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启蒙、抒情：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思录

访问者：李开军

时间：2007年10月26日

地点：山东济南郭延礼教授私宅

郭延礼教授简介：

山东汶上人，1937年生，195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现任山东大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1996—2008）、山东省近代文学学会会长。学术专长：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近代文学、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等。主要著述有：《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1990—1993）、《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2000，以上三种被教育部推荐为研究生教学用书）、《秋瑾年谱）（1983）、《龚自珍年谱》（1987）、《秋瑾文学论稿》（1987）、《中国近代文学新探》（1989）、《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1999）、《自西徂东：先哲的文化之旅》（2001）、《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2004）、《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2005）、《中国文学的变革：由古典走向现代》（2007）、《文学经典的翻译与解读：西方先哲的文化之旅》（2007）等二十种。主编有《中国文学精神》（2003）、《爱国主义与近代文学》（1992）等多种。

郭延礼教授是我的老师，我跟着他念了六年书，但他的人生经历，我也只是偶尔听他略略提起，所知不多。所以当我按照约定时间去他家里进行采访时，心里仍然充满期待：在他平和的性情背后，有着怎样的生活经历呢？他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是如何规划的？他的学术关注又是如何不断演进的呢？

郭老师亲自为我开了门。他一身家常装束，导引着我到了餐桌前，他说：“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在这里进行吧。”显然郭老师已经做好了准备：桌子上摆着两三本书，一张密密麻麻写满小字的纸——我瞄了一眼：原来是我提前提交给他的访谈提纲，每个问题之后，他都或多或少地写了答案。

访谈是从郭老师的人生和学术经历开始的。这个问题我以前曾经听郭老师和师母提起过，知道他的经历很坎坷，曾经下放多年，但这次听郭老师详细讲述，仍然让我受到极大的震动。郭老师也是山东大学的学生，他一九五五年入校学习，当时山东大学中文系名师云集，堪称发展历史中的又一个黄金时期。郭老师说：“我于其中，受惠良多。”到了一九五九年毕业，因为业务突出，郭老师被留校任教。对于之后在“文革”前后的遭遇，郭老师显然不愿多谈，他只是平静地说：“本来境遇是很好的，正在想大干一番的时候，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文革’前夕，具体说是一九六五年，我离开了山东大学，调到山东高青县的一所中学教书，转眼就是十几年。”等到“文革”结束之后，山东大学多次派人去高青县，想调回郭老师，尽管做了不少工作，但因为高青县不放人，所以没有成功。在郭老师一筹莫展时，一个机遇摆在他面前：一九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考研究人员。郭老师抓住这个机会，从高青跨入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谈及当时的情况，郭老师带着一种略显遗憾但又十分感激的神情说：“最初我本来报考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他们已经同意要我，结果刚成立的山东省社科院院长蒋捷夫教授，他原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知道了我的情况，硬把我‘截流’下来。在山东社会科学院，我在语言文学研究所工作。因为科研成绩突出，一九八六年破格提升为研究员，又担任研究所所长。”有了山东社会科学院这个平台，郭老师在学术研究方面才真正大展鸿图，研究成果也渐渐地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所以一九八八年在敦煌召开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他被选为第一副会长。一九九○年，又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一九九四年，终于调入山东大学，重新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而到了一九九六年，他开始担任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会长，一直到今天。

从一九五九年算起的话，郭老师在近代文学这个园地里已经奋斗了近五十年，这在国内学术界，恐怕无人出其右了。但实际上，大学时代的他，兴趣广泛，对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文艺理论等，都十分爱好。郭老师面带微笑地说：“现在说起来还真有点心潮澎湃：我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发表了好几篇学术论文。第一篇我记得很清楚，题目叫作《试论〈可爱的中国〉和〈狱中纪实〉》，发表在《文史哲》一九五八年第十二期。这是我的处女作。后来又写成了《论讽刺文学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论曹禺的〈雷雨〉和〈日出〉》、《试论〈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关于写真人真事的几个问题》等，后一篇在一九五九年《群众艺术》上还引起了山东文艺理论界的讨论。”

