樽本照雄教授解密穷索问题

访问者：张缇洁

时间：2008年12月

方式：书信往返

樽本照雄（TARUMOTO Teruo）教授简介：

1948年生于日本广岛市，1970年获得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学士学位，1972年获大阪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其后取得语言文化学博士，现任大阪经济大学人类科学系教授。樽本教授著作等身，代表著有《清末小说》（1977）、《清末小说闲谈》（1983）、《清末民初小说目录》（1988）、《清末小说论集》（1992）、《清末小说探索》（1998）、《清末小说丛考》（2003）、《初期商务印书馆研究》（2004）、《清末小说研究论》（2005）、《商务印书馆研究论集》（2006）、《清末小说研究集稿》（2006）、《汉译天方夜谭论集》（2006）、《汉译福尔摩斯论集》（2006）、《清末翻译小说论集》（2007）。编辑《日本清末小说研究文献目录》（2002）、《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2002）、《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索引》（2004）、《清末小说研究指南》（2005）、《汉译福尔摩斯论集》（2006）、《商务印书馆研究文献目录》（2010）。主编杂志《清末小说》、《清末小说通讯》。1996年获第6次“芦北奖”。

“晚清小说”作为中国小说发展中一段富有历史意义与专题学术价值的研究对象，今日已无疑义。日本的樽本照雄教授在此方面的研究与贡献，更令人有目共睹。二〇〇八年十二月，透过电子邮件的征求，樽本教授爽朗地接受远距采访，分享一路来的学习经验与对学术的核心关照。经由多次的书信往返，樽本教授最令人敬佩的是高效率的做事态度及臻至细微的研究精神。对于发文的问题，教授总以最快的速度予以回复、解答；在微细处，教授总不忘特别标注、叮咛，唯恐遗漏任何一道错综复杂的辩证过程。今日研究晚清小说之研究者，均无法忽略樽本教授从一九八五年开始编纂、一九八八年出版之《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此后，在樽本教授不断挖掘珍贵文件、吸收新发现材料的十年过程中，对原著新编增补，终于二○○二年由山东齐鲁书社出版《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一书，成为今日涵盖清末民初小说最为完备的学术专书。

在樽本教授细密的考究以及坚持搜罗杂志乃至单行本所有作品的编辑方针下，《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收录的晚清小说数量：创作有一万一千零七十四件，翻译四千九百七十二件，共计一万六千零四十六件（包括重版），较阿英本目录多出三点八倍，直接以数字打破长期为学界公认“翻译多于创作”的谬思。此外，他于一九七七年创刊《清末小说》，一九八六年又创刊《清末小说通讯》，此两份以晚清小说为对象的专门学术期刊，系由日本清末小说研究会主办，实际编辑与发行者即为樽本照雄教授，收纳的论文具国际性，中日文并蓄。

教授治学为文，坚持以第一手资料为研究根本。在漫长的探索历程中，教授借由对珍奇文献的爬梳以发掘问题。所及之处，不唯旁证诸史，更推敲作者复杂的人脉网络，以探究事由始末，试图对学界悬而未决或众说纷纭之议论提出看法，予以说明与解决。是以，阅读樽本教授的论著就像在读推理小说一般，使人沉浸在一连串连环扣式的问题中，保持高昂的穷索兴致。

在此卓著的学思贡献下，令人好奇的是：“文革”前的中国学术界曾批判清末小说，对晚清小说的研究寥寥可数，日本学界更鲜有人愿以清末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清末小说相关资料的匮乏，同样是学者们踌躇不前的考量要素：彼时的日本，竟无有一所图书馆藏有完整的《新小说》，周边资讯的取得也相对不易。处于进退维谷的现实情况下，教授何仍独排众议，大无畏地以晚清小说作为钻研方向？对此问题，樽本教授回忆道：“自其于七○年代大学毕业时，在日本确实无人认真研究清末小说。严格说来，唯有像已故的中村忠行老师，对日本文学乃至清末翻译小说持续地探研。”基此前提，教授心想：“或许自己可参与、投入这研究。实际研究后，初始免不了受到外国混乱社会状况的影响。然而，一旦继续坚持，反而有助于了解小说中反映的实情。再加上，许多残存下的重要材料，在今日仍未被重视或好好应用，这更证明有许多珍贵的研究范围亟待开发与挖掘。”

