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教授：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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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者：蔡祝青

时间：2007年9月3日；2013年5月4日

地点：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台北猫空

夏晓虹教授简介：

生于北京。“文革”期间，在吉林插队。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北京大学。1984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捷克、韩国、英国、马来西亚、以色列、新加坡以及台湾、香港地区从事研究与参加学术会议。曾在德国海德堡大学（1998）、日本东京大学（1999—2001）、香港浸会大学（2009）客座讲学。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文学思潮、女性生活及社会文化。著有《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1991）、《诗界十记》（1991）、《晚清文人妇女观》（1995）、《旧年人物》（1997，2008）、《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1998）、《晚清的魅力》（2001）、《晚清社会与文化》（2001）、《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2002）、《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2004）、《阅读梁启超》（2006）、《晚清上海片影》（2009）；主编《学者追忆丛书》，编校《梁启超文选》、《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追忆康有为》、《追忆梁启超》、《〈女子世界〉文选》、《〈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大家国学·梁启超》等，另有与陈平原合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大旧事》、《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与吴令华合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等。

二○○七年夏天我如愿以偿地回到北京，并得以邀请夏晓虹教授担任指导教授，心中的喜悦真是不可言喻！

那是一个与自我约定的履行过程。二○○六年六月我有机会前往北大进行学术交流，因为个人研究的晚清小说历史场景就在北京，历经好长一段白纸黑字的思维过程，那次走在北京城里，感觉很是奇妙，那里的空气、建筑（尤其是晚清遗址）与行走其间的空间感、历史感，上从北大师生，下至三轮车夫，随口谈起的文化逸事，都使得我与晚清史实更接近。我尤其喜欢清晨漫步在北大校园，布谷鸟空灵的叫声，未名湖边的垂柳与倒影，天光一色，云淡风轻。百年来，北大一直扮演着新文化思想的传播角色，而我有机会在北大师生面前谈论梁启超与现代化主体生成的问题，感到意义非凡。正是在这样的体验中，让我感受到返回历史场景的重要性！也因为个人研究论题的设定与旅游兴致的召唤，让我想要积极争取向夏晓虹教授问学的机会。

而今，我又来到这历史场景，揣想百年前的荣辱是非。北京的季夏因为纬度偏高，比起台湾显得干爽宜人，尤其几场雨后，让京城更添秋意。我趁着在北京大学访学的一个多月里，平日除了前往图书馆翻阅报刊，也利用假期四处寻幽访胜，探访晚清文化踪迹。自然，夏晓虹教授也成了研究晚清文学、文化者不可错过的一道风景，或许更贴切地说，是一扇进入晚清的重要视窗。笔者希望能借由这次的访谈探索夏教授的学思历程，同时学习各种进入晚清的方法，这是笔者这次访学的重要功课，相信对于缺乏晚清文学课堂训练的后学者来说也是极实际的指引。笔者访谈的重点将围绕着夏教授关于梁启超研究、女性研究、报刊研究与学术旅行等面向展开。而访谈当日，因与夏教授的高足杜新艳访问陈平原教授同时进行，加上陈、夏弟子张丽华等人参与其中，因此气氛愉悦而温馨，就在北大中文系的现代文学研究室里，开始了我们近距离的师生问学讨论。

对于台湾学子而言，所谓“文革”的插队经验是个相对陌生的人生体验，所以在进入研究主题之前，笔者试着好奇地探问，才知夏教授至吉林插队时，芳龄还不满十六，“插队就是去当农民，那时在东北，冬天冷，不能种地，就打扑克，顺便读书，大家都在打，但打扑克也有水准高低的问题”。说起打扑克、玩拱猪，总是得胜的夏教授面露慧黠而顽皮的神情。然而在青春时期被迫插队，知识的追求难免荒芜了。“同学们有带些书，确实也被没收过。譬如说传看《聊斋》时给没收了，我们也曾据理力争，说里头的故事毛泽东说过，于是引用《毛主席语录》再把书给要回来。当时上面觉得这是四旧，所以不得传看。那时把《薛平贵征东》等杂书全看过了，还包括一些教科书也在传阅。有位萧华（当时解放军政治部主任，已被打倒了）的女儿，也是知青，带来了给部队用的学习读本，诸如平面几何等数学教科书。当时村里没书，大家多少还是有求知欲望的，于是看起了数学，因书后附有答案，便认真做起来。那时看了好几本数学教科书，对后来考大学还是有用处的。”