呵！看来郭老师在大学时代就已经是一个学术“明星”了，但很显然，他几乎还没沾上近代文学的边。等到一九五九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才开始一步一步地向近代文学靠近。最初他被安排在明清段，重点在近代部分，但那时他对近代文学还知之甚少，这才有了一九六一年的复旦进修，跟着赵景深先生，专门研修近代文学。一年之后郭老师回到山东大学，独立开设中国近代文学史的课程。自此，他的中国近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开始了。

郭老师选择近代文学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除了刚刚提及的工作安排的原因外，也有他自己内在的一些考虑。他说：“第一，虽然那时对近代文学知之甚少，但对它的研究价值是确信不疑的。近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的光辉终结，又是现代文学的胚胎和先声，这时期的许多作家作品和重要的文学现象都值得好好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正是经过这八十年，才蜕变成现代文学。它的研究价值显而易见，尤其是它的转型意义。第二，也与我本人的性格有关。我喜欢挑战，喜欢拓荒性的工作，而且一旦着手，就很执著。这在我四十多年的学术工作中有多方面的体现。我想可能主要是这两个原因使我敢于涉足这样一个未知的领域；而后来的发展也充分证明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奉献一生的领域。”

可令人担忧的是，郭老师的近代文学研究刚刚开始了有三四年的光景，就在一九六五年离开了山东大学，以后的十三年里，他一直受着政治迫害。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近代文学研究还在继续吗？我把这个疑问拋给了郭老师。郭老师笑着说：“当然大部分时间是无法从事研究工作的。不过从一九七四年开始，环境稍微好了一些，我就一边在高青教书，一边重理近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当时困难重重，主要是研究资料匮乏，借不到所需要的书籍；再有，环境也太闭塞，学术信息不灵，对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状况一无所知。”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到一九七八年，郭老师基本完成了《龚自珍诗选》、《龚自珍年谱》和《秋瑾年谱》三本书的初稿。这样的学术研究活动，像我一样的今天的年轻人可能都不太能理解，真不知道当年郭老师是怎么挺过来的，而且还颇有收获。由此也可见郭老师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钟爱到了怎样的程度！

因此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一九八○年到了山东社科院以后，郭老师可以那么快地发表出那么多的学术成果。用郭老师自己的话说就是“如鱼得水”。虽然当时仍有种种不如意，但对于郭老师而言，都不成为障碍了。他当时只有一个心思：苦心钻研。生活、工作环境的改变，让他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心态从事近代文学研究。由于资料和学术信息方面便利很多，加之此前有一定的积累和准备，所以到二十世纪八○年代末，他已出版九本专著，几乎是每年一本。到今天，郭老师一共出版个人学术专著、专书二十种，发表论文一百多篇，有一些看法在近代文学研究界产生了一定影响，还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奖励，也不枉当年自己所受的那些煎熬、那些苦难了。

郭老师不止一次地反思过自己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历程。他把近五十年的学术历程分成两个大的阶段：二十世纪八○年代末以前为第一个阶段，九○年代以来为第二个阶段。他说：“前一阶段，我做的主要是微观方面的研究，后一阶段则转向了宏观研究。”确实，郭老师研究中的这种转换，可以从他所出版的诸多著作中看出来。

在第一个阶段，郭老师所做的主要是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重点关注秋瑾和龚自珍。秋瑾研究着手最早，他从复旦进修回来之后，就在冯沅君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了《秋瑾诗文选》的工作。这一工作一九六四年就已经完成，交给了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但它的出版则已是十八年之后，也就是一九八二年，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这是郭老师写的第一本书。从一九七四年开始到一九七八年，他基本上完成了《龚自珍诗选》、《龚自珍年谱》、《秋瑾年谱》的写作，这三本书在八○年代都陆续出版了。在八○年代，他还编了一部《秋瑾研究资料》，又写出了《秋瑾文学论稿》。另外一个他自认为对自己以后近代文学史写作比较重要的工作是《近代六十家诗选》。郭老师在六○年代初就曾参加了林庚和冯沅君先生主持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下编的编写工作，承担了近代部分的全部注释，在一九六四年完成《秋瑾诗文选》编选注释之后，就产生过编一本近代诗歌选的念头。经过二十年来断断续续地对近代各家诗文集的研读，终于在八○年代中期编成《近代六十家诗选》，一九八六年出版。此外，这个阶段还出版了《中国近代文学新探》、《徐自华诗文集》等。

