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嘉乐教授：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先驱

访问者：孙丽莹、黄雪蕾

时间：2007年12月

地点：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梅嘉乐教授办公室

梅嘉乐（Barbara Mittler）教授简介：

1968年出生于德国。1990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研究所，1994年获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博士学位，1998年完成教授资格论文，是德国最年轻的汉学教授。现为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系主任，并担任海德堡大学精英大学研究计划（Cluster of Excellence—“Asia and Europe in a Global Context : Shifting Asymmetries in Cultural Flows”）研究单元的负责人主任（director），领导并参与多个子项目。从事中国语言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十余年，曾多次获得德国研究联合会（DFG）的各种奖学金，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新音乐、晚清媒体、近代妇女杂志、“文革”时期的文化等。主要著作包括:Dangerous Tunes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usic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1949 (1997),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1872–1912) (2004), A Continuous Revolution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e (2013)。

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主任，德国C4级教授，这些“头衔”似乎很难让人和一位不满四十岁的女性联系起来。而梅嘉乐教授恰恰用事实颠覆了“常规”。二十二岁牛津大学毕业，二十六岁取得海德堡大学博士学位，三十岁完成教授资格论文，三十六岁成为教授。辉煌的履历背后，学术涉猎范围之广亦令人侧目：博士论文研究中国的新音乐，教授论文专攻《申报》和晚清上海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探讨“文革”宣传和文化产品的最新著作刚出版，此外，还有大量论文研究民国妇女杂志、广告、百科全书等课题。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就是一个‘积极分子’。”这位随和亲切、总把笑容挂在脸上、走路风风火火的女教授，用她“积极分子”的态度，充满热情地耕耘着她的汉学园地。

在梅教授研究《申报》的专著A Newspaper for China的扉页上，有这样几行德文：Ein verspaeteter Gruss zum sechzigsten Jahr．Fuer einen Vater wie keinen anderen : Elmar Jakob Nikolaus Mittler（一份迟到的六十岁生日祝福，献给一位无与伦比的父亲：Elmar Jakob Nikolaus Mittler）。梅教授有充分的理由感谢父亲：当我们提出访谈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学习中文——的时候，她脱口而出地回答，这个故事跟她父亲有关。

一九八四年，梅教授的父亲是海德堡大学图书馆馆长，时值上海图书馆筹建新馆，他应邀作为顾问前往上海。回来之后，他就建议女儿学习中文：“中国太有意思了！”既然是父亲的建议，她就决定去实施。“我是个乖女儿。”她笑着说。当时，她恰好申请到了加拿大Pearson College of the Pacific的奖学金。这是一所大学预科性质的学校，隶属于一个“国际学校”（United World College）计划，该计划秉持“让教育成为团结人类、国家和文化的力量”之宗旨，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共同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梅教授在这所学校里开始了中文学习，她最好的朋友恰好是一位香港人，这也为她创造了不少学习中文的便利。“国际学校”的理念，在她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两年以后，这所学校给她提供了直接参加牛津和剑桥大学入学考试的机会。她记得十五岁时曾到牛津去旅行：“我太喜欢那里了，做梦都想去。”她的梦想很快如愿以偿，她被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录取了。在牛津大学学习中文期间，因为有在国际学校打下的基础，她跳过了一年级的课程。“所以我的中文字写得不好，因为没上一年级的书法课。”梅教授对此感到颇为遗憾。但这些“小损失”，为日后的“大成就”赢得了更多时间。

梅教授小时候曾立志当一名钢琴家，因为她的母亲是长笛演奏家，“妈妈也是我的榜样”。在一次德国青少年音乐家比赛中，她曾得过奖。“但是，在德国考音乐学院太难了”，而且她已经对汉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音乐plus中国”的题材，恰好能把这两份热爱融合在一起，成为她学术道路上最初的选择。早在国际学校的时候，她就写过一篇关于中国音乐的小论文。