据闻夏教授小时候是以数学见长，在景山学校便是数学课代表，每逢竞赛必定得奖。而景山学校在大陆是出了名的好学校，就读者有很多高干子弟。既然数学成绩优秀，何以选择了中文系呢？“当时文科、理科分开考，文科生得加考数学。那时插队，即使数学再好，物理化学没学过，知识结构不全面，尤其理化没做过实验，所以看不大明白，最终还是回到中文系的路子上来，当时也许更应该去历史系。”夏教授的青春记忆难免刻上了时代的印记。而说起夏教授的数学，陈教授忙不迭加上注脚：“晓虹的数学好我一直不信，因为买东西时老是算错。她是很认真在算，但还是出错。这是初级数学不好。多年后萧乾还在问晓虹的父亲：您那数学特棒的女儿现在在做什么？”可见此事深记在长辈心中。夏教授马上回应：“是算术不好，但需要逻辑推理的几何这类数学是好的。”这是青春时期夏教授的插队与学习经验，在陈、夏教授有趣的对答中，我们约略瞥见了夏教授的青春剪影。

当我们进一步谈到夏教授的学思历程，其研究成果目前最为学界熟知的两大版块，主要是以梁启超研究与晚清女性研究为主。在梁启超研究方面，夏教授长期以来对任公贯注心力，可说是海内外学界中的佼佼者；而对于晚清女性的研究，则更见其掌握报刊史料的细腻功力。

夏教授是在研究生阶段选定以近代文学为专业，并师从季镇淮先生，在不断探索与阅读的过程当中，直到阅读梁启超才找到阅读近代文学的感觉，那种受到吸引的感觉并不完全表现在其创作上，而更多体现在梁启超个人的风格举止之中。夏教授特别欣赏梁启超充满自信的自我检视、自我表现与勇于宣示、亟于立论甚至口吐狂言的性格！而在这些言说立论背后，夏教授特别对梁启超能在晚清困顿时局里仍活出自在磊落而钦佩不已！

对于梁启超的个案研究，夏教授是从通读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下手的，也正是这通读的功夫，让夏教授对于梁启超的思想发展有了全面而扎实的掌握。其关注的议题从梁启超“文界革命”论出发，具体成果则表现在硕士论文《梁启超的“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1984年6月）之上。待得毕业留校服务，因为张少康先生的邀稿，而有机会在原基础上继续完善梁启超文学思想的研究，除了从文类的角度析论任公的小说、诗歌与新文体，从文学史的角度向上探索任公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反叛与复归，更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挖掘任公所受日本明治文学的影响，终在通盘分析后，提示出梁启超从“文学救国”到“情感中心”的文学思想发展历程，也总结出梁启超从“觉世”走向“传世”的文学道路，这是夏教授的第一本专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1991）。

特别值得提出来的是，晚清文学与文化既是通过与多国文化交涉而成，由梁启超主导的“文界革命”与各种改良运动尤其选择了通过东学学西学的途径，这二度西化的过程，夏教授凭借其学术的敏锐嗅觉，不受限于自己不谙日文的状况，从一开始研究梁启超，便注意到梁启超与明治文学的关系。夏教授对此回忆说：“关于明治的问题，一开始以为是自己的凭空发现，慢慢进入后才注意到这是整体的趋势，譬如读到实藤惠秀的《日本和中国的文学交流》、《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等研究，讲到近代便会提及明治以后的留学生以及各种书籍的传播。因为我的兴奋点在梁启超，所以会关注新小说、翻译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与政治小说，实际上做进去后，便想更全面地去了解日本人当时在关注什么？于是就翻阅当时北大馆藏日本《近代文学评论大系》、《日本近代文学大系》等书，尤其在《评论大系》第一篇就是《论稗史改良》之类的文章，与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有极密切的联系，但限于日文能力只能看一个大意。幸而明治时期的日文，汉字仍保留很多，猜读仍可知其大概，真要引用时，就必须请人帮忙了。通过这种方式，直接回到日本文献，便可看清楚当时的中国是怎么回事。此外，看了实藤惠秀的文章，就会追踪他的其他著作，如《日本文化给中国的影响》。等到具体落实到梁启超，便会做得更仔细，譬如《日本维新三十年史》中有一段文字与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里的《传播文明三利器》完全一样，由此可见其直接影响。我在写《梁启超文艺观刍议》（按：已收入《阅读梁启超》）时还没看到日文资料，后来看到《日本近代文学大系》的明治文学集、政治小说时，这些资料的关系就会看得更清楚，等到写《梁启超与明治小说》时，便把这影响写入，因此讨论梁启超‘文学改良’的部分就能比别人更深入，我想主要是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材料。”对此问题，陈平原教授打趣地说：“直到今日，我们还是用‘和文汉读法’来读明治文章呢！”引起大家一片笑声。

