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教授专访揭示破旧声论

访问者：杨佳娴

时间：2009年6月

地点：台北温州街“路边捡到一只猫”咖啡店

李欧梵教授简介：

1939年生，台大外文系在学期间，与外文系友人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等人，在业师夏济安教授《文学杂志》的基础上，创办《现代文学》。该刊发表新锐创作，译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意欲打破当时沉闷的文化空气，对台湾战后文学的走向影响甚大。1970年获哈佛大学东亚语文博士学位，曾于香港中文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作育英才无数。其学术著作《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铁屋中的呐喊》、《上海摩登》之中英文本，风行海内外学界，往往能扭转研究方法与视野，开启崭新议题，引领风潮。2002年，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自哈佛大学退休后，目前为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并积极参与香港文化社会实践，为香港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另著有文化论评与散文集《中西文学的徊想》、《西湖的彼岸》、《狐狸洞话语》、《世纪末呓语》、《寻回香港文化》、《都市漫游者》、《清水湾畔的臆语》、《我的哈佛岁月》、《苍凉与世故》、《又一城狂想曲》、《交响》、《睇色·戒》、《人文文本》等多种，以及小说《范柳原忏情录》、《东方猎手》。

二○○二年获选“中央研究院”院士，二○○四年自哈佛大学教授任上退休，学者李欧梵作育无数学生，几部影响深远的学术著作外，也一偿文学写作的梦想，出版了几部小说，把范柳原和军火间谍一齐拉入来。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不吝于写出与第二任妻子李玉莹的恋爱故事，公开情信，表露心迹，将“过平常日子”用浪漫真挚的文字写出来，与晚清“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基本上将文学看作是公领域事务、不宜嵌入私人情爱，大相径庭——当然，浪漫闻名的徐志摩不在此限，他表露得更多，更澎湃。

这样看来，于公于私，于事业于情感，李欧梵似乎都达到了一个令人欣羡的状态。但是，他并未就此满足，退休后仍继续思想的探索。由于妻子是香港人，他自己也热爱香港，于是落脚在香港中文大学，除了继续教书，也大量发表文化随笔与杂感，对公共文化事务发表意见，变成香港本地的公共知识分子了。

毕业于台大外文系的李欧梵，反而从未在台大任教。二○○八年，获颁台大学术类杰出校友，二○○九年，他带着妻子到台大台湾文学研究所展开为期六周的密集讲座，除了课堂上，私下也与台北文化界以及一些年轻学者有较多互动。

对于在课堂上接触到的台大文学院研究生们，李欧梵的总感想是：“他们太乖了！”

怎么个乖法？

“我上课喜欢一直拋出问题，学生最好可以发挥他们的狂想、奇想，可是要言之成理，要有脉络可循，这样也许可以激发出创见来。”例如讨论卡夫卡《变形记》，他就不断追问大家：“为什么他父亲要用苹果来扔男主角变成的虫子？而且，为什么是扔中背部？而不是胸部、腹部、头部？”在座终于有学生提出一点意见，他会就那意见继续追问，刺激学生继续往下想，往里探，学生尝试着把自己的意见说得更完整的过程中，一个论点可能就逐步形成了。更有趣的是，李老师还喜欢提出一篇小说的开头或者关键场景，询问大家：“如果拍成电影，你会怎么安排画面？用怎样的音乐？”

“从事学术工作，审问明辨，也要有想象力，”李老师说，“我不喜欢一直给答案，否则就变成了一言堂了。我的观察是，学生们是有意见的，可是就憋在心里，不敢说，大概是因为审慎的关系。不像美国学生，争先恐后要发表想法。”他开玩笑说，现在的学生在比较开放自由的环境长大，也许较为缺乏“弑父情结”，不需要推倒权威或上一代，来证明自身的存在。

那么，李教授自己读台大的时候，是否就真的是个“不乖的学生”呢？是不是也饱含“弑父情结”？

“没有没有，”言下似乎颇为遗憾，“我那时候只知道读书，功课那是很好的，用功嘛，可是对于很多事情开窍得很慢。像白先勇、王文兴他们在讲那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我也是透过他们才算是开始接触了一些。那时候外文系不教这些的，这是课外自己摸索的。”正因为这样，他认为越是年轻的世代，所受的大环境束缚比他的世代要少很多，更有自由探索的可能。