而真正将她引入研究“中国新音乐”（New Chinese Music）道路的人，是香港大学的刘靖之教授。在此之前，还有两位与此相关的人物要稍做交代。一位是她牛津大学时的历史老师，著名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教授。那时，根据牛津的制度，她每周都要写一篇小论文给他看——准确说来，是给他念，“而每次我念了没几个字，他就会说，你该去读哪些书”。整篇论文念下来，总有十几本要读的书，读完再写。就是这位伊懋可教授，把刘靖之请到牛津，给了她亲耳聆听中国“新音乐”的第一次机会。

还有一位便是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的瓦格纳教授。因为父亲的关系，她每年从牛津回来都会拜访他。瓦格纳教授与刘靖之教授也相识，海德堡汉学系图书馆也因此保存着刘靖之珍贵的音乐收藏。这些机缘都促成了日后她在瓦格纳教授门下做博士论文的可能。

回到当年梅教授第一次在刘靖之的演讲中听到的中国“新音乐”是一些一九八○年代中期中国大陆作曲家的作品，如瞿小松、叶小刚、谭盾等的音乐。吸引她的地方，她说，不是觉得特别“好听”，而是“有意思”。比如瞿小松的MongDong，中国山歌的调子和外国乐器的对话，“那是一种真正的对话”，非常精彩。怀着对音乐与中国的双重兴趣，以及对这些“有意思”的新潮音乐的好奇，梅教授决定把New Chinese Music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在此题目下探讨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新音乐与传统的关系，以及新音乐是否真的“新”等问题。

尽管当时也收到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但她还是选择了海德堡大学，因为她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音乐部分。瓦格纳教授当时的研究重心之一恰好是中国当代的文学戏剧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而牛津大学的研究重点在古代音乐部分。所以，梅教授就在一九九○年到一九九三年期间于海德堡汉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其间，她花了很多时间在“环球旅行”上，采访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的近六十位作曲家，以及十位学者和官员。根据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Dangerous Tunes :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Music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1949，已于一九九七年出版。

谈及写作此论文的收获，梅教授不假思索地说，交了不少作曲家朋友，如谭盾、瞿小松等，现在依然保持联系。而且，有意思的是，通过与他们的交谈，她了解了一些作曲家创作时的想法，这是从前作为一名演奏者很少去思考的。第二个收获是，写论文的过程中，她颠覆了自己从前的假想，那就是，中国内地、台湾和香港的音乐一定十分不同。而事实上，她发现，至少一九八七年之前，台湾和内地的音乐差别不大，连香港也并无太大不同。第三，直到今天，她还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作曲家，不管他们彼此之间政治观点等有多么不同，大多都强调要写中国的音乐，都要表达中国人的元素。在她的观察里，比如德国、法国、英国等，它们的作曲家多半不觉得有此需要。最后，写此论文的一个意外收获，便是引发了梅教授对“文革”的兴趣。因为访谈对象多半都经历过“文革”，在谈及音乐的民族性时，很多人都和她谈了“文革”中下乡的经历。这些故事中的“文革”，跟梅教授从前在书本里学到的很不一样。因此，她决定要通过研究，探索一个不一样的“文革”。

一九九四年做完关于中国新音乐的博士论文之后，梅教授开始着手准备教授资格论文（Habilitation）。她之所以从音乐研究转到《申报》研究，是因为按照德国的大学制度，成为教授的前提是，必须做一篇与博士论文研究领域完全不同的教授资格论文。因为通常一个系所只拥有少量的教授席位（Lehrstuhl），故每一位教授不能只是精通某一领域的“专家”，而必须是贯通不同领域的“通才”，唯此才能满足授课和指导研究生等多方面的需要。

这就意味着，客观上她不能再继续做中国新音乐这一课题了。“其实我也不想再做下去了，”这倒使人意外，“做中国新音乐的人不多，做得久了，我觉得……很寂寞。我需要有更多的学术方面的交流与对话。”

