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志教授：学者风范，学人本色

访问者：唐欣玉、崔峰、刘静、吴慧敏

执稿：唐欣玉、崔峰

时间：2009年6月

地点：广州外语外贸大学保利山庄

王宏志教授简介：

祖籍广东省南海县，1956年在香港出生，1978年获香港大学文学士学位，主修中国文学及翻译；1982年获香港大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主修现代中国文学及政治。曾任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讲座教授、翻译研究中心主任、香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中国研究院署理院长、中文及翻译研究教授，同时兼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及博导、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国文学资料及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并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人，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人文学科研究所所长、国际交换处副处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文学院院长、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范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晚清以来中国翻译史，香港文化研究。著有《本土香港》（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7）、《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新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鲁迅与“左联”（修订版）》（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历史的沉重：从香港看中国大陆香港史论述》（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初版、2001再版）、《历史的偶然：从香港看中国现代文学史》（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Shanghai : 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1930–1936 (Manchester & New York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等。

毕业后再次见到王教授，是在他举办的“阅读中国翻译史：第一届中国翻译史研究暑期班”上。六月的广州，已分外炎热，只有偶尔的暴雨能带来一阵清凉。但王教授似乎已忘记了酷暑，正和其他四位学者一道，为学员们带来最新和最高水平的知识及研究方法。结束一整天的听讲和讨论后，我们如约前往保利山庄，就学问和人生，听王教授娓娓道来。

王教授与中国文学结缘很早。“十岁左右，就开始一篇篇念《古文评注》。小学里的一位老师时常给学生补充课本以外的中国文学知识。”这样的中文教学内容，在当年的香港很罕见。二十世纪五○、六○年代，香港的中学以英文学校为主。其时人们大都意识到，生活在香港这样一个英国殖民地，只有读英文学校才可能有较佳的出路和发展。一九六二年，香港大学宣布在大学入学考试取消旧例中所规定考生必须考取英文以外一科语文及格的一条，对整个中文教育，包括中文小学的教育，产生严重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下，中文小学虽仍以中文授课，也讲授国文，却极少推崇古文和历史教育。王教授就读的这所学校，便显得与当时情形格格不入，确是“古怪”了些。然而，也正是因这“古怪”，王教授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学、文化和历史发生浓厚兴趣。

进入中学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后，王教授一直念理科，但到了准备投考大学的两年预科，却转而选择该校一直不大重视的文科。皇仁书院预科班分为理科、文科、医科、工程四个专业，当中以医科最强。王教授没有选择医科方向，连本来已经念了五年的理科也放弃了，冒着考不上大学的风险转入文科。个中原因，主要便是出于对中国文学、历史的热爱。中学期间，王教授中国语文、文学、历史的成绩很好。他的坚持和勤奋，成就了其进入香港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学习的梦想。

在港大读书的几年，王教授算不上是听话的学生，逃课是常有的事，经常不在学校。尽管如此，却仍能做到门门课程优秀。其时，港大完全实行英国式的精英教育制度，选拔过程非常严格，但学生进校后，基本上自主学习，老师所起的作用很小，对学生的管束也不多。王教授便自己安排自己的学习，选择自己喜欢读的书籍。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他阅读大量作品，包括当时绝大部分新文学史著作中或只字不提，或严加批判的林纾、苏曼殊、郁达夫、徐志摩等人，当然也还有鲁迅、郭沫若、萧军、萧红等“政治正确”的作家。大概是正处于“浪漫”年龄的缘故，王教授特别喜爱郁达夫，认真地看了他的全部作品，其中又特别爱读他的旧体诗词，有一段日子更能背诵如流，以为直逼唐宋名作。大学翻译课上的自选长篇习作便以李欧梵教授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中谈郁达夫的两章进行翻译。对文学、历史的广泛了解，为王教授后来走上研究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教授对学术的热情在港大念硕士时养成，受当时老师影响，写过一些考证方面的文章。他编撰的《朱湘年表初稿》，首次比较完整地讲述天才诗人朱湘的人生经历，补充了赵景深、罗念生等朱湘生前至交未曾注意到的史料。赵景深一九八二年撰写《朱湘传略》，参考上述年表，称赞王教授“写得很精细”。此外，王教授在伦敦求学时曾编辑《瞿秋白研究资料简目补遗》，补充丁景唐先生《有关瞿秋白同志生平及其著译的参考资料目录》只截止到一九五九年的遗憾，将纪念和研究瞿秋白的文字收集整理从一九五九年拓展到一九八一年九月间，为后来者的研究和资料补遗提供了便利。当然，以上成果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研究文章，只能属年表或参考资料性质。王教授也并非专门做这类题目，那只是在研究新月诗派过程中附带的一个成果。但他对史料的重视，便是从此起步。

