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教授专访：解读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革命性启蒙

访问者：杜新艳

时间：2007年9月2日

地点：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

陈平原教授简介：

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1978年春考入广州中山大学，1984年获文学硕士，1987年成为北京大学第一批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学术兴趣主要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史、中国散文史、现代中国学术史、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的互动、图像与文字、报刊媒介与文学、城市研究等。出版学术著作及论文集三十多种，包括专著《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1992）、《小说史：理论与实践》（1993）、《老北大的故事》（1998）、《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998）、《北大精神及其他》（2000）、《中国大学十讲》（2002）、《看图说书：小说绣像阅读札记》（2003）、《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2004）、《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2005）、《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2005）、《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2006）、《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2008）等；合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与黄子平、钱理群合作，1988）、《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与夏晓虹合作，1999）、《精神的印记》（与钱理群等合作，2004）等。又有书评及文化随笔多种及多种学术与文化编选集。主编《学人》（1991—2000）、《文学史》（1993—1995）、《现代中国》（2001至今）等集刊及“学术史丛书”、“文学史研究丛书”、“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等丛书。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这首《寻隐者不遇》让我感慨良深。如果陈平原老师是被寻觅的高人，我不过是那个不经事的童子而已。但既然一定要提供些关于陈老师的情报，总不能秘而不宣。至于陈老师，他仍然在山中，若要探得其实，又谈何容易？高人自有高人懂，小子只是蓬蒿人。

为了访谈事宜，陈老师与我们约好了一起聊天，同时面谈的有夏晓虹老师与她的访问者蔡祝青，以及同门张丽华和彭春凌。二○○七年九月二日不仅天气宜人，场面尤其融洽，从上午聊到中午，又从中午聊到下午。在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里，陈老师把几乎整整一天的时间送给了我们。马不停蹄的陈老师那一日的“静”坐让我们感动不已。对我的访谈，陈老师颇不以为然：“你还需要谈吗？”我曾经提供了一个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叙述框架，被他戏称为“抒情散文”。他不喜欢大而全的论述，而希望带进写作者自己特别的思路。所以他建议我放开思路，写平日在北大读书环境中的所闻所见所想，甚至写作方式。他说最好用灵活的段落式，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想写几段就写几段。陈老师是天马行空的自由人。既然这样，那我们就随便聊了。

就从陈老师的“聊”说起吧，这其实是一门大学问。小鱼跟着大鱼游啊游啊就长大了的故事，已广为人知。陈老师在北大读书时不需要上课，功课就是找先生们聊天，特别是受王瑶先生“水深火热”（茶与烟）的熏陶。神游冥想，坐而论道，想起来就仿佛听到了阵阵林下之风。不仅与先生辈聊，陈老师与同辈年龄稍长的钱理群、黄子平聊起来更是热闹，甚至经常吵得不可开交。就这样，居然聊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大命题来。遗憾的是，那种侃大山式的“学术聊天”，属于八○年代。九○年代学术转型，时至当下学界更是人心不古了。在许多场合，陈老师都强调过传统书院制教育方式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对“从游”的问学观，他情有独钟。用梅贻琦先生的话说：“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1]学术的薪火相传在那种“不求而至，不为而成”中达到了最高境界。

为此，陈老师改造出一种花样景观，可戏称为“从吃”。每逢陈老师的课后，大家都不辞劳烦，打了饭带着饭盒到系里去跟陈老师“共餐”。然后，边吃边聊，说东道西，话长话短，没有一顿海吃，却有一顿神侃。场面热闹得很，话题也常常与时共进：从“波波族”到“超级女生”，从“百家讲堂”到“武林外传”，从学校不同地段的水质到全国各地令人不堪的厕所，从韩国的咸菜到澳大利亚的樟茶鸭，从东京的文库到海德堡的电子资源……当然，更多的还是学生所读所思的问题。那个众人忘我时，大概就是陈老师所谓的“在师友之间”的境界吧。当我对这种家常而不平常的聚会形式表现出无限依恋的时候，陈老师说：“将来杜新艳一定会亲自炒菜给学生吃！”

