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先生陈子善教授：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思录

访问者：王宇平、林以衡

执稿：王宇平

时间：2009年6月30日

地点：上海市作家协会文学会馆

陈子善教授简介：

1948年生，上海市人。就读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为香港中文大学、日本东京都立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76年至今执教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任校图书馆副馆长，现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台港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上成就尤其突出。著有《文人事》、《捞针集》、《海上书声》、《陈子善序跋》、《发现的愉悦》、《说不尽的张爱玲》、《迪昔辰光格上海》、《探幽途中》、《素描》、《这些人，这些书——在文学史视野下》、《边缘识小》、《看张及其他》、《研读张爱玲长短录》、《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和创作考释》等，编订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施蛰存、张爱玲等中国现代重要作家的作品集和研究资料集多种。

毛尖小姐曾给陈子善先生下过一个判语——“有工作的堂吉诃德”，并撰文详绘了“永远童心烂漫，永远性情开朗”的“年年岁岁偏向故纸寻青春”的子善先生，盛赞其“天然的职业不是爱情，是文学，他是为这个文学接近零度的时代准备的，提示着古典和现代还有互相的出路”。

今天，我们终于能够在这个“堂吉诃德”的“工作”间隙见缝插针地展开我们的采访。子善先生刚与一干作家、专家“密谋”结束，从上海市作家协会那典雅幽静得有几分神秘的小楼上下来。他瘦高个儿，戴眼镜，穿清爽又明媚的蓝格子衬衫，衣服下摆被收进由黑皮带束着的极窄极细的腰里。长手长腿的人到底行动迅捷些，才看见他在“文学会馆”的门外出现，眨一眨眼想确认一下，他却已经到了面前，边拉开对面的椅子边大声招呼我们：“怎么样，啊，最近怎么样？”

我已在子善先生门下做了七年学生，政治大学的博士生林以衡此行却是跨越了那湾浅浅海峡的初访，听见这般问话，他不由微微一怔。殊不知，子善先生已经是平易到无论男女老少、哪管旧雨新知，统统给你来这句“他乡逢故知”式的“怎么样，啊，最近怎么样？”就是白天撞见了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或张爱玲，估计他还是乐呵呵地迎上去，来这么一句。在子善先生这里，这句话的潜台词可能是：你的过去，只要算得上是史料的，我们彼此都已心照不宣。你的近况能否透露一点呢？

以衡赶紧坦白了自己的近况兼“史料”，子善先生听得两眼亮晶晶地，一面与他交换着资讯，一面点头回味道：“很有意思啊，很妙，很妙。”请注意，这句话也是他的口头禅之一，可见：由“堂吉诃德”的眼睛看过去，世界处处是风景，在在妙不可言。

以衡的坦承让子善先生不由不以心换心，他信手拈来却又郑重其事地向以衡透露了一个深藏在台北市立图书馆已十四年之久的秘密。以衡惊呼那正是他常去之所，却丝毫不知自己曾与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佚文共呼吸。子善先生对这则史料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横贯了大半个世纪的风起云涌，我辈后生难免听得感慨连连，子善先生只管呵呵地笑，说：“赶快回去找啊，史料是天下之公器，公布出来大家好研究。”

此时此刻，请允许我再摘抄一段毛尖小姐的文字，再次表达我等男女老少、旧雨新知共有的困惑吧——

有时候真是怀疑，这些年一批批见天日的珍贵史料，真是鲁迅真是张爱玲真是台静农很多年前很多年前写的吗？为什么全中国这么多人，就陈老师一个人看得出来？再说了，随着陈老师四海播名，他泡图书馆的时间不一定有我们多啊，可凭什么，我们从故纸堆里出来，灰头土脸只惹一身古代尘埃，而他抖抖衣衫，神清气朗开出了新感觉派的新阵容。说起来，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梁实秋、叶灵凤、郭建英这些人，没有一个是他的亲戚，可他怎么就比人家老婆孩子知道的事情还多呢？

如上所述，我们不能不对着子善先生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且慢听他夫子自道，梁文道先生已有的研究成果值得尊重并向子善先生通报。梁先生将其研究命名为“陈老师的病”，他缜密的病理学探究之成果如下：

陈老师的病，是文学材料饥渴症，起于无书可读的运动年代。照他的自述，那时凡是禁书都坏不到哪去，所以他有了不轻信传统偏见的习惯，再不受主流重视的东西都要拿来看上一眼。又由于禁书总是要费一番力气去寻觅的，所以他练就了一身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本事。

