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教授专访：革命·启蒙·抒情

访问者：何立行、彭明伟、交大社文所研究生及“大陆战后思想状况”课程学员

执稿：何立行、刘维瑛

时间：2009年10月22、29日；11月5、12、19日

地点：台湾交通大学亚太／文化研究室

钱理群教授简介：

北京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被公认为东亚区域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以研究鲁迅著名，并曾名列北京大学学生评鉴“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首位。1939年生，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88年5月开始，以“做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为题发言，引起与会者的热烈争论，同年又在北大作了两次全校性公开演讲，谈“我之鲁迅观”，引起强烈反响。2002年钱先生退休后，又重归中学与贵州，关注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同时从事现代民间思想史研究。其重要性在于，以亲身见证近五十年中国变动的历史记忆、政治和社会改革思潮，对中国民主运动发出犀利的批判与反思。著作近五十种，代表作有《心灵的探询》、《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凡人的悲哀：周作人传》、《1948：天地玄黄》、《与鲁迅相遇》、《拒绝遗忘——“1957年学”研究笔记》、《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我的回顾与反思》、《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并编有《鲁迅入门读本》。

二○○九年九月，钱理群先生来台担任国科会讲座教授。钱先生是一九八○年代以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在台讲学约三个月期间，年逾七十的钱先生除了在清大中文系开设“鲁迅作品选讲”，在交大社会与文化研究所开设“大陆战后思想状况——我和共和国、毛泽东六十年”两门每周各三小时的课程外，到各学术单位发表专题演讲六次，讲题各不相同，另参与清大台文所主办的语文教育座谈会，并于交大亚太／文化研究室主办的“陈映真思想与文学学术会议”中提出论文。

钱先生无论上课、演讲都预先写就逐字讲稿。他自谦这是因为自己缺乏急智、不擅临场反应；实则钱先生是最认真的老师，永远期许自己能把最好的呈现给学生／听众。一旦上了讲台，钱先生总是还有精彩的创造性发挥，往往让台下听者如醉如痴，同时享受感性的震撼与智性的刺激。

然而，满档的行程加上严谨的备课，使钱先生在台期间几乎一刻不得闲。十月中“近现代报刊与文化研究论坛”提出访谈请求时，钱先生及负责接待的交通大学陈光兴老师起先略显为难，随即想出一个颇富创意的解决之道——邀请论坛成员参加原先为交大社文所研究生及“大陆战后思想状况”课程学员设立的会面答问讨论课，利用每周四晚上三个小时的时间发问，也参与讨论。如此一来，不仅免除了时间压力，且跳脱了一问一答的呆板形式。

会面答问讨论的过程十分顺利且充满惊喜。五次约十五小时无拘无束地谈话，誊录出的文字竟逾十二万。如何浓缩为一篇访谈录，倒成了一个难题。所幸钱先生著述甚勤，二○○八年以前的学思历程在《我的精神自传》及《我的回顾与反思》中已有详尽动人的自剖可供参阅；二○○九年之后的研究与思考也将陆续集结出版。在此呈现的仅是一个特殊时空背景中的片段，是二○○九年秋、冬在亚太／文化研究室里，钱先生即席回应台湾学子提问时闪现的智慧光芒。

钱先生一直把“研究和传授鲁迅”视为己任，认为这不仅是他身为教师、学者的本职，更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鲁迅研究在大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向来是个显学，数十年下来累积了许多研究成果，钱先生认为，如今已经到了一个很难向前跨越的地步。整体而言，主要的问题是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受到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鲁迅本身的知识结构非常博大。举例来说，佛教对鲁迅有很深刻的影响，这从作品中隐隐然可以感觉到，但却是不露痕迹的。若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临时读一些书，能找出来的必然只是一些表面的关联。然而中国文化讲感应、感悟，必达相当境界，甚至同时精通佛教和鲁迅，才可能研究更内在的相通。钱先生认为这个问题将来必须由外学科的研究者来解决，亦即鲁迅研究变成多学科、跨领域的研究。

