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伯群教授：挑战现代文学史，中国近现代文化研究新成果

访问者：李玲

时间：2007年10月15、20日

地点：苏州范伯群教授私宅

范伯群教授简介：

1931年生，浙江湖州人。出生于教师家庭，年少时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未能接受完整的教育。1951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师从贾植芳先生，始感兴趣于现代作家研究。1954年贾植芳先生被判为“胡风骨干分子”入狱，受其牵连，二十多年来，经多次政治运动冲击，辗转流离，与同门师弟曾华鹏患难相扶持，偷偷坚持学术研究。“文革”结束后，调入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改名为苏州大学），1986年评为教授，1990年升为博士生导师，2001年退休。退休后，受聘于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参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科研工作。在现代文学的两翼——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研究上均有突出成就，《礼拜六的蝴蝶梦——论鸳鸯蝴蝶派》、《郁达夫评传》、《冰心评传》和《鲁迅小说新论》等六部撰著出版于1980年代；编著《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1994）和《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00），填补了通俗文学研究的空白。新近出版的撰著《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为其退休后的力作，前者提出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在学界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近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一位古稀老人的学术创发力令人瞩目，他撰写了专著《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还编写了《20世纪中国通俗文学史》（合作者：汤哲声、孔庆东）和《通俗文学十五讲》（合作者：孔庆东）等多部著述。他，就是范伯群教授。李欧梵先生感佩于他“如此勤奋”、“如此执著的精神和丰硕的研究成果”，我惊叹他学术生命之旺盛。常言道“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在我看来，有这般成就，早已过了古稀之年的范教授笑傲江湖足矣。可是，在《过客：夕阳余晖下的彷徨》一文中，范伯群教授谈到自己自学生时代起就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直至一九七八年后才安定下来做学问，干了二十年，好像做学问的摊子刚刚铺开，就懵懵懂懂进入老辈的行列，退休了。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以来，先从研究新文学“起家”，接着将重点“转移”到研究通俗作家。当他正跨入第三步——回归到“雅俗双翼展翅，中外双向交流”整体的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的时候，就退休收摊，他“处于不甘与不安中”。于是，他退而不休，“但要赶快做”，将这学术“回归”抢在个体生命的肉体“回归”前完成。他自比“独自远行”的“过客”，自问“我还能走多远呢”？在字里行间，我读出了一个在“夕阳余晖下的彷徨”的老人痴心学问、奋力前行的沉重、焦虑和紧张。何以如此呢？不解。

为了获得真诠，我做足功课，网罗其学术著述，查阅近年学界对其评介，然后草拟了近三十个问题，写成访谈提纲，计划分两次（用两个单位时间）来访谈范教授，请他参照我的问题畅谈人生经历和学术思想。两次访谈都是上午九点，我来到范教授家。初秋的阳光透过阳台外面的树荫照进他的起居室，和暖又明亮，耳旁隐隐听到住宅区里小学校的孩子们的琅琅读书声，幽静中偶有杂闹。范教授的书桌上整整齐齐放着一本泛黄的旧书和一部小巧的笔记本电脑，书桌旁边是电话传真机和资料整理箱。第一次访谈，请范教授谈他的出身、他的学习、工作经历以及他的师友、弟子等情况，也许是提的问题过于婆妈琐碎，他拿着我的提纲，缓缓给予回答，还不时征询我的看法——“对吧”，“是吗”？而第二次访谈，紧扣他的学术思想，他侃侃而谈，有时低回沉醉，有时排议明断；我不时深扣问题推衍生发，他再加以阐证，无意中带出了范教授的学术个性和思想锋芒。古人所谓讲谈之乐，尽在其中矣。而他的思想和锋芒证明已经过了古稀之年、正在向耄耋之年进发的范教授依然年轻敏锐。整理访谈稿时，没有想到，刚整理几个问题就占去许多的篇幅，只好择取反映其生命历程和近年学术进境的内容，如下。

