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华语圈认同的出路：藤井省三教授专访

访问者：谢惠贞

时间：2008年3月4日

地点：东京大学藤井教授研究室

藤井教授简介：

1952年生于东京。1991年以鲁迅研究取得博士学位。日本学术会议会员，日本笔会会员。学术关注主要在于二十世纪华语圈的文学及电影。中国大陆文学部分从鲁迅、胡适以至莫言、郑义、高行健；台湾文学部分从日据时代佐藤春夫以至当代的李昂，香港文学及电影从也斯到李碧华、王家卫。近几年新加坡等东南亚所谓的马华文学也在其视野之内。其著作、译作甚多。《鲁迅事典》（三省堂）、《中国电影——描写百年、阅读百年》（岩波书店）、《20世纪的中国文学》（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俄罗斯之影——夏目漱石与鲁迅》（平凡社）、《现代中国文化探险——四个城市的故事》（岩波新书）等。其中有中译本的是《鲁迅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鲁迅“故乡”的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台湾文学这一百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

译作有《鲁迅全集》第12卷“译文序跋集”（学习研究社）、莫言《酒国》（岩波书店）、郑义《神树》（朝日新闻社）、李昂《杀夫》（宝岛社）、施叔青《维多利亚俱乐部》（国书刊行会）等，其译作大多引起当时日本的广泛注意，甚至学术关注。

近期除了为期四年的村上春树国际研究计划于2009年暂时告一段落，个人最新研究是《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朝日选书，中译本由时报文化出版），另外集结成《东亚所阅读的村上春树》（若草书房）。并同时投入鲁迅全集的新译本工作。将在日本被称为竹内鲁迅的古典翻译，以现代日语的情绪重新诠释，近期成果是2009年出版的《故乡／阿Q正传》（光文社）。

访谈时，藤井老师看到我旧式的数码相机，拿出他的较高像素的相机，借我使用。我有些任性地央求老师将身上的便装换上西装，并选取两三个平时老师不让访者拍照取景的点。或许受访老师是我的老师，也或许在老师研究室当秘书近两年而稍许养成的些许勇气。一月、二月是日本的入学考季，教授在从确认接受采访的一月底到二月中旬要看十三篇硕士论文、两篇博士论文，还要参加多场研讨会、演讲、硕博班面试等。因此，这天的访谈是老师在歇宿研究室的连日疲劳之下，带着微恙的身体进行。

在日本第一学府工作的藤井教授仍然维持事必躬亲的习惯。他不仅拥护言论自由及人权，还是环保人士，从小不搭电梯不吹冷暖气且白天不开灯，乃至在研究室实施发表讲义双面列印一张为限的规则。在处处讲究舒适的日本，教授是个异数，但也体现了他在学术上的择善固执。为留学生推敲论文的日语表现常耗掉他与家人相处的珍贵周末假日，而我也是其中一个留学生。藤井老师门下学风自由，东亚各国人马齐聚。

老师儒雅的身材给人轻盈不凝滞的印象，身系一个背包就行遍两岸三地东南亚。有人说藤井老师是个永远的文学青年。的确，在老师背上中国某大学与会赠品的侧背书包，说今天要去开维护言论自由的日本笔会（Japan P.E.N．）会议或是到新宿为影展做讲评时，那侧身闪出门外的迅捷中，的确看不出三十年来的研究辛劳对他的文学兴趣造成任何磨灭。在日本行年六十，众人会为其人举行“还历”的祝贺仪式。这当然是来自于传入日本的中国天干地支的思想，意指重回出生那年的天干地支排列。行将还历，青年还是个青年。

由于一周后老师又有赴北京讲演及调查的行程，为精省时间，我们各自以母语问答，访谈倒也顺利。不同语言对话的可能性，建立于对彼此语言背景的了解，这让人反思，作为以华语为母语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是否也该学学日语看看原书了呢？教授勉励或可说是提醒年轻一辈的研究者们，处在资讯爆炸的时代中，就连编目录都已不能算上业绩的环境中，要有成为专业研究者的自觉与觉悟。若不考虑自己的研究能为自己的国家或东亚甚或世界带来什么意义的话，不管是学问本身，就连申请经费都会出问题。