谈到明治文学与文化的研究，陈教授进一步提醒：“一九八四年以前，日本学界对明治文学也关心得很少，他们多半是从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说起，就像八○、九○年代以后我们才对晚清感兴趣。日本学者过去对隋唐或‘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感兴趣，只有极少数的学者如樽本照雄才持续关注晚清，直到八○年代学术思维转变后，才注意到明治文学与文化的重要性。”夏教授补充说：“一九九三年我去日本的时候，藤井省三教授也要找人翻译《觉世与传世》中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文学关系的三篇文章呢。”然而，我们对于晚清的关注，或是日本学者对于明治的关注，是否也受到国际学界上关怀现代性、前现代的学术思潮影响呢？陈教授认为：“笼统说可以。但仔细区分，过去与现在谈论现代性的方式还是不同：过去会谈现代性的断裂，现在会谈现代性更复杂的纠葛；过去认为学得不像的部分可略而不谈，我们只谈学得像的部分，而现在则反省到正是学得不像，才更值得深入探讨传统的制约、理论的旅行、物质的转移等问题。所以我们才会在九○年代以后关注晚清，而日本学者则在八○年代以后关注明治问题。”了解了这个学术思潮发展后，我们更佩服夏教授在处理明治问题上超越时人的眼光。

就在通读《饮冰室合集》与关注日本明治文化对梁启超影响的两个关键点上，让夏教授的第一本专著便出手不凡。在这本书的成书历程里，我们已看到夏教授做研究要求全面而完整的学术性格。因此，在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之外，后续还有围绕着以梁启超为中心的议题不断涌现，近年最具代表性的出版有两部书：其一，以十年的工夫编集《〈饮冰室合集〉集外文》（2005），我们又看到夏教授通读四十册合集的实力正足以铺垫编选集外文的眼光，此书几乎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决心，搜罗海内外任公的集外之文，也在任公生前已发表与尽可能要求原刊的两大原则下，终于磨成一剑，相信此书在“精要”与“求全”两方面都能进一步完善与推进梁启超的研究；其次，在研究论文方面则有《阅读梁启超》（2006）的出版，此书可说是《觉世与传世》的集外文，不仅在文类观、文学史观的探讨上继续呼应、完善前作，也慢慢展开梁启超与家庭、时人、时代关系的各种生命面向，所以夏教授解题要说：“意在读‘文’也读‘人’。”这种不断回归“梁启超”的动力与兴致看来是有增无减，夏教授还不忘说：“期盼下一次重来时，能有更好的表现。”夏教授对于梁启超研究的专注与投情，数十年来如一日，这样的个案研究模式，恐怕在当今求新求变的时代风潮里已是少有的学术执著了吧！

夏教授的研究从梁启超开始，却不以梁启超作结。除了梁启超的个案研究外，夏教授也进一步带出环绕着梁启超一生中不同阶段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通过这些关系人物对晚清政局产生的影响，当然也包括所办报刊。尤其梁启超作为晚清极具代表典型的知识分子，从早期与黄遵宪、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关系，东渡日本后，与明治维新人物的频繁交流，回国后也将其日本关系网络带到国内，而有后期与张君劢、张东荪、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等人所产生的互动连接，凡此种种，都是从梁启超的个案研究出发，由点而线而面所展开的问题与思考。这样的研究思维自然也超越了文学研究的模式，而进入了历史研究的范畴。

