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思录：革命·启蒙·抒情

访问者：颜健富

时间：2007年11月23日

地点：台北“中央研究院”学术活动中心

吴淳邦教授简介：

生于韩国首尔，韩国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科学士，台湾辅仁大学中文所硕士，1989年获台湾大学中文所博士。曾任韩国蔚山大学中文科学科长、崇实大学人文大学副院长、崇实大学基督教情报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任韩国崇实大学中文科教授。在学术活动方面，曾任韩国小说学会会长、韩国中国语文论译学会会长等职。早期致力于研究近现代文学的讽刺书写，著有《晚清讽刺小说的讽刺艺术》（1994）、《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1995）。而后转入研究基督教，著有《20世纪中国小说的变革与基督教》（2005）。学术荣誉方面，1989年《晚清讽刺小说的人物研究》获台湾文艺作家协会颁文艺理论奖章、2000年主编《中国古典小说总目提要》获韩国中语中文学会颁学术奖（翻译部门）、2006年获崇实大学校颁2005年度研究业绩最优秀奖。曾到中国大陆的山东大学与天津师范大学、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等学术单位客座或研究。

访问吴教授好事多磨。

原先几次欲访问他，可是总因事耽搁，如有次他来嘉义开会，却因没带录音笔而作罢。这回，趁着他来中研院开会之际，约了他隔几天搭缆车到猫空，来个空中访谈，或可添些乐趣。可是，天气预报却说双台风即将来临，山雨地区尤其滂沱，我赶紧搭计程车飞奔中研院，将他从研讨会拉到活动中心的咖啡馆访谈。

对我的不知由来的莽撞，他仍温文儒雅，露出笑容。

更早之前，我曾在中研院文哲所进行一年期的博士候选人论文写作，当时吴教授恰好也来文哲所进行短期研究。访问学人的研究室毗连成间，中间只隔着半堵墙。站着时，两两可相望；坐着时，闻声不见人。于是，我们便成为见而又不见的邻里。深夜时分，在看得到或听得到之间，我们展开各种也许有交集也许无交集的对谈。

在半堵墙的阻隔之下，我们一边埋头奋战，一边聊天，譬如说材料与材料之间有怎样的联系？当谈话夹杂着欲张扬又刻意压抑得如深夜里蹑手蹑脚的猫步的神秘笑声时，便是珍贵罕见的材料了。于是，我们顿然站起，从听得见到看得见，从声纹到视线，隔着半堵墙，猝不及防，掉入似乎尘埃浮转的时空。那时，文哲所已是一片寂寥，格外能回荡出吴老师的笑声。

透过半堵墙的交谈，我逐渐得知吴教授的二三事。

吴教授在韩国受过军营训练，大学时参加军校团，每星期训练六小时，放假时到兵营区受训。大学毕业后，他到步兵军官学校，经历两年的少尉与中尉生涯。在纪律严格的军营生活中，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读码比赛。军队的重要机密以密码传达，作战时尤其重要，必得将某个机密讯息转成密码。吴教授说当中的秘诀乃是勤于背数，要背得勤、写得快、解得准。显然，他在比赛中所向披靡，经常荣获全国前三名，也因此前后十一次获得额外假期，羡煞军队。

对于密码的勤背与精解，也反映在他往后的学术生涯中。他对于宗教文学的研究，延续了解码的精神。吴教授对于个人的人生规划有充分的掌控，且能在高压下将各种事务料理得井井有条。譬如说，他在大四的最后一学期同时参加留学考试与军校考试，两者都通过。这使得他退伍后的两个月便到台湾念研究所。被询及为何选择台湾时，他说：“台湾的教育环境很好，当时不需学费，生活费低廉，单身过来，可专心念书。”他来到辅大念中文所，课业繁忙，需补修大学部三十五个学分，包括语音学、声韵学、文字学、文学史等重课，以及零学分的英文课。在繁忙的课业压力中，他却仍以三年时间毕业，并且于此阶段完成人生大事——结婚生子。

说到妻子，吴教授露出笑容，说他硕一便结婚。我几乎要喊出：这么早婚？他却不急不缓地回应：“我是很正常的，别人比较晚而已。”他在大三担任韩国全国中文系学生会会长，比他人有更多机会结识中文系女生。就在他创办中文系学生会报《中友会报》时，请他校中文系女生协助，近水楼台，愈走愈近。女友比他晚一学期来辅仁大学念书，原规划取得硕士学位后才生育，可是“意外”却提前发生，使得他在硕班阶段便当父亲。由于妻子返回韩国待产，他留在台湾念书，孩子出世七个月后，他才见到第一眼，“我要当好爸爸，所以要先好好念书”。那一段“好好念书”的期间，他几乎难以喘息，周旋于繁重的学业、家庭生活与学位论文之间。更巧的是，往后数十年，我便曾在深夜的中研院研究室见过他当年的杰作：太太与女儿。

