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教授专访：知识分子的魅力与激情

访问者：王小平

时间：2007年11月20日、12月10日

地点：上海陈思和教授研究室

陈思和教授简介：

祖籍广东番禺。1954年生于上海。1982年1月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高校教学名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大学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大奖终身评委等职，曾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首尔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和波恩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等担任访问研究员或客座教授等。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外文学关系、当代文学批评等。1980年代，在学术领域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研究思路并倡导“重写文学史”，1990年代起相继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文学史理论命题，如民间文化形态、战争文化心理、共名与无名、潜在写作、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等，拓展、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理论基础。主要著作有《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新文学整体观续编》（山东教育出版社）、《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脚步集》（复旦大学出版社）、《思和文存》三卷（黄山书社）等，主编有《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均获学术界、教育界各类重大奖项。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这是一位著作等身、笼罩在光环下的学者，而在所有的名号中，“全国教学名师”或许最能说明陈思和老师在复旦学子心目中的形象。在复旦大学，陈老师是当之无愧的“明星教授”，在人头攒动、热烈论争的课堂上，在年度优秀研究生导师评选的宣传栏里，都可以见到那温和睿智的面容，陈思和的名字在校园内可谓家喻户晓，课堂上也总是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学生，不同的专业背景，不同的思维方式，却都满怀着对文学、对生命的热情和理想聚集在一起。在当代中国大学里的文学史课堂上，这样的场景是少见的，这与陈老师温润宽和的个人魅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陈老师对文学的由衷热爱和独特的文学史教学方法，对学生有着难以言喻的感染力与吸引力。

在陈教授看来，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教材编写与课程教学一直囿于既有的模式，没有体现出文学作品的主体地位，因而也造成文学审美体验传达的缺失。因此，他在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中总是强调以作品为中心，着重于对文学史上重要创作现象的介绍和作品艺术内涵的阐发，使得学生能够透过对作品的阅读和分析，隐约了解相关的文学史背景，改变了以往的文学史面貌，以“共时性”的文学创作为轴心，构筑新的文学史视角。无疑，这种与以往文学史教学大不相同的方式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如果说，教学是知识分子学术成果外化的一种方式，那么究其根底，这种多层面的教学实际上是与陈老师本人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构成的整体理解有关的。在他看来，文学史具有三个层面：首先，它是以现代汉语来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感情及审美精神的文学，不仅深刻包容中华民族由古典向现代化转型过程的真切的心理折射，而且也体现出现代中国人所能达到的审美能力和情操；其次，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深刻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感应时代变迁而激起的追求、奋斗和反思等精神需求，他们以文学方式参与对这个时代的重铸和改造工作。因此，学好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除了阅读优秀作品以外，还需要了解文学史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为追求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特殊的立场和方式；最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是在中国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宏大社会历史背景下发生，与其他现代人文学科一起承担了知识分子人文传统重铸的责任和使命，知识分子则在民间建立起各自的专业岗位，以确立新的价值立场和精神传统。在陈老师看来，这些不同的层面在学科自身的建设中是自成一体的逻辑结构，而在不同层次的教学中侧重点也有不同。正是秉承着这样的原则，陈老师在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与实际教学中注重把握与传达每一层面的特性，从而收获了出色的教学效果。他在复旦中文系领衔的“汉语言文学原典精读”系列课程被评为教育部精品课程，所主编的面向高等院校学生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被评为教育部优秀教材，都与这一理念相关。

这种个人化的文学史教学模式实际上是陈老师的整体学术研究思路的一种体现。他常指出，如果学习文学史没有大量地阅读文学作品，没有对现代文学史上的名著融会贯通、如数家珍，那么所谓的文学史理论体系只属别人，永远无法形成真正的独立见解和属于自己的学术观点。应该说，他宣导的是一种摆脱传统教科书模式、强调个人性的文学史学习研究方法，这从他自身的治学道路即可见出。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界的知名学者，陈老师的名字与学科研究的一系列进展、突破密不可分。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使得他在从事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时显现出少见的自由探索精神。《巴金论稿》、《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及自一九八八年始的编年体文集（至今已出版十三部）等学术著作及大量论文不仅包含着他对文学史上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对文学现象的思考、重构文学史的探索，更体现出一个当代人文主义学者的清醒与坚定，也由此奠定了他独特而不可取代的学术地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陈老师所提出的“重写文学史”与钱理群等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提法相呼应，极大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其“新文学整体观”的建构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成果之一，力求排除政治对文学研究的干扰，从文学内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发展、演变进行梳理，同时强调当代立场和当代文化精神，把作为过去时的“现代”转变为现在进行时的“现代”，为当代文学、文化现象找到了变化的依据和精神依托。在这一开阔而新颖的理论视野下，陈老师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极具原创性与生长性的理论命题，如民间文化形态、潜在写作、共名与无名、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等，提出了许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既有的文学史研究。