这些研究工作的开展，很好地体现了郭老师在从事近代文学微观研究时的“志趣”所在。他说：“一、重视诗文选本的编注工作。这在很多人看来属于文学普及的低端工作，但据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并不容易；此外，选本编注的过程，也是自己精读作品的过程，有助于对作家作品的准确把握。况且，全局性的作品选本的编注，还可以体现编选者对文学史的基本看法，比如我的《近代六十家诗选》，以龚自珍、黄遵宪、柳亚子作为三卷之首，这是我对近代诗歌发展看法的实践，我认为以上三家分别代表了近代诗歌发展三个阶段的主流和最高成就。当然，今天看来，这一认识并不一定十分准确。二、重视年谱的编写。在我看来，知人论世，这是一个不会过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年谱可以为我们呈现研究对象的整体情况，是我们考察和评价某个作家作品的基础。至今我仍然认为，年谱编写是作家研究最基础、最重要的工作。三、重视作品的注释、校勘、考证工作。这些工作都十分琐细，但它们是学术研究求真的必要手段。像我在龚自珍和秋瑾研究过程中，就发现关于二者的基本史实中存在太多的疑点——秋瑾有十五处、龚自珍有九处，大到出生年月，小到作品编年，我都多方钩稽史料，力求有一个真确可信的答案。”

这些微观方面的研究工作，是郭老师一九九○年代以后转向宏观研究的基础。而这些扎实的工作，也让他在进行论述时，充满了学术自信。在接下来的宏观研究工作中，郭老师首先做的是三卷本《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写作，这是对他从前研究的一个总结，也是对以后诸多关注领域的一个开启。郭老师说：“通过对整个近代文学的研究，我获得了对中国近代文学的整体把握。这个工作对于我的研究而言很重要。其重要性主要还不在于总结自己此前的研究，而是为自己建立起了观察近代文学的整体观念，并且开启了此后的几个研究领域——中国近代翻译文学、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中国近代女性文学。这都是在整体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过程中发现的重要课题。”这样，很自然地，等《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完成之后，郭老师就转入了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因为这是一个前人几乎没有涉足过的领域，所以研究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郭老师从书目入手，从旧报刊入手，阅读爬梳原始资料——记得有一年的夏天，午后我顺路去拜访郭老师，师母告诉我，已经去学校图书馆看资料去了；那是一个走在路上都要出汗的日子。用了大约五年的时间，郭老师写成《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之后着手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研究。这一研究关注的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文学作为转型期文学的表现、成因及互动关系，成果最后结为《中西文化碰撞与近代文学》、《近代西学与中国文学》，均在二十世纪末出版。到这个时候，二十世纪就要走完，郭老师又产生了回顾和反思整个世纪近代文学研究情况的想法，于是转入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的考察。二○○五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算是这一思考的一个了结。