《思想激流下的中国命运——鲁迅与左联》是王教授一九九一年出版的一部力作，堪称其早年治学方向的代表。王教授提及这是一本“考证和资料成分较重”的专著。其中引证的材料，从一九三○年代至五○年代，可谓丰富翔实。为了一个很小的细节，他会排出一长串资料，一条一条地详加比较；有时在正文辨析后还嫌不够，又在注解中加一大段说明。确是花了很大力气来考证鲁迅与“左联”的关系，以致他其中的一位好朋友王晓明教授曾认为他“似乎有考证的癖好”。大量的史料，加上抽丝剥茧般的分析功力和严密论证的逻辑力量，使得该书出版后，对当时学界的鲁迅研究产生强有力的冲击。然而，此时的王教授却开始对自己的著作表示不满。他曾这样说：“我真不知道，我这样用力气考证，就能够得出历史的真相吗？”后来又在给王晓明教授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并不满足于考订材料，我还想做更大的研究。”对只重考据和史料、忽视阐释的治学路向，王教授产生了质疑，并期望在以后的研究中有所突破。

“只做史料，不加阐释，学术上的贡献是有限的。”时至今日，王教授仍然会坐在冷板凳上将各种历史资料、研究成果一一搜集、考订、分析、比较，但其最终目的，已不在考证本身，而是要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在历史可以客观还原和历史还是主观叙述二者之间，他选择了折衷的道路，即既重视材料，也强调阐释。对于很多人不重视原始资料，王教授是不以为然的。“论述固然重要，能够提出前人所未发的论点，确是学术研究很重要的贡献。可是，没有材料支持的论述，可又能轻易站得住脚吗？”王教授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依然注重材料的搜集工作。他始终强调一篇文章不能空谈，要使自己的观点令别人信服，材料的证明很重要，应当“把资料当作有力的证据，用来建立自己的观点”。(www.xing528.com)

早在皇仁书院念中学时，王教授亲历过一件有趣的小事。二年级时，一位同学上课看黄色小说被老师发现，这位老师觉得应严肃处理，便让这位学生当着全班同学面前大声将小说念出。一开始王教授和同学们都哄堂大笑，觉得很好玩，可慢慢地感到老师这样羞辱学生有些不当，沉默下来。最后老师提出，这位同学若道歉，就不告诉班主任。同学道歉后，大家以为事情到此便结束了。可下一堂课，班主任一进教室就开始骂这位学生。全班同学很反感未能遵守诺言的任课老师，都站起来告诉班主任那位老师的做法不公平，课后又联名写信给校长，澄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年仅十三岁的中学生，为了维护公正，不惜向老师挑战。类似的事情在王教授的中学生活中时有发生，读高中时甚至和同学联名写信给校长请求撤换系主任。而这一切，有赖于皇仁书院开明教育的熏陶。这所中学教给了王教授公平、开放、民主的概念，培养王教授敢于向威权挑战的信念，形塑了以后一直影响他的“意识形态”。其治学，自然也受惠于此。他毕生追求的，便是学术独立、不为迎合某种政治需要而扭曲史实的态度。