譬如，他以“共名和无名”的命题来把握二十世纪文学的变化：“当时代含有重大的统一的主题时，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下，我们不妨把这样的状态称作为共名，而这种状态下的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成了共名的派生。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文化状态就会出现。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状态’，我们把这样的状态称作无名。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多种主题并存。”基于这一理论基点，陈老师认为二十世纪三○年代和九○年代的文学都是“无名状态”，而“五四”时期和八○年代的文学则可称为“共名状态”。如此，在整体的联系中进一步确立了当代文学现象的位置和意义，并为重新评价和研究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带来了富有探索精神的文学史研究观念。

再譬如，将“民间文化形态”作为梳理与整合文学史的线索之一。陈老师认为，民间文化形态是一种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了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以自由自在为主要的审美风格并兼有藏污纳垢特征的文化形态，涵盖了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等。由此，在文学作品的解读以及文学史现象的研究、作家立场的探讨上，陈老师进一步提出“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理想主义”等相关概念。如今，作为一种富于创新意义的思想资源，“民间”这一理论视角正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关注、援引，在不断发展中显示出其强大的理论生命力，成为重新发现、解读文学史的重要理论资源。(www.xing528.com)

再譬如，“潜在写作”命题的提出。通过这项研究，许多以往被忽视、被掩盖的文学作品、作家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极大改变了人们对原有的当代文学史的认知。原来，有那么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力的作家在哑声的年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从公开出版的报纸、杂志、书籍等领域转到了处于边缘、民间乃至地下的私人领域，以书信、札记、日记等私人话语的形式存在，如《顾准日记》、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以及曾卓、牛汉的诗歌等，真实地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考，体现了作家独立的创作意识。这一研究打破了传统的当代文学史图像，展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知识分子精神世界，与“时代共名”保持一定距离，属于该时代文化的另一面，具有震撼人心的力度和深度。这既是对一种写作状态的研究，也是对一种写作精神的寻索。可以说，“潜在写作”在特殊的年代体现出思想与审美的纯粹性，不仅表现了作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拒绝，也表现了不以一己之困顿所束缚的专业责任，体现出宏阔高远的理想和精神支撑。

由这一系列命题所构成的新的文学史观已为学界所认可，但其意义并不仅仅在此，更重要的是，透过理论话语所体现出来的，是知识分子个人的文化情怀和现实关切，亦是一种自觉的身份体认。可以说，赋予知识以生命，是陈老师治学的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学术是一种“活”的学术，是与生命体验息息相关的学术。事实上，陈老师的许多理论探索都与他自己对人生道路的思考和选择密切相关，也与对生命、学术路向的思考和选择密切相关，譬如“民间”就既是文学史概念，同时又是知识分子的立场。他对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迁中的位置和文化价值立场的论述，与他的学术研究一以贯通，更集中体现了其个体人格及学术理想追求的目标。

陈老师在考察历史上知识分子的社会定位及价值取向时，分析了处于文化转型期的知识分子的三种价值取向。他指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以身居庙堂为实现学术理想和自我价值的主要途径和方式，但到了二十世纪，随着社会政治的变迁，“庙堂”成为逝去的旧梦，于是出现了价值虚拟化的“广场意识”，寄托着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但“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条件，根本不可能允许知识分子幻想的那个广场存在”。如此，当庙堂和广场俱已废弃之际，则必须首先认清知识分子的价值究竟何在。最终，陈老师将这一价值定位于“岗位意识”的确立。这里的“岗位”包含两层意思，首先是具体的职业，用陈老师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不再幻想靠个人的力量去解决经国之大业，有些社会问题应该靠专家们坚持人文理想和专业知识去逐步改善，不能靠外行人的激情与大批判去完成。”这也是他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原因。从“庙堂”到“广场”，再到“岗位”，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心路历程，这其中也包含着研究者本人深沉的情感体验。对岗位的认同和岗位意识的确立，是现代知识分子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理性自觉。而同时，“岗位”不仅仅只是职业，更是超越了具体职业之外的知识分子落实道德信念、人格力量的具体处所。也就是说，岗位是以具体职业为依托同时又寄寓着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与关怀的。陈老师本人正是在自己认定的岗位上实践着人格理想和学术理想：“我的第一岗位是教育，这也同样是一种知识分子理想实践的管道；其次是学术，可以通过个人的学术研究工作来完成；再次是出版。”“学术、出版、教育三位一体，才能体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完整的人格形象。”他本人也正是通过这三个方面的践行，确立了人文精神理想的价值存在。