藤井教授的许多精彩著作尚未有中译本。在世界的汉学研究圈里，无论古典现代，同属东亚汉字圈的日本研究的确提供足以令人玩味再三的启发。或许华语圈的汉学研究者在语言上的越界可将日语列入视野，这样双向的交流应可促进东亚学术研究。

为呈现藤井教授的研究历程，笔者窃将藤井教授的研究分成几个时期，虽知可能无法清楚划分平行进行与交相重叠指涉的部分，但仍征得教授的同意，以时间作为分割的准则，归结为三期。

第一期是针对藤井老师自一九八○年代到一九九○年代前半鲁迅及其同时代的文学环境的研究。藤井教授与鲁迅的因缘相交甚早。早在小学五年级，他为撰写暑假的作文作业，便以鲁迅的《故乡》为题，这可说是教授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的萌芽阶段。一九六八年上了高中，正逢中国文化大革命，日本社会十分关注其动向。由于当时苏联的社会体制暴露出其限制性，藤井教授便对在中国意欲创造新社会主义体制的毛泽东赋予期望。回想这一段个人史兼社会史，藤井教授自我评论道：“当时很幼稚地对毛泽东体制产生无限的憧憬，因而对被毛泽东封为‘中国第一等圣人’的鲁迅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我当时跳过其他散杂的译文，直接攻读筑摩书房三册装的《鲁迅作品集》。这是形塑出所谓‘竹内鲁迅’形象的竹内好的权威译文。”

笔者私自以为就连藤井教授早期的鲁迅研究方法也不免深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求证于教授，藤井教授便娓娓道出，其实曾经一度因为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失望而不想研究鲁迅的心路历程。他说：“不过，在一九七一年中国发生林彪事件时，我开始对中国的共产主义产生疑问，但总还是抱着一点希望。上了大学二年级，在选择科别的时候，虽有犹豫，但还是选择进入中文系。当时因为对毛泽东已不感信任，因此对鲁迅也失去了兴趣。”

这样的信仰转折，直接影响到藤井教授大学毕业论文及硕士论文的选题。“除去鲁迅，首先感兴趣的是鸳鸯蝴蝶派。但是一来小说本身太长，阅读文本本身就要耗去大半时间，二来当时在日本没有研究现代中国通俗文学的传统，便因此作罢，注意力便转向苏曼殊。四册装的苏曼殊全集入手后，又从一位香港老先生处得到横滨华侨出版的苏曼殊资料，开始了以苏曼殊为题的大学毕业论文撰写。”这样的转机其实并没有使藤井教授离鲁迅研究太远，相反却为他此后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甚至可以说是为其比较研究的治学方式打下基础。藤井教授看出除了苏曼殊之外，鲁迅以及两人之师章炳麟都为英国诗人拜伦之诗倾倒的共通点。“当时我在日本的国会图书馆查到苏曼殊所翻译的拜伦诗选，发现了章炳麟与鲁迅及苏曼殊这个系谱。”因此，藤井教授的硕士论文便着手二十世纪初叶中国的英国浪漫派诗人拜伦的影响研究，国民国家的形塑是探讨重点之一，“没错，于是我又回到鲁迅的研究了”。该论文投稿日本中国文学学会得到了该会的学会奖殊荣。

在前述毕业论文及硕士论文以及比较研究的思想与方法的确立作为前提之下，包括博士论文在内，藤井教授陆续完成了《俄罗斯之影：夏目漱石与鲁迅》（1985）、《鲁迅：“故乡”的风景》（1986）、《爱罗先珂的都市物语：一九二○年代东京·上海·北京》（1989）、《东京外语支那语部：在交流与侵略之间》（1992）。其中可以注意到的是，安德列耶夫、契诃夫、阿尔志跋绥夫等俄国作家和英国的拜伦在藤井教授的研究中也占一席之地。作为外国研究与同时探究两门不同国家的文学，其研究显示了日本汉学研究的世界观。