正在她考虑下一个研究课题时，荣获莱布尼茨奖的瓦格纳教授得到了德国研究联合会（DFG）的资助，开始在海德堡汉学系主持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为此项目，他们购置了大量的近代报刊资料，研究条件日趋完备。她就在瓦格纳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里开始了《申报》的研究。

当时，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著作《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书刚出版不久。此书的一个重要论点是强调印刷媒体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换言之，借由印刷媒体而构筑的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对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形成及传播具有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而后者正是民族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不可或缺的“非物质”要素。在安德森理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同时期讨论媒体作用的著作也很多，欢呼报纸如何“powerful”似乎成了大家的共识。

最初她对此也深信不疑，然后一头扎进“故纸堆”。当时上海图书馆正在搬迁，经过特殊许可，她得以进入库房，在那儿的“冷板凳”上，进入了一个丰富多元的《申报》世界。不久后她发现，第一手材料好像不能完全印证理论中关于媒体作用的论述，最起码在《申报》——这份“外国风格的中文报纸”（Foreign-style Chinese-language）里。正是由于这一经验，她不同意研究中生硬地套用大理论。“有些使用理论的人，不太注重原始材料，大量引用二手材料来支持论点。我很反对！”这也是她自己在阅读原始资料方面下足工夫的动力之一。(www.xing528.com)

在积累了扎实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她开始了论文的写作。二○○四年，这本专著由哈佛大学出版，并被收进哈佛东亚研究专题丛书中，题为A Newspaper for China？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 Media, 1872–1912。该书从“创造媒体”（Creating the Medium）和“阅读媒体”（Reading the Medium）两方面入手，前者论及了外国报纸的形式和风格如何按照本土读者的口味移植到中国；后者论述了报纸对女性读者的构建、上海人的形象和声音，以及中国民族主义的本质等问题。该书的特色之一就是强调将早期《申报》作为一个文本结构体（a structured body of text）而非事实的聚合（a collection of facts）进行全面的解读，从《申报》登载的论说文、新闻报道、散文、广告中，分析其语言特色、文类、内容及目标读者，进而质疑了自《想象的共同体》问世以来学界流行的一个观点，即报纸在中国的民族主义以及公共空间形成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媒介作用。对于该书的结论，梅教授也认为“有争议性”。这一新颖的视角和对主流学术观点的反思在该学术领域发出了有力的不同声音。

在梅教授为新音乐研究做采访的过程中，当那些亲身经历过“文革”的音乐家们津津乐道于他们的“文革”体验时，她头脑中原来的“文革”形象开始产生“革命性”的瓦解。她说，从中学课本及媒体上所得到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图像是：那是一片文化沙漠，所有传统的、西方的东西都被破坏殆尽。而从那些访谈里得到的最初触动以及后来的深入研究，都证明这个图像的片面性。在此意义上，梅教授笑称，什么是“文革”，“我那时（指开始研究前）知道，现在不知道了”。

梅教授“文革”研究的开始，要追溯到一九九四年。那一年，海德堡汉学系组织了一个关于“文革”的研讨会，会议的重头戏之一是放映样板戏——汉学系从大陆千辛万苦寻到的一“宝”，因为当时这些资料都是内部的，不像现在已制作成影碟公开发行。样板戏的放映引起观者的热烈讨论，之后，他们组织了一个“插队茶会”，请来在海德堡的中国人，讲述他们亲历的“文革”，梅教授和叶凯蒂教授还一起做了“《智取威虎山》为什么是京剧”的学术讲演。此讲演内容后来又在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HA）会议上宣读。此外，她还在哈佛大学赵如兰（赵元任之女）组织的研究小组里作了一个关于样板戏《白毛女》的报告，从艺术形式上分析样板戏的这一视角，大家觉得很有新意，也纷纷鼓励她继续做下去。

