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进教授：从农民到教授，他的学术成果！

访问者：吕文翠

时间：2007年11月3日

地点：台湾中正大学

袁进教授简介：

江苏镇江人。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文学。现为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理事、张恨水研究学会学术顾问、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张恨水评传》、《小说奇才——张恨水传》、《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鸳鸯蝴蝶派》、《近代文学的突围》、《上海文学通史》近代编、《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在台湾出版时改名为《中国近代文学史》）、《身份建构与物质精神》（合著）等专著。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等。近年曾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去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并曾作为客座教授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与台湾政治大学讲学。

袁进教授出生于上海，父亲是江苏人，直到一九四七年才移居上海。袁进童年由于“出身不好”——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一九四九年前是上海《中央日报》的主笔，虽然在解放以后一直非常低调小心，但身为中学教师的他，在文化大革命时，仍然没有逃过被抄家、隔离审查、关入牛棚的命运。“由于父亲陷入‘文革’斗争，童年时期的我饱受出身不好之苦，被歧视为狗仔（狗崽），同学指着我的鼻子辱骂：你老实点！我也只有忍气吞声。”袁教授回忆道，可以想象其求学与成长过程的曲折艰辛。

一九六八年的“上山下乡”是个重要的转捩点，当时袁进教授只有十七岁，有的人可以到黑龙江、云南等地的军垦农场，袁进教授也报名了，但因为出身关系，不批准他到那些地方去。后来，袁教授只能到距上海市区不远的崇明岛（有“就近管束”的意味），当时崇明岛就集中了一大批“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正因如此，在崇明岛，“出身”反倒不是一件突出的事，敌意与歧视被淡化了。此外，在岛上的农村里待了六年，每年都必须负责种植两期水稻，有的还要种棉花和一期麦子或者玉米，劳动量相当沉重。这艰苦的劳动不仅磨炼人的意志，对成年后的岁月影响深远，袁教授还回忆起在崇明岛的那段青春时光最难能可贵的是“阅读”教育，他笑着说：“当时出身不好的人家里有许多藏书，我们差不多是三个月可以回到上海一次，这也是大家将手边的阅读书籍拿回家换的好机会，等于是每三个月大家就可轮流交换阅读各种‘家藏’书刊，好的作品常常激起大家的讨论。书主人经常会慷慨地将书借给一个寝室一二周，比方我的寝室中一共有八人，因为是八个人中年纪最小的，所以往往是要等待年纪大的晚间阅毕才轮到我，我经常是睡到半夜等年纪大的人把我摇醒，说：轮到你看了。因为这样能够大量阅读各类的书籍。等到‘文革’一结束，可以考大学了，进了大学之后发现老师开出来的书单，自己大半都已经看过。”因此，也可说岛上六年的学习与阅读启蒙彻底改变了袁教授的人生，文学研究成为一生志业。

也因为这个奇妙的际遇与大量阅读杂书的生命经验，让甫上大学中文系的他直觉地质疑：为何张恨水这样的重要作家在大学课堂上的文学史或文学批评课程独独缺席？这当然是因为彼时张恨水的作品还在“禁书”之列，可大约在袁进教授大三那年的寒假，张恨水的书解禁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和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都可以找张恨水的小说，但并不表示张恨水作品获得学界与知识圈的讨论，当时大家热衷评论的依旧是像冰心这样的作家，也意味着张恨水所代表的通俗小说传统，仍然不被认为足以与正典文学相提并论。这使得在初中二年级就读到《魍魉世界》，书禁解除后更全面性地阅读张恨水作品的袁进教授越来越意识到：张恨水的研究批评正可补近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空白点，并提出一个崭新的文学史观。因此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大胆地选择了“张恨水”这块处女地。这论文一动笔就欲罢不能，足足写了两万多字，完成后很快地被登载于一九八二年的《新文学论丛》，因为文章太长，分成第三、第四期全文连载，而且作为该刊的重点文章登载。这对当时甫自大学毕业，只称得上学术界新手的袁教授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舞，这也继续促成袁教授尝试编纂张恨水年谱，准备日后撰写《张恨水评传》的基础。该书在一九八七年终于完工，一九八八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二年台湾业强出版社也出版过《小说奇才：张恨水传》，这些著作代表了袁进教授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成绩。