如同李教授在访谈录《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记录学思历程的散文集《我的哈佛岁月》等书已经谈过的，他刚刚到美国念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在芝加哥大学读了一年国际关系，而后才逐渐发现自己的学术兴趣偏向历史和文学，转学到哈佛大学读历史与东亚语文。而他的著作，也一直是历史与文学文化的对话，他关心世界的方法往往是透过了解历史，而一抒内在的方式则透过文学艺术的浪漫。“其实，我的兴趣就是太广。例如我很喜欢音乐，我的父母亲都是从事音乐工作的，我的妹妹也是，我从小受到熏陶却没有走上音乐的道路，可是那份热爱始终存在。所以，在学术研究之外，才会写那么些音乐评论文字。”

李教授的学生，如今已有不少在美国汉学界执教鞭。他和学生的关系，亦师亦友，相互有亲密有诤谏，这正是学问进步的重要推力。他说，台湾这边也非常熟悉的后殖民理论学者萨义德曾说过一段话：“我在教学和写作上从来不要弟子，然后有的教授、作家和知识分子却执意培养自己的跟从者。我对此道从来没有兴趣。作为一个教师，我觉得我最擅长的是要我的学生——从某种意义来说——批评我；不是攻击我——虽然攻击我的也大有人在——而是要他们向我宣布独立，然后各走自己的道路。”这样的教育观点颇与他合拍。“所以，研究生并不是老师的配角，承继发挥老师的观点固然不差，若能指出老师的盲点，更上一层楼或另起炉灶，当然更好。我在这么多年教书生涯中最得意的事，就是没有门派，没有门徒。”

李欧梵常自笑当年就是一个好乡土气的台湾男孩子，在美国教书三十年后，“落叶归根”在香港，竟也写出《寻回香港文化》这样的书来，可见他对香港本地文史与当代情况的强烈关注。据说，他甚至已经能够用香港话做公开演讲了。

但是，为什么是香港？

除了私人缘由，还包括了香港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边缘与辐辏位置上。“我时时提醒自己要站在边缘来看事情，不要把自己当作中心。唯有长久保持边缘的发声位置，才可能保持批判性。而香港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永远不可能变成‘中心’，无论是英国殖民或回归中国，无论是过去作为大陆与台湾的缓冲地，或是纳入和上海的比较视野来看，它总是‘边缘’。可是，这个位置替它带来了某些无可取代的特质。而且它本身是跨文化的体现，所以我喜欢香港，也希望自己能参与它的保存与变化。”依循着这样的思维，李欧梵也鼓励学生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也正是萨义德说过的，秉持“反对的精神”，而非“调适（accommodation）的精神”，其责任乃在于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和化约。

除了文学、音乐，钻研过都市文史，也对建筑大感兴趣的李欧梵说，上海和香港在历史与文学上频频演出“双城记”，彼此很难脱钩，例如张爱玲、王安忆都同时写过这两座城市。但是，两者还是有所差异。例如上海至今仍保有相当数量的老房子，即使翻修过——几乎每个房子都有一个“前世”的故事，在革命和现代化的轮番摧残之下，历史的魂魄仍徘徊不去，“这在我眼中正代表了上海的魅力”。与此相对，香港的文化记忆，因为没有可供记忆依附的物质存在，这番历史的况味就稀薄多了，“毕竟，文化并不仅仅是一种在崭新的博物馆玻璃橱窗中展示的东西。香港的空间有限，寸土寸金，文化需求让位给经济规划，对于文物的保护似乎也不怎么在意”。热爱香港的李欧梵说：“我若想追寻香港文化记忆，只能从西环的街市或赤柱的坟场中去找寻。”之前香港西九龙开发的问题引起轩然大波，李欧梵也写过多篇文章提出自身看法，指出在都市规划上“文化创意必须超越商业”，否则西九龙只能成为地产商人炒作又一处。他认为，香港汲汲于要创出“新天地”，则老记忆是不能不注重的。记忆能让一座城市有深度。