范教授出身于教师家庭：父亲一九二六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是中学数学教师；母亲一九二八年毕业于景海女子师范，是小学教师。东吴大学和景海女子师范两校的旧址都在今苏州大学本部。五十年后，是命运莫名其妙地转了一大圈，让他来到父母亲当年念书的地方工作。

范教授一九三一年出生。生逢乱世，早年环境不安定，读书少，幼功没有练好。“就拿外文来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逃难到乡下，在沦陷区读小学，念了一点日语。抗战胜利后，回苏州读中学，又念了一点英语。一九五一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那时大学生按规定都要学俄语。俄语虽然学得稍好些，可是学了未派上用场，参加工作后用不上俄语，又荒废了。”

他谈到大学时代之所以选择现代文学研究方向的原因时，说：“我读书本来就不多，加上又是洋学堂出来的，没有念过私塾，古文的底子不好，搞不了古典文学研究。而现代文学在当时是新学科，正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大力扶植，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刚出版，更为重要的是贾植芳先生的引导。贾先生日语和英语都懂得一些，经常带很多外文书到课堂里来。他待我们就像对自己的子弟一样，我们经常到他家去聊天。受他的影响，我兴致勃勃地钻进现代文学作品里。他指导我们写毕业论文，以作家为研究对象，我写王鲁彦，曾华鹏写郁达夫。^[1]他还向系领导提议我、曾华鹏等三位同学留下来当助教。这个提议对我们激励太大了！”在良师的指导下，范教授认真地读书。然而，这样读书的日子并不长！两年后（一九五五年），贾先生作为“胡风骨干分子”被抓进监狱（坐了十二年的牢）。范教授和曾华鹏教授等班上的同学受到株连，也被视为“胡风分子”，接受政治审查。自然毕业时范教授和曾教授就没有资格留复旦大学任教了，不但如此，连留上海工作也不能，被分配到苏北工作，一个在南通中学，一个在扬州财经学校。

“怎么办？没有领路人，还被逐出了文学研究环境。我们俩唯有搀扶着前行，利用业余时间继续作家论的研究。曾华鹏的本科毕业论文《郁达夫论》写好了，我来帮他改；我的《王鲁彦论》写好了，他来帮我改。冰心的创作研究是这样写成的，我刚写了冰心一九四九年前的创作就被下放农村了，一九四九年后的就由曾华鹏接着写。尽管‘三反’、‘五反’之类的政治运动不断，但是，只要学术空气稍一放松，我们俩就抢发文章。一九五七年，我们把长达四万字的《郁达夫论》投递给《人民文学》。那时《人民文学》每期只刊发一篇理论文章，他们一收到我们的文章立即就发出来。此文在学界引起很大的震动。江苏省作家协会根本不知道作者是本省的，直到严文井^[2]来江苏说起我们俩，江苏省作家协会非常吃惊，辗转打听到我们，并给我们调动工作。我们就这样通过自我奋斗离开了中学／中专学校，重新回到文学研究的岗位，曾华鹏到扬州师院，我到（南京）江苏作家协会。一九六四年，我们在《文学评论》上发表长文《论冰心的创作》。”

一九六○年代，范教授在江苏作协真正当编辑的时间大约两年，其余时间辗转流离，一会儿下放农村劳动，一会儿搞社教。“文革”时还在干校劳动了四年，挑粪、放鹅、养猪。干校出来后，到苏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在“文革”的漫漫长夜里，唯一准许读的作品是《鲁迅全集》。《鲁迅全集》成了“靠边站”的范教授和曾教授的精神食粮。出于对“文革”歪曲鲁迅的不满，他们熟读、通读《鲁迅全集》，并相约偷偷开了研究鲁迅的“地下工厂”。每读一篇鲁迅小说，就把与此篇小说有关的鲁迅的杂文、散文、诗歌、日记、书信的有关内容集中在一起，以“问鲁迅自己”的方式来探讨其创作意图。这篇小说你来做分析研究，那篇就我来。就这样，你做一篇，我做一篇，鲁迅的每一篇小说他们都研讨过了，还写成了一篇篇别致的论文，锁藏在抽屉里。这对后来被称为学界“双子星”、“双打选手”的师兄弟历经患难不改其志，不易所守，相互扶持，凭借有限的资源进行文学研究，冥然未曾意料到严冬过后是春天。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这些“地下”的文章一下子晾晒出来，刊发在全国各学报上，并且于一九八六年结集出版（《鲁迅小说新论》）。