这个时期的研究对藤井教授尤具意义的著作又是什么呢？教授如是说：“一九八○年到一九九○年代，我以鲁迅为中心持续从事中日比较文学的研究。其中在我心中分量最大的是《爱罗先珂的都市物语》、《东京外语支那语部》、《鲁迅“故乡”的阅读史》（1997）。这三本书可以说支撑起了我此时期的研究风貌。”再者，如果我们把时间轴稍微向后挪动，可以看出此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文学这一百年》（2002）与《鲁迅事典》（2002）有一个总结。在中国大陆，《鲁迅“故乡”的阅读史》与《鲁迅的比较研究》的市场反应极佳，前者在中国被指定为学校参考书，后者印了三千册，现已绝版。

相较之下，在日本则是对《爱罗先珂的都市物语》的评价较高，“原因在于日本市场比较喜欢总论式的鲁迅论，只单就《故乡》做深入探讨的学术书较乏人问津”。藤井教授如此分析道。其实就笔者观察，的确如教授所言，《鲁迅事典》这样总论式的专书一出，似乎很快就为藤井教授取得了当代日本鲁迅研究的发言权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为日本大型连锁书店池袋淳久堂辟了为期数月的大江书店活动时，其中关于华语圈文学的介绍，就推荐了《鲁迅事典》（另外还有日文版《台湾文学这一百年》）。由此可见，藤井教授对于提高日本国民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认识，功不可没。

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东京大学中文系藤井省三教授向来以鲁迅研究著称。《中国鲁迅学通史》便收录其著作《鲁迅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鲁迅“故乡”的阅读史：近代中国的文学空间》（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等著作，甚至将上述著述列入中学的参考书目。言及至此，藤井教授从容的神情中一闪腼腆，随即说道：“现在去中国参加国际会议，来向我自我介绍的年轻学者也多会提及自己阅读过这两本著作。”

藤井老师确立了以中国为日本之鉴的比较研究之路，还有一段教授个人的前史。“一九七九年我很幸运地通过竞争激烈的审查，得到第一届日中交换留学的机会，在北京待了一个月，上海逗留了十多个月。但是由于‘文革’的后遗症，与知识分子谈话时多是抨击‘四人帮’的内容；与老百姓谈话则是攻讦共产党的絮叨。当初出发前对中国满怀的憧憬悉数破碎，十分痛苦。”一九七九年中国开放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留学生到中国进修，致使藤井教授往后返回东京重读《我是猫》时，融入上海体验，启发《俄罗斯之影：夏目漱石与鲁迅》的研究。更铭刻在藤井教授心上的是结束留学返国前惜别会的场景：他在世界之都——上海，与欧美国家的同学把酒促膝，痛切矢言不再对社会主义抱有幻想，成为“以中国为他山之石，攻日本之错”的思想来源之一。(www.xing528.com)

第二个时期则是进入一九九○年代后半，藤井教授开始了华语圈文学研究新纪元的时序。涵跨的艺术领域不仅限于文学，也包括电影，研究地区也开始转向台湾以至香港。该系列研究有几个特色，首先是常将社会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作为补助线，勾勒近代中国的文化市场，探讨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文学被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再生产的过程。于此时期，教授除了延续其一贯的研究方法外，“身份认同”（Identity）问题这一条新的补助线悄然浮现。“写毕业论文时查到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翻读之下，对他引用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来诠释苏曼殊、郁达夫及徐志摩感到印象深刻。”此外，藤井教授当然也察觉到李欧梵己身浪游两岸及美国的认同危机的投射。“不过当时对李欧梵的处理不是很满意，因为当时脑子里还残存着毛泽东思想。我叛逆期时还会为了反越战去美国军事基地前静坐抗议呢！”藤井教授笑着向笔者说明。