对于有历史的老城市来说，如何调和新旧，是个难题，做得好的话却可以恢复城市活力。而老城市中特殊的建筑所引发的地景意涵变化，也十分耐人寻味。例如毁誉参半的北京奥运建筑，无论是“鸟巢”或“水立方”，有人说创意十足，也有人觉得和苍紫旷阔的北方京城感觉搭不上调子。李欧梵说：“这方面的正反意见已经有很多辩论，也都很精辟，实在不需要我再多说，基本上我并不讨厌这两座建筑。盖都已经盖了，不如讨论这些建筑在‘奥运走后怎样’。我倒是想提提奥运结束后没人提起的，就是奥运的通讯塔，当初是盖来调度监督整个活动进行的控制中心，不知道它的功能是否会被滥用，成为北京的警察中心，变成法国学者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监狱’里的控制塔。”

作为研究“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学者，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1973）、《铁屋中的呐喊》（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 A Study of Lu Xun, 1987）二书，替当年无论海峡两岸均受到政治意识形态挤压、诠释趋于僵化的“五四”研究，开辟了新道路。今年适逢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五四运动曾经想“打倒传统”，而今它自身也逐渐变成了另一个“传统”，可是，“传统”并不是死掉的东西，而是活生生的、随着时代不断变化其内涵与功能的存在。因此，他特别指出，“‘五四’乃是把中国文化放置在世界文化的平台上进行独立思考和批判的过程”，它不是全盘西化，而意味着“一整代中国人对西方与世界现代性的回应”。

“五四”的重要课题是讨论“什么是现代”？“现代”究竟具备怎样的特性？并将之延伸在各式各样的领域中，从科学到文学，从日常生活到政治运作，均可见对于“现代”的想象与实践。许多学者都对这方面发展论述，其中，李欧梵这几年最感兴味的正是犹太籍学者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与巴黎有关的著作。(www.xing528.com)

在香港中文大学，他曾和研究生们一起读《拱廊街计划》：“这本一千多页的皇皇巨著，本雅明根本还没写完。我们师生共同细读了三百多页，虽然没有读完，但这样的进度我已经很满意了。”在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会读本雅明研究巴黎的著作，于许多印证、反证、偏离之间，正可以发现现代都市兴起与发展的诸般要点与趣味，并进而引发东西方都会文化异同的深度讨论。

至于二〇〇九年夏天，在台大台湾文学研究所的密集课程中，李欧梵采用了理论、文本、刊物三管齐下的方式，来谈何谓现代主义，并回扣到台湾现代文学本身。而要谈现代主义，则非从“现代性”这个至今莫衷一是的概念谈起。在开头的几堂课里，他提供了几位著名学者对现代性的说法，包括韦伯（Max Weber）、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本雅明、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等等。然后引介现代主义文学经典作家，特别是对中文现代主义文学兴发有所影响的几位，如卡夫卡、乔伊斯、吴尔夫、艾略特等，并选读其重要作品，原文为英语的则尽量以英语版本作为教材。李欧梵认为，唯有亲炙现代主义大师的语言魅力，反复揣摩，才有可能更贴近、更深刻地处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中文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毕竟，当年在《文学杂志》、《现代文学》这样以外文系为基本盘的学院刊物中，不少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如王文兴、白先勇、王祯和等，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阅读西方作家原文的。

课堂上，李欧梵曾向学生推荐好友郑树森《小说地图》一书。他认为这本书以经济的篇幅，横向勾勒出现代主义文学的全球图景，为过去可能只执著于一国一地的文学研究，或两三个国家之间文学思潮的传播转译，拓展了地平线。