一九七八年范教授辗转来到江苏师范学院（一九八二年更名为苏州大学）中文系，这是他的学术生命的真正开始。回首前半生，美好年华虚度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里，范教授痛惜不已：“一心想搞学问，但在政治运动的年头，没法安定下来看书写文章。由南通到南京，又由南京到苏州，命运莫名其妙地让我兜转了一大圈，年届五十才安定读书做学问，我的学术生命实际上是很短的。”

范教授调入江苏师院，虽临近知天命之年，然而其学术生命实乃甫入“壮丽的青春”。他在作品、作家、社团流派和断代文学史等四方面的研究上“逐级攀登”，成果卓然。

一九八○年代是范教授激扬勃发、大展宏图的十年。由于在政治运动年代对新文学作家、作品做过积日累月的研究，他与曾华鹏教授合作撰著的《鲁迅小说新论》、《郁达夫评传》、《冰心评传》等成果接连问世，为他赢得了不少声誉，被国家人事部授予首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证书，一九八六年被评为教授。他还任中文系主任，领导中文系在苏州大学率先完成了由师范转向综合、由教学形转向教学研究形的过程，并领头成功申报了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点，这是苏州大学继钱仲联先生领衔的古代文学博士点后的第二个博士点，为苏州大学的学位教育以及学术研究传统的形成做出了贡献。我告诉范教授：今天苏大文学院领导依然感念当年他领衔刷新了学位教育和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历史。他微微一笑，显然内心非常宽慰。

一九八○年代也是范教授在通俗文学研究上垦荒创辟的十年。范教授涉足通俗文学领域，起初是为完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指派的任务——编写《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因为这个机缘，他蹲图书馆看了很多刊物和作品，“勘探”了通俗文学这座宝藏，发现其中有不少好作品，意识到新文学家将他们一概定性为“逆流”是错误的。继《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编成后，他组织一群年轻人更加细致地研究这些通俗小说，开始将研究重心转移到通俗文学上来。“通俗小说一直为学界所鄙视，是大冷门。很多人笑话我这个研究新文学起家的人，转移到冷门行当来。我之所以不怕笑，是因为我看了很多资料，而这些笑我的人根本没有看过。搞原始资料很重要。有了资料，心里有了底，将来会拿出东西来给大家看。资料完全可以证明它们是市民文学，默默强势，悄悄流行，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不言而喻，这半部文学史就发掘出来了。而过去几十年我们所研究的文学史，只是半部！按陈思和教授的话来说，体系不科学，只有‘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单一发展线索。”言为心声，范教授追述开垦通俗文学研究处女地的过程沉缓的话语里，依然充盈着豪气和傲气。我从中领会到了压在《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等皇皇巨著纸背的、令人震撼的学术分量。这位老人带领众弟子全力奋斗，找回了现代文学的另一翼翅膀，推翻了过去的一元化的“定论”，探索构建令人耳目一新的多元共生的现代文学学科体系。

一九九○年代，范教授在奋力迈进通俗文学研究的同时，主编断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86）》，获得了纂史经验（那就是将过去研究过的作品论、作家论、社团流派思潮论的本领都统领起来，加以提升，并尽可能站在“居高临下”的视角去俯瞰）。还主编《1889—1949中外比较文学史》，由此对中国现代文学时段的中外交流的历史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治学视野拓宽了。“这为以后我走第三步回归，回归到整体的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领域中去，也即是将雅俗双方合起来加以综合的通盘思考，改写过去的‘单翅’的现代文学史，打下了稳健的基础。”