除了通过一个人引出另一个人，通过一本书引出另一本书也是夏教授经常运用的研究模式。“譬如在《日本文学》杂志中，实藤惠秀讲日本与中国的文学交流，讲近代那一块，日本也曾在一八八九年和一八九六年两次创办过同名的《新小说》杂志，可见梁启超所办的《新小说》便受到此影响。又如《新民丛报》上曾介绍日本的福泽谕吉，我便会循此线索继续往下追踪。”另外，有几本重要书目也对夏教授产生过重大影响：如谭汝谦主编、小川博编、实藤惠秀监修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便展现出晚清已有如此惊人的翻译书目。当时北大图书馆也收藏了一些重要图书，夏教授也曾一一记下这些相关书目，对于日后研究极有帮助。

近年来通过新档案的发现，也使得夏教授的梁启超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拓展。首先，夏教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一册名为《新民丛报底稿》的梁启超手稿，并循此考察出当时仍为清廷通缉犯的梁启超，竟于一九○六年六七月间，曾为出使各国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与端方代拟了五篇奏稿！其次，二○○九年五月嘉德公司拍卖了一批胡适藏友朋书札，夏教授通过十一封梁致胡的信函，写成了《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学术因缘》与《1920年代梁启超与胡适的诗学因缘》二文，主要通过信函对读的方式，建构起当年梁胡二人对话的语境，也让我们领略到晚清与“五四”两代学人在学术著作与讲学间彼此峥嵘的竞争与影响关系。再者，二○一二年匡时国际拍卖公司从梁启勋（按：梁启超的胞弟）的后人取得梁启超写给弟弟的信札，共两百多封，命名为“南长街五十四号梁氏档案”（已由中华书局出版）。通过这批珍贵材料的公开，夏教授已写出了梁启超的书艺与彩笺、梁启超家庭讲学考述以及梁启超写给父亲永远无法寄达的家书等文章。通过新史料的发现，不仅推进了梁启超研究的深度，也让我们理解到梁启超更为丰富多元的层面。

论及进入女性研究的契机，夏教授提起了一本坊间少见的小书：《晚清文人妇女观》（1995）。“《晚清文人妇女观》是为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所写，此会于一九九五年秋季在北京召开，出版社闻风而动，其中作家出版社邀请了七位女作者和三位男作者共同执笔，于是有了所谓的《莱曼女性文化书系》的策划出版。”原来夏教授是在出版社的邀稿刺激下，开始动笔思考晚清文人的妇女观。夏教授回忆道：“一开始做个案，是从自己熟悉的林纾、蔡元培开始。后来要开专题课，便在手边书稿的基础上，结合讲课与研究，写成了导言部分的综论。本来还想添上康有为、秋瑾、何震等人的案例，未料一直无法如愿。”(www.xing528.com)

陈教授进一步补充说：“从个案研究逐渐扩充，由此确实可看出性别差异，男性学者比较想抓住宏观的看法。当然，并非所有女性学者都和晓虹一样，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走，一本书带出另一本书。夏老师是通过《旧年人物》一书分别探讨了王韬、黄遵宪、林纾、谭嗣同等人，在这样的思维过程中发现乐趣，裂缝越来越大，再从妇女观切入，而真正带出了妇女报刊、妇女生活等相关研究。”

原来《晚清文人妇女观》的写作历程，主要奠基于夏教授自一九八九年以降陆续写下的《旧年人物》篇章，当时在处理个案研究时，夏师便曾阅读过各家的所有材料，这可说是梁启超个案研究所立下的研究模式，所以很容易可延伸到文人们对于妇女问题的关注之上。而这样的创作历程，反而不是受到西方理论的影响，即使日后在相关思考上有所联系，但对夏教授而言，理论的部分只给出一个问题意识的眼光，真正进入问题核心还是得凭借个人深厚的历史研究基础。

最终，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的开会会场并非在北京城里，夏教授也没有与会，出版社只是将完成的论著拿到会场上发送而已。此书在市面上流通甚少，一问之下，才知此书只印一千册，五百册又赠给了妇代会代表，夏教授自己就买了一百多册赠人。问到再版时机，夏教授则坚持得多补几个个案才好成书。夏教授要求全面而完整的学术性格在此例中再度展露无遗。

虽说夏教授谦称此书是本偶然而未完成的作品，多年来也不愿意再版，事实上，此书在一九九七年曾通过藤井省三教授的居中协调，而有机会以《纏足をほどいた女たち》（意即：放足的妇女们）的面貌在日本问世。在序言中，夏教授尤其指出了中国妇女运动与近代日本千丝万缕的关联，俨然又为中国妇女研究开启了另一个值得探索的面向。