整体而言，就如前面提到的，一九八○年代研究张恨水的人还非常少，袁教授从此入手，陆续出版了相关的研究、评传等专著，也很快地就将自己的研究范畴由张恨水往上追溯，推向更大的范畴：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一部小书《鸳鸯蝴蝶派》，可说是这个阶段的初步成果之一，尽管此书薄薄一帙，却开创性地将鸳鸯蝴蝶派的发端定在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并为之理出清楚扼要的系谱，堪称彼时学界相关研究的先锋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学界前辈范伯群教授早已投入鸳鸯蝴蝶派的研究，只是两人缘悭一面，也没有机会看到彼此尚未发表的研究成果，直到一九八○年代中期范伯群教授受邀到华东师范大学讲学，才有机会认识，并欣喜彼此的研究“英雄所见略同”。

从张恨水回溯到鸳鸯蝴蝶派，袁教授发现它们直接承继的是晚清文学的重要支脉，至此一头栽进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中。袁教授的著作《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写于一九九○年左右，后来大陆文化界掀起一股对“宏观”文学史丛书的需求，此书遂于一九九二年顺利出版。现在回顾起这部旧作，袁教授扼要地提出他当时欲“对话”的文化语境。当时学界对近代小说形式转变的普遍解释是：中国原有的传统，吸收外来的影响，促成了百花齐放的近代文学，但这样的理论却未能说服袁教授，他认为这样的诠释会衍生两个问题：一是若将中国古代小说高峰定在《红楼梦》，这一脉小说系谱应是最有条件在近代实现转化的，因为它的内涵其实更接近西方文学，但吊诡的是，在近代文学变革中，《红楼梦》因为不符合“救国”的要求，恰恰是被否定压抑的。第二个问题是，近代小说虽然可以总结出许多典范转变的因素，但它们的艺术价值相对粗糙，连专业研究者都没有兴趣把它们读完却是不争的事实，也可以说近代小说的“可读性”多数不高，这个现象亦是近代小说一大特征，也带来不少值得思索的问题。

一九○二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理论，小说大量蓬勃出现，不仅科技、公案，甚至狭邪小说都意图呈现“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并以此为基调，描摹近代生活的形形色色。在这个过程中，小说由“边缘”向文学“中心”移动，因此当时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理论先行”，然后才有创作，而不是先有创作再从创作中归纳出新的理论。总结来说，当时各式各样的小说皆受到政治小说的影响，无论是狭邪小说《九尾龟》或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以及言情小说《恨海》，都受到政治小说全面的影响。虽说这种政治性强烈的“新小说”不能涵盖所有的近代小说，但它们却无疑处于文坛核心地位。

袁教授相信，这种现象意味着当时大量的士大夫与文人社群接受了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因为这正符合了传统士大夫“文以载道”的价值，大量具备士大夫修养的创作者进入了小说的作者与读者中，客观上而言，它既保持了中国原有的士大夫文学传统，也与新兴的市民文学互动对话，因此形成了“雅俗对流”的新的国民文学，这正是中国小说近代变革的雏形。

而袁教授二○○六年甫出版的《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第六章“作品与时代”开始，分别针对近代几部有代表性的小说进行深入探讨，阅读此章，我们会发现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为何是以《花月痕》这部清代咸丰年间完成的小说作为讨论的起点？关于此，袁教授表示：“因为《花月痕》是对鸳鸯蝴蝶派影响最大的一部小说，我的论点主要是指出清末以降许多文人固然注意到《花月痕》，但是从没人注意到它对鸳蝴派的影响程度。”另外，此章分析的第二部为《海上花列传》，其中袁教授针对此书的“穿插藏闪”笔法有精辟的见解，认为它正揭橥了都市叙事的崭新结构，一方面它与《儒林外史》非常相近，《儒林外史》对改变现实有迫切的焦虑，这种焦虑与传统小说写“兴亡”往往采取“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态度不同，因此可以说《儒林外史》的焦虑与写作态度是具有现代性的。另外，《儒林外史》的批判性格，忠实地刻画现实，已摆脱掉以前传奇的色彩，而《海上花列传》在这一点上比《儒林外史》走得更远，《海上花列传》是“平淡而近自然”的现实发展，所以也可以说《海上花列传》继承《儒林外史》，更进一步展现了开创的现代性意义。(www.xing528.com)