就文类而言，钱先生认为鲁迅的杂文还有待研究。杂文这种文体，其文学性当如何解释？像过去那样用形象思维、理性思维的概念来区分文体是行不通的。尤其鲁迅采用杂文文体是一种自觉的选择，不把杂文家鲁迅讲清楚，就说不清楚鲁迅。

就思想而言，钱先生提出“东亚鲁迅”和“鲁迅左翼”两个重要的新概念。所谓“东亚鲁迅”，是从考察东亚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鲁迅。这又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是二十世纪东亚知识分子面对相近的问题时，有些平行的思考。这些思考彼此没有影响关系，但构成了文化、思想上的共同体。这类问题韩国研究得比较多。中国学者的问题是，不了解别人，也很少去研究别人。另一方面，确实有些东亚思想家是受鲁迅本人或作品的影响，或研究鲁迅来面对自己本国的问题。譬如竹内好的思想，是从鲁迅出发，再形成自己的思想。这些问题在思想史上将有很大的发展余地。至于“鲁迅左翼”，是相对于“党左翼”的，可以从中寻找批判性资源。钱先生认为，鲁迅后期思想需要做很深入的研究。这涉及一九三○年代世界经济危机所导致的世界知识分子的左倾化，必须将萨特、罗曼等世界知识分子一起放进来研究，才能看出其意义。而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鲁迅跟国内党派政治的关系、跟国家的关系——这些研究起来具有现实意义，面对今天的问题，可以看看当年鲁迅怎么处理。可贵的是，鲁迅是一个矛盾体，复杂，有很大的阐释、研究空间。

有些人质疑钱先生的鲁迅研究是“过度阐释”。钱先生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一方面，他坚持一个观点，即学术本来就是一个添加的过程，研究者对研究应有所添加。另一方面，他相信本体的存在，离开本体太远，则为过度。研究者不断接近本体，但永远达不到本体。还有些学者，发现一种阐释模式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就把模式绝对化，于是成为过度阐释。例如认定《野草》每一篇都与爱情、与许广平有关。钱先生还强调史料的作用。他认为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更要坚持扎实的史料基础，要有学院派的功夫，不能过分从现实需要出发，变成实用主义。

与大陆其他鲁迅研究者不同的是，钱先生非但是鲁迅专家，也是极早突破禁忌研究周作人的学者。奠定他学术地位的《周作人传》（1990）已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经典。然而，即便到了今天，或许因为政治因素，大陆研究周作人的学者还是很少。钱先生认为，其实就连周作人的汉奸问题都是相当值得研究的，并不是要翻案，而是理出他的逻辑，研究他甘为汉奸的文化原因和思想原因。钱先生称鲁迅为思想家，周作人则是思想者。周氏兄弟的思想有互补性。此外，很多学科、议题追溯起来，最早的历史，都与周作人有关：儿童学、童话学、民俗学、新村运动、乡土文学、抒情小说……都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钱先生建议将来的研究者应该带着自己的“前问题”，用今天的视野，好好重读周作人全集，必然可以有新的发现。

鲁迅研究会不会继续占据现代文学研究的核心位置呢？钱先生指出，文学研究的水平和深度会受到研究对象的制约。鲁迅研究的特殊点在于，鲁迅有一种特殊魅力，有足够的丰富性、复杂性。在大陆学界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有一批研究鲁迅的人，彼此很接近，都直接受到鲁迅传统影响，有很强的现实关怀。钱先生认为将来鲁迅还是会吸引一代又一代新的研究者。不过，现在的大陆思想文化界极力想排斥鲁迅。中国最了不起的两个人——鲁迅、孔夫子，老是被对立起来。钱先生引用郁达夫的话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钱先生也谈到，现代文学研究这个学科，在一九八○年代是显学，跟现实有很强的对话性，但现在对当代文化提出的问题对应能力越来越差，这固然是体制化所致，也有其时代因素。新的研究潮流强调史料学。整体而言，钱先生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价值高于审美价值，只有少数作家，如鲁迅、张爱玲、废名、沈从文、曹禺等人，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因此现代文学如果单从审美来研究，也许意义不大，从文化方面来看，就非常有意思。钱先生还有一个学术判断，认为将来学术研究可能走向一个多学科综合的阶段。近代社会受到西方影响，学科分得极细，现在应该要考虑回头走中国传统文史哲结合的路。