对于研究清末小说之学思经历，教授提供自身体验作为分享：“起先，在大学毕业时须撰写论文，因不甚明白论文该如何写，且又无人教导作论之方，只能借由一面撰写、一面上课，渐次积累撰写论文之要领。书写的过程中，想当然耳，也曾面临重重困难及挑战，首先必克服者，即是外语问题。”樽本教授以外国人的身份要学习、运用中文诚属困难，因中文毕竟非母语，尽管已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心力修习，仍备感不足；“其次，是上述提及相关资料缺乏的问题；最后，则回到写论文的基本层面，由于一开始对于论文讲求‘新发现’为首要的道理不甚明白，因此处理议题时捉襟见肘，也不愉快。原因在于日本的教育制度只训练学生解答试题，没有解答的问题不将其视为问题。在多年的学习履历中，学生们太习于解答有‘解答’的问题，而不习惯自己提出‘问题’。”因有这段自我摸索与成长的经验，樽本教授对于论文是否具备价值的标准，往往以有无“新发现”作为根据。

教授回忆道：“我的研究是从考证刘铁云的《老残游记》开始的。因为在日本京都大学寻获《天津日日新闻》连载简报本中的《老残游记》二集，此发现不但否定学界将《老残游记》二集视为伪本的谬论，同时推翻将《老残游记》二集的写作时间定为一九○五年之定论。”珍贵文献资料的发现，将使长期暧昧难明的问题得以解决，更令人振奋的是，这说明在日本也存有若干与晚清小说相关的文献材料。从《老残游记》二集的发现，樽本教授断言在刘铁云日记中所看到《老残游记》里的卷十一是初集的，而非现今所指称属于二集的范畴，且推断此内容还经由刘铁云重新撰写。

借着厘清刘铁云《老残游记》在执笔、发行等方面的历史脉络，竟出乎意料地解决了更大的历史谜团：此牵涉到《绣像小说》的编者问题。一九八二年，学者汪家榕发表两篇文章，其以为《绣像小说》的版权页上只有总发行所，没有编者名，而李伯元自身的文章亦未曾说起自己为期刊编辑人，连李氏的好友如吴趼人对此事也未留只字片语，学界几乎遍寻不着任何可兹证李伯元与《绣像小说》关系之史料，就上述诸点，汪家榕不同意“李伯元为《绣像小说》主编”等相关论述。对此，樽本教授从《老残游记》和《文明小史》间之盗用问题找出线索，教授认为：“刘铁云《老残游记》一文，是在《绣像小说》登载的；《文明小史》是《绣像小说》主笔李伯元所著，《文明小史》既能从《老残游记》的原稿中盗取部分文章，除却《绣像小说》的编辑外，谁也没有机会取得《老残游记》上之文字，进而大胆推测《绣像小说》的主编为李伯元。”教授以合理分析，直接阐明《绣像小说》之编辑疑难。尽管汪家榕对樽本教授之推理持有疑义，以为编辑者另有他人，然于一九八五年，在一份上海邮政司所记录的各报刊登记表中，直接确认《绣像小说》的编辑乃是李伯元。当时因汪家榕先生对于表格正确度持怀疑态度，并质疑此五页登记表的权威性，遂使双方论争至一九九○年仍无定论。此事在十七年后经刘铁云的子孙——上海专家刘德隆整理出多数相关资料：自上海的微卷里，见到“南亭亭长（李伯元）”为《绣像小说》编辑，其他《中外日报》广告亦有相同刊载，借此作为李伯元即是《绣像小说》编辑之铁证。经新材料发现而还以真相的学术经验，反映出教授鞭辟入里与缜密的举证能力。