子善先生听罢梁先生的“研究”，露出天真无邪的神情——“啊，原来他是这么说的！”他自述其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的起源，要追溯到“文革”中听惯见惯了高头讲章及大批判文章上去：“那些文章，起承转合都有格式，我也尝试写过。”子善先生一九七○年代初在江西峡江县插队落户时，是知识青年中有名的写作好手，他见报的第一篇文章名为《学习鲁迅批判反动的天才论》，发表在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的《江西日报》上，署名“智洪”。但他很快放弃了这种类型的写作，因为他发现：“时过境迁，这些东西都留不下来，没有太大价值。与之对照的是，那些史料被发掘出来后，会一直被引用被研究，怎么也绕不过去。”

基于这样的认识，年轻的子善先生又迎来了他在现实中的契机。“四人帮”倒台后的一九七六年底，他成为上海师范大学“《鲁迅全集》注释组”的一员，“鲁迅杂文的史料性相当强，读他的文章不知道写作背景与针对对象，就不知道他的尖锐”。好在当时许多与鲁迅先生有交往的文学老人都还健在，像子善先生这样的编撰者为了求得确凿的史料，大多是亲自登门向他们请教，至少也得恭恭敬敬地去函求证。揣着“《鲁迅全集》注释组”这张闪光的名片，年轻的子善先生坐在沈从文、巴金、郑伯奇、赵家璧、胡风、臧克家、楼适夷、胡愈之……的对面，亲炙教诲，仿佛触摸着中国现代文学真实的心跳。“当时真是年轻，可以上下午几家几家地跑。我现代文学研究的人脉，也可以说是在这三年里建立起来的，”他这样总结道，“正是从一九七六年秋参加《鲁迅全集》注释起，我走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不归路。”除了子善先生之外，“《鲁迅全集》注释组”培养的现代文学史料专家还包括包子衍、马蹄疾和王锡荣等先生。(www.xing528.com)

参加完《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之后，仍旧是以鲁迅为线索，子善先生的关注点发散到他的好友、兄弟、学生以及论敌身上，如郁达夫、周作人、台静农、叶灵风、梁实秋等。他编注的第一本书是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的《郁达夫忆鲁迅》（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紧接着他们又合作编辑了《郁达夫文集》（十二卷，香港三联书店，1982/花城出版社，1985）、《郁达夫研究资料》（上下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花城出版社，1985/香港三联书店，1986）。在编注郁达夫研究资料的过程中，除了文本层面的史料发掘和整理之外，子善先生与他的合作者意识到：随着时间的流逝，郁达夫的生前好友相继去世，抢救有关郁达夫的回忆史料成了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于是，他们遍约当时仍健在的郁达夫的亲朋好友撰写回忆文章，尽力搜集郁达夫生平资料、开拓郁达夫研究的新局面。经过三年多的努力，这本凝聚着年轻编者心血的《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终于在郁达夫遇害四十周年之际问世，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向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前辈致敬。

使得子善先生声名远播的“张爱玲研究”，其实起源于一个偶然性事件。一九八○年代中期，他搜集周作人佚文时在上海的《亦报》上发现了署名“梁京”的中篇小说《小艾》，那是张爱玲离沪去港前在大陆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在友人的鼓励下，子善先生撰写了《张爱玲创作中篇小说〈小艾〉的背景》，与《小艾》全文一起发表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号的香港《明报周刊》上，引发了宋淇先生所谓的“张爱玲震撼”。子善先生由此闯入“张学”研究界，展开了他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的另一脉：张爱玲以及“迪昔辰光格上海”。

一九九二年，在兢兢业业地做了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的“编书匠”之后，子善先生在台湾业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遗落的明珠》，柯灵先生为之作序，肯定其“探幽发微，钩沉辑逸”的工作。子善先生在该书的跋中更是阐明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治学途径。“在史料充足和确凿的基础上，浸淫在当年具体的文学氛围中，设身处地地熟悉研究物件，从而实现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尽可能的贴近，进入与作家共同的感受与情怀的特定世界，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条正确途径。”对现代文学史料的发掘、鉴别、查考和整理工作虽属微观范畴，但他希冀能从“外缘”和“内征”两方面考析佚文的真伪，钩稽文坛的逸事，为现代文学史料学形成完整的体系略尽绵力，进而从宏观上影响到现代文学研究的路向和进程。《遗落的明珠》中所讨论的物件，如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钱锺书、张爱玲等，在当时还处于大陆主流文坛的另册或边缘，而今对他们的研究差不多已成为“显学”；未曾动摇和改变的是子善先生对其学术研究的基本理念。