对于王德威先生最近提出的“抒情传统”命题，钱先生认为很有意思，并表示自己也曾有类似但不同角度的提法。钱先生指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得最成功的，是诗化小说这一路。艺术上最成熟的作品，都有诗化小说的特点。现代文学自觉地借鉴西方小说，对中国传统的继承，是较不自觉的。钱先生又提到，有些著名的左翼作家，古典诗词写得很好，但不公开说。有个解释，是为了帮新诗站住脚。但理念上鼓励新诗，个人兴趣、文学教养却爱写古典诗词。钱先生曾与一位贵州友人合编《二十世纪诗词注评》（钱理群、袁本良，2005），他发现旧诗词适合表达特定感情，钱先生称为“感情圈”，进入“感情圈”，适合用旧体诗，超出“感情圈”，就要用新诗了。所以辛亥前后、抗战前后、“文革”后期，表达爱国、民族主义，在“感情圈”内，新诗怎么也比不上。

钱先生年轻的时候写新诗，但从不写旧诗，也不写小说。他认为是因为他的思路方式是偏向学者的一种思维，不是作家的思维，但就学者来说，却是对细节特别敏感的。他曾经和研究生说过，文学史研究有两个必备的素质，一个就是对细节的敏感度；另一方面，就是思想的穿透力，要能看见细节背后的意义。这是他自己的强项。至于钱先生极强的概括能力，他推测是受惠于马克思主义训练。

除了现代文学研究之外，钱先生亦投注大量精力研究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相关著作包括《1948天地玄黄》（1998年初版，2008年再版）、《拒绝遗忘——“1957年学”笔记》（2007）。最新进展则是此次来台开课，纵谈“我和共和国、毛泽东六十年”。钱先生自言，在为台湾学子介绍大陆战后思想状况的同时，他也借由开设这门课找到了一个新的叙事架构，来谈毛泽东和这段历史。

钱先生认为，毛泽东是个天才，对民族情绪的把握无人能出其右。他是中国最大的乌托邦主义者，又是中国最大的独裁者。研究毛泽东，钱先生极力想做的是恢复、理解毛泽东按什么逻辑思考、行事。毛泽东很多预言后来都成真，很多主张从今天来看，还是具有超前性。例如“以土攻洋”对抗强大的帝国主义，现在的恐怖分子可谓毛泽东思想的产物。又如毛泽东指出现代化不能绝对，几次的灾荒都证明现代生活是极其脆弱的。过度使用化肥会带来土地浩劫，这毛泽东也说中了。毛泽东临死的时候，发动一个“批儒评法”，当时大家只看到政治目的，认为是借批孔来批周恩来。后来钱先生才觉得毛是深谋远虑，已经预料到死后儒家思想的兴起。儒家核心学说讲的是秩序的维持，凡是想破坏秩序的人，是讨厌儒家的，毛泽东、鲁迅都是这样。钱先生说，毛泽东晚年心里痛苦，明白自己失败了，留下了几个遗言。第一就是批儒家，结果儒家的兴起被他说中了；第二说资产阶级在党内，几年后就证明了；第三说“我死之后，会有人反对我，但再过若干年，会有人拿着我的旗帜。”现在看来也完全正确。(www.xing528.com)

如果把历史、具体灾难消解过后，重看文本，毛泽东的著作里包含一些可贵的东西，提供了很多思想资源。然而，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能只看文本，必须看实践结果，因为毕竟他不是思想家，是政治家，是决定人民命运的。钱先生认为历史研究的两条原则是“同情理解”和“正视后果”。毛泽东在建设国家的目标和治国道路的选择上，一开始就有问题。确立以富国强兵为目标，背后就是牺牲农民；采取激进主义，就预示了灾难性的后果。一旦体制形成，就像启动疯狂列车，刹也刹不住，自己都被卷入。毛泽东最大的力量来自他是个民族主义者，老百姓支持他主要是因为这一点，他之所以能在最困难的时候，走出危机，也是因为这一点。钱先生强调，毛泽东给民族带来的灾难，是绝对不能忽视与回避的。“这里有深刻的历史教训，需要研究、总结，并形成批判性的理论，而不能只限于义愤的谴责。”