“例如，当捷克的卡夫卡在一九一二年写出《判决》的时候，那时候意大利的作家在写些什么？巴黎的作家在写些什么？日本的作家在写些什么？中国的作家在写些什么？”李欧梵认为，把一张现代主义文学的世界地图画出来，将之还原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运动来看待。有了这样宽阔的底图，再加入文化史的视野，回来重新理解“五四”以及“五四”的种种影响，应该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另外，课堂上李欧梵曾多次批评美国学界矫枉过正，妇女、性别、少数族裔等切入角度与理论，原本是为了能让阅读视野更为多元、公正，却僵化为一种政治正确的表现，笼罩而成为学界的信条，致使许多过去的经典因为不符合此政治正确原则，而被视为老古董、过气之物，摒除于学术殿堂之外。此番他提议重读艾略特等人作品，也是出自这样的缘由。

李欧梵是有名的影痴，平日最大的消遣就是看影碟。有些电影他甚至一看再看，例如《北非谍影》（编注：大陆译作《卡萨布兰卡》），“到现在这部电影仍然是我的最爱”。

若以为大学者看电影就是拿着放大镜、一副学究的样子，那就错了。“我看电影有很多角度，有时候就是个单纯的影迷，女主角漂亮，男主角英俊，音乐好听，影像漂亮，故事有吸引力，赏心又悦目，谁不喜欢？我年轻的时候对布拉格这座城市很向往，不只是因为有卡夫卡，还有电影和美女！而且这个美女就是从电影里头看来的！”教授笑言：“以前看捷克电影，觉得怎么每个女孩都这么美。像很多台湾年轻人爱看的米兰·昆德拉，就是有政治，有哲学，还有美人！”

但是，电影研究本身在欧美学界即是显学，而文学和电影的关系也一直是讨论热点。李欧梵自己不只曾针对擅长改编文学作品的导演大卫·里恩（David Lean）做过探讨，还曾经在《苍凉与世故：张爱玲的启示》一书中用了约三分之一篇幅谈论张爱玲与电影的种种关系，甚至写了整整一本《睇色·戒》，通过张爱玲的文字世界与由影像表现出来的张爱玲世界之间的差异，来讨论文学与电影的复杂——是的，这正是张爱玲研究“张学”发展的新路径，从电影入手！

自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肯定张爱玲以来，“张学”面貌时时翻新。从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详解，到各种流行理论工具的介入，和“出土文献”的搜掘和编整。过去学者们热衷于找寻张爱玲与西方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这是深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生活的张爱玲；慢慢地，发现祖师奶奶其实对于古典和通俗更为爱好，这是读红楼成梦魇、“最可爱的雇主是大众”的张爱玲；近年来，曾担任过电影编剧、爱看电影的张爱玲，也成为注目焦点了，李欧梵就提起自己的一位得意学生，目前在香港教书的吴国坤教授，就是“张爱玲与电影”此一课题的专家，尤其专注在其电影剧本上。当年张爱玲写过《银宫就学记》，指点出通俗电影剧情套式中呈现出来的性别、教育意涵；而今日“张学”，也同样正上演着另一回“银宫就学记”。

对于报刊始终抱持着高度兴趣，且视其为从现在通往历史的重要渠道的李欧梵教授，进行上海研究时就摸过不少十里洋场上的报纸、杂志，加上对于城市历史的考察、对文学的活泼阅读、对于耽美的颓废的大世界的想象，据此写出《上海摩登》一书。这明明是一部学术著作，竟成为大陆沿海城市畅销的小资读物。“真是始料未及，”提及此事，教授哈哈大笑，“当然我内心也是有点得意的。不过，这也意味着，在爆发的经济发展之后，人们开始发现他们需要文化，需要知道历史与美学，将精神提升到和财富相等的位置。”

多数的报刊研究，仅仅是把报刊当作材料使用，亦即，其研究对象乃是自报刊中取得，除此之外，与报刊本身关系并不大。李欧梵教授指出：“我们不能忘记的是，报刊本身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其发行、编辑、写作、阅读、广告等种种样貌和运作方式，改变的不只是文学内容，也包括作者心态、写作习惯、文学体裁等方面，最好是也能够在研究中把这些面向呈现出来。”在这当中，“报”和“刊”又有不同，前者更为即时，后者能够深入；前者刊登短篇与连载，后者能够一次刊完容量较大的作品；前者利于同时展开多种角度的观察，后者利于集中性地呈现某一社团或流派的主张——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其呈现出来的文学面貌，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生态。“比如说，我以前写过论文去谈的，《申报》上的‘自由谈’栏目，上面的文章亦庄亦谐，因为要避开政府的检查呀，所以就要插科打诨，在其中布置它的讽刺。这也是不得已，因为苟活于乱世嘛，只好做做游戏文章，但是不能因为是游戏文章就等闲视之，要发掘出其中的irony。”