陈老师对教育的热爱确实难以言表。他常说：“一个教师是否优秀，主要不是看他有多少学术成果，更不是看他能搞到多少专案基金，而是看他究竟培养出多少学有专长的学生，为本专业做出多少具体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才是考核教师的最基本标准。”在陈老师的教育活动中，始终把培养专业研究人才放在首要的位置上。他自一九八九年开始指导硕士研究生，一九九四年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传道、授业、解惑，并将自己的原创性思想资源提供给学生以做进一步研究，如关于中外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文学史上的民间文化形态、潜在写作、胡风研究等，都有学生在其开创性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且取得成果。在日常生活中，陈老师亦对学生关怀有加。如今，他的学生中不乏知名的中青年学者，他们活跃在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等领域，共同为学科的发展奉献心力。这让陈老师最感欣慰，经常提及：如果“晚年时能够有一大批名声显赫的后起专家出其门下，我想这是对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最高级别的成绩考评，是没有任何荣誉可以比拟的”。

除了教学、培养人才之外，积极参与编辑出版活动同样是陈老师对现代知识分子价值践行方式的探索。有感于出版环境的日益世俗化、逐利化以及知识分子学术成果转换为社会价值的日益艰难，陈老师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尝试，如策划与出版引起巨大反响的“火凤凰丛书”。“火凤凰”取“凤凰涅槃”之意，其中包含陈老师的冀望，那就是希望中国学术文化在时代大变动中真正脱胎换骨，获得新的生命力量，进而使得知识分子的当代立场在实践中与人文传统真正衔接。这一丛书系列包括四种：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火凤凰文库、火凤凰青少年文库、火凤凰学术遗产丛书。它们共同定位于“常销书”而非“畅销书”，但分别针对不同年龄、学养的市场人群，用陈老师的话说：“‘火凤凰’系列的所有图书，都是尝试着实践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理想之书，是为真正的读书人提供一个互相勉励、相濡以沫的精神空间。”陈老师常常以现代史上的商务印书馆、文化生活出版社为例来阐述出版工作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著书是一方面，把学术思想送到社会去，通过各种管道传播开去，这也是文化工作。往往良好的出版环境能够刺激知识分子著书立说；没有良好的环境，可能导致天才夭亡，因为寂寞而放弃自己的专业。”而陈老师所敬仰的作家巴金，也曾是一个活跃的出版家，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团结了一大批富于理想和热情的知识分子，将鲁迅的现实战斗精神与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相结合，构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精神传统。除了实现自身理想外，也的确收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事实上，在出版领域的连续成功经验印证了陈老师常重复的观点：读者的高品位是可以引导和培养的，就看参与策划编辑者本身是否有高品位的识见，是否主动向社会推出高品位的读物。正是出于对出版工作的重视，陈老师在学术研究中对于文学与出版、编辑的关系也特别重视，并亲自指导博士生进行许多相关论文的写作。

文学教育、文学研究、文学传播一身三任，这种多元化的角色追求的是共同的理想精神状态，那就是通过个人的努力来追求人文精神在现代社会的实现途径。高校教师是核心角色，首先要有自己的学术见解，要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同时也要有能疏通传播的管道，有效将知识分子的独立探索转换成社会成果。除此之外，陈老师还担任了诸多行政或社会职务，而他在这些领域做出的成绩更是有目共睹。

二○○一年至二○一二年，陈老师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他上任的第一件事首先是改革系务，使得系务决策民主化与公开化，建立中文系内部局域网，将系里所有决策计划上网公布，将所有牵涉到职称评定、出国讲学、进人留人的系务全权交给教授委员会，由民主投票决定，由全体教授共同策划系里事务，以及上网公布财务账目。以陈老师的话说，便是要在三年内使得没人羡慕“系主任”此一无权无钱的位阶，为中文系此一最具人文底蕴的系科营造出公平且优良的学术氛围。与此同时，陈老师更是致力于引发社会关注的教学改革，重新建立以原典精读课程为核心的中文系课程计划，在中文系一二年级阶段开设二十门原典精读课程。此课程系列包括《论语》、《庄子》、《诗经》、《楚辞》、《说文解字》、《文心雕龙》等，均由名教授主讲（陈老师本人主讲“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精读”课程），意在既有的中文专业的基本知识体系外，培养较高的文本解读能力和审美能力，得到广泛好评，在其他高校中文教育领域亦引起反响。