一九八○年至二○○○年，在作品、作家、社团流派和断代文学史等逐级研究上，范教授均有傲人的成绩，其编撰的著作加起来比这二十年的岁月还多。范教授之勤奋兢业，可见一斑。

二○○一年，已到七旬的范教授，退休离开了教学岗位。而此时，通俗文学研究不仅在国外已成了一门显学，而且在国内也是一个受到关注的热点，正是术业有专攻的范教授施展拳脚将之向新的广度和纵深推进的时候。退休了意味着脱离了学术体制，失去了一贯依赖的平台和资源，别的不说，就拿合作团队来说，就散掉了，壮志未酬的范教授怅然若失。他能调整心态、退而不休、稳坐书斋、发力治学，这是受到恰好也是刚刚退休的北京大学乐黛云先生的启发，乐先生谈到季羡林先生开导她不要为退休而思想上有什么不快，季老自己过去在工作岗位上忙碌，没有充裕的时间看书和写作，七十岁以后才看了许多书，才写了许多著作。范教授说：“我想到苏州大学的前辈钱仲联先生的许多重要著作，也是其七十岁到九十多岁之间完成的。我身体尚好，还可以再做点事情。我也没有别的爱好，不会打麻将，而通常看电视、上网、看报这些消费时间的方式，往往会让你欲罢不能，转眼几个小时就没了，还自愿熬夜，收获虽有，但看完后觉得也平常，久而久之还落下健康赤字的根子。有感于此，我就施行自己的‘另类养生术’：戒电视、拒网游、不订报，将支配时间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玩自己最想玩的智力游戏。”像吝啬鬼一样珍惜时间，视读书著述为智力游戏，视全心沉浸于学问为养生，这位古稀老人的“另类”真让我辈敬仰！(www.xing528.com)

由于范教授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中有一个“继承改良派”（通俗文学作家），其母校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聘他为该中心的专职研究员，参与“古今演变”的研究项目。这样，范教授获得了该中心科研经费的支援，得以南来北往泡图书馆翻阅旧报刊找资料而无困窘之虞。

自《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完成后，范教授就开始考虑回归到整体的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领域中去，即将雅俗双方合起来通盘思考。他自画自己的治学三部曲“起家—转移—回归”的形象为“缠足—放足—犹如天足一样健康阔步”：新文学研究起家，受新文学的影响比较深，故曾经对通俗文学抱有成见，如同缠足走路一边倒；随着对通俗文学的深入了解，明白了新文学的缺陷，如同放足走路歪歪扭扭；到通盘考虑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时候，反观文学史的诸多问题，如同天足终于跨出了稳健而平正的步履。这第三步，为人瞩目的是，近年范教授提出新见解，诸如：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山作《海上花列传》、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向前移四分之一世纪等。而《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的问世，明确指出通俗文学“在时序的发展上，在源流的承传上，在服务对象的侧重上，在作用与功能上，均与知识精英文学有所差异”，在学界产生振聋发聩的影响。