而近代女性文学，是郭老师新近开始关注的一个领域。郭老师认为，二十世纪九○年代曾经出现过女性文学研究热，但那主要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热，古代及近代女性文学研究仍然十分沉寂。在袁行霈领衔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在目录上出现的女作家只有宋代的李清照和近代的秋瑾。但实际上，据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考》，清代女作家人数超过三千，甚至还不止此数。而更为重要的是，郭老师认为：“即使有人在做古代或近代女性文学研究，观念也仍囿于传统的认知，只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的问题，未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女性文学的价值所在。而从近代女性文学，特别是二十世纪第一个二十年女性文学的数量和成就看，我们固有的对于历史上女性文学价值、地位的认知观念需要改变。”他提出了一个“近代四大女性作家群体”的概念，这四大群体包括：女性小说家群、女性政论文学家群、女性翻译家群、南社女性作家群。郭老师说：“女性小说家目前所知有六十多位，写有长篇小说十四部，短篇小说百余篇。政论文作家群是随着近代女权运动和女性报刊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支生力军，约在百人以上。翻译家群约有十五至二十人，大多数是留学生。南社女性作家有六十一人。这些女性作家的作品已经形成规模，对人们观念中文学史性别构成的比例认知显然会产生强烈的冲击，从而调整文学史观念。在这四个作家群中，女性小说家群和女性翻译家群的知名度都很低，这直接导致了对其进行性别辨识的困难。我的认定方式有二：一是署名女士而可以确定非男士‘假借’者；二是虽未后缀女士但可以确定为女性者。虽然这两个群体的性别认定困难重重，但也是这两个作家群最值得我们关注——近代以前有女诗人、词人、散文家，但没有女小说家和女翻译文学家；这是一个刷新中国女性文学史纪录的文学现象。”当然，郭老师也没忘了提及一般研究者所熟知的女性诗词作家群，但他认为，这个群体已为一般研究者所认知，体裁和古代女性文学差别不大，所以不是他关注的重点。在近代女性文学研究方面，郭老师认为：开掘发现被历史尘封的近代女性作家，应该成为女性文学研究界共同关注的重点。他已经有两件工作在做了：一是写一部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史论的专著；二是编一套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www.xing528.com)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人，以女性为主，略有男性也多青年。所以，如果郭老师——一个年已七十的老者——告诉你，他在着手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的话，你肯定会惊异不已。那郭老师从事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动机是什么？听听郭老师的回答：“我做女性文学的研究，不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也不是头脑一热的跟风行为。我主要是从近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需要出发，来到这个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因为近代中国这个时期，正是女性走出家门，知识结构、生活理想和社会地位都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和大幅度提升的时期，也是女性争取自身解放和女权高扬的时期，女性作家群的浮出是一种必然，它极大地改变了作家构成的性别比例。不去考察女性文学的近代文学史，是残缺的文学史，也是不客观、不科学的文学史。而且，我们也不能很好地理解为什么现代文学中一下子涌现出那么多优秀的女作家。所以，我们有必要去研究近代的女性文学，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近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这个领域对我而言，当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虽然我以前做过秋瑾研究，但那仅仅是关注一个作家的个案而已；而现在则要从整体上观察思考近代女性文学了。无疑这是一个挑战，我喜欢面对这样的挑战，愿意在古稀之年，为中国近代文学再做一点工作。”显然，学术是他思考的全部。

总的来看，近五十年中，郭老师的学术关注先是秋瑾、龚自珍，然后是通史，又由通史到翻译史，再到中西文化交流对近代文学的影响，再到学术史，现在落到了女性文学，可谓几经转换。当我问及在多年的近代文学史研究的过程中，自己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创新性的观点时，郭老师为我列举了这样几条：

第一，中国近代文学作为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期，它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个由新因素孕育、萌生、开始转型到转型基本确立的过程。它既不是古代文学的尾巴，也不是现代文学的开端，它是一个独立的文学时期，即近代文学时期。

第二，中国近代文学是一个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学，《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书写了除汉族外的十二个少数民族文学的风貌和成就，打破了中国文学史多系汉族文学史的传统格局，开创了多民族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体例。

第三，在一九六三年提出了中国近代文学新的三段分期，即一八四○年至一八七三年、一八七三年至一九○五年、一九○五年至一九一九年，《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就是按照这个分期来撰写的，至今仍是中国近代文学史分期中有代表性的一派。

第四，他曾指出，中国近代史文学研究要强化三个方阵，即少数民族文学方阵、翻译文学方阵及女性文学方阵。

第五，第一次勾勒了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发展的轨迹，把它分成萌芽期（一八七○年至一八九四年）、发展期（一八九五年至一九○六年）和繁盛期（一九○七年至一九一九年）三个发展阶段，并总结了各时段翻译文学发展所呈现出来的特点。

第六，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五大女性作家群，即前面曾谈及的女性小说家群、女性政论文学家群、女性翻译家群、南社女性作家群，以及女性诗词家群。这五大群体人数众多，作品总量庞大，她们的存在将改变人们对近代女性文学的基本的认知观念。

郭老师谦虚地说：“这是我研究近代文学多年的一些体会和心得，算不上什么创新性的观点。”

郭老师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各种论著二十种，我请他举出三种他自认为最重要的，他选择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1990—1993）、《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1998）和《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2005），并分别说明选择的理由。