于是，藤井教授自高中反抗期以来的叛逆与自我追寻的渴求找到了一个解决的渠道。与此同时也为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以来，始终摇摆不定的身份认同问题，提供了一把解剖刀。“再怎么样我也不可能变成中国人，因此如何跨越国界便成为不可回避的课题。”我想这样的身份认同转变影响并促使藤井教授省思身为一个越境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一九九○年代，藤井教授翻译了许多当代华语文学作品，如翻译郑义的《老井》（一九九○年译）与莫言的《怀抱鲜花的女人》（一九九二年译）等。“因为中国没有签署著作权法规，因此在日本的日译本严格说来都没取得作者的同意。像莫言想要一本自己的《红高粱》日译本，通过我向出版社索取，竟然被拒绝。所以我在翻译他们的作品时取得他们的版权，书刊三千册，在日本的版税可作为他们一段时间的花费了。”此外，台湾作家李昂《杀夫》、《自传的小说》等译介也引起相当大的话题。

第二个特色是提倡日本民众的通识教育。除了上述的翻译工作外，藤井教授撰写了许多“新书·选书系列”（在日本是属于启蒙书的统称）的著作。《百年来的中国人》（2000）、《中国电影——描写百年、阅读百年》（2002）、《中国见闻一五○年》（2003）。此外，教授还在朝日新闻文化中心与日本公共电视台NHK的广播讲座及空中大学兼任，这些书的内容有许多触发双向的交流。“这些新书或选书刊行量自五千到三万册不等，不仅是学者会读，一般民众也会看。到文化中心演讲，可直接听到民众实际的阅读感受；空中大学的回响中，有时还会有质疑我对毛泽东的评价太苛刻，应该要更尊重友邦元首一类的回函呢！”另外吸引日本民众关注的原因之一，还在于“都市研究”、“影评研究”系列这两个方向的研究。前者如《现代中国文化探险：四个都市的故事》（1999），后者有《中国电影——描写百年、阅读百年》等。

第三个特征则是“百年系列”。览看此一时期藤井教授的书名可以发现他处处着意“百年”这个时间单位。这个问题似乎在教授意料之中，他答道：“这是为了摆脱中共的文学史观。中共的史观左右了从“五四”到一九八○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但是这样一来，处理像苏曼殊等浪漫主义作家或是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就会面临到无法归类的窘境了。因此我尝试将时间尺度往前延伸到清末，以国民国家的建设为核心意识，试图跳脱其社会主义史观，并与之相对化，可以说是一种研究策略。”

接续一九九○年代的文学史书写关注，藤井教授研究史的第三时期可以说是在二十一世纪以后进入了个人研究史中构思东亚文学史的时程，而在思想上延续此前“百年系列”的文学史系列也陆续成书。《中国文学这一百年》（1991）、《台湾文学这一百年》（1998）、《新中国文学史：从近世到现代》（1997）、《20世纪的中国文学》（2005）都可以说是藤井教授撰写东亚文学史的暖身动作。

藤井教授主张日本学者撰写中国近代文学史书写的必要：“虽然中国的革命也有很多弊端，也的确有很多隐忧，但是毕竟统一了中国，在两相衡量之下，和我同辈的日本学者也都感到自己书写中国文学史的必要，其中最早完成的就是《中国文学这一百年》。”教授对“百年”这一标题的执著想是出自于这样的热情。

在中国学者的文学史观之外另辟蹊径，是作为一个外国学者较能客观撰述的优势，再者日本在东亚甚或是东西文化、文学交流的辐辏地位，使得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的文学史兼具世界观。确实在一九九○年代后半藤井教授也意识到这个优势，在二○○六年担任声望颇高的岩波书店帝国研究讲座系列编辑时，网罗了中国、日本、韩国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等东亚圈的文学和电影的研究，推出《东亚的文学——语言空间》（2006）一书，书中为读者呈现东亚华语圈文学的具体轮廓。

二○○七年藤井省三教授出版《村上春树心底的中国》，探讨村上春树在东亚各国的接受情况，归纳出“顺时针法则”、“经济成长停滞期法则”、“后民主化运动法则”、“森高羊低法则”等法则。这本专书除了是文本通过翻译的生产流通的消费研究外，也讨论了村上春树受到鲁迅《阿Q正传》的影响，并指出香港的王家卫与中国的卫慧、安妮宝贝等Murakami Children（村上的孩子们）的存在。