其次，作为首部以现代城市上海为背景的小说《海上花列传》，也将都市生活有别于农业社会的立即感、节奏快、旋律丰富呈现出来，这说明了小说家意识到现代都市的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都与古代大不相同，需要有一种新型的小说结构，来表现复杂的都市社会，《海上花列传》适应了这样的需要。《红楼梦》从刘姥姥进大观园说起，透过一个外来的乡下村媪进入豪门的所见所闻，才能表现贾府这样一个大家庭；《海上花列传》则不同，是从若干嫖客与妓女构成了各条不同的发展线，形成一个“网状”结构，值得探问的是，小说的叙事结构又为什么要用一个“穿插藏闪”的笔法把它们组合起来？

袁教授分析：假如用《红楼梦》的方法，《海上花列传》中的赵二宝进入上海之后，根据赵二宝的所见所闻来讲述这个故事，这仅能描绘赵二宝生活周围的情景，很难表现这个都市各种不同方面的特点。尤其在现代都市这样一个时空，它需要同时有若干不同的现实，通过网状结构交织起来。“比方说美国剧集《欲望城市》，都是采用类似网状结构这样一种叙事方式。我觉得这是韩邦庆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因为这是他的全新创造。”袁教授说。但韩邦庆这样的小说家又与后来的“新小说”家不同，当时许多西方文学作品已经有了翻译本，因此他们对许多外国作品并不陌生，也会在他们的创作中瞥见西洋文学的影响印痕。既然韩邦庆似乎没有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韩卒于一八九四年），那么我们要问的是，“穿插藏闪”叙事方法的创造来源到底为何？“中国古代的小说中并不是没有网状的叙事结构，比方说《三国演义》，以魏、蜀、吴三个国家的叙述，叙述这个然后叙述那个，他们同时进展，若是从前面群雄割据开始谈起，线索就更多了。也有不少学者提到《红楼梦》已经有了局部的‘穿插藏闪’叙述。话又说回来，《三国演义》、《红楼梦》两部小说因为题材本身的结构就是有机的，既然是谈三国事，当然是用三个路线并行的叙述方法，是很自然的。”但是韩邦庆的创造发明就在于他通过“穿插藏闪”将本来毫不相干的数对嫖客与妓女串起来，使之从中有了一个奇妙的结合。“这个方式在我看来，应该是最适合全面表现都市题材的叙事方式，所以韩邦庆开风气之先，他的创造力就表现在这里，而且他是根据中国古代小说的结构独立创造的，就这点来说韩邦庆功不可没。”袁教授道出此番重要论评。

袁教授进一步提出他自己在通俗小说的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逐步认识到近代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以往学者的研究若从近代小说入手，着重点都是落在文学如何转型，但不太去注重作家作品。即使分析某些小说作品，目的也不在揭示他的审美价值，或注意它在文学转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因此，《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这部近作就从传播、市场、言语形式、文体与范围、传统与现代等部分，较全面而具体地分析近代文学的特殊性与重要意义。袁教授扼要说明：若是我们欲突显中国文学的两个剧变阶段，一是先秦时期，因为先秦确定了古代文化的形态，后来每次变革的变革点往往都是往先秦去寻访变革的资源，如唐宋古文运动，或者是王夫之的重新思考，当时没有西方可以借镜，只能回到古代去寻访；二是近代时期，它是处于中国进入全球化的重要阶段，而中国社会在近代的变化也显示出中国全球化过程的具体与复杂。“现在我们渐渐质疑全球化衍生的许多问题，若要回到‘五四’时期找寻答案，可能会相当失望，因为‘五四’时期不能说明问题的根源，必须再往上溯，推到近代，才能找到中国文化在应对全球化所产生的变因，这变因也决定了近代全球化的道路。”袁教授接着说。