其次需解释的是《绣像小说》发表延迟的问题。事实上，早在樽本教授以前，学界多依循阿英将李伯元之去世与《绣像小说》停刊二事联系一起视为定论。然樽本教授以为：“《绣像小说》尽管宣称为半月刊，三年中出版了七十二期，但依据亲自查核、比对《同文沪报》中的广告，发现《绣像小说》越至其后，越有延迟出版的情况，继而得出：‘期刊终刊（第七十二期）真正的发行年月为一九○七年正月十八，并非如阿英所言吻合李伯元去世之一九○六年。’此凭据阐明：在李伯元死后，《绣像小说》仍继续发行。”立足于《绣像小说》发行延迟的事实，使得《老残游记》初集与《文明小史》的关系获得舒展。一般以为《文明小史》为李伯元之作，然而真正的事实是：“李伯元死后，《文明小史》仍继续发表，这问题显示出《绣像小说》自第五十五期之后必定有新的主编，而新主编应为欧阳巨源，欧阳先生盗用《老残游记》用于《文明小史》，且继续编辑《绣像小说》，这是李伯元去世之后的情形。”

樽本教授借由对《老残游记》二集的发现与详加考订，依循脉络往上追溯加以廓清，方能从谜团中抽丝剥茧，发现问题症结，使《绣像小说》的编者与盗用问题拨云见日，获得明证。

对此，樽本教授提到，此番学思经验，对他的研究历程而言是重要的、备受肯定的，尤其自己能解答出中国研究者无法回答的课题，更使其受到鼓舞，让他更有自信地在此领域继续迈进。这是樽本教授至今最为难忘的一段回忆与骄傲。

谈论起教授如何看待日本学界对于清末小说之研究重心与台湾、大陆有何差异？教授自谦自己并非日本学界的重要代表，仅能就其论学经验稍做分享：教授认为自己研究清末小说多年，至今最关心且以为至为关键处，在于凭借“证据资料”以提出立论一事。教授重复强调：“研究论文的展现与发表，其可贵处在于对学界有崭新发现，倘若仅能就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论述，则此文章便不值得发表。”对教授而言：搜集资料、弄清事实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功夫，更是所有重要研究的奠基工作，只是这类研究方法，在中国学界看来是似乎相当琐碎，致使学界存有类似偏向：“低估搜集资料与弄清事实的准备工作，往往仅在已有一定评论的作品上加以探讨，而无法提出新创见、新视野，写出来的文章常引用他人者多，具创见者少，独创性者更少。”

问及教授日本是否像在台湾、加拿大一样，于大约一九八○年代出现一股研究晚清小说之风潮？(www.xing528.com)

对此，樽本教授谈到，现今日本专门研究晚清小说者应只有他一人，“或许另有相关的研究，但发表者较少，之前有中岛利郎研究吴趼人，写过多篇文章，但中岛先生现在改弦更张，以研究台湾文学方面为主，而新起之人尚未出现。从世界观的角度来说，日本是相当微小的研究基盘，以广角而视，将来定有很多机会及可能性对晚清小说加以深究，因为无论是继续挖掘资料或是发现新议题，只要有新问题一定会有人研究。”对此，足见教授对于未来的发展持有高度期望。然而教授相当感慨：“甫自一九七七年十月创刊出版的《清末小说》（年刊）迄今已出版至三十一号，连续出版三十一年之久。以季刊出版的《从清末小说谈起》（通讯）也发行九十二刊之多，此两刊物是全世界唯一清末小说的专门刊物，反观大陆或是台湾何以没有发行专门的杂志？”这令教授相当费解。

由于教授于研究上极度重视，且不断强调发现新资料的必要，不禁令人想请教，从事研究者在具体操作上如何寻得新资料？或如何于整理旧资料中得出新发现？樽本教授据此回答：“发现新的资料，实际上是要自己去寻找的，单凭已发行的资料集很难有新的发现。如果得知某篇小说曾在哪份杂志（书籍）刊载，务必尽最大努力取得实际杂志（原版书），并确实翻阅印证，倘若仅将广告拿掉的影印杂志作为根据，是十分不足且相对危险的。”樽本教授举例，其能发现李伯元编辑发行之《庚子蕊宫花选》，就是在堆积如山的古书中亲手翻阅每一本而后寻获的。其次，善用古籍版本的细微异同处，或就原本与增注本的内文逐一对照，检验有否增笔、删除、改写、代换等痕迹，此等扎实功夫，将有助于划清作品出版先后与真伪问题，甚至可用以检视后进研究者之论断是否具可信度，抑或有待商榷。