取得硕士学位后，他顺利考上台大中文所博士班。几年台大的生活，又再次展现他的韧力与效率，以三学期修毕所有课程。一般而言，三学期较难修完课程，况且研究生得额外修零学分的日文与文学批评史。不过，其指导老师叶庆炳教授却准许他提前修毕，盖因他即将扛起艰巨的任务——返回韩国蔚山大学创办中文系。“当时不过三十岁的年龄，却当上系主任，在韩国是创纪录的。”他成为全校最年轻的系主任，以热情与理念投入系务，从课程规划、教师聘请到系所发展等，皆在职责之中。

如果说，他在硕士班的繁忙课业中完成“娶妻生子”的人生大事，那么，他在博士班阶段又为自己刻镂出人生另一里程碑——建功立业。从一九八五年二月到一九九三年二月，这位初出茅庐的准博士前后八年替蔚山大学中文系打下良好基础，设定学生的学习课程、系所方向与展望等。左手创办中文系，右手仍要写论文。他一如往常，兼顾有得，以三年时间完成论文，加上修业的一年半，四年半时间即取得博士学位，只稍慢于同学杨儒宾（现任清大中文系教授）。“要是我没有工作，专心写论文，也能跟杨老师一样，三年半毕业。”

吴教授在韩国中文学术界做出诸多贡献，曾担任韩国中国小说学会的会长，主编《中国小说论丛》，向韩国人介绍该国人陌生的晚清小说与近现代基督教书写。二○○○年，他主编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总目提要》全五卷获韩国中语中文学会学术奖。同时，他关注翻译议题，创办韩国中国语文论译学会，主编《中国语文论译丛刊》，目前已是韩国的A级期刊。除学术研究外，他积极推倡语文，提升韩国学生的中文能力，先后编出《中国语会话》、《标准中国语》、《网际网络时事中国语》、《标准中国语：文章读解》等。从学术、翻译到语言提倡，恰可见一位知识分子的学术实践与社会贡献。

吴淳邦教授同时发展系务与书写博士论文，展开繁忙且独特的生活，趁学校放假时拎着几十卷资料搭机来台，又在假期结束时拎着大量资料返回韩国。两地的穿梭往来，确实让人见到一面当系主任、一面写论文的风尘仆仆。飞抵台湾，这位台大博士生往往借住政大韩国学生的宿舍，按照现在的称呼是“黑户”，学校要记点惩罚，他却说得神采飞扬。政大是我念博士班的学校，想到数十年前他于此当黑户的生活，访谈期间，我忍不住大笑。就在畅快的谈话中，他检索过往的生活，突然语重心长地说：“现在觉得有点后悔，当初念得太快，若是能好好念更多书，是会更好的，可是当时硬要爬高。”

如此的“忏悔”更说明了他每个阶段的自我要求。写学位论文期间，他便严于律己，以写有价值的论文为训勉。从辅大修读硕士班学位到台大修读博士班学位，他都是叶庆炳老师的高徒。叶门徒子徒孙众多，向来为学坛佳谈，可是学坛秘辛就少为人知了。叶老师指导学生，对学生论文不满，便会飞空丢出。“我的论文却不曾被拋过。”他提及良师的点滴，日理万机的叶老师总是大清早七点钟便约他到办公室见面。他战战兢兢，提交论文，叶老师通常满意，几乎一字不改，他水深火热地写论文，顺利毕业。

叶庆炳老师提供他“谴责小说”的题目，以当时的研究环境而言，显然不利于开展。无论蔚山或台湾，都非晚清小说的资料与研究中心。“除难以找到相关的研究资料外，连晚清小说也不易寻得，广雅出版的《晚清小说大系》是在我写作过程中才刊出。”在此不利的环境下，他仍拿出以往的读码精神，一头钻入。他并非完全接受指导教授提供的论文题目，却是带着诸多反思，如“谴责”此一由鲁迅提出的概念是否恰如其分？他认为“谴责”此一字眼实已贬低晚清作品的文学价值，因而提出异议，以“讽刺”概念取代“谴责”。旋即，他面临定义的问题：到底要如何将属于西方的“讽刺”概念搬到晚清的脉络？他请教英文系主任康士林教授，对方介绍诸多西方讽刺文学的文章，接着又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讽刺”概念切入，试图在中西之间取得平衡与互补。(www.xing528.com)