后来，因为诸多私人因素的综合，她先选择了《申报》作为博士论文之后的研究，但对“文革”研究的兴趣始终没有放弃。这些年来，她相继发表了一些论文，亦给学生开了相关的课程，如二○○五年的“‘毛泽东主义’在国际：文化大革命和‘六八’学生运动在中国和世界”。她的新作A Continuous Revolution : Making Sense of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e最近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新作中，她将“文革”中的宣传产品分成“听的”、“说的”、“看的”三大部分，通过细致的形式和背景分析，探讨“宣传”（propaganda）和“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的关系。她的核心论点之一是，中国的文化革命是一场“持续的革命”（a continuous revolution）。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文化艺术的形式就在不断遭遇“革命”，而这些经过变革的艺术形式，一部分在“文革”的宣传品中被继续使用。如梅兰芳的京剧改革，黎锦晖三十年代吸收儿歌要素进入音乐创作等，很多都被样板戏所继承。从这个意义上看，她认为不该把样板戏看成一个“例外”（exception），而是对已有“规范”（rule or norm）的沿袭。也就是说，在“文革”的宣传品，即所谓“纯粹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产品中，事实上包含了不少中国传统的和西方的要素，而这些要素，在整个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产品中，早就存在，或者依然在被使用。

除了对文化产品做形式分析之外，她的另外一个关注点是“文革”宣传品的“接受”层面。为此，她于二○○四年在北京和上海对近四十位“文革”亲历者做了访谈。这些人属于不同年龄层次，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有艺术家、教师、计程车司机、厨师等。访谈之中，她看到了“文革”中文化生态的丰富层次，以及人们对宣传产品不同的接受效果。

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好奇于为何同样是“文革”主题，德国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中，采访对象的观点，多半不出所料地强调受难的层面，而梅教授的访谈对象，却谈出了问题的丰富层面与复杂性。访谈内容的深度常常取决于访谈者的知识背景及访谈者与访谈对象的深入互动。如很多新闻记者可能只问到一个笼统的“文革”，而梅教授可以问到“批林批孔”阶段的细节。事实上，采访刚开始的时候，梅教授也只能得到一些固有的、笼统的回答，当逐渐深入具体历史细节的时候，访谈对象会开始告诉她更多的真实体验。

所以，较之回忆录等研究材料，她更喜欢最大限度地挖掘“草根”观点和体验的采访。谈到回忆录等材料，梅教授强调，不同地域的出版物多少都有特定的程式，受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而且她的研究需要关于文化产品的层面，回忆录多半较少涉及。

然而，正是这个更丰富的“文革”的层面，让梅教授在西方受到了一些不平等待遇和异样的眼光——有人误解她是“Maoist”（毛分子）。谈到“文革”研究的最大难点时，我们的预设是资料方面的问题，梅教授回答却是——误解。她说资料现在不是问题，但误解却时有发生。比如说，她曾经用德语写过一篇关于“毛像”（Mao image）的论文，准备在德国的一本学术杂志发表（不是专门的汉学杂志），没想到，最终在总编那里没有通过，就是因为对毛泽东和“文革”的不同于“常规”的看法。

梅教授认为，作为一名学者，她应尽可能把真实的历史告诉更多的读者。除了汉学研究领域的同行，她也想告诉不太了解中国的外行——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对于以上的误解，尽管深感无奈，但她仍坚持自己作为学者的信仰。

在研究《申报》的过程中，出于对该报目标读者（implied reader）的研究兴趣，梅教授开始用性别研究的视角分析探寻《申报》的女性读者。该书第四章“Fair-Sexing It”集中讨论了女性读者群是如何被构建起来的，早期《申报》是如何定义、描述和界定读者的。此后，她还做了关于《玲珑》、《女子世界》等妇女杂志的相关研究。

女学者做性别研究，常常容易给人以女性主义者的印象。在这一点上，梅教授再三强调自己相信男女平等并身体力行，但不是个女性主义者。她甚至反对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些主张。梅教授认为将男性、女性对立起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她自己在做与性别研究有关的课题时，就时时注意不仅仅研究孤立的女性，而是同时关照男女两性。基于同一原因，她还认为最好不应由女学者去做女性研究，“女学者本来就被‘边缘化’了，再去做‘边缘化’的研究，就更‘边缘化’了。”她理想的性别研究应该由男学者去做，因为女性在女性研究中做出的结论很容易因自身的性别与视角而被认为有失公允，同样的结论，如能由男性学者得出，将会更有说服力。真实的生活中，她就多次婉言谢绝担任海德堡大学“性别平等处”（Gleichstellung）代表的邀请，理由是，男代表更适合这个位置。