就在该书出版后的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子善先生被调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担任副馆长，直至一九九九年。这将近八年的时光无疑是子善先生史料学研究最重要和关键的积累期，他将之戏称为他的“八年抗战”。在这八年中，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张爱玲研究上，并获得了张爱玲本人事实上的认可。她一改之前对《小艾》“出土”的反感态度，不但在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的《余韵》一书中加入《小艾》改定稿，也同意在台港报刊上接连发表子善先生的新发现，乃至在去世前半年赠送《对照记》给子善先生以作永久的纪念。也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子善先生致力于发掘和整理与台湾相关的文学家及学者的作品：如现代文学史上的台静农、梁实秋、叶公超以及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镇”夏志清；他还亲自去台湾拜访了著名作家林海音、诗人痖弦及徐芳等人。

做史料研究的学者，是离不开图书馆的。回忆起在图书馆“近水楼台”的研究时光，子善先生对那个过去的自己满是歆羡之情：“那时候的心态非常平静，能够集中精力、不被打扰地做研究。埋头在旧报刊里，忘了时间，半天才出来休息一下。那时候也不像现在旧报刊都做成了微缩胶卷，一张张翻看时那种扑面而来的历史气息是现在用机器看不能比的。”我不由想起子善先生在图书馆的同事对其评价：“陈子善当年从早到晚在图书馆看资料，就好像害怕那些资料不去看就会消失一样。”这就是子善先生的“怕”，多么令人动容。

一九九九年子善先生重新回到中文系的教学岗位上，在承担硕士生与博士生教学任务的同时，继续孜孜以求地进行着他的现代文学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二○○三年七月，由陈子善先生领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今年，他又担任了新刊物《现代中文学刊》的主编，该杂志将在八月正式发行。编辑人手少，他事必躬亲。就在前几天，他刚刚去过了浦东的印刷厂，接下来还要与排版公司进一步沟通杂志细节上的问题。总之，子善先生是越来越忙了，既要在课堂上教书育人，又要在研究中心主持大局，还要在咖啡吧会见新朋旧友，而逛旧书店、发掘新史料、撰文编书的活儿却一样也没落下，还件件干得精彩有味。

子善先生瘦削而忙碌的身影，就这样一路走来，永远都在路上。在这个日新月异、资讯爆炸的年代，他面朝过去、披沙拣金，永远担心着“那些资料不去看就会消失”，永远不可能是安逸的。那么，就像唐人李商隐用“沈约只能瘦”来描述刻苦读书的沈约，我们这个时代的子善先生也同样——“只能瘦”。

子善先生强调史料的发掘是有“时间性”、“阶段性”的。他自陈在“文革”结束、实行“改革开放”这个承上启下的特殊时期，走上现代文学研究道路。那时，人们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史，发现“文学史很复杂、文学史表述很简单”的问题，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而“重写文学史”至少有两条基本的不同的途径：一是对作家作品的再解读和重新阐释；二是发现那些被以往的文学史忽略和湮没的作家作品。“后者即文学史料的发掘工作，它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含判断、没有观点，实际上这种发掘本身就包含着立场和判断，是有历史的对话对象的。”子善先生如是说。

要反思过往的文学史、重新展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讨论，新的文学史料的发现和发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子善先生以钱锺书和张爱玲为例：“你看，他们这样的作家在我们以前编写的文学史中都不提的，现在都提，而且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的被发掘和发现，造成的不是文学史的局部改写，而是整个文学史版图的重新描绘。”接着，他又谈到我们对现代通俗文学史的评价、对现代作家写作的旧体诗文能否纳入文学史视野的讨论，以及对作家签名本、墓志铭等形式的史料的关注等。子善先生说话的时候，会下意识地舞动起右手来，似乎在空气中不经意地一抓就为他的话题抓到一个生动贴切的作家或作品的实例，种种趣谈让以衡听得有滋有味，手下的笔头忙个不停，使劲地扭动着身躯恨不得全记下来，却又在某个时刻，不由停了笔，只管听着、惊叹着。子善先生似乎永远是洋洋洒洒、不拘主题式地说话，信息量很大却没有压迫感，叫人如沐春风，跟着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别看他的谈天是“放野马”式的，其实他一直拽着那缰绳。绳子再长，只管待到他云淡风轻地一拽——可不是，“话又说回来了”，子善先生说，“这个阶段过去，我们现在再也发掘不出另一个张爱玲了。即使是张爱玲一九四九年之前佚文的发掘，新文章发现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了”。