吴教授指出“讽刺小说”在中国一向被忽略，直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才出现概略的分类与评论，不过仍偏于《儒林外史》等单一代表作。往后大多论者大题小做，以短篇文章研讨整个主题，从未有足够的篇幅与深度。于是，在此意识下，其论文一发不可收拾，从硕论到博论，以大篇幅集中研讨中国讽刺小说。其中，他在辅仁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晚清讽刺小说的人物研究》聚焦于清末四大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先指出晚清讽刺小说产生的外缘因素，进而以小说人物作为分析对象，就讽刺对象的社会地位与行为特征，归纳十大人物类型，讨论讽刺笔锋所指的人性特点。此文亦探讨相关小说的写作艺术，略窥其独特技巧所产生的讽刺风格，以及其共有的讽刺技巧与意义。

细看吴教授的论文，可以得知他重视文本的细读，从中发展出一套论点。“我当时反复精读，短短半年内便将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孽海花》、刘鹗《老残游记》阅读七遍以上。”他虽面临资料搜集的难题，却格外“精读”现有材料，“只能靠自己，靠自己的分析能力、作品本身、一般文学史资料，要从中找到自己的思路”。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自己的思路呢？他笑了笑，顿了一会儿，指出以自己的观点替晚清文学史拼出“讽刺”的版图。如此“自己的思路”正符合他不愿拾人牙慧的初衷，只见他反复说：“不愿意抄别人的书，这是我的第一愿望。”也因此，他不无自满地说：“我都是靠我自己。”

吴教授的博士论文延续“讽刺”的讨论，将晚清小说的讨论进一步扩及清代小说，以梳理出更宏大的文学史观。其完成于一九八九年的论文《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试图窥探中国讽刺小说的共性与特性。他先参考古今中外的讽刺观念，探讨中国讽刺小说的定义后，建立判断相关小说的客观标准。论文结构井然有序，先从“纵”的层面研讨中国讽刺小说各阶段的流变，接着以“横”的层面聚焦于清代长篇小说，探析各作品内容，借此了解清代讽刺小说的写作方向、风格与流变。

不同于一般将“讽刺”定位为批判或负面等印象，他提到讽刺中蕴含的“理想世界”：“由于中国讽刺小说不离传统的讽刺观念，受到美刺说的影响，所以揭露批评人生社会中各种黑暗人事的同时，也塑造了理想世界，以寄托作者的希望。”他具体分析归纳各作品的主要人与事，得出十种讽刺对象与两种理想世界，以此作为颂扬贬斥的客观讽刺标准。当然，如此的讨论必离不开西方的讽刺概念，在文章中，他多次采用西方理论，如以韦恩·布斯（Wyne C．Booth）的叙事理论“说明”与“呈现”两种叙事模式，试图解释“直斥”与“婉曲”两大讽刺风格所产生的原因与主要表现手法。

此由“讽刺”基调组成的“二重奏”深获外界的肯定。其硕士论文《晚清讽刺小说的人物研究》曾于一九八九年获台湾文艺作家协会文艺理论奖章，一九九四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博士论文《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于一九九五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我问他最得意的作品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是博士论文：“博论是最精心书写的，有自己的观点。”他提到自己曾拎着得意的作品登门造访北大陈平原教授，陈教授看过论文后帮他作序。

在中研院的咖啡馆的轻柔音乐中，吴教授从硕论谈到博论，一路错落交集出不同阶段的师友轮廓。对于曾在大学部与硕士班就读台大中文系的我而言，聆听时总要发出会心一笑，用台大柯庆明老师的话便是“昔往的辉光”。他指出有一学期他修张亨老师的思想课，以西方诠释学解释先秦诸子，写出课堂报告《庄子的知识论》，叶庆炳老师得知后引介到期刊发表。曾教过他中国文学史的林明德老师很欣赏他的文章，推荐他到政大举办的晚清小说专题研讨会发表论文。目前已在中研院文哲所的蒋秋华老师当时帮他看论文并校稿等。在博士班阶段时，他还跟数位目前已在中文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的同学友人组成读书小组，包括杨儒宾、郑毓瑜、梅家玲等人，阅读西方原著，“当时梅老师（硕士班）已怀孕，郑老师当助教，我已有一孩子”。在这些昔往的辉光中，我们看到这位从南韩来台读研究所的学子确实跟师友有许多迷人的互动，如同他所说：“他们对我很好，他们对我很好。”