在陈夏门“从游”的学生早已有三十开外了，不仅陈老师、夏老师要各自领队，还产生出一批中坚派，常归王风老师指挥。每年开学时，便会召开师门大聚会。在动筷以前，有一项功课，就是自我介绍。每人站起来，报告自己的姓名、级别，还要加上研究方向。杯盘狼藉之后，会有才艺表演，大家纷纷出来献艺，试比高低，颇有武林大会的风采。陈老师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辣，风景这边独清。但他健谈，常常引得笑声阵阵。陈老师知识渊博、兴趣广泛，随时随地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好像一本《十万个为什么》。有一次，我无意中提到近代一部小说作品《女娲石》，很喜欢其中天马行空的想象。近代小说诸如此类的作品读起来好玩，但作者名气不大，笔名又很难记住。没想到陈老师敲了敲脑袋，停了一下说：“海天独啸子写的。”真不知该佩服他的记忆力，还是该佩服他对所研究领域的了若指掌。要说明的是，这种“共产主义式”的大餐，都由陈老师和夏老师做东，悄悄去埋单的总是他。以这样的方式庆祝教师节，我们心里虽有些过意不去，却都乐在其中。

陈老师和夏老师注重师友间的感情交流与日常的生活细节，在校园中保持着生活化的一面。过年的时候，还会给我们寄自己制作的贺卡，上面贴着旅行各地的风景。当然，学生们给他们寄的贺卡更多，特别是远在海外的“游子”。各地不同风格的贺卡摊开来，曾经摆满了整个客厅的书架。然后，他们就品头论足，给大家讲贺卡里的学问。他们家里的摆设，几乎无一件无来历，任何小东小西都有小故事。这样有真情趣，充满了生活气息的人，喜欢说他做学问是为了“好玩”，还强调学者的“人间情怀”，才会让人觉得由衷。的确，他们将生活和学问都进行得那么兴高采烈，是真正让人羡慕的地方。因为学问的好坏关系天赋、机遇、努力等，而做人的乐趣，则在日常的细节里。他说，他们都是学者而有文人气的人。

陈老师对学生就像对孩子一样“骄纵”，与我们“厮混”在一起的时候，难得片刻清闲。料不到的是，在上课之前，他竟然会自己逃到校园的咖啡厅里去备课！陈老师从前说起夏老师，上过了无数次的课，都要正襟危坐重新准备一天，言下之意，我们只能想象陈老师那倚马可就的潇洒了。而夏老师这次的“泄密”，不仅没有破坏陈老师的形象，反而让我感慨陈老师对待课程和学生的严肃认真，也明白了陈老师的课程精彩动人的背后一幕。

现在的陈老师是大学校园里一道精彩的风景。可惜的是很多时候在大多数人那里，他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传说。只要他开课，无论讲什么内容，也不管在哪个教室，基本上都会爆满。因为人太多了，总觉得陈老师被远远地拋在讲台上。一下课，他常常被围得水泄不通，课后又被簇拥着渐行渐远了。对此我深有体会。第一次听陈老师讲课，是学术史的课程。由于对讲课内容不熟悉，我只会拼命记笔记，属于纯粹的耳食者。课间休息，座旁的同学千辛万苦出去与陈老师亲密交谈了一番，很让人艳羡。待他回来，我赔着笑脸怯怯地问：“你是陈老师的学生吗？”对方点了点头，我顿时敬佩得五体投地，竟然不知深浅地问：“那你一定知道陈老师家里的电话了！”他马上警惕地问：“你有什么事找陈老师？”“我……我有同学想考陈老师的研究生。”他不太情愿地写下电话，又补充说：“陈老师很忙的……”只一个回合，我就败下阵来。第二次听课是散文史，虽然买了教材，因为总是没座，就没坚持听下去了。如果没有追随夏老师，我见闻中的陈平原老师，将更加不可捉摸，神秘而遥远。但如我这般，显然是没有精神的那种追求者。实际上，究竟有多少自称“私淑”陈老师的学生真是数不清呢。他们心目中的陈老师恐怕就不止是“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了吧。

当然，陈老师绝不只是弟子及众多追随者们的镇山法宝，他的学问也不是什么武林秘笈，而是天下公器。他活跃在众多的“文化场”中，而以校园为最坚实的阵地。近年陈老师讲得较多的课程是百年中国学术史、文学史和散文史，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些专门化的课程，如“城市研究”和“章太炎研究”等，现在又坚持给中文系学生开“学术研究与学术规范”。听着一流的课程，读着精彩的文章，学生们也逐渐开始了自己的“学术征程”。研究生的开题、综合考试、预答辩和答辩等各个环节中，虽然被人戏称为“屠场”，但那些虎虎生威的门将着实让人难忘。陈老师就是最可爱的一员。听陈老师对于学生研究课题的判断和思路点拨，真真是一种无上的精神享受。就像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一声雷鸣让你战栗，一道闪电为你劈开前路。我的硕士论文关注对象是早期《大公报》的白话附刊《敝帚千金》。当时想要涉及的问题很杂，似乎要弄清从近代的白话文向现代白话文学过渡的全过程。陈老师就开玩笑说，你的野心太大了，动不动就想拉个大架子，扯出大问题来。做毕业论文的关键则是把问题封闭起来，自成一统。实际上把问题锁定以后，那篇论文进展得很顺利。虽然陈老师的话不多，但针对“野心”的那一剂良药却足以疗治我的积弊。他每年都要送走十几个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在关键时刻，学生们都盼望得到陈老师那样的指点。一捧捧思想的火花燃烧起学生心中的激情，熔铸出一篇篇出色的文章。有时候听着陈老师给同学们一串串精彩的建议，心里感觉像翻了五味瓶：又为同学高兴、庆幸；又担心同学不领情；又为老师的无私而感动；又为自己不能得到而心生遗憾……