“因此，当我们回顾中国近代全球化的过程，也等于从过去重新寻找资源，也可以说，‘五四’时期的鲁迅、胡适等人不见得能提供解答，但观察王国维、严复他们怎么样去保持一个开放性，同时又力图保持传统文化的健康发展，也许更能帮助我们面对全球化课题的种种解决之道。”袁教授继续谈到他近期集中研究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出自同样的理由。近代传教士的研究长期以来遭受疏忽，也使得我们常常无法厘清中国古代文学如何转变成现代文学的过程，仿佛是“五四”文人登高一呼，办了几个杂志、花了几年工夫，就变成现代文学的面貌了。为了填补这个近代文学研究的空白，袁教授在海内外搜集了大量证据，证明这个转变在十九世纪早已开始，正因为有这样的基础，“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才有水到渠成的结果，所以我们更可借由传教士的研究，重新审视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叙述与发展。

不管是研究传教士对近代文学的影响，或揭示最早全面地以近代城市上海作为背景的小说之开创意义，袁教授回顾他投入“上海研究”的缘起，其实是跟其所属的工作单位很有关系的：“我曾任职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要责任就是要做地方文化史料的挖掘与搜集，只是一旦着手上海的研究，我很快发现，这远远不能视为一个地方性的研究。开始筹划上海近代文学史的时候，我曾经去请教过文化界大老施蛰存先生，他坚决反对，认为：‘哪来的上海文学史，你听到过巴黎文学史、柏林文学史吗？’我当时觉得这个说法当然有他的道理，但上海这个城市太具特色，与巴黎和柏林这两个欧洲大城市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它拥有强大的爆发力，从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成为一个融汇多元异域文化的中心。我多年的研究更证明当时找不到一个比上海更适合成为文化中心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国际学术界对上海研究非常重视，因为上海的变化就是中国现代性转变的缩影。”

袁教授首先点出“租界”与上海文化的密切关联：“上海在开埠之前仅是一个五十万人的小城，虽然当时货运已相当频繁，但是整个海关的收入只是广州的七分之一，而且五口通商条约——南京条约——签订的时候，广州是排在第一个，上海则居于末位。但为何后来广州不能成为一个贸易与文化的中心？因为广州老百姓排外情绪强烈，别的族群移民到广东五六百年以后，还是称作客家人，不能够跟当地土著成为一体。又加上当时广东的士绅敢于出来领导，以致外国人根本就进不了广州市，更不要说建立一个租界了。外国人一直要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才进入广州，但他们在广州建立的租界，也只有数百人居住，而非华洋合居，形成一个现代都市。”这样的冲突不只发生在广东，福州亦然，外国人不能上街，民众对街上的外国人无故寻衅，争端不断，因此外国人往往不敢轻易外出，中外的冲突常处于剑拔弩张之势。

“但是上海的历史发展就不同了。其实上海的士大夫在明末也曾英勇抗清，所以有‘嘉定三屠’的浩劫，但就是在那样惨烈的抗清过程后，清政府对于上海地区的士大夫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打压，当时整个上海地区的秀才只有二十八个，剥夺读书人科举仕途之路的致命手段逼得上海的士大夫不得不屈服。”袁教授还指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在明朝末年就有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渊源，这与当时官位高居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的徐光启有密切关系，现在上海的“徐家汇”地名缘由就是因为徐光启后人长期定居于此。根据资料显示，当时江南地区近五万多教徒，上海即高达四万，如此高的比例也造就了上海地区对待西方人的态度。雍正禁教之后，有一部分西方传教士不愿回国，悄悄地躲避到上海地下传教，直到他们死去。一八四三年西方传教士重新回到上海传教，从禁教到解禁这段近百年的时间，西方传教士的地下传教也持续渗透影响，因此到了一八四○年代上海开埠，家中祖辈是基督徒的很可能还在世，可以想见基督徒家庭在上海长期接受西方宗教带来的文化思潮。如宋美龄的父亲宋嘉树也是传教士，他到美国去留学，回来到上海传教后，与另一个基督徒——倪桂珍——缔结婚姻，倪家祖上也是基督徒，这充分说明了上海社会文化的特征。因此，别的地方常有因东西文化隔阂造成的教案，产生种种激烈冲突，但在上海就没有发生过。