“因为我是一个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者，因此我的东亚文学史还是以华语圈为主。鲁迅虽然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是代表性的作家，但是在一九八○年代以后就没过去那么流行，且在香港和台湾并未被广为阅读。在历经了华语圈各地的研究之后，对东亚文学的意识越来越鲜明，这时候我看出了村上春树作为当代的主轴的可能性。”

细数一九八○年代至今研究之路一路走来，藤井教授的研究可谓是环环相扣、相互触发。“一九九五年我为了调查胡适的美国女友Edith Clifford Williams到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正好李欧梵教授邀我到哈佛大学参加香港文化的研究工作坊。在那里我结识了香港最顶尖的文化人也斯、陈国球、王宏志，为日后香港研究埋下了伏笔。到了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的那年，日本知名文学杂志《昴》、《我找到了》做了一个香港专题企划，邀我撰写关于文学的部分。但是在日本虽然有很多香港电影影评，文学评论却是不曾有过。怕这个企划流产，我只好硬着头皮写了篇浅薄的评论。之后觉得太过惭愧，便向鹿岛建设申请了补助金到香港大学做进一步的调查，其成果最后汇整成《文学香港与李碧华》（2000）。”

换句话说，教授的研究版图除了中国大陆之外，还有香港、台湾、新加坡，另外韩国在他心中也有相当的地位。“例如近年和韩国外语大学朴宰雨教授主持的韩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交流就很有趣。在韩国当会长的教授和我的年纪相仿，还很年轻，这点和日本台湾学会类似，也有参加学运的经验，而且彼此都是做中国文学研究的外国人，感到分外亲切。并且其研究提供的复眼式的解读也很有启发性。比如说有次在韩国的学会上，有学者比较了韩国和朝鲜对现代中国文学史诠释的不同。”此外一九九九年东亚诸国文学研究者首次齐聚东京大学参与东亚鲁迅学术会议是让藤井教授对东亚的认识更加明确的一个纪念性时刻，几年后，由于韩国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提议，发行了东亚地区的学术杂志《东亚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报》。

访谈进行到此，笔者回顾了老师早期的研究历程，不禁认为从早期的《爱罗先珂研究》就可看出老师的东亚思想，而他对殖民地时期的台湾文学的研究，与其他东亚地区（半）殖民地如韩国、满洲地区的比较的视角也值得我们注意。想来教授应该早已在心中反复地描绘自己的东亚地图了吧！对此藤井教授会心一笑说：“年轻时大陆还没开放观光，那时候最便宜的泰航推出十七万日元周游东南亚的行程，我便背着背包到香港、台湾甚至是泰国、西贡的华人街去游荡，为的就是想深入一般华人的实际生活，最后绕到香港买一些书再回到日本。在香港的时候投宿过的重庆大厦后来成为电影《重庆森林》的舞台，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在此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教授微微苦笑地说。正因为不能到中国，反而因祸得福，对其他华语圈产生兴趣。我们或可说教授年轻时的流浪癖好画就了他一生的东亚草图。

藤井教授的东亚草图早已填上了他对各处深入的考究调查，我们鸟瞰教授的研究历程，大致上也可说是呈现了和他所谓的“顺时针法则”相对的“逆时针法则”，只不过出发点是北京、上海到台湾、香港又回到上海，最后以日本作结。

跳脱时间轴的排序之外，另外一类引人注意的是东京台湾文学研究会的成果集结，因而询问藤井教授为何特别替台湾文学护航呢？“在日本，中国大陆文学的研究已经是成熟的学术市场，不用推销就会有出版社来邀稿。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像河原功老师早在七○年代就开始做的——人很少，所以日本人对台湾文学的认识还不深。东京台湾文学研究会成员为主轴编辑《台湾的“大东亚战争”：文学·媒体·文化》（2002）、《讲座台湾文学》（2003）、《记忆台湾》（2005）等书是为了提高台湾文学的能见度。”藤井教授如是说。