鉴于樽本教授考证、思辨能力，教授的文章多有翻案及与他人论辩之况味，对此两类文章，何种是教授最感兴趣者？两类文章于写作上最大差异为何？又必须注意哪些细节？樽本教授解释道：“在撰写新发现的论文时，若先前已有相关的定论、看法，免不了将与原研究者的意见相互矛盾、抵触，进而产生争论。”尽管教授一再解释产生争论并非其为学要旨，然而事实、真理，若需通过不断争论方可越辩越明，这也是必要的历程。像刘铁云蒙受新疆流放冤罪，林纾也有遭遇枉屈这类事情，均是在资料上有崭新发现，才可通过此结果加以立论。但教授也强调“只是，无论过去文学史上的情况如何，现在的研究者都没有权利给予他们不实的罪名”。

为此，教授特别以林纾在晚清翻译文坛的定位及后人如何给予评价一事说明。林琴南作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奠基者，毕生翻译两百多种外国小说，深受欢迎，如周氏兄弟、郭沫若、冰心、苏雪林、钱锺书等均拜读过其翻译。可是，一般晚清研究者对他持有刻板批判，如林薇《百年沉浮——林纾研究综述》虽对“林译小说”多所肯定，却也从“林纾不懂外语，往往需先经他人口译，再用古文笔录”的翻译角度予以批评，遂得出林纾“所译文本多非留世名著，以致虚耗气力，然作品价值甚微”，以及“时将小说和剧本混为一谈，令莎士比亚、易卜生的剧本（《亨利第四》、《群鬼》等）以小说形式出现，面目全非”等非难。胡适更以“这真是Shakespeare的大罪人”（1918）来评价林琴南，一九二四年郑振铎发表《林琴南先生》一文，亦与胡适说法同出一辙，致使今日专家往往以林琴南“不明白小说与戏剧的分别”加以诘责。

对此“定见”，樽本教授有不同的见地。起先，教授针对从一九二四年八十多年来诸多学者对“林译莎士比亚”的批评，巨细靡遗勾勒一“系谱”，为通求学界对林纾的习见与批判，教授将林氏所译的莎士比亚作品与莎翁原文加以详细比对与阐述。教授以为：“莎翁的剧本与林琴南小说体的译文有所出入，先排除此为林纾自我创作的可能。”其后，教授找到出版于一八九九年，经由奎勒·库奇将莎翁剧本改写为小说的作品，一经对照，赫然发现林琴南是依据奎勒·库奇改写莎士比亚的小说加以翻译，内容包括《凯撒遗事》、《雷差得纪》、《亨利第四纪》、《亨利第五纪》、《亨利第六遗事》等，尽管林纾并非逐字翻译，但此译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从此可知，真实的情况是：“林琴南的译本因未注明‘林译，原奎勒·库奇改写莎士比亚作品’，而遭后世学者攻讦，构成林琴南被冤枉的事件。然从另一治学角度来看，郑振铎等评者在未对林纾翻译所采用的版本加以考究的情况下，便加以评判，此事更为不妥。”相同地，林纾亦通过Dell改写易卜生作品的小说，将之译成汉语，所依据的文本是小说而非剧本。遂此，教授根据以上证据，以为“甫自一九二四年郑振铎发表论文八十三年来对林琴南将剧本译成小说的批评，根本无法成立”，继而得出“林琴南冤狱”的结论。