在港大念硕士学位时，王教授选择在其时的中国新文学史叙述中不受欢迎的“新月诗派”作为自己的硕士研究课题，探讨该派从聚合到没落的历史、重要诗人、诗论、创作主题及意象运用、诗论实践、诗体实验和艺术特色。后来又针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中列举的“新月派”继承“现代评论派”大肆宣传英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投靠和依附国民党以及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等“罪状”，写专文进行批驳，为“新月派”正名。而前述《思想激流下的中国命运——鲁迅与左联》一书，既挑战了大陆学界的鲁迅研究，也否定了某些港台学者的说法。就前者而言，长期以来，由于政治因素的作用，鲁迅在大陆被“神化”，王教授则以大量的事实，驳斥了大陆出版的各种现代文学著作中视鲁迅为左联领导、鲁迅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等流行见解，对学界以后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王晓明教授还从方法论的角度高度赞赏王教授的研究，“（二十世纪八○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界醉心于运用各种西方理论阐释文学，却忽视了应该用双手和心灵去触摸文学的现象，他那专注于具体现象的眼光，那层层深入的考辨的耐心，更不用说那不喜引申、立论谨慎的风度，都体现出一种成熟的研究心态，一种对实际材料的尊重，一种直接去拥抱文学历史的热情；这样的研究对整个文学研究界，都能成为一个启示。”而针对某些港台学者同样从政治角度解读鲁迅，认为其加入左联是出于名利考虑，王教授也予以反驳。他努力达成的，是还原一个真实的鲁迅。

“父亲从我研写‘左联’开始就时常警惕我不要碰触太敏感的政治问题，可一向听教听话的我却没有把这叮嘱记在心上。”王教授对其时的文学史写作尤为不满，十分赞成王晓明、陈思和教授等人发起的“重写文学史”主张。“自从中学以来所读过的新文学史论著太不浪漫了，硬邦邦的政治规条把新文学史描写成铁板一块、千篇一律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论述，不单沉闷，更无法展示新文学发展的真貌。”他指出，即便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依然是一部在意识形态主导下写出的现代文学史，不少章节摒弃了艺术审美的标准，将叙述建立在功利主义的基础上。尽管唐弢也认为这不是他理想中的文学史，但《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当时具有高度权威性和代表性，作为高校文科教材风行了数十年，敢于公开责难的学者，不仅在大陆，即使是香港也很罕见。王教授还谈到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尽管他一再强调客观、艺术、非政治视角，但他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政治来代替中国大陆出版的新文学史里所表现的政治思想吧”。

那该怎样写作文学史呢？王教授认为：“撰写文学史其中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取舍的问题，究竟应该写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这其实也涉及了怎样写的问题，编写者准备以什么样的标准去写一部文学史决定了他取舍的标准。”理想的做法是：“非文学性和非学术性的考虑，在撰写文学史时，这样的干扰是应该剔除的。”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实际的文学史写作总难如人意。他以张爱玲为例：“一九四九年后出版的新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把张爱玲摒诸门外……尽管今天中国大陆大部分的现代文学史愿意多谈张爱玲，且也给予颇高的评价，但欠缺了一种勇往直前的锐气，愿意冲击整个文学史书写模式以至经典化的标准……文学史家仍然有意或无意地流露出一种‘正统—边缘’、‘主流—非主流’的论述模式。”当时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史著作几乎都对张爱玲做雷同的解读，背后所依据的标准都一致时，问题便产生了。“以政治作为诠释新文学运动的作家、作品及现象的标准，也不能说完全不能成立，我们也许由于某些另外的因素，不能认同这些标准或评价，但也没有权力去剥夺这些新文学史家的选择权力。但另一方面，正由于我们抱有这种尊重选择权力的态度，便更痛感以往的新文学史把‘政治至上’作为至高无上的唯一权威，压抑了所有别的声音，实际上也剥夺了别的文学史家的选择权力，结果使得绝大部分的新文学史都千篇一律。”