再者，学界一般都将报刊当作现代中国的启蒙工具，李教授并不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说，启蒙功能是有的，但是不多。“想想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时代，那是有一大批哲学家，例如卢梭、伏尔泰、康德、狄德罗等，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写出一大批有深度、有见地、遍布各领域、到现在还很有影响的思想著作。晚清民初的中国，似乎不具备类似的条件。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是新政的需求，一方面是商业的需求。”他也提到，晚清翻译了很多西方的二流历史著作，有些是通过传教士如李提摩太等人去翻译的，以作为新学的阅读书目和考试题目来源，也就是说作为新政的课本。“当时‘竞谈新政’，知识分子们嗅到时代转变的气息了，但是这些是陌生的东西，需要有一个资料库在那里，因此翻译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事业。”新学需要相应文本，也促进了商务印书馆的发达，例如字典、教科书等，还有影响深远的“东方文库”。

除了质疑启蒙观点，李欧梵教授也认为，近来王德威教授重提抒情，是非常有见地的，但是，他似乎将lyric mode和epic mode两者变成有次第、有序列的状态，“在我看来，以晚清来说，抒情和史诗这两个元素一直是并存的，是共时性的。我又想到这个《尤利西斯》，把资本主义所有的元素都放进来了，也可以说是一个modern epic”。他接着补充，巴赫汀讲的“众声喧哗”（raznorechie；heteroglossia），不仅仅是多声交织，还有一个宗教的背景在，这是中国没有的。因此，挪用这个看起来非常漂亮的词汇来讲中国近现代文学，需要更谨慎与深入。他主张，延续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重视晚清的这个思维，进一步将“五四”和晚清混合起来看，二者并非对立，也不能一刀断流，反而是犬牙交错的，要能将这种lyric mode和epic mode芜杂的状况描绘出来，才真正是表现了当时的“众声喧哗”。

近年来把阅读与研究主力放在晚清的李欧梵教授，如何看待这个时期？

“张灏等学者将晚清认定为转折期或过渡期，我并不完全同意。我想，晚清是一个暧昧、混杂的时代，是介于两个不同时代之间的世界，像是踩在门槛上一样，鹳鸟踟蹰。”他指出，他接触到一些研究生，仍然想用“五四”家国想象去诠释晚清，这样可能会把晚清研究搞得太狭窄或偏颇。“晚清所包含的时域，恰好跨越了世纪末与世纪初，是颓废和新生的混合物，整个文化是一只脚还陷在旧日的云泥里，另一只脚已经跨出去找寻新方向。尤其我们要注意一九○○年至一九一○年间，多数的小说都在这个时间中出版，目前还没有人对这个部分做理论化的处理。在实际研究上，则大概把这个时间前后各推五年左右，以增加弹性。”

“晚清文学的相关研究中，太过注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因为他们的批判也是最直接的。”但是，当时的小说并不仅仅是暴露旧社会黑暗面而已。这样看来，晚清文学文化的丰富性，尚未被完全发现以及认可。最近，他正在重看《老残游记》，并同时注意到《文明小史》。

《老残游记》是一部充满了人文精神与诗意的作品，象征着中华帝国的晚景，且脱离了那个时代新旧纷争、东西冲击的脉络，追求传统文化之美，那种诗词风雅，琴棋书画——但是，为什么小说里写冬天特别冷？老残为什么在黄河边上要掉眼泪？主人翁在游历途中看见的山川胜景，不免也是一种丁兹乱世、山河变色的悼念。一方面，老残面对的是世纪末，传统美好的事物发展到熟烂，且受到了挑战；另一方面，这也是帝国制度已经走到最后，回光返照的时期，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例如梁任公的君主立宪，或者孙中山的民族国家。“从世纪末和帝制末这两个角度来看，我想那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trauma，小说主人翁正是一个老残式的、中国式的波德莱尔。”他又举例，如王国维自沉，也是世纪末和帝制末双重的创伤，政教破裂，旧文明似乎熟极而衰，新的信仰在哪里呢？“生不逢其时”，只好走上死亡一途。