另外，袁教授更指出地理因素亦为上海的优势。中国最富庶的地方自明清以降就是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一带，而上海恰是在这个交接点上，虽然广州比上海更早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为清代最重要的国际商港，亦有珠江流域作为腹地，但珠江流域的经济情况比起长江流域仍瞠乎其后。因此，当外国人到沪后发现上海可以打通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区的纽结，尤其在火车还没发明之前，航船是最经济实惠又容纳量大的运输工具，上海港的优异条件使它也成为江浙地区的丝绸、茶叶等商品的集散地，相较之下，宁波、厦门、福州都不具备这些条件，这直接造就上海成为一个以经济为重心的都市。海禁之前，上海不过是一个边陲小镇，没有机会展现它的地理优势与外贸条件，但一旦外国人打开中国市场，推行全球化、国际贸易的时候，它的重要性立即突显出来，也可以说上海在十九世纪末已经与全球同步，成为中国近代经济的中心。

但若仅从外国人在华设立的租界经营或国际外贸层面来分析，似乎并不能充分地揭示上海的特殊性。因为相较起来，香港这块英国殖民地的制度、管理远比上海租界更完善，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jor, 1830？—1908）在上海办《申报》，便须派人赴香港去学习与吸收经验，即可窥见香港报业在中国执牛耳之地位，只是香港远离中国的文化核心地区，报纸与期刊等大众媒体的市场太小，读者群也有限，因此不容易拓展出一个成熟的文化圈。但上海便不同了，它的腹地遍及江苏与浙江，这两个地区的城镇自古繁华，经济上的富足也使得该地文风鼎盛，累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良的教育环境更培养了众多杰出的人才，我们只要查阅一下明清进士题名录，就会发现籍贯江浙的人占据了大多数。除此之外，江浙地区的读书人固然比其他地方更多，走上科举之路的比例很大，但这地区因为交通便畅、商旅云集，许多家庭也不排斥让子弟学习经商或到钱庄当学徒，因此培养出不少近代的银行家或商行老板。更值得一提的是，在科举与从商之外，晚清时期江浙地区还有一批非循“正途”出身，出于自己的爱好钻研数学物理等“格致之学”的读书人，如与王韬同时期任职于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于上海创立的墨海书馆佐译圣经之“秉笔华士”李善兰（1811—1882）也是来自浙江。他自青年时代便嗜好天文与算学，到上海工作前，几乎将四库全书所收的数学书全部钻研遍了，所以他与墨海书局中“格致之学”造诣极深的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特别投契，两人更合力翻译了《代微积拾级》、《谈天》、《几何原本》后九卷，堪称中国近代科学家的先驱。但若没有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上海提供舞台，像他这样特立独行的士大夫也很可能就被埋没了。

这些分析，都说明了江浙地区的士大夫思想不僵化，易于接受新思潮，上海的中文报刊如《申报》虽然是外国人创办，但主编与笔政却几乎全是从江浙地区出身的秀才与士人，华人的身份使他们主持编务更能妥帖适应大众的需求，从读者市场的角度来看，也证明江浙地区的士大夫支撑了上海地区的报刊文化。所以上海的报纸越办越多，越办越大，越办销路越广，实与江浙地区的读者阅众和士大夫阶层的参与有很大的关系。同样地，上海的出版业亦是在这个过程中崛起，现代化的出版业和报刊直接促成上海地区文学文化的成熟与转型。

这次深入浅出的访谈，不仅让我们认识到袁教授精湛的“上海学”研究素养，更让我们深深明了：近代中国的文化中心，非上海莫属！上海研究，实为一扇开启近代中国文学文化研究的重要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