樽本教授以充分的证据论证林琴南冤狱后，更进一步举出相关争议——“引车卖浆者流”。此事肇因于：林琴南曾于一九一九年发表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信《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表达其维护旧道德和古文的思想，此信一经发表，林纾成为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信函中一段文字：“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曾在鲁迅的《阿Q正传》中被引用：“但从我的文章着想，因为文体卑下，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一九七〇年代日本的中国文学家在日本发现一封鲁迅以日文写给日本人的信，自作注说明《阿Q正传》中“引车卖浆者流”：“此系林琴南氏攻击白话时所写文章中的话。‘引车卖浆’，即拉车卖豆腐浆之谓，系指蔡元培氏之父……”之后专家均采信鲁迅的说法，认为林琴南以“引车卖浆之徒”贬损蔡元培之父。樽本教授从林琴南早先的文章所使用的文句，以及蔡元培之父的真实职业、身份加以推敲，以为林氏书写“引车卖浆之徒”之句，乃指无学问者，与蔡元培之父无涉，更遑论攻击蔡父之说。教授直指：“林琴南在当时招致的非议与批评，跟北大是文学改革的大本营有关，因林纾恰好代表保守的古文家，遂成为反对党策略性批判的对象，实与林琴南本身无关。”樽本教授认为以上的意见，可能成为林琴南与他的翻译研究的突破口，其个人的研究理念是从微观出发，以达宏观，看似很小的问题经常只是第一步，其后的影响更不容小觑。

就此方面，樽本教授可谓是林琴南之知音，因教授尽己可能地寻找林纾之翻译底本，精密地做文字意涵比对功夫，且又将相关文学史及文学评价上对林琴南造成冤屈的著作目录摘引下来，通过细腻而扎实的功夫质疑文学史上的定见，解决一桩悬案，还予林琴南清白。

推进一步，请问教授的相关问题是：教授当初是怎么发现林纾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另外，一般批评与林纾合作翻译的陈家麟外文程度不好，林氏是否因而选择改写过的莎士比亚剧本加以翻译？此外，不知《梅孽》是根据哪些小说改写及出版时间为何？在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版本之前的一九一九年已有人以剧本形式翻译莎士比亚的著作，那为何选择非剧本形式的改写本加以翻译，而非选择剧本形式的作品？或者林氏不知有此作品？如此又可衍生出包括郑振铎、鲁迅及“五四”文人，似乎有设计林纾的阴谋论？

于此，樽本教授回应道：“我是借由网络发现上述所言的文本。倘若没有网络，在‘发现’一事上希望渺茫。但怎么去挖掘新材料、新发现，则与个人努力的学习功夫攸关，因努力学习，所以发现问题。比较受用的经验是编辑目录，因目录编辑一定要看原始资料文本，没有原本则根据先前研究者的论文来参考，想突然获得新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研究无二法，多看才能发现问题。”至于莎士比亚的原文，对于当时一般读者是否太困难或难以接受一事，教授坦承并未在此问题上多有思维，之后将再思索。只是，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确因林纾翻译的小说用古文写成易获得年老者喜爱，而进行商业利益的考量。又，“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郑振铎等文学革命派需要有强大敌人，需要新旧思想对立，借由反对力量来建立新思想的理路。当时保守派没有发表任何文章反击，钱玄同只好捏造王敬轩称赞林纡翻译之小说，刘半农则写反驳的信件。认真说来，他们对林译莎士比亚及易卜生的批评只是一小部分，其将林琴南视为敌人，把他与军人同列为压迫新思想的人物，才是全体新青年们所要的。”

同样涉及林纾的相关问题为：林纾有部分翻译是用白话文的方式呈现，如《茶花女》在彼时相当畅销。那么，林氏是否曾把西方的儿童读物用文言笔记呈现？以教授对书目的了解，可否讲解当时此类文言笔记体翻译小说销售的情形是否如白话小说畅销？此外当时日本是否有林译小说流传，日本人对林译小说的评价如何？又，樽本教授有篇文章谈论晚清作者稿费的问题，将所能找到的稿费情形加以比较，而结果是林纾的稿费较高，此对林氏的生活与志向有何影响？对此，可否请教授简要说明？