陈老师喜欢讲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学问和命运，尤其是近现代，包括明清以来学人安身立命的大事。每个人和每代人都会面临不同的机遇与局限。对当前的大学学术训练，他有种种不满与担心；对于学生，他却是一如既往的真诚。他一再诚恳地告诫我们，把握好自己并不容易。他曾说过“祝大家尽力而为，不要轻易败下阵来”的话，^[2]未免显得冷酷了些，却是陈氏风格，直率，不讲情面。对噪动中的新一代学子来说，陈老师许多名言常常是适时的镇静剂。

他一再谈起一九八○年代学术，及其与一九三○年代大学教育的勾连。我想是因为，八○年代中国学术转型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他个人学术生命的转折。他提起当年王瑶先生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时，就注意到了中国从一九五○年至一九九○年这四十年间的文学研究转型。对于五○年代和六○年代，他有种深沉的悲悼之情。他说，表面上看，八○年代以前，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走了弯路是因为“四人帮”，但他却要强调历史的灾难造成的教育荒芜。对于四○年代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硕果仅存的教育之花，他在很多场合都给以高度的评价和缅怀。可是他又理智地说：“在八年战火纷飞，虽然有如昆明西南联大那样内迁的高校，但靠少数人的坚持来支撑整个国家的学术命脉是很难的。”而二十世纪三○年代，通过学术的反思和积累，北方和南方两种学术传统其实都已经确立。到了八○年代，经由一些没有融入五○、六○年代学术思潮的老先生的言传身教，新的学术在废墟上起步了，并且进步非常明显。

在教育与政治之间，陈老师的天平是明显倾斜的。他一再强调教育与学术传承，而把政治压在纸背后。他说，年轻人的热血常常不能持续，而且年轻人的热血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问题。他更认同严复和梁启超等改良知识分子，而不是孙中山等革命派的思想行为。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曾有一场有趣的辩论。严复认为，以中国当时的教育水准，改革应该从读书识字的启蒙工作做起，等到建立了健全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后，才可能实现真正的革新。孙中山的回答是肯定的：“你说的有道理，但人寿几何啊！”等不及啊！一个是思想家的思路，一个是政治家的思路。思想家迂阔而长远，政治家关注能否建功立业。一八九五年甲午战败以后，中国人由自信转向期望变革，特别是一九○○年庚子事变以后大家都知道必须改，要变，问题是怎么办？从哪里入手？他认为如康有为那般书生议政，并不是理想的选择。当年陈宝箴就曾建议康有为到广东去办学堂，而不要纠缠于政治。可是，众人却希望把他推到前台去建功立业。有的人把激情写在纸面上；有的人把激情压在纸背，而他自己则对学术思想文化有感情，对政治没有冲动。(www.xing528.com)

陈老师并不是书斋式的学者，他对大学教育、学术传承和知识分子精神的许多精彩论述在当代学人中反响很大。以北大百年校庆为契机，《老北大的故事》（1998）和《北大旧事》（1998）借助老北大生气淋漓的人物和故事，呈现出了北大独特的精神魅力。其后，《北大精神及其他》（2000）、《中国大学十讲》（2002）、《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2005）、《大学何为》（2006），都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北大和大学教育，以及那些贴近校园却又飘浮在历史中的话题。虽然他关于大学与教育史的研究与他一贯的学术思路有关，却也因为“身在此园中”的缘故，显得格外亲切，并且意味深远。他还有许多关于当下大学教育体制的反思和建议，那些文章更能体现他特别的校园情怀。我想这不仅是学术立场和体制中人的缘故，也与他的人生经历颇有关系。他祖父教过私塾，父母都是教师，十六岁下乡插队当民办教师，在山村里做“孩子王”，现在又与夏老师同在北大教书。他最得意的事，就是从小学一年级直到博士生他都教过。他得到过国家教育部、北京市以及各种研究团体的多种嘉奖，但他最看重的是由学生投票选举的“北大十佳教师”称号。他的生活看起来就是从一个校园到另一个校园，直到现在，他仍没有走出校园。他是始终游走在校园里和师生中的属于校园的精灵。