因为世界妇女大会的举办，顺势带起了大陆上中国妇女的研究风潮，若放到学术史的发展来看，夏教授此书仍具有一九九○年代中国女性研究开拓者的重要意义，尤其此书的无心插柳，让夏教授真正进入了晚清女性研究的思维，除了以综论的方式标举出晚清妇女生活中的新因素（诸如不缠足、女学堂、女报、女子团体与婚姻自由等），日后并续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扩充这些新因素的内涵，笔者尤其佩服夏教授细腻铺陈、旁征博引的论述功力。我们可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2004）一书中分别看到惠兴女士、胡仿兰、杜成淑，或是中国女学堂、女性报刊《女子世界》等案例，皆是以更宏大的历史眼光细腻检视晚清妇女们最真实的奋斗历程，她们的生命徘徊受挫于外来新因素与传统旧规范的对抗之中，各案例也引领时人重新思索、探讨新旧文化与规范间的扞格冲突，而为日后新女性的价值做了必要的铺垫与前导。但夏教授仍再三强调，虽然这本书是从性别的角度进入，但她真正关心的还是女性背后不同的历史问题，诸如惠兴之所以自杀，背后实存有更深刻的满汉矛盾；而杜成淑拒屈强背后，则有新旧道德冲突的问题。此外，研究中所探讨的晚清时人对于秋瑾之死不断重解的历程、罗兰夫人在中国流传的接受史以及翻译斯托夫人过程中从误解误读反得正解正果等例证，也让我们对晚清女性形象的塑造有了丰富而精彩的理解。

近年来夏教授又通过晚清的女杰传进行南北典范的考察，再次将晚清妇女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二○○八年探讨由德富芦花编辑的《世界古今名妇鉴》与晚清外国女杰传的关系，该书虽不被中国译者提及，却在梁启超译述的《罗兰夫人传》、充满革命激情的《世界十女杰》以及诸多晚清女报中的传记栏中，不断以隐身文本的姿态，被晚清译介者进行有意的添加与改写，以百变之身参与了晚清的“女界革命”。至二○一一年，夏教授则借由英国伦敦大学举办的“1900—2000全球语境中的中国妇女报刊”研讨会，进一步在中国妇女报刊百年、全球语境的视野下，扩大考察明治时期丰富的“妇人立志”读物如何为晚清女性提供了众多取法的典范，除了有诸多单行本的译介，更多则集散于晚清女报的传记栏中，对于中国女界的精神重塑与中国女杰传的书写皆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当我们进一步谈论到报刊的研究方法，夏教授最初是以阅读《合集》的方式研究梁启超，所以进入报刊研究相对来说稍晚，夏教授回忆说：“具体时间大约是在一九八五年左右，也就是写《觉世与传世》的过程中。当时先看了黄霖、韩同文选注的《中国历代小说论著》，其中所提及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是刊载在《新民丛报》十四号之上。当时北大的《新民丛报》第一年都是重印本，并没有广告，从二十五号开始才有，所以最初只能根据二十五号以后的期数来搜集相关材料。”一旦翻阅报刊，便对晚清研究展开了不同的视野。

“报刊的出现，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学作品的生产与传播方式。随着近代报刊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作家都是要先借助报刊成名，然后才在出版社出书；很多作品也是先在报刊连载，勾起读者的兴趣，再结集出版。因此，近代作家的写作心态、创作方式、作品的发表形式、传播途径、批评的回馈等，都与古代文人的创作不同。并且，由于有报刊作为参照，诗文集等单册的作品就显得太‘干净’了，也就是说，它已经从生动的背景中剥离出来了。”

随着报刊所形塑的公共空间的出现，占晚清报界主体的民办报刊所代表的公众立场，以及由士绅阶级所代表的社会中坚力量，终于凝聚成一股温和而务实的社会舆论，这股多元的公众舆论力量在晚清由帝制走向现代的奋斗历程中，尤其扮演着极为关键而重要的角色。因此，唯有进入报刊来重返现场，才能让我们更贴近远逝的历史现实。“报刊所保存的作品的原生态，可以让我们对作品有一种立体的感觉，作品成了开放的文本，我们确实是在‘众声喧哗’中接触作品，很多资料可以帮助你理解作品与作家的写作过程，很多研究课题也因此被开发成立。”