在课堂上谈毛泽东与战后思想时，钱先生几度引用自己当年的日记。日记中的字字句句，和钱先生富有感染力的朗读，带领整个课堂仿佛穿越时空隧道一般，重回历史现场，极为震撼人心。怎么会保存这些日记呢？钱先生说这是因为自己内心深处一直是个学者，对于史料的保存，有着很高的自觉。他一直维持着保留史料的习惯，举凡日记、在工厂办报写的稿子、毛泽东去世时的报纸等，都留了下来。当时就相信这些东西日后可以见证历史。他也感叹：“文革”经验是中国独有的，再大的教授，都养过猪。其痛苦能转化为精神资源，但当时日子极难过，不堪回首。

于是谈到“后来者”与“当事人”研究历史的差异。后来者跟主体没有关系，通过文本去了解历史，把历史当作客观对象。“当事人”的长处是能够把握历史当中很细微的、属于个人情感、心理的、写成文字时已过滤掉的体悟。然而“当事人”很多史料都看不到。为了弥补这一点，钱先生这次讲课充分利用这几年新出的史料，原先的一些判断也因此随之改变。然而，钱先生认为，由于史料不足，还有许多是被遮蔽的，现在做的很多判断都是危险的。“后来者”的使命就是以更完整的史料来研究，突破“当事人”的局限。另一方面，历史“当事人”太贴近历史，很难摆脱情感限制，“后来者”可以更客观地、用更大的视野来研究这段历史。至于体悟的部分，钱先生说，就像鲁迅讲的，古今相通，人性相通。研究者的主体，情感的丰富性、感受能力、敏感性会决定研究的深度。

“学术研究形式感很强”的钱先生剖析自己此番研究采取的方法，正如陈光兴老师曾经指出的，钱先生这次开课讲的其实就是一部断代史。但意识到客观史料的不足将影响研究的价值，钱先生起初对这个主题有些犹豫，后来找到了有别于所有历史学者的叙述方式：把自己放进去，放在一个恰当的位子，讲自己的感悟，谈自己跟毛泽东生命的纠缠。这样来谈一段历史，一方面避免史料不足产生的问题；另一方面，使钱先生得以充分发挥历史当事人和文学研究者的长处。这背后确实有一个历史观的转变。钱先生还为这段历史叙述建立了一个三层结构。上层从国家领导人毛泽东说起，包括无数会议、无数活动；中间不断插入知识分子的思考；底层从农民讲起，从农民的要求再往上推回毛泽东。同时，也将民间具有反叛性的思想引入，和毛泽东形成一个批判性的对照。这是农民和民间的思考活动第一次进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可以说，这次的讲课不仅是讲内容、向台湾学子传递大陆战后思想的概况，也是一个历史叙述的尝试。钱先生且特别注意时间、细节，某种程度上，是想充分利用文学特有的重视个体、重视细节、重视生命的方式来写历史。这样的历史书写，还有另一个目的。史料都是零星的、分散的，钱先生希望能找出一个具有阐释力的框架，能从不同的角度阐释，最终建立批判性理论。

钱先生总结自己做的两个研究工作，一边是把鲁迅转换为批判资源；一边是把民间资源转成批判理论。他为“民间资源”下了定义：一是相对于主流思想的异端思想；第二个特点是以非正式的方式传播，如一九五七年大字报、民间书信、日记等；第三个特点是，几乎所有的作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些失去了生命。钱先生指出，这些思想之可贵，就是以生命为代价，是货真价实、带血的文字。至于作者的身份倒不一定完全属于“民间”，不一定是农民、工人。近年阅读新出的《顾准全集》、《张中晓全集》等书时，钱先生深深感到以历史“当事人”的身份阅读这些资料责无旁贷——许多隐含在文本中的暗示，历史“当事人”一读就读得出来。一句“流氓皇帝、道德宰相”，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马上可以敏感地察觉到是讲毛泽东跟周恩来。在研究这些文本时，钱先生很自觉地将主观渗透进去，突出历史在场者的身份。