从硕论到博论，吴淳邦教授充分替清朝的讽刺书写做出诠释，一九九○年代后，可看到他的学术转弯，从讽刺转向传教士文学的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他从研究有成的“讽刺”转入传教士的文学活动，主要是意识到此文化群体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传教士用中文创作或翻译的作品，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带来很大影响，使得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产生转变，是未来最值得开拓的研究领域，可惜的是目前尚未有很多人重视。”他很有自觉意识地指出自己的研究跟哈佛教授韩南有所不同，韩南从传教士作为小说家的角度追踪，他却从梁启超的小说革命切入，追踪当中的推动因素，因而追溯到傅兰雅的征文活动，又进一步追踪到各传教士的翻译事业。

当然，如此的追踪涉及资料重建的问题。学界欲将晚清的小说革命与传教士征文活动挂钩，一直面临文献难征的难题。相关材料可能正默默躺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犹如一座时间的灯塔，在宁静的夜中散发出讯号，召唤他前进。他说，那是属于上帝的讯号，“因为我是基督教徒，老友台北大学的王国良教授便曾对我说：你的上帝引导你”。

在“上帝的引导”下，他一头栽入传教士文学的研究，试图替晚清文学史的发展提供另一道诠释。过去，已有许多论者指出晚清谴责小说的教化功能，而他欲在此论点上进一步思考其演进的前身，其中之一便是传教士的影响。传教士文学的目的性很强，强调改造功能，可能引起晚清小说家如梁启超、吴趼人等人的借鉴，以中国题材写出启蒙故事。换言之，这些知识分子可能借用了传教士的说教方法强调小说的教化功能。他对于自己的研究目的有强烈的自觉意识：“在教化的功能上，一般学者将焦点放到梁启超等人的新文化观点上，若我能进一步推到传教士的观点，做一连接，便是一大突破与贡献。”

当然，文学史论点需要翔实资料的论证，否则必定流于浮泛，吴教授透过资料的搜集与分析，以文本本身来说话，建构出自己的论点。二○○七年十一月，吴教授来到嘉义大学出席第三届中国小说戏曲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让全场惊艳的论文《新发现的傅兰雅征文小说〈梦治三瘫小说〉》。“惊艳”的关键在于材料本身，对于任何晚清文学研究者而言，此批征文小说如泰坦尼克号般沉落于海底，下落不明。傅兰雅当年在江南制造局担任翻译局长时创办科技杂志《格致汇编》，倡导以格致兴国的理念。一八九五年六月，他在《万国公报》举办“求著时新小说”的征文活动，一八九六年三月发表征文活动的评审结果与得奖名单，一八九六年他突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小说征文活动的应征作品瞬间在人间蒸发。研究者一般只能从傅兰雅于《万国公报》发表的《时新小说出案》略推简单的概要特点而已。

或许是上帝的引导吧！加大伯克利分校晚近因启用一座新的东亚图书馆，在搬迁过程中，发现傅兰雅捐赠馆藏的征文材料。吴教授正好到哈佛，经由韩南教授的协助，转到伯克利分校解开这批作品之谜。原来，这批征文小说作品随着传教士傅兰雅的迁移而来到伯克利分校。“傅兰雅的后人理应知道此批材料，可是一直未提及。”图书馆馆长知道他由韩南引介及研究传教士文学后，殷勤接待，提供诸多便利。吴教授便在盛夏期间走入当年傅兰雅曾任教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书库，目睹傅兰雅带去的应征作品，全是手写本，有些纸张泛黄破烂，“连图书馆也不知道征文作品的价值”。访谈时间点虽距离他发现材料时已过了好一段时间，却仍可感受他的欣喜，我几乎可隐隐探测到他亲手触摸该批材料时的激动。

由于只有十天的短促时间，加上馆方为保护材料而不准影印，他只好日夜待在馆内，翻阅逾三分之二的作品。在论文里，他列出相关材料的清单外，并针对其中一篇作品《梦治三瘫小说》做出分析，指出该小说作者“广东长乐巴色会钟清源”以“疯瘫症”比喻征文比赛规定的三大批判对象：鸦片、时文与缠足。“中国虽地大物博，因患此三症，终沦为弱国。所以要振兴中国，日益富强，非去此三种恶弊不可。”虽然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而言，《梦治三瘫小说》存有不少缺点，但是作品的构想与作品内容的展开都以基督教教义与《圣经》故事推动，从头到尾，堪称为首部华人作者的基督教创作小说。