樽本教授以为：“林纾并非有意识地去区分他写作的文体，也没有说过某书是白话小说、某书是笔记小说，这是后世研究对他作品的区别。而当时的读者在阅读时，也没意识到文体的差别而产生‘因为是白话小说，所以较容易阅读’的想法；笔记小说翻译的销售情形，因它被放在说部丛书，应是受到欢迎的；当时日本没有流传林琴南翻译的小说，所以在日本图书馆都无法找到林琴南的翻译作品原文。”至于林纾的稿费一事，教授提到：“林纾原稿最高的稿费价钱是一千字六块，是特别高的，于是他晚年不用工作，以绘画就可以生活。一般来说，翻译原稿一千字四块是比较低的。以前的文人必须通过科举以做官谋生，自晚清以来经济情况不同，出版社数量增多，期刊上需刊登小说、杂文等，文人凭借写文章即可赚钱，所以李伯元、吴趼人等人均放弃正式的科考道路，投向报刊事业。如李伯元创立出版社出版报纸，吴趼人亦编辑报纸、杂志、撰写小说即可生活，此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新资源。或许也因有稿费为收入，使林纾可无视文学革命派的攻击，安于自己的想法。不过，由于新文学取消古文与孔孟教育，使他忧心中国的将来，因他本身是位爱国主义者，曾在北京大学研究古文教育，于是写信给蔡元培，这可能是他最大的错误吧！”

另想就教于教授的问题：林纾刚开始翻译小说或戏剧，在戏剧这部分受到郑振铎等人的怀疑，但从他一开始翻译小说，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伊索寓言》等均相当忠实于原本。教授是否因为大量阅读及直觉，所以合理怀疑像林纾这样一个忠实的翻译者不可能把剧本翻译成小说？另外，教授意欲借“小发现”找到“突破口”，方对林译小说重新评估，不知教授今后研究重心，或者较想关注哪些题目与研究方向？

教授指出：“对于前述说法我表示赞同。但是，难道郑振铎等人的定论完全没可能错误吗？阿英的说法完全无误吗？脑中不断浮出的疑问促使我层层追索。林译小说有两百多种，若要继续研究尚有很多，林纾与共译者十几位，主要翻译英文和法文的作品，英文特别多。我不懂法文，所以研究《巴黎茶花女遗事》有困难处，日后将针对法文进行学习，以撰写《巴黎茶花女遗事》相关的论文。”

同样是与翻译作品攸关的疑问。诚如所知，在台湾日据时期，也就是一八九五年之后，亦有翻译小说作品，许多学子在阅读时碰到的最大困难便是找寻“原本”的问题，这方面不知樽本教授有什么经验可供参考？樽本教授忆及类似经历时谈道：“我在研究时碰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无法确定第一原本而不能进行研究，但也无他法。如研究《天方夜谭》时有法语版、英语版、为了儿童改写的版本等，我同样是利用网络，只要同书名，不管是更换出版社或是初版、二版，还是只能一本本买下来，而没有其他方法。”

最后，对于教授穷尽二十年之功，以地毯式搜寻几乎把报刊杂志等小说目录搜集起来，编纂《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一书，在编辑的过程中是否有一团队互相支援？这一工程自一九八五年开始才有计划性地进展，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谈及此，樽本教授不讳言：“一开始有几个人合作，共同收集资料，但因大家各有事情，所以最后只剩下我一个。我现在每天仍持续地修改目录，一旦发现打错或排错，均逐一订正，尽可能地独自努力。”加上现在科技发达，“在电脑的帮忙下，一个人可以完成很多事。我自己做初稿，后将初稿送到齐鲁书社，由他们负责印刷，不用校对编辑。前言、后记一部分请他们翻译，所以内文为日文，汉字也是日文惯用汉字，而非简体或繁体。”教授如是回应。

经此访问，樽本教授带领大家进入他的学术江湖，一旦窥荡其中，则令人流连忘返。教授之研究无论从举证、翻案到回应，在在流露出大师的风采。纵然，在晚清学界中，樽本照雄教授因其独立性，遂保有“独侠者”的形象，然而，他乐在其中，并走得恣意。自任地在“一个人”的学术天地间游逛、冒险、飞跃，恍如置身于庄子笔下的江湖。在这学术江湖里，教授善用网络资源与根深蒂固的学识涵养，为晚清学界写下亮眼研究，尽管孤军奋战，然所达致的成就却丰硕累累，为个人谱出传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