在我看来，陈老师的第一身份是教书先生，第二身份就是一个文学史家。从二十世纪八○年代，陈、钱、黄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以后，陈老师就以小说史研究为阵地，从个案剖析到模式研究，从类型建构到体例梳理，连续完成了《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1987）、《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989）、《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1992）、《小说史：理论与实践》（1993）等著作。但时至今日，他不仅以小说史家立足，更以“发凡起例”和“越界言事”的治学思路和方法著名于学界。不过，他仍强调其中的联系：“一开始我是从文学教育进来的。无论我从事何种课题的研究，你都会发现，在我研究的背后，还老是有以前做文学研究的底子。”^[3]虽然他对百年来文学史为中心的文学教育和著作颇有微词，自称对通史形式的东西已不感兴趣，但实际上，他的许多工作仍在不断深化并丰富着文学史研究，其实就是在开拓“文学的疆域”。^[4]在这个意义上，他并不反对文学史家的定位。

为什么这个“文学史家”遭遇到了争议？是因为，他在不断地对既有的文学史思路进行思考和反省。作为文学史从业人员，他认为这是分内的反省工作，是文学史学者应该自觉持有的一种对职业的批判态度，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所超越。这里的“文学史”是广义的，是作为课程、著述和知识等多位一体的整体文学史。“应该追问作为研究物件、知识体系和著述体例三位一体的‘文学史’，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功能以及发展前景。反省学科的根基而不是具体结论，必然涉及一系列重大问题，……除非不穷根究源，否则无法不跨越原有的学科边界。”^[5]他说，最初选定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研究时，也是自觉的，目标是文学史的，但论述方式不是文学史式的。对文学史的写作体例、物件和目标，他都有许多思考。对凝定的文学史，他始终是质疑的，“文学史拒绝教材”。他不断反省的动力来自“在现有知识体系中继续往前走”的愿望，只有不断反省，学问才能往前走。而且，现代文学学科本身就有不确定性。进一步讲，学术传统也需要质疑，必须居安思危，不断质疑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环境。对现代文学学科本身的警惕，使他在为意识形态附庸的地位中左冲右突，徘徊着，思索着。试图从现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中走出来，进行学术的、文化的、语言的思考。

以《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1998）的写作为标志，他又打通了中国小说和散文这两种文类，在此基础上，成就了《中国散文小说史》（2004）和《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2004），开拓了散文史研究的新局面。在这一点上，他激赏北大的通脱，研究现代文学的老师可以开古代文学的课程。实际上，散文小说史研究之所以特出，也与现代文学的立场有关。用倒推的方式，而不是文学史式的顺序叙述，这种别样的眼光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果。其实，散文与小说的文类分化是在晚清建构起来的，并因此造成了研究和学科的分化。但从知识考古的角度回过头去看，中国散文与小说之间的界限其实要松动得多，例如笔记在小说与散文之间就有种特殊的地位。而科班的文学史研究虽然能够提供充实的史料和缜密的思维，却往往只能体现概念形成后的叙事。他以现代为立足点，标新立异，这是非专业写作与专业化写作的差异造成的，不同的专业起点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体例。现在的学科模式已经将学术研究切割了，但他仍保持了从头说起的欲望，坚守着融古贯今的学术思路。而这种思路对近年来的文学史研究有很深的影响。之所以这么做，他说得益于特殊的文学历程，特别是在乡下多年自学养成的那种不受规训的读书方式，非功利式没有计划的阅读。

陈老师关于小说史、散文史与文学史的研究，贯穿着一种千古文脉相承的线性脉络，传递出历史的流动与丰腴。而关于学术史、大学史、教育史、出版、城市研究等多种视野的宏观研究，则呈现出一种辐射式的发散思维，体现了历史的宏阔与深厚。他曾有“用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整个社会与文学的变迁”的说法。^[6]这个“大历史”的内涵很丰富，与“宏观研究”并不对等。但陈老师在文学的周边所进行的跨学科的多领域研究，的确是宏阔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998）这部著作虽然以章太炎和胡适为中心，选择“求是与致用”、“官学与私学”、“学术与政治”、“专家与通人”等话题，却辐射到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的社会与文化，并且熔铸进了现实关怀。在《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1999）中，他提出将学术史研究作为一种自我训练，回过头来重新建构文学史的思路。以文学史为中心，掺进学术史与教育史，以三者的互动来整体考察历史的变迁，这样的历史不是静止的、完成的，而是变化的、生成的，更接近真实。其实，从关注图像与文字之间的离合，到近年来继续发掘历史中的声音，他也在尝试一种交织的立体式的历史再现方式。在宏观研究的同时，一直也在进行着微观的细读。特别是以《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为标志，他在历史的脉络中明显凸现出了细节。虽然，再现五月四日那一天的种种情形只能是一种努力，但就像人生并非完整的一样，历史也不是食谱大全。一篇精美的论述与一段事实的残片，相映着更加醒目。