吴教授学过多种外语，高中以德文为第二外语选修，大学主修中文系，博士班学习日文。晚清正值中西交会之际，吴教授的语言修炼正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多种语言的掌控有利于中西材料的检索与分析。此语言优势充分展现在他的《喻道要旨》的研究。过去，《喻道要旨》一直被视为宗教读本，可是吴教授却力证其文学性，试图将此书嵌入晚清的翻译文学史。他上下而求索，从不对外开放的韩国崇实大学基督教博物馆取得《喻道要旨》中文版线装书。若只从标题，看不出作品的内容性质，看过作品后才恍然发现是文言笔记体小说。于是，他便展开调查，又因缘际会于台湾中研院文哲所进行短期研究时托德国慕尼黑大学（University of Munich）汉学研究所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教授寻得德文原本与英译本及有关德文资料，接着又通过苏的帮助才能解读德文古体字原本进行研究。在搜罗《喻道要旨》的德文、英文、中文译本后，进而对照、比较《喻道要旨》的翻译意涵，指出当时传教士为宣扬宗教，利用大众最喜欢的文学样式——小说——创作、翻译以基督教教义和《圣经》故事为内容的宗教读物，因此具有浅显易懂、通俗易解的特点。“那些作者主要以一般老百姓为读者，文章尽量以浅近易懂的文字写作，引发兴趣。”

在各种资料的寻找下，他从晚清中国延伸到韩国，以更宏观的角度探讨近现代东亚地区的基督教文学创作、翻译与传播。二○○六年七月，他便在《东华人文学报》第九期发表《十九世纪九○年代中国基督教小说在韩国的传播与翻译》，探讨十九世纪早期中文基督教小说的内容和出版，进而以其本身的资源，指出这批中文基督教小说在韩国的传播与翻译。他充分利用本身的在地优势，发掘韩国崇实大学基督教博物馆藏的珍本小说作品与早期韩译本等，如被评为中国第一部基督教小说《张远两友相论》的韩译本和杨格非牧师所著的早期基督教小说《引家当道》的韩译本《》（引家归道）以及李提摩太译的文言笔记小说集《喻道要旨》等译作。由此，他又建构出一个新的学术版图——十九世纪中文基督教小说的传播状况和其韩译本的出版情形，借此研析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意义，于二○○五年由崇实大学出版部出版《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变革与基督教》，获得崇实大学校二○○五年度研究业绩最优秀奖。他近年陆续于一些基础拓展相关研究，如二○一三年在中研院文哲所“中国宗教与文学的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基督教中文小说陈春生〈五更钟〉中的苦难与死亡》，又在《中国语文论译丛刊》发表《基督教寓言翻译小说〈红侏儒传〉》，对个别小说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吴教授取得各种晚清传教士的文学材料，经由精读、分析与探讨，有意建构出传教士的文学意义。他指出韩译本文章跟中文本所差不多，在书写方法上有显著的特点：主要利用韩文表音文字的特性，开创了以“隔写”方式书写的文章标记法，例如一八九八年刊行的《张远两友相论》的韩译本按照词汇的品词特点，全书都隔写井然，在韩文作品书写方法上开启了现代化之门。如此的研究饶具意义，透过韩文资料的发掘，更能打破过去中国的角度，而以更广大的东亚视角研讨东西文明的交流脉络。

对于各种珍罕材料的取得并非侥幸，吴教授是靠着候鸟飞行般的学者生活，穿梭于各地图书馆，让一批又一批材料重见天日。这系列资料的发现，除了诉求于“上帝引导”的神秘力量外，更是靠着空间移动、步伐前进而连接出来的线索！是靠着敏锐嗅觉经由一次又一次的准备而发掘的材料！于是，他建议同学应熟读各种工具书如《中国文言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小说史书目》，长期追踪相关议题，“如此一来，到某地方看当地的特殊材料时，一下便可判断具有价值的作品”。

简而言之，那是靠着学术的积累而养成的敏锐力。

访谈的结尾，我反复思考，那些寻找资料的足迹不只反映学者个人的踪迹，更是近现代研究的迷人之处。晚清的中西交会使得各种资料散落于中西各地，研究者需经由步步追踪的“上下而求索”，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的研究室或图书馆，才能让各种资料重见天日。那就像是被时光砌出的一道道看不见的迷宫，需靠学术热诚、敏锐嗅觉，绕过曲折的阶梯，将无形变为有迹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