除了近现代文学研究、香港文化研究外，王教授自二十世纪九○年代中后期起开始从事翻译研究。其实早在念大学时，王教授就已经接触到翻译。“考虑到只念现代文学专业在香港的出路很窄，就同时读了翻译专业。学士学位即是Translation and Chinese。在当时的香港乃至全世界，以翻译专业作为学位的大学几乎还没有。”大学毕业后，王教授在香港政府里从事了一年半中英文文件的翻译工作，但真正开始进行翻译研究，则是很多年以后。即便一九八八年转入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工作，关注的焦点仍在现代文学，发表、出版的文章和专著都围绕文学进行。在那个还不重视跨学科研究的时代，王教授被视为“不务正业”，在升等路上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尽管如此，他仍固执地坚持不做翻译研究。“当时讨论有关翻译问题的文章大概有两类，一类是原著和译著的文本对比，讨论译笔是否忠实、通顺等问题，这类可称作评论性文章；另一类是翻译者本身写的，主要吐露他们自己在翻译过程中甘苦、翻译之后有怎样的体会，这类文章属经验谈一类。我认为这两类写作方式都不能算学术研究。因此，在当时我还没有找到能令我满意的翻译研究的方法。”从一九九○年代开始，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王教授“认真阅读了西方较新的翻译理论后，眼界大开，认识到翻译研究原应该跟文学、文化、社会、政治等挂钩，才终于认同翻译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学术项目”。

让王教授高兴的是，“过去有关现代文学的研读在这里（翻译研究）竟可以派上用场。举例来说，因为过去做过一点‘左联’的研究，所以能够写出有关鲁迅和梁实秋论争的文章来，也可以梳理鲁迅跟瞿秋白在翻译问题上的分歧”。深厚的现代文学研究功底，成就了王教授的第一本翻译研究论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尽管一九九九年出版此书时，王教授自谦“实在也不敢抱有太高的期望”，但该论著自出版之日起，便为学界一直争议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角度和阐释。如“严复并不是像一般人所说，只顾追求译文古典优雅，而不理会作品的内容。只是他处于一个特别的时代，面对一群特殊的读者，所选译的书籍很特别，还有就是他自己也有一个特别的翻译动机”；“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虽然以翻译标准作包装，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一个双方相互攻击的切入点，他们始终没有从学理上去解决问题，却出现猛烈的人身攻击，这是其他有关翻译标准的讨论所没有的。结果，经过激烈的争论后，翻译标准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牵涉到文学的阶级性、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等问题……”于翻译研究界而言，更重要的是这部论著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重视个案研究，探析近代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和实践，并从他们各自的文化政治立场角度，细致分析翻译思想产生的时代因素，指出他们之间翻译观的继承、反叛、对抗、融合的情况，力求在文化的坐标中寻找分歧与相容的根源。二十世纪九○年代末，大陆的翻译研究大多还停留在“怎么翻”上面，至本世纪初，则开始热衷于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理论。王教授在他论著的绪论部分整理、介绍和阐述西方的翻译理论，乃是针对二十世纪九○年代末“大陆的翻译研究还不算热烈，对西方当代翻译研究理论的了解也比较薄弱”的前提而处理。谈到近年来“很多文章左一个André Lefervere，右一个Itamar Even-Zohar，然后是后现代、后殖民、女性主义等各种骇人的字眼”，王教授质疑：“理论来了，实践在哪里？”“这些理论性文字对我们理解中国翻译是否真的有帮助？”