由于对报刊研究的关注，我特别追问了陈老师一些关于报刊研究的问题。其实，早在写作《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时，他已经把报刊媒介作为近代文学变迁的重要因素。他在使用报刊时，注意到了报刊与文集的对话，以及报章文体之间的对话，并且不仅从中挖掘历史线索，还关注媒介本身在近代史上的意义。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文学现象研究与报刊研究，二者可以互为表里。近现代的报刊作为文学原生态的载体，使用得当，可以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借用文化史的眼光和文学场的思路，可以介入文体研究、文人集团研究、都市文化研究、文学潮流研究等多领域。报刊隐藏着许多历史细节。虽然他一再指出报刊研究在近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但他自己并不倚重于此。他的思路还是基于文学的原生态，而不是理论预设和路数先行，为报刊研究而报刊研究。他对于理论有所警惕，保持着距离，而这与国外汉学有区别。他指出，美国学术时尚化明显，由于汉学研究处于边缘位置，受主流学界影响很深，特色是理论性和建构意识强，研究外国文学常用举例的办法。譬如夏志清论杂剧，只管关汉卿。但说有容易说无难，他还是倾向实事求是的综合论述。对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不能过于依赖。事实是复杂的，哈贝马斯解决不了，布迪厄也解决不了。

最后我们的话题又回到了现代小说的起点。近年来，通俗小说、言情小说，特别是鸳鸯蝴蝶派小说在二十世纪小说史中的位置越来越受到重视，通俗小说与新小说的并存发展、冲突、对话与调整，也是他一直强调的事实。无论是讨论到近代早期小说与传统笔记的关系，还是谈到中国小说与西洋小说的格斗，他都主张把作为传播媒介的报刊和新闻带进来。但同时，他又不停地强调讨论近现代的文学，必须回到文学基本的价值问题，必须找出物件值得关注的理由，经得起“这有价值吗”的追问。言语之间，似乎有点担心最近我们几个同学关注的文学现象过于偏僻了。诸如原小说、非小说、报刊生态中的“小说”等，这些作品还不入时人眼，担心我们无法与既有的学术平台对话。所以，他告诫我们，不是存在的都值得考察，必须进行判断——这是学术研究的目的。这就需要我们把握住人文学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和想象。必须回到人文学，守住人文学。从对学生的叮咛中，可以看出他的人文学立场和人文关怀，以及“文学”不可动摇的理想地位。

陈老师坚守着校园的空间和文学的信仰，一以贯之的是学者的人文关怀，尤其是“人”的因素，始终活跃在他的生活和研究中。他有着浓郁的文人情趣，写了许多雅致的小品文，这可以说是他在学术著作和文化批评之外自家的园地。如各种游记之作，虽然有学者的积累，但在他来说主要是为了“好玩”。有人觉得大教授写那样的小文章掉份儿，他却不以为然。他还透露有记日记的习惯，给自己看的私人日记，每年一本，那肯定更加“自我”了。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工作人事的态度，与纯粹学者不同。文学是人的文学，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第一位的。曾有人对“一个人到底有多少意义”持疑问，具体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究竟重要不重要？在这一点上，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态度显然不同。现在的文化研究，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对综合论述、理论推衍多有关注，而对细节难免忽略。这与传统的学者不同。陈寅恪强调做学问要神游冥想，就是要对历史人物抱有特别的体贴和理解。陈老师在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等研究中，常常以具体“人”为中心，用理性的理解和感性的体悟去分析历史中那些具体的境遇。这使得他的文章常有一种理解之同情，笔锋也常带感情，令人为之心动不已。

他是令人敬佩的学者，又是令人亲近的人，这就是一个学生眼中的陈老师。

[1]　梅贻琦：《大学一解》，转引陈平原：《中国大学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35页。

[2]　陈平原：《同一个舞台——在二○○四年中文系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学术随感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第115页。

[3]　康香阁：《著名学者陈平原先生访谈录》，《邯郸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4]　张洁宇：《文学的疆域——陈平原学术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5]　陈平原：《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小引》（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2页。

[6]　陈平原：《文学的周边》（新世界出版社，2004），第1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