钱先生自谦外国书读得少，很少用外国理论，总希望能用中国自己的资源来解释。

谈到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钱先生认为知识分子跟现实有几种联系方式，最高层次的一种是理论家。理论家有时候看起来脱离现实，可是他有更大的现实关怀，为现实生活重新建立价值理想。例如康德，自觉地远离当时的世界运动。第二种是批判性知识分子。主要的功能是对社会的批判功能，鲁迅是一个典型。也有偏于实践的，活动家、社会教育家，做具体工作的。在现今社会风潮下，钱先生比较认同这类型的知识分子。第三种是纯学院派，传统说法叫象牙塔的知识分子。钱先生认为也不应轻易否定，因为社会经验、知识要转化为学术才能代代传承。细致的史料梳理也很有价值，是知识的起点。这类知识分子自觉地远离社会，但他至少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我们其实应该尊重。

钱先生自言“文革”的时候是“造反派”，反抗性很强，年轻时性格火爆，也曾经为了保护学生不惜跟人打架。钱先生认为不能在原则上否定“革命”，但身为人道主义者，他的态度是应当尽量避免暴力。当然，就像鲁迅说的，反抗要看对手。甘地的对手是英军，所以非暴力对峙能取得胜利。钱先生对一九八九年念念不忘，且觉得自己之后的命运一直和事件连在一起。较早的《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1993）记录了他对一九八九年的思想反应。在北大谈周氏兄弟都是对应着现实来讲，收录在《话说周氏兄弟》（1998）里的讲课记录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钱先生认为一九八九年之后，自己做了三件大事：一是为北大百年校庆编写话剧纪念蔡元培，并借此重提“北大精神”。二是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试图在中小学进行新一轮的启蒙运动。三是参与青年志愿者和民间运动。关于“北大精神”的种种反思，钱先生在自传、随笔中留下许多记录。近期出版的《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2009）后记中更有一个段落特为一九八九年后北大校园的肃杀气氛“存照”。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则从参与课程标准的设置开始，钱先生将教育理念贯穿在课外补充教材《新语文读本》的编纂上，提出一个口号：“把人类文明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的孩子。”并四处演讲，已出版了《语文教育门外谈》（2003）、《我的教师梦》（2008）、《做教师真难、真好》（2009），最新的著作是《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2010）。同时，钱先生正在编纂一套丛书，发扬诗教传统，从给家长胎教使用开始，为幼儿、小学、中学、老年，不同阶段、不同生命经验的人选读古今中外人类最美好的诗歌，“让诗歌伴随你一生”。至于参与青年志愿者和民间运动，现阶段钱先生于此着力最多，并且将来打算著书梳理、建立志愿者文化。

钱先生认为，知识分子最好有两个基地：一个最顶尖的，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城市的，一个农村的；一个中心的，一个边缘的。游走在这两者之间，是知识分子比较理想的状态。因为完全在底层，思想、视野会受到限制；完全在上层，会越来越贵族化、狭隘化。他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和青年志愿者分享，提出最好把你原来所在的地方当作一个根，保持联系。钱先生自己精神的根在贵州安顺。他生命中有十八年都在安顺小城中等专业学校教书，在社会的底层经历了大饥荒和“文革”。北大退休后，又重新以贵州为基地关注地方文化研究。

安顺有个特别的地方叫屯堡，是朱元璋时代从江南来的一批屯军和家属的后裔。这些汉人把江南文化带进了少数民族围绕的区域，无论住房、语言、饮食习惯、服装各个方面，都既保留了传统，又融合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近年引起大陆和国际人类学、社会学界的关注。钱先生特别感兴趣的是，屯堡某种程度正像一个移民社会，甚至现代的多民族国家，原有的文化如何保留、怎样发生变异，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最近，钱先生的朋友和弟子组成了“屯堡文化研究学会”，想把教育、学术研究、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屯堡这样一个特殊的个案，可以让我们思考在试图寻找现代化的新道路时，能怎么吸收传统中国文化的资源？尤其屯堡有军队的集体传统，群体意识特别强，组织能力比一般农民强。有位学生便提出了相对于西方公民社会的“乡民社会”概念，并利用北京的学术资源进行研究，出版了《屯堡乡民社会》（孙兆霞，2005）。第二本要出的是屯堡地戏研究。学术成果有了，还编了一本贵州读本，对村子多少有些建设，但要让农民得到实际的利益，还有待努力。钱先生点出，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必然要与政府合作，但又需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各国民间运动都会遇到的问题。