这两部小说的比较，李教授也有很大的兴味。他出示手边正在详读的一本研究著作，是任教于大阪经济大学的樽本照雄先生《清末小说研究集稿》。“日本学者治学缜密，尤其考核较证功夫，更为精细。樽本先生是晚清小说资料的专家，在这本书里，他很详细地研究了刘铁云、吴趼人、李伯元等人的写作和生平资料。其中有一篇《〈老残游记〉和〈文明小史〉的关系》，指出这两部小说的互文关系——这在当时也没有听到什么检讨抗议的声音，因为，那时候对于何谓原创何谓抄袭，甚至翻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都和今日的观点不同。那时候界限并不严格。传统叙事者没有什么authority。”

他说：“《文明小史》和《老残》是非常不同的，后者那么美，那么富有文人精神，前者却展现了另一种晚清文化风景，讲的就是‘文明’，就是‘现代’，它不完全是暴露旧社会，可是也不完全是说新时代好，活脱脱就是那个价值崩解的时刻混乱的状态。它还展现了西方的许多风俗习惯。很多学者都没有注意到，除了声光化电，那些风俗习惯是透过小说传进来的。如果把《文明小史》和《儒林外史》拿来比较，前者处于价值崩坏的时代，后者的背后还有一稳定的儒家思想力量在支撑。”

“中国现代文学呢，老实说，我认为整体的quality就是不够好。所以，除了少数作家的文本禁得起我们动用种种理论去分解，大多数从艺术角度，往往读起来都令人痛苦。”那么，该如何面对这数量庞大的时代文件？“所以，把整个群体拿来看就有趣了。例如晚清，各种奇奇怪怪的创作那么多，就适宜把全部当作一种现象来看，用文化史的方法去研究它们”。更进一步看，“当时没有写实主义的技术，能使用的就是影射之类的方法。晚清长篇小说通常都很难收尾，主角或是成仙成佛，不然就是被收编进文本。所以我也想知道，晚清文学所受到的形式的限制是什么？限制的原因又是什么？其形式的资源是多方面的，可能来自传统，或西方，还有报刊——而可能衍生出一种作者也始料未及、未必充分自觉的后现代式的拼凑。我想，晚清文学没有文本的主体性，因为互文太多；也不太有作者的主体性。但是，应该可以找寻到现代文学叙述方式的前行线索”。

李欧梵教授称自己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跨文化”，就是他的中心观念。他乐意让各式各样的文化力量在身上交融。可是，“我也有‘祖国’——我指的不是政治意义上一个特定的地点或国家，是一种非常国际化的华人文化，超越政治、种族、地理，有时候甚至是超越语言的。这里头吸收了很多非华人传统的东西，却可能反过来丰富华人文化。就像印度籍的学者用英文写作，写起来就是和英国土生土长的学者不同，却丰富了英文；而从马来西亚来的作家写出来的华文，就是和中国内地、台湾、香港不同，却丰富了中文。我认为应该承认、建构多元性的中文世界”。

另外要提一笔的是，李教授认为一九三○年代的中国文坛，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处于比较匮乏的状态。“三○年代的左翼，我想还是需要更多人投入做研究。那时候很像晚清，格外热闹，翻译也很多，尤其像是瞿秋白、蒋光慈，都有苏俄留学经验，田汉等人，有日本留学经验，他们在文学和思想上带进来新鲜的东西，从苏联、法国、日本等地，找到滋养。”李教授说，也许就因为自己是个国际主义者，对于思想大一统的时代特别不感兴趣，反而是那些乱哄哄的、拼命向外面拿东西来、试图要为本地文化注入新血的时代，才特别令他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