如果说上述成果大多属于文学翻译研究，近年王教授更多转向具体历史事件或思想领域所涉及的翻译问题。他考察京师同文馆的翻译研究，分析晚清蛮夷观和翻译的关系。尽管研究京师同文馆和晚清蛮夷观的文章、专著已经很丰富，但很少有学者从翻译的角度进行讨论。即便提及，也多是史料的铺排，缺乏分析。同样地，学界有关鸦片战争的研究成果，已不计其数，但几乎都忽视了其中牵涉的翻译问题。“英国人到中国来打仗，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只有借助翻译，才知道先打哪里，后打哪里。战争结束后，谈判签订条约，同样得依赖翻译。”译者在近代以来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只有王教授关注到他们的存在，并从学理上进行研究，发现东西方文化对译者的尊重完全不同。时间推至更远，十八世纪末英国马戛尔尼使华，“尽管不少中西学者对这次访华做过研究，但长久以来仍然忽略一个重要元素：‘翻译’在此中英第一次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王教授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梳理，以及中英两国文件的对比，除整理和分析当时中英双方的译者背景及翻译活动外，更论证译者对重要文件的改动所构成的沟通问题，如马戛尔尼被乾隆视为贡使，是马戛尔尼无法完成任务的主要原因。此研究为学界有关马戛尔尼访华失败的探析提供了新的阐释。

和对文学史的关注一样，王教授开始翻译研究后也关注翻译史的写作问题。针对中国大陆陆续出版《中国翻译文学史稿》、《翻译名家研究》、《20世纪中国翻译史》、《中国翻译文学史》等作品，王教授首先肯定这些作品在资料提供方面的重要贡献，认为资料的搜集、整理是做好翻译史研究的第一步。但接着他又反问：“这些翻译史除了告诉我们什么人在什么时候翻译了什么作品，或提出了怎样的翻译观念外，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他进一步谈到，文学史写作已经很少出现这样的处理方式，不再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们哪位作家在什么时候发表了什么作品。写文学史的人需要有史识，才能分析和讨论文学史里的各种现象。翻译史的写作同样应该如此。“一部理想的翻译史需要考察各种各样的翻译现象，不单只写译作，也包括译者、译文读者、译著的流播和影响等，这些翻译现象的讨论应该跟社会、文化、文学、政治、经济以至出版、教育、宗教等不同的元素联系起来。单以译作为例，译者选择了怎样的作品来翻译，这体现了时代和社会的需要；但另一方面，这些翻译作品发表以后，转过来又会对社会、文化以至政治、经济等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王教授以严复翻译《天演论》为例来做具体说明：“严复翻译这部作品首先是出于时代的需要。甲午战败、国家濒临灭亡，他通过翻译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引入中国社会，让人们知道国家需要改革，需要自强。反过来，胡适、鲁迅等一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就在他们年轻时受到严复译作的影响，从而影响了后来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方向。这样的讨论便不是传统分析译文是否忠实于原著、译笔是否流畅这样的方法所能开展的。事实上，有很多的译文并不‘忠实’，但它们的功能却很大——《天演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王教授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考中学、大学、硕士，一路都走得十分顺利。后来申请到英国读博士，“奖学金竞争相当激烈，整个英联邦一起总竞争，所有英联邦政府都派代表过来，总共二十多位面试官”。虽然竞争是残酷了些，可一旦被批准，待遇也很优厚。“每年三万多的学费全免，另外每个月补贴港币六千元。结婚后再给三千元，生孩子还有补贴。”而王教授当年大学毕业在政府工作每月的工资才两千八百元。“另外，交通费、论文费等都可以报销。”“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不可能有我今天的研究。如果以后我有足够的财力，一定建立奖学金，资助学生念书，给年轻人机会。”