回顾二○○八年中国发生的几件大事如川震、奥运、西藏问题、经济危机，钱先生觉得，国家主义思潮被加强了，不过，好的一面就是民间力量的浮现，特别是川震。民间组织之前也有，但在二○○八年登上了历史舞台。八○后一代，在关键时刻，展现了中国民族反弹自救的力量。本来八○后一代很令人失望，大家都觉得他们只爱玩，还有一批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更让人忧虑。现在出现了一批理想主义者。政府也很厉害，马上控制他们。钱先生之所以特别关注青年志愿者运动，就是想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提供一种跟政府不同的声音。他让青年志愿者有一种历史感，和他们谈哈维尔的“存在革命”，谈生活重建，质疑消费主义的价值观。他也担心志愿者运动会沦为形式化，不能为农民带来利益，反成骚扰。于是他每每提醒下乡的青年志愿者，要依靠三种人：一是土生土长而有一些外在经验的农村精英；二是依靠当地地方知识分子，如在县城的教师、办书店的人；三是本地大学。知识分子一定要有反省精神，要能看到自己的局限，才能弥补缺陷。志愿者到农村，去了还是得走，不可能永远在那里，所以一定要跟当地人结合，靠他们推行下去。跟当地政府打交道则要很小心，因为政府总是想办法控制民间运动。钱先生把这些年来农村社会基层组织以一句话概括：“黄红黑三道结合。”黄是高利贷者，红是政府，黑就是黑道，也可以说就是经济、政权、暴力三者结合。

钱先生对当前大陆“新左派”越来越国家主义的倾向十分担忧。现在的政府已经无法靠意识形态凝聚国人，只有靠国家主义、靠民族主义来维系民心。而新一代如果没有信仰，没有价值理想，没有精神支柱，就剩一个国家。钱先生痛心地说，假如你是左派的知识分子，你的本质就该是泼冷水的，本应该做社会清醒剂，结果现在是国民狂热，知识分子更狂热，已经到了一批评国家，就说你卖国的地步。

无论对语文教育或青年志愿者、民间运动，钱先生主要的介入方式都是很自觉地运用自己的专长，用学者的眼光把第一线人员零星的经验理论化。一般作家或教授也许会把应邀到公开场合发表谈话或写序当作是应酬，但钱先生尽量把握这些机会，把平时思考的问题塞进去，从理论化别人的经验中提炼自己的思想，使发言、作序不再只是应酬。在应陈平原先生要求下编纂、放置于北大中文系研究室的著作详目中，钱先生的著作有两种体例，一是编年，二是专辑。任何一场座谈会钱先生都写下详细的发言稿，会后就整理成正式的文章。

身为批判性知识分子的钱先生在大陆拥有广大的读者。从底层到中上阶层，甚至高层都有不少“粉丝”。钱先生举了几个有趣的小故事。有一次台湾的《思想》杂志转载钱先生的一场演讲，谈到西藏问题，钱先生欲设法把文章塞到一本书里出版，找到了一个出版社，总编辑是钱先生的“粉丝”，于是略做删改就顺利出版了。也有在大学任教的朋友阅读钱先生的著作被校长看见，校长立刻抢走，不是没收，而是抢去看了。还有官员上任，演讲中不顾风险引用了钱先生的话，还在报上登出来。钱先生推测大概是秘书起草，而秘书很可能是钱先生的“粉丝”。这些故事透露了大陆现况跟过去有很大的区别，缝隙很多，批判者有一定的空间。钱先生指出，极权体制的特点就是，很多人面目不清，心里怎么想，大家不知道。特别是官员、军队，很多人有双重人格，公开跟私下是两套。政府官员里头许多人也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这就孕育了未来变化的可能性。中国很可能说变就变，很复杂。从这个角度来看，钱先生觉得大陆的生活比台湾“丰富”：“现在是我人生当中最好的阶段，我讲话，有人欢喜有人恨，还有人怕。到了民主社会，没人理。”