谈到陈思和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上著文对其新著的回应时，他高兴地说：“陈思和教授很敏锐，对我提出的通俗文学较之新文学的差异性颇有同感。雅俗、多元共生是必然的，一种文艺不可能为全民服务。新文学能为全民服务吗？显然不能。五四运动对通俗作家也有触动的，他们在与新文学相克中改良。茅盾讲过：通俗作家不写某生某女的恋爱，也注意社会问题，但鸳鸯蝴蝶作家是小市民，他们注意社会问题更坏。我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注意社会问题会更坏呢？我只拿其中反映上海移民的《上海春秋》、《人海潮》等十三部中长篇小说来考察就可以看出：通俗作家自觉地抓住了对城市生活至关重要的移民（下层移民、知识移民、商业移民和外国移民）生活来反映上海的众生相，其中不仅反映了人口流动的幅度、流向和流速，交代了都市的沿革，还关注移民在城市中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的问题，将人文关怀与消遣娱乐结合。他们走市民方向，非走工农兵方向，他们的作品连知识青年也爱看，凭什么这样的作品遭到蔑视呢？虽然新文学作家与通俗作家一样，都是外地人来上海，但是这样的作品他们写得出来吗？他们看不起市民，只关注意识形态。今天，有了电视、报纸、互联网，通俗文学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市民生活的良伴。数学家华罗庚说侦探小说是‘成人童话’。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也说过：‘晚上你们不要来找我，我要看《射雕英雄传》。说我庸俗我就庸俗好了，我就爱看呢。’”

接着范教授兴致勃勃谈起他新近的思考以及新刊发的文章《开拓启蒙·改良生存·中兴融会——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历史发展三段论》：“过去人们以为现代通俗文学仅是迎合市场需求的媚俗之作，无规律可循，这是误解。通俗文学也时时会受现代中国时潮、文潮与市场影响和制约，形成自己的独特发展线索。从十九世纪九○年代到二十世纪四○年代末这五十年中，它经历了开拓启蒙、改良生存、中兴融会三段发展，它的经验值得我们好好总结。”^[3]

当我接续这个话题，问他：“还想在学术之路上爬一个小坡”^[4]，是否指他将在总结通俗文学发展的规律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编写出一部雅俗、多元共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来？他回答说：“编写一部雅俗、多元共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是一项集体的和长期的工作，凭我一己之力编写不出来的。但是，在我有生之年，我可以参与其中一小部分工作，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爬小坡嘛，就是说：我还要前进，即便是《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这样的成果，也不是终点。至于我还能不能上一个台阶，这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到这个阶段了，我不能马马虎虎，随便写文章、发文章，要拿就拿出新的、更好的东西来。像谈双错现象的、谈通俗文学历史发展三段论的，这样的文章可以放心拿出去，读者看了还想看，成为我的‘回头客’。”

克勤无怠，生命不息，研学不已。其不断自我突破、攀登新的高度的心志，使范教授依然年轻，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学术创发力和思想活力。

我读范教授近年的著述，觉得他视野宽阔，观点犀利，有宏观、圆通的体系，近乎“刺猬型”学者。可是，认识范教授几个月了，跟他多次聊天，他给我的印象总的来说却是沉稳、平和、宽厚，只有当我提比较带“刺”的问题时，在他神闲气定缓缓答来的话语中方可感到他的机敏慧黠。待我反复多次听访谈录音之后，才逐渐领会到范教授身上那特殊国情训练出来的稳健和智慧。常言道：见多了风浪，处变不惊。范教授身经很多次政治运动，能把自己摆到合适的位置上，看问题清醒和冷静。

“很难说我是‘狐狸型’、‘刺猬型’或者别的什么类型。我大概比较稳健吧，言说风格绵里藏针。我晓得现代文学学科几十年，其根深蒂固的成见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我从通俗文学可反观现代文学史存在的问题。而许多人并没有看过通俗文学，要接受我的观点自然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采取策略一步一步地让人们接受，比如，我在文章中先说《海上花列传》是通俗文学的开山作，这观点人们不难接受；接着，我说新文学与通俗文学是平等的，实际的含义是：现代文学的开山作不是《狂人日记》，而是《海上花列传》。这样言说以使受众悄然入我彀中。”范教授意识到只有采取策略使读者易于接受，才能阐扬自己的多元共生的文学史观。然而，范教授绵里藏针的风格，若非其同道友朋，难窥其文字的玄机。

勇于打破一元独断的新文学标准、迈志重建现代文学学科的范教授，其工作日程有审慎而周密的规划。撰成《插图本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在理论上探索自成体系的现代通俗文学发展逻辑，只是其规划中的一道工序而已。此著杀青后，他即着力反思新文学：