子善先生谈到的也正是许多人对于史料研究的困惑和我们年轻一代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于他文学研究起步时所处的那个风起云涌的“转折年代”，在我们这个文学已经边缘化的年代里，现代文学史料学的研究似乎越来越学院化和细节化，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历史对话者，难寻内在的冲动和激情。另一方面，文学研究中西方理论的引入，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参照乃至新的研究范式，对史料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一定意义上的挑战。今天，我们怎么做史料？

子善先生坦言：“我这个年纪，承上启下。因缘际会，与许多现代作家和学者建立了友谊，或曾亲炙风采或曾通信请益，尽管交情有深有浅，看法有同有异，但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往往我做研究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是在跟具体的人打交道，在跟‘现实’打交道。而对于年轻一代来说，确确实实是在跟历史打交道了。那种感受真的是不一样了！”他举自己与香港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交往为例：“我跟梁羽生只见过一面，在香港时经朋友介绍，一起待了不到三小时，印象里生活中的他并不是一个健谈的人。有一年，我又去香港，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本署名‘梁痕如’的《文史漫话》，我觉得亲切，隐隐猜到大概是某人，但不能确定。晚上跟罗孚先生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他耳背，要大声问几遍才行，但他听明白了就明确告诉我梁痕如就是长于文史的梁羽生。等我再次去那家书店的时候，老板看着我笑：‘你知道是谁了？！’他早知道作者是谁。现在提到梁羽生，我和他的见面以及关于这本小书的故事就会浮现在脑海。这些东西的背后都是有故事的，如见故人啊。”

对于子善先生来说，做现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的前提是胸中必须有整个文学史的图景：“文学史图景必须清晰！不能单纯为史料而史料，这样是永远也做不完的，要看它能够为我们的认识带来哪些新东西。没有必要对自己发现的东西夸大，也没有必要遮掩，史料是天下之公器，公布出来大家研究。”

针对我们今天该如何做“史料”的问题，子善先生认为至少有两种可能性：对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后的当代文学，许多参与者还健在，要抓紧时间进行口述历史的记录和整理；对于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文学，要在基本梳理的基础上，明确自己的史料意识——研究的兴趣点在哪里，已有研究成果怎样，已经进展到怎样的程度？

他进一步说道，我们今天也许不再可能对整个文学史发现大的东西，但某一个细部的发现无疑会丰富和完善我们对作家的认识。子善先生研读中国现代文学史，非常注重历史的细节，作家的生平、生活和交游细节，作品的创作、发表和流传的细节……对于他来说，历史的细节往往是原生态的、鲜活的，可以引发许许多多进一步的探究。“那些生活上的细节，研究者是有权利知道的。为了把某个作家的文学脉络梳理清楚，研究者就有责任去挖掘史料，把隐藏起来的真实显现出来，”说到这里，他又话锋一转，“不可否认，这里也要讲究一下‘度’的把握，但这和曝光他们的隐私完全是两回事情。”

子善先生的平易、宽容、爽朗、健谈都是为人所称道的，但子善先生却用“拘谨”二字形容自己的行文。“做史料必须小心谨慎，”他强调说，“但同时又必须认识到：做史料工作难免会发生差错，没有人敢说自己没错过。如果不是根本态度的问题，有差错是正常的。史料的发现，本身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史料是没有底的，每个作家都是一个资料库，我们只能添砖加瓦，而不可能重建资料库。这个工作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不可能凭一人之力就可以完成。只能说这个阶段可能你发现的多一点，下一个阶段可能是别人发现的多一点……”

听着我熟悉的子善先生说到这里，忽然想起每逢我们做学生的因某个史料线索的中断而懊恼时，他却总是言笑晏晏：“那就等十年吧！十年我等得到，你也等得到。再久点，我等不到，你等得到啊！”这种“耐心”与“淡定”背后是子善先生对于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执著，他曾说过他从不怀疑自己的工作——“历史的很多东西是被遮蔽的，但人们希望了解真相，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我的职责就是要把中国文学自五四运动之后的发展脉络梳理出来，对此，我没有一丝一毫的疑虑。相反，我觉得我做这个工作做得太晚了，如果我能年轻十岁、二十岁，我还是会做这个工作。至于有的人在怀疑，那是因为文学开始边缘化了，文学回到了本位上来。对此，研究文学的人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聊到这里，我们才发现邻桌的子善先生的朋友已经在一旁等待多时了，而我们自由畅快的访谈也远远超过了事先说好的时间。我们赶快放永远忙碌的“只能瘦”的子善先生去赶下一个场子，因为我们已经大有收获，我们完成的也许不仅仅是一次采访，更是从“善中有真气”的子善先生身上再一次获取了对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信念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