钱先生近年几部重要著作都采取港台出全本、大陆出节本的策略。《我的精神自传》大陆版删掉了八万字。钱先生告诉大陆的出版编辑，你爱怎么删，就怎么删。他是有意识的存史，有很强烈地为未来而写作的动机，留下一些记录，相信有一天有人会研究，不是研究个人，而是研究中国的出版史、文化史。钱先生明白地说，这也是一种反抗策略，把历史罪证一一记下。钱先生有强烈的史学家意识，深信史家之笔的力量。“现在无力反抗，将来历史看我的，不是看你的。”钱先生说，这是中国的史学传统，也是鲁迅传统——“鲁迅早就说过，我们应该写文祸史，这些‘历史存照’，都是为后人写文祸史留下第一手史料。”

此次来台讲学，对钱先生而言，意义重大。钱先生认为自己以后不太可能像这样有系统地讲授一门课，所以这将是他教学生涯真正的结束。钱先生一向相信人可以诗意地生活，也自觉地捕捉生活中的诗意，设计诗意的生活。北大退休后，他原先诗意的设计是回到中学，让始于中学的教学生涯在中学结束。但历史给了他一个机会安排更诗意的终点，一个非常诗意的历史循环。“台湾，是父亲的所在地。”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钱先生告别父亲农林专家钱天鹤先生（1893—1972）。钱老先生随国民党政府迁台，担任农复会委员，并终老于此。六十年后，钱理群先生来到父亲晚年的家园，谈共和国这六十年，在此告别教学生涯。

除了这层诗意的亲情，钱先生表示，他多年来一直想研究毛泽东，这次总算圆了梦。如果不是光兴老师邀约，他已经准备放弃毛泽东研究了。这次上课，逼出了大的研究架构，回去可以继续整理，继续丰富。虽然准备了二十年，钱先生自言本学期初登讲台谈毛泽东的时候，架构还不清晰，想法在整理材料备课时逐渐形成。因为是对着台湾学子上课，台湾在这段历史中发挥的影响也进入了钱先生的视野。另一方面，来台湾也是用实际行动呼应光兴老师“建立东亚批判圈”的提议，为台湾学术界年轻一代讲左翼文学，提出“鲁迅左翼”，建立批判性理论。钱先生认为，批判力无法凭空创造，重要的方法是从前人的历史经验取材，把一些概念转化、发挥。

因为纪念父亲，编辑《钱天鹤文集》，钱先生对台湾历史有着比一般大陆学者更深刻的了解，他从教育、基层建设、农村组织化程度来看，指出日本殖民主义实际上为台湾民主的发展奠定了一些良好的基础。因此，钱先生很重视台湾经验能给大陆的发展带来什么启示，但也不讳言中国的问题将会比台湾复杂得多。一九九四年，钱先生在韩国客座时，为了能来祭拜安葬于此的父亲，未经北大同意，接受救国团邀请，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结果一来就听了无数的报告，每到一个地方，就有国民党地方党部的人来报告台湾经验，让他十分厌烦。幸而抵台之前已经约法三章，他可以拒绝发言，于是他从头到尾保持沉默。钱先生强调，他坚决反对东方专制主义、中国中心主义，厌恶“大国崛起”之说。但对台湾常有的一种“民主的自傲”，钱先生也极为反感。

这一次来台，钱先生和台湾知识界有较多的交流。和“台社”学者几次长谈，使他深感台湾历史、中国历史需要放在整个大东亚来重新研究。一个大的题目就是：二十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东方国家面临西方的压力，如何走出自己的道路。主要的三个问题就是：吃饭问题、民族独立、统一。不管是毛泽东、蒋介石或韩国的历届统治者，都面临这些问题。而当今台湾学者面临的一个问题则是，大陆很多知识分子根本不关心台湾问题。钱先生认为台湾青年学子比较缺乏的是大视野下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感，还有就是对传统必要的怀疑和批判不够。钱先生的对台湾青年学子的建议是，多多拓展历史视野。他这次来讲学，就是试图向台湾青年提供鲁迅的批判资源。“其实放开视野，东亚地区，包括大陆、台湾，可吸取的资源是相当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