《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郭老师认为，这是他此前多年从事微观研究之后的一个总结和集大成之作，三卷一百七十万字，花费了很多心血，是他对中国近代文学整体把握的呈现。他说：“在这部书中，我对中国近代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都已经成形，可以说此后的很多深入研究都是在写此书过程中诸多发现的继续，如翻译文学、女性文学等。”这部书到目前为止，仍是关于中国近代文学规模最大的个人著述，它出版之后，受到了专家们的好评。北京大学季镇淮教授说此书“是近代文学开展以来所未有，使学人为之惊喜不已”，“它将引导近代文学研究走向更加完善的科学的道路”。一九九五年，它获得全国高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二○○○年被教育部评选为“研究生教学用书”，得以再版。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所涉及的则是一个此前尚未有人系统梳理和研究的领域。郭老师说：“在这部书中，我以各体翻译文学的研究为经，以著名翻译家的研究为纬，全面地呈现了近代翻译文学的面貌。我从尘埋的史料中发掘出若干女性翻译家，如陈鸿璧、黄翠凝、薛琪瑛、吴弱男等，和一些不为人提及的男性翻译家，如戢翼翚、吴梼、陈嘏、奚若、应时、李石曾、沈性仁等，使得近代翻译文学变得更加丰富。此书为研究中西文学关系，尤其是西方文学对近代中国文学的影响、与中国文学转变之间的因缘关系，提供了一个考察思考的基础。”这部书一九九八年出版之后，立刻引起了中、日学术界的重视。北京师范大学王向远教授多次评论此书，他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一书中说：“现在看来，《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是上述丛书中质量最高的一部专著。在资料的丰富翔实、资料使用的准确可靠、论说的条贯、持论的平正方面，堪称翻译文学史写作的范例。”

《二十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是郭老师从事近代文学研究这么多年，第一次全面回顾、检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历史的反思之作，因而具有特殊的意义。郭老师说：“它不仅是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历程的体认，也是对我个人学术研究思路的一次整理。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我对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所走过的历程认识更加清晰了，对历史上曾经聚讼纷纭的一些人物和问题，形成了更加公允的看法和评价。尤其是对一九五○年至一九七九年间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历史的评价，受到了当代专家们的认可。以前人们进行学术史的回顾时，一般把这一时期称为萎缩期或衰落期，我在书里第一次称其为‘拓展期’，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近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中独立的一个时段获得了确认，在这一点上，北大中文系一九五五级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六级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是有贡献的，这为八○年代之后‘近代文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我们应该给这一时期大学集体编写的文学史以公正的评价。”

在采访的最后，我们把话题从近代文学研究，回转到略微轻松一点的学术师承问题上。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郭老师认为影响最大的是冯沅君先生和萧涤非先生。萧先生是郭老师大学时代的老师，他那时候讲授汉魏六朝文学和隋唐文学，他一直比较关心郭老师，鼓励他做科研，对郭老师后来走上学术道路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冯先生则是郭老师毕业之后的指导老师，正是在她的指导下，郭老师开始了近代诗歌的研读，并选择秋瑾作为自己研究的突破口。郭老师说：“二位老师，对我影响很大。”此外，复旦大学的赵景深先生和近代文学研究专家阿英先生，都对郭老师产生很大影响：“他们对资料的重视，启发和影响了我。我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都是尽量从原始资料的阅读开始，我也要求自己的学生这样去做。”“还有北京大学的季镇淮教授，在近代文学的研究上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郭老师已是古稀之年，我问他对以后的学术研究有什么规划没有，他回答说没有仔细想过，现在就是想尽快把近代女性文学研究结束。他说：“如果时间和身体条件允许，我想，我可能会做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地位的论证。我是一个学科意识十分强烈的人，二十世纪八○年代以来一直关注近代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但近年来，虽然研究近代文学的人大有增加，但各高校近代文学的学科设置仍然颇令人担忧。有的把它放在古代文学里，有的把它放在现代文学里，总之不是尾巴就是背景。我认为这不利于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所以我想深入地论证一下近代文学学科的独立性，以使它能获得它应有的地位。前面谈到的《20世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学术史》写作，实际上也有这个目的在。”

就我的了解，郭老师是一个生活十分简单，乃至可以用枯燥来形容的人，除了读书和研究，别无他好。在很多人的眼中，这是一种“不健全”的生活。我问他：“您把自己的大半生都耗在近代文学研究上，后悔过吗？”他说：“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的生活枯燥，我倒觉得，自由地读书和研究，那是人生最惬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