与以上两项工作相比，更令人瞩目的当属复旦中文系的学科建设。陈老师自上任后，开始将重点放在人才引进与学科调整上。在他的努力下，中文系陆续引进国内成就卓著的专业人才及团队，如国内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及其学术团队、国内比较文学界的著名教授杨乃乔先生、近代文学研究专家袁进教授等人。为推动当代文学研究与创作的互动发展，引进国内外均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王安忆，开创了全国第一家文学写作的MFA专业硕士点。如此努力，二○○七年复旦大学中文系被确认为首批国家一级学科的重点学科，而现当代文学专业则入选上海及全国的重点学科。对于一个系主任而言，还有什么比迅速发展并不断得到认可的学科建设更令人欣慰呢？

在校外，陈老师还在二○○三年应邀出任《上海文学》主编，当时被称为“临危受命”之举。作为上海文艺界的重镇，《上海文学》有悠长的历史传统，也是新时期市场经济冲击下为数不多、坚持走纯文学道路的刊物之一。面临各方压力，该刊物困难重重。陈老师在接手之际，坚持走创新、理想、民间道路，坚持高雅的文学品位，在突出短篇小说创作之时，扩大文学批评的声音和分量。众多学院派批评家的加入，使得该刊物得以新锐的学术理念、生动活泼的批评精神作为支撑，进而贯穿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焕发新的活力。这一互动为学院带入新鲜的时代气息，同时也有利于开展大学校园的文学普及教育，在许多人看来不啻是相得益彰。而《上海文学》在陈老师主编后，连续制作“西北青年作家”、“广西青年作家”等专号，在不同地区的文学交流中探索真正的文学精神，直接参与、推动当代文学的发展。陈老师是将杂志当作著述、思想交流的管道和人格实践的途径来做的，而事实证明，这种努力是成功的。

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其他，陈老师都很喜欢强调“现实战斗精神”，在他看来，这是鲁迅、胡风、巴金等知识分子沿袭相承下来的精神传统，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发展的精神流脉，不仅是后来者对前人的总结与评价，也蕴含着一个当代知识分子对直面人生、干预社会现实的精神品格的深刻体认和参与。陈老师常说，在这样的传统下成长，感到“安心”。对他来说，鲁迅、周作人、巴金、胡风这些知识分子，并非已经过去的历史，而仿如昨天。他们遭遇的问题、焦灼与思考在今天依然有价值，而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与道路更深深启迪与影响今人。也正是在这种对精神谱系的自觉追寻与继承中，陈老师形成了关于知识分子“岗位”意识的系统思考，正如他所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在广场上，他有启蒙的功能；可他到了民间岗位上，仍然具有启蒙的性质，仍然有知识分子的关怀。”从陈老师对“岗位”意识的阐释及种种践行中，都能够见到他对知识分子精神传统的自觉体认和继承。在陈老师看来，精神传统不是抽象的，往往体现在日常生活和治学活动当中，因此，他同样将这一精神传统赋予对“岗位”意义的阐释中：“如果对人文学科的批判本质有透彻的理解，做任何领域的专业研究都可以体现出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人文批判精神。……放弃与现有体制合作，其实就是放弃了对现有体制进行批判和改造的权利。”因此，“岗位”并非妥协，而是坚守。一个专家型的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并不矛盾，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并不是抽象的，而是体现在专业领域上的清理学术环境和探索创新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的批判精神只能体现在专业领域，否则只能流于空洞。而事实上，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教育、出版领域，陈老师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文知识分子立场，在对“岗位”坚守中树立了一种新的人格理想的向度，正如他曾经说过的：“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对当代生活没有激情，没有热望，没有痛苦，没有难言的隐衷，那么，他的知识，他的学问，他的才华，都会成为一些零星而没有生命力的碎片；文学研究虽然不同于文学创作，但在冷静的学术研究背后，仍然需要精神上的热情支援。”这无疑正是一位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