“以梁启超为例，只读《饮冰室合集》收录的《新中国未来记》，虽然每回最后的总批（平等阁主人与扪虱谈虎客）保留下来了，但初刊于《新小说》杂志时大量的眉批已经不见。其实，那里面有很多画龙点睛之笔，对于解读作品很有用，从中可以考察作者与评论者在杂志版面上的共谋。更重要的是，假如不翻查梁启超创作小说时所办的相关杂志《新民丛报》，没有看到那上面所刊登的广告《中国惟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也不会知道梁启超关于《新中国未来记》的整体构思。因为现在看到的《新中国未来记》只有五回，即中国维新史刚刚开了个头，还在争论是应该改良还是革命。而看过介绍《新小说》杂志的这个广告，就可以知道梁启超理想中的建国方略。而且，在《新中国未来记》之外，梁启超还有系列创作计划。《新中国未来记》是描述维新事业成功的光辉前景，《旧中国未来记》则是叙述中国如果不变法，将来悲惨的境况，还有《新桃源》（一名《海外新中国》），是专从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的经历着眼，想象在海外一个大荒岛上创建新国家，再把这套制度移植到内地。由此可以感觉到梁启超对于政治小说写作的巨大热情。这些必要的资料，单是读作家的作品集，哪怕是全集，也见不到。”

由此例证可清楚看到，晚清报刊的文化生产模式确实在文学作品的创作历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若只停留在作品集中，将会大量遗失历史脉络的相关连接。夏教授开始进入报刊研究是从梁启超的角度来考量，等到第二次比较大的进入，则投注于女性的个案研究，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一书中，已经“有意识地舍弃了向来研究者采信官方档案、笔记、诗文集或其他文学作品的路数，而将报章文字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石”。当然，要在精芜并存的报章文字中披沙拣金，而后逐一联系、还原各案例的始末，除了好眼力外，又需要一番细致推理的侦探办案功夫了！

谈到旅行，夏教授最有名的事迹据说是有一本“涂得花花绿绿”的名胜辞典，总在旅游前做足了功课，归来后还不忘下笔修订，最终在改不胜改的过程中，已束之高阁。

借由旅行来返回晚清现场，近年来夏教授已累积了丰富的出国讲学、参与学术活动的经验，问及相关历程时，夏教授称：“第一次坐飞机是在一九九二年到日本东京大学，前一年陈老师先去，主要是到东大、京都大学二十天，回来后则以游记的形式写了两篇文章，交给了《读书》刊载。^[1]一开始是走马观花、查资料，回国后再写游记，真正深入调查还是得在那儿住下来。”谈及实际例证时，夏教授回忆说：“一开始是先写完书再去印证原件史料。一九九二年那趟讲学，《觉世与传世》一书早已完成，来到同志社大学考察，主要是‘德富文库’藏有梁启超写给德富苏峰的信札，于是想看原件，趁此机会也得以观看‘德富文库’的另一藏品——罗振玉的书简长卷，这是罗振玉与德富苏峰之间书信往来的资料。‘德富文库’所收材料虽然不多，但日本人还是将此编成文库目录，借此也可看到日本人编集资料的态度。另如晚清研究者都会注意到的实藤惠秀，实藤的图书后来都捐给了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目前已编成‘实藤文库’，研究者可先在大学里翻看目录，其中有书号，再来要求看原书，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值得一提的是，《觉世与传世》一书的出版，也引起日本方面极大的回响，尤其书中大量论及梁启超所受明治文学的影响，也直接启发了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应属一九九三年四月开始，由日本狭间直树教授倡导并主持的“梁启超研究班”，这个研究班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执行，邀集了日本海内外学者共十五人共同研究梁启超，主要方向即是梁启超如何通过明治文化来学习西方，执行时间为一九九三年四月至一九九七年三月，历时四年。夏教授借着在京都访学之便，也在一九九四年应邀前往参加。而该班的共同研究成果《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接受与明治日本》已在一九九九年出版，并在二○○一年译成中文，以《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为题来发行，通过国际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使得梁启超在日本十四年间所受的明治影响有了更为深化而全面的研究。