“站在通观平正的立场，可以发现新文学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要害，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合群的自大’——排斥不同的观点，通俗文学受到排斥就是其显著表现。我并不否定新文学，新文学应该尊重，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以新文学来统率现代文学全局，即新文学‘通吃’，这我不同意。现代文学史一直以来被写成新文学通吃的一元化文学史，这是合群的自大。而有合群的自大必有集体的愚蠢。这本账怎么算，才刚刚开始。就拿新文学作家打的第一仗来说，钱玄同、周作人批判黑幕小说，他们没有分清黑幕书和黑幕小说，就乱扣帽子，把黑幕小说打入冷宫。而被批判的黑幕书不是小说，是纪实档案，内容低劣，的确应该否定。批判者和被批判者双错。这不就是合群的自大吗？新文学的自大由来已久。要打破合群的自大，编写一部多元共生的现代文学史，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范教授身上强烈的使命感、责任心以及敏锐的问题意识，让我觉得其有受鲁迅影响的成分在。可是，范教授认为鲁迅不过是自己研究的一个客观对象而已，鲁迅精神是学不到的，鲁迅关心国家民族，擅长社会文化批判，而自己比较现实，力所不能及的东西不去触及。一直以来，学术研究受意识形态的干扰和控制，做学问很难大刀阔斧地展开，唯有希望将来我们的子孙有比较自由的学术环境。就他自己而言，如果有可取的地方的话，也仅是提一点学术上的不同意见而已，不涉及其他。考虑学科建设、在现代文学学科上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才是其全心所系念的。就这个问题，范教授在我的访谈提纲上写下一段书面回答：

我所焦虑的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前途：现代文学学科搞了五六十年，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是也走了很多弯路；而今天这门学科的阵容扩张得如此大，有如此多的从业者，要知道：现代文学不过是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很短暂的一瞬啊，其将来未知数还太大！五○年代其之成为独立的学科，乃为新政权造舆论，其意识形态的成分太多了。时间跨度仅几十年的现代文学与几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与大千世界的外国文学是不成比例的。将来现代文学也成为古典文学的时候，中国文学史里究竟会对这段文学写几句话？提哪些作家（哪些作家会成为经典）？这由我们的子孙后代决定。而我们研究出来的东西，有多少能存留将来的呢？

范教授这席话的分量，以我的年龄和资历，恐怕还未能真正明白。但是，我有理由相信：他的声音的回响是长久的。

访谈至此，于我已非寻常的工作任务，能与这样一位学界长辈讲谈问答，实为令人难忘的经历。因战争、政治运动等客观原因浪费了大好年华的范教授，痛感学术生命短暂，虽耋年将至，仍迈异精勤，嗜学如渴，乐此不疲。他心头始终牵念着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现代文学学科的未来，故他不顾“廉颇老矣”，仍“徘徊不忍去”，孜孜矻矻以作新史。把学术当成志业来投注生命，生命与工作熔铸为一体。其迈超常流的心志，我有幸得如今日听其话语、读其文字为深切著明也。不难相信，踵迹范教授、赓续其未竟事业的，不仅有其众弟子，还有更多受其感召的年轻学人。

[1]　曾华鹏（1932—　），福建人，扬州大学教授。为范伯群教授复旦大学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两人自一九五七年合作发表《郁达夫论》起，合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并出版五部专著——《王鲁彦论》、《现代四作家论》、《郁达夫评传》、《冰心评传》和《鲁迅小说新论》。虽然一九九○年代后，两人因各有集体研究项目未再合作，然而，金石之谊至今依然。

[2]　严文井（1915—2005），作家、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社长。

[3]　《文艺争鸣》2007年第11期。

[4]　范伯群：《过客：夕阳余晖下的彷徨》，《东方论坛》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