藤井教授对中国出现“认同”意识，并非偶然。早期因为身为“毛主席的好孩子”而钻研鲁迅，在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失望后，从北京、上海到香港、台湾，所到之处，出现身份认同的几经转换，藤井老师的学术关心不觉已然逆时针再次回到他年少轻狂叛逆期的己身自我同一性的问题上。“我不知道研究经济政治的学者可不可以做到，但是研究文学如果不喜欢该国家的话，我是无法忍受的。因此每次跨越国境，我就变成半个中国大陆人或台湾人、香港人，不断地追问己身的身份认同。”笔者在此便有些狎昵地问，那么是否您的东亚文学史完成之时，您的身份认同问题也会解决呢？教授笑着答道：“东亚文学史会不会完成还是问题呢！”如同藤井教授钻研村上春树在东亚华语圈的接受法则之一，沿着北京、上海的鲁迅到香港、台湾文学与电影，以至东亚华语圈的村上春树的接受情况，通过村上影响系谱的研究，又经过卫慧、安妮宝贝的研究回到了上海。教授己身的研究，或可说是顺着东亚绕了一圈的身份认同之旅。作为藤井教授东亚文学现象研究的对象，村上春树或许不仅仅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也同时唤起他大学时代巡行东南亚以至在东亚的华语作品中描绘地图的记忆。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老师，或许在研究的逆时针的进程上，不仅呼应老师读书市场生产消费的循环观，作为永远的“半个华语圈人”的藤井老师，外国学者的身份与日式实证精神，促使他仔细琢磨文本的细部肌理，并组放到文学的外部结构大环境里解读。教授总是“一脚”跨进华语文学，但保有己身的日本学界的反思。他的研究，正如他自己所创的夏目漱石与鲁迅的比较研究的传统一般，心里不仅有张年少以来便形塑的东亚漫游地图，脑海中的词典所列亦是不断从越界经验修正而得的定义。地图和词典，恰为藤井教授定位出他在中国近代文学或者说在华语圈文学研究的坐标以及成一家之言的学术成就。

访谈结束后要赶赴下个会议的教授侧身闪出门外，行将还历，却仍然保有文学青年的风采，仍旧是个青年。那个巡游东亚华语圈，寻找“认同”革命的出路的文学青年——藤井省三。

追记：访谈结束后，随着时间的推进，二○一○年的现在，藤井教授回到东亚巡游的终点也是起点的日本，鲁迅翻译与村上春树研究并行，研究脉络开始首尾相连循环不已。教授在二○○九年四月出版了《故乡／阿Q正传》（光文社）。文中有意识地和竹内好或增田涉等译本做区隔，力求“日文译本的鲁迅化”，企图让日本读者进入东亚的鲁迅文学共同体之中。而另外一个，藤井教授所解析出来的东亚文学的新轴心——村上春树本人对东亚的兴趣渐次在小说中展现，也使得这份东亚草图在现实中成形。在藤井省三教授于二○○八年的十一月举办了名为“东亚与村上春树”的国际研讨会，广邀各地学者翻译家，以东亚历史的记忆为主线，辅以中国的大江健三郎阅读及美国的村上热研究作参照轴。二○○九年六月集结为《东亚所阅读的村上春树》（若草书房）。约莫同时期，二○○九年五月村上春树新作《1Q84》Book1～2，其中的“Q”字，藤井教授推测脱胎于鲁迅的阿Q。虽然当时在文本中尚无明显痕迹，但到了二○一○年四月出版续集《1Q84》Book3中，村上春树着力描写社会边缘人“牛河”一角，使得阿Q影像跃然纸上，证实教授的慧眼确实独具。

藤井教授下一步的关注——鲁迅和村上春树，而这两条轴线的重合处，随之诞生的是“东亚的阿Q像系谱”，从夏目漱石《哥儿》到村上春树《1Q84》都创造过阿Q像。鲁迅借阿Q揭露中国的国民性，而村上短篇小说《没落的王国》的Q氏则批判了日本的国民性。期待藤井教授东亚文学草图完成，提供东亚华语圈一个寻找“认同”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