当然梅教授也承认，她的看法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原因之一是，友善与宽松的学习、工作环境从未让她感受过来自性别的不平等；另一个原因是，生命中几位重要的男性给予了她太多的帮助和提携，让她心怀感激。眼界开阔的父亲总是鼓励她出国游学，坚持研究工作，把她带入了汉学研究之路；从在牛津的求学时代起就认识的瓦格纳教授，引领她进入了汉学研究的殿堂；同是大学教授的先生与她相濡以沫，在事业生活中彼此扶持。对于这三个人，她用得最多的形容词就是“了不起”。

谈到瓦格纳教授时，梅教授特别表达了对恩师的敬仰之情，认为他思维活跃、思想丰富、观点新颖，对学术研究充满了无尽的热情，“是个真正懂得中国的人”。她“从瓦格纳教授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受之影响最深的一点就是非常重视阅读原始资料，总是用原始资料来检视理论，而不是从理论预设出发审视原始资料，这一点在《申报》的研究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当然具体到某些学术观点、结论上，她也有许多和瓦格纳教授不一样的想法。

作为海德堡大学汉学系教授、系主任，她的工作被分成了教学、行政、研究几部分。在日常教学任务上，除了每学期都要开几个高级讨论班之外，她甚至还需要教授初级的中文语言课。自从二○○四年担任系主任以来，不难想象，她的日程表每天都排得满满的，繁重的行政工作大大压缩了她的研究时间，也压缩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当被问及如何处理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时，梅教授露出了一丝无奈。

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从孩子出生开始，梅教授就必须在学者与母亲这二重角色之间周旋。她对孩子还是婴儿时的那段经历记忆犹新。那时，她常抱着孩子到办公室办公或是背着孩子去给学生上课，“这样我就既能当学者，又能当母亲了。”有一次，她带着几个月大的儿子去参加大学教授遴选委员会的会议，席间坐的大部分都是男教授。当需要给儿子哺乳时，她就大大方方地做了，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自己对男女平等观念的理解。正因如此，她也全力支持已经身为母亲的女学生们，尽量给她们创造有利的条件，使其兼顾学习与生活。现在孩子长大了，她还会挤出时间来陪孩子练习大提琴。为了给孩子伴奏，她趁机拾起了尘封多年的小提琴，“第一个孩子出生以来就没碰过了”。

家庭生活和事业发展当然离不开一位“了不起”的先生的理解和支持。虽然来自德国非常传统保守的家庭，又身为波恩大学的教授，有着繁忙的教学研究工作，他仍然坚持真正做到男女平等，分担一半的家务琐事，并抽出与梅教授对等的时间悉心照料孩子。当梅教授完成最新的研究，都会请他阅读与交换意见；当梅教授因工作紧张而精神压力太大时，他也会以幽默来安慰开解她。“他的心态真的特别健康，特别好，很适合我这样的‘积极分子’！”

这样一位“积极分子”的汉学道路，成绩卓然，当我们以专著、论文等形式看到梅教授的成果时，却很少有人知道成果背后的代价。她没时间出门购物，生活用品大都只能通过网络订购；若白天花些时间陪孩子玩，晚上就要工作到更晚，那时间“都是从身体里掏出来的”；此外，她自己也觉得十分“荒谬”的是，几乎没有时间读最新的德国报纸杂志，读的反而多是中国晚清民国的；弹钢琴、拉小提琴、读小说原本是她所钟爱的活动，而这些兴趣爱好，现在在生活里已很少能有时间安排了。可是她总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在汉学的道路上，乐此不疲，充满热情地当着一名不折不扣的“积极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