事实上，王教授早就开始提携年轻学人的工作。自二○○四年始，每两年举办的“书写中国翻译史：中国译学新芽研讨会”，就是为了传承学术、扶持后学的理念。除了负责与会人员的食宿及往返交通费用外，王教授还请来最出色的学者，就提交的论文逐个点评，给予意见和建议，对年轻学人有莫大的帮助。二〇〇九年暑假，王教授又在广州举办“阅读中国翻译史：第一届中国翻译史研究暑期班”，为期五天，请来五位优秀的学者带给学员最新的知识。王教授承诺这个暑期班会一直办下去，“以后的形式就是一年办新芽研讨会，一年办暑期班”。之所以将翻译史研究作为新芽研讨会和暑期班的主题，除了王教授本人的兴趣外，更重要的是，“翻译史研究还不是很受重视，这个学科还很不成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他计划将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定位为翻译史的研究，打算用十年的时间，建立起一个作为文化史的翻译史学科。为了配合这一计划，王教授即将出版第一部以翻译史命名的丛书——《翻译史研究》，以书代刊，每年出版一本，为有兴趣于翻译史研究的学者和年轻学人提供一个平台。然而，“翻译史个案研究是困难的，当中涉及很宽很广的知识和学术层面，文化、文学、历史、政治、思想、艺术、经济、教育、出版、军事……几乎都可能出现在翻译史研究里，怎么能够充分掌握？遗憾地说，这问题在中国尤其严重，原因是国内大学外语系本科注重外语能力的训练，对于外语以外的学科接触较少，要进行个案研究会有一定的困难”。王教授推动新芽研讨会和暑期班的目的之一，便是尽可能地为后辈学人在做研究方面提供具体帮助。

王教授希望通过举办新芽研讨会和暑期班，为年轻一代提供交流的机会。他首先强调：“学术研究有时候是一种非常孤独的生活，比如写博士论文，就必须将自己定位为做该课题研究方面最好的学者。你的课题很可能连导师也不一定熟悉，身边又缺乏同样了解的同行。因此，你就要经历一段自己看书、思考、写文章的孤独时光。真正热爱学术的人，会把这段孤独视作享受。只有‘享受’孤独，你才能视学术为自己的生命一般热爱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相反，王教授鼓励同学相互交流。他在港大念研究院时，对学术的热情，就来自于和同学的聚会、讨论。“我们当时都不住学校，但有五六个同学每天碰头，那种学术气氛吸引着大家每天都愿意回到学校。每天十点前到学校，十二点吃中饭，下午两点吃完，三点半喝下午茶，六点晚饭，八点又开始讨论，到十二点才回家。现代文学、中国历史、哲学专业的同学都有。开始时，大家并没有意识要怎样去做学术，每天都讨论各自读的书。写论文期间每个同学写完一个章节，就一起讨论，相互支持。”目前王教授正在酝酿新的交流方式，希望“把新芽和暑期班的所有成员集中起来，把大家留在一起，而不是开完会就再不联系，慢慢形成一批对翻译史研究感兴趣的群体”。王教授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学生能超越老师，后辈学人能超越前辈学者。“这不单是个人的发展问题，也是整体学术发展的问题，而且，这本来就是最合理和最普通不过的事情。”

最后，还值得谈一件“小事”。前面提到当年赵景深在他的《朱湘传略》里称赞王教授的《朱湘年谱》。赵的文章在一九八二年《新文学史料》第三期发表后，很多人给王教授去信要这篇文章，其中包括朱湘的孙子朱细林。那时朱住在昆明，生活相当艰辛。王教授通过书信了解后，联系台湾和香港的朋友，替他筹款。一九八四年又联络王敬羲先生主办的杂志《南北极》，帮助刊出朱湘的儿子朱小沅（又名朱海士）口述、孙子朱细林笔录的长篇回忆录《诗人朱湘之死》。一九九○年，他和台湾朋友秦贤次合编出版《诗人朱湘怀念诗集》，稿费全数赠与朱细林。此外他帮忙联系到其时在美国的朱湘之友柳无忌，柳教授特意汇一些款项到香港，托王教授转给朱细林。

作为学者，王教授努力为学术而学术；作为学人，他关注社会，身体力行，既发挥专业特长，又保持人间情怀。三个小时的访谈，让我们再次走进王教授的学术生涯、精神世界和生命历程。这里有激情与理想，有睿智与关怀，更有对后学们最殷切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