是以整个人投浸在整体历史文化关怀之中，对文化问题做总体的掌握。而非以学问为客观的材料，并以学科来限制自己。所以他不同于现代学术规格中某一科门的专家，其论述也不求符合学术市场上的规格。他以他雄浑的生命力以及对历史文化的热切关怀，随时可以对文化上任何一个问题深入钻研，热烈发言；但又不能以某事某问题囿限住他，因为他所关切的乃是整个文化的生命与出路。这样的人物，在清末民初极多，如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甚至胡适、熊十力等都是。为学之途不一，然对文化之整体关怀则无二致。现在的学风，不容易再培养，也不易再容许或欣赏这样的学者了。

虽然如此，钱先生的历史文化总体关怀，毕竟也有其着力点，也有他的基本方向。故他治先秦诸子，治古史、古地理、宋明理学、近三百年学术史……却不致泛滥无归。这个着力点，其实便是诸子学。(www.xing528.com)

许多人认为他是个史学家。是的，论民国以来史学，无出钱先生右者。但他不是就史论史或考古证史的人，他是通过对历史的省察与讨论，来申述他从孔子、孟子、朱子那里学来的价值理想，并用这种价值来期许我们这个社会、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

此乃钱先生苦心孤诣之所在，也是他不易为人所理解的地方，因此钱先生根本是寂寞无助的。作为史学家的钱穆，人无异辞，都承认他的地位；但论到钱先生所信仰的文化理念时，争论就多了。

钱先生初成名时，参与顾颉刚所主持的《古史辨》工作，但他对古史的态度实与顾颉刚迥异；在北大时期跟胡适、冯友兰等人治学之方法议论亦不相合：故钱先生虽属北大却又实非北大系统。后来南下香港，在港与唐君毅等合办新亚书院，情况自与北大不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态度，他与唐先生当然是比较合契的，但在整个大环境中他们仍然十分孤独。

当时沧海横流，他们执着于文化教育，其识见之高迥，适足以造成其处境的艰难。在那个时代里，先生之孤寂应不难想见。等到新亚书院逐渐办出个规模以后，英国政府又横加干预，硬逼得钱先生离开新亚退来台湾。其中之辛酸恐怕难以尽述。而原先号称当代新儒家主要基地的新亚，人员内部也产生了分化。新儒家中，如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先生，都与先生凶终隙末：牟先生不同意钱先生尊朱的观点，徐先生、张先生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政治传统较具温情的讲法。争论的结果，钱先生当然益形孤独了。

本来是风雨如晦，故嘤鸣以求友。不料在共同对抗时代的阵营里，却因策略及见解之不同而分道扬镳。在我们后学看来尚且觉得遗憾，先生本人必然更为感伤罢！

因此，从整个形势上看，钱先生虽有重名，虽戮力于文化、教育，但他本身便是时代错误的产物。他一生在对抗时代，在平衡他所认为的时代偏差。但他的主张在整个学界中却是孤独的，他治学的方法亦无嗣音。学界之外，对他更是钦其宝而莫名其器。

此一形势，钱先生不可能无所感，亦不可能没有一点伤痛。但我猜想他是不会在意的，因为“劳者自歌，非求倾听”。对钱先生而言，学习中国历史文化，谈论历史文化，即是他生命的本身。他晚年视力衰退之后，最后一本着作，名为《晚学盲言》，不就体现了这种意义吗？好学不倦，不知老之将至，且目虽盲而仍要言，这便是钱先生人格之可尊敬处。信道之笃、向学之诚以及传教之心，都是我们这一辈人所仰望的。

当然，钱先生之人格与风骨不仅表现于此。例如他不愿如高玉树先生那样占住公舍而主动搬入市尘，便显示了他对辞受之际自有分寸。

去年我赴北大，主办纪念“五四”七十周年会议，期间曾在燕南园拜望了冯友兰先生。冯先生老耄失听，视力昏茫亦如钱先生。他对我们说，甚为想念钱先生，希望能读到先生的《晚学盲言》。返台后，我们几位朋友便向钱先生报告此事，并请先生寄示新着。钱先生只说老了，题了钱穆二字，上款缺。我想钱先生大概是对冯先生信执道守的态度有所保留吧。

聊举此一事例，供世参悟。其他有关先生的道德文章，相信不会永远寂寞的。《中庸》所谓“君子之德，暗然而日彰”，中国文化如果还有未来，一定会有人重新倾听他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