另外，关于近年来夏教授寻访晚清人物游踪的细节，我们已在《返回现场——晚清人物寻踪》（2002）一书中识得大略，当笔者进一步询问是否有相关旅游计划时，夏教授则笑说：从来没有。出访旅游主要有两个关键：一是际遇，有机会出国开会便前往，从没有特别规划。与陈教授一起出席晚清会议时，也常是陈教授开会，夏教授则把握时间旅行；其二，则要盘算一下该地与梁启超的关系，与任公相关的行踪则由夏教授负责执笔，其余则由陈教授一手包办。在此我们看到两位师长有趣的学术旅行分工，而夏教授在旅游方面仍贯彻着对梁启超的执著，其随境自在的性情也愈见分明。夏教授随即与我们分享这次的澳洲之旅：“像今年暑假（按：二○○七年八月）我们有机会前往澳洲参访，梁启超于一九○○年前往澳洲募款的行踪除了澳洲《东华新报》曾留下记录外，连年谱中也没有记载，目前看到的只有一九八一年底《传记文学》中刘渭平所写的《梁启超的澳洲之行》。”^[2]由此可见，即便是旅行，夏教授仍抱持着高度热诚与严谨考据的精神继续探索学问，不知这是夏师戏称的“文人的无可救药”，还是融学术于生活的最高境界！回国后，夏教授也立即完成游记一篇，名为《寻找梁启超澳洲文踪》，已收在《书屋》（2007年12月）杂志之中，结论是：“梁启超对澳洲印象不好，对华侨募捐并没有募到多少钱，华人去澳洲主要是淘金，真正发财的人太少，而澳洲太大，梁启超把钱都花在旅费上了，所以成果不佳。”

夏教授最终把个人研究兴趣巧妙结合于海外会议与旅行，使得追寻晚清文人海外游踪的田野之旅更加落实，此一具体成果已表现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一书中，书中十篇论文皆是学术之旅的丰硕成果，夏教授除了展现其个案研究的弹性策略，更以“能够把他人的命题转化成自己的题目”而深感自得。

最后，问及夏教授个人未来晚清研究的发展，夏教授则提出“秋瑾与二十世纪中国”的系列文章，对于乐歌、新剧研究的兴趣，甚至也开始关心起外交官的个案研究等问题。相关探索已在二○○八年新版的《旧年人物》中有了若干具体的展现，该书在原基础上，又汇入了两篇秋瑾之文，并以报刊史料为基础，新添梁启超与其友人林长民、汪大燮、刘崇佑四人的行迹，另有六篇读报评书文字，则涉及了黄遵宪、秋瑾以及近年来备受重视的外交官陈季同等人。此外，又有《二十世纪秋瑾文学形象的演化》一文，作为重刊《秋瑾女侠遗集》的导读文字，即将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作写作时间长达十年，文长近五万字，相信是夏教授对于秋瑾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另在开课方面，除了开设过梁启超研究、晚清女性研究、晚清文学与文化、晚清报刊研究、明遗民文学研究外，另有晚清上海的文化空间等新课，借由提示与开发新的研究方向，持续协助学生打开思路，发展晚清研究的各种可能性。同时也有出版社希望夏教授能将研究生够水准的论文集结出版，目前已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一书做了初步的尝试，相信日后陈、夏师门会有更精彩的表现。

就在夏教授研究、教学与旅游各方面的丰富成果与未来期待里，我们结束了这次愉悦的访谈，夏教授多年来在晚清研究领域实际深耕过的土地，一方面已为后来者示范了厚实而丰富的基础，另一方面更开启了各种可能的研究方向，不论是以梁启超为中心的个案研究、女性研究，还是报刊研究，都还有大片的未知领域等待着挖掘与探索，我们期待更多晚清研究的新知新见在前辈的指引下继续生根而成长！也通过这次近距离的问学，让笔者亲炙夏老师的学者风度，不论是女性研究的契机还是各种旅游因缘的促成，夏教授随境自在、转他人题目为自己文章的生命姿态，可说展现出更动人的文人风华！

[1]　两篇文章现收录于《旧年人物》之中，题为《追寻历史的踪迹》（关东篇）、《追寻历史的踪迹》（关西篇）。

[2]　参见《传记文学》第三十八卷第一期、第四期（一九八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