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麦晓教授谈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访问者：李仁渊

时间：2009年4月29日

地点：哈佛大学贺麦晓教授研究室

贺麦晓（Michel Hockx）教授简介：

1987年毕业于莱顿大学中文系。1994年于莱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94年至1996年间在莱顿国际亚洲学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做博士后研究。1996年起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任教。2002年升任为教授。目前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与内亚语言文化系（Department of th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China and Inner Asia）的系主任。2009年在哈佛大学访问一学期。

目前出版专著《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期刊》（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与《雪朝：八位中国诗人的现代性之路》（A Snowy Morning :Eight Chinese Poets on the Road to Modernity）。编有《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场》（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阅读东亚写作：文学理论的界限》（Reading East Asian Writing :The Limits of Literary Theory，与Ivo Smits合编）、《当代中国的文化》（Culture in the Contemporary PRC，与Julie Strauss合编）、《全球文学场域》（The Global Literaryglobal，与George Paizis和Anna Guttman合编）、《民国时期的文学社团》（Literary Societies of Republican China，与邓腾克［Kirk Denton］合编）、《中国文学与音乐中的文本、表演与性别：向伊维德教授致敬论文集》（Text, Performance, and Gender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usic :Essays in Honor of Wilt Idema，与柯雷［Maghiel Van Crevel］、陈沅［Tan Tian Yuan］合编）。又有中英文论文多篇。研究主题包括中国现代诗、文学社团与文学期刊、文学社会学等，最近将研究课题拓展到网络文学。

由于以“场”（field）的概念研究民国时期的文学团体，又曾撰文向中文学界介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学社会学理论，^[1]中文学界对贺麦晓教授的介绍常常与布迪厄连在一起。当我向贺教授问及对使用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有什么看法时，他以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回应我。

博士班的时候，因为觉得缺乏理论的训练，贺教授开始去修文学理论的课。在一门文学接受理论的课堂上，他跟教授提到，汉学研究的老师告诉他，学习理论是可以的，但是往往最后用的还是常识（common sense）。这位德国籍的教授听了，看他一眼，说：“当一个人告诉你他用的是常识时，其实代表他用的是旧的理论。”

这句话对我来说饶富趣味。当我们观察世间万物以秩序理解时，很难不从一套既成的框架出发。在同样的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常常由这个框架来决定，无论此框架是新潮的理论或是已然驯服的常识。理论与常识的区别在新旧与否之外，还在观察者是否意识到这个框架存在，是否将眼前事物的秩序视作理所当然。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解——什么是现代，什么是中国，什么是文学——往往决定于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框架，以什么样的理论或常识去看待它。以我的观察，贺教授读博士以来的研究旨趣很大一部分围绕在探索“现代”、“中国”与“文学”的意义中。

贺麦晓教授的家乡在荷兰鹿特丹近郊，他在有深厚汉学传统的莱顿大学取得学士与博士学位，目前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文系任教。在入学之初贺教授打定主意想学习外语，但又不想学太“普通”的外语，或只是光学习语言。最后选择中文的原因是因为莱顿大学承袭欧陆传统的汉学系，不只是教授中文，尚包括历史、哲学等各种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科目，并且还提供在中国一年学习中文的机会，特别具有吸引力。在前后学了四年中文之后，一九八六年贺教授经由荷兰教育部与中国政府的交换计划到沈阳的辽宁大学待了一年。一九八七年回到莱顿，结束大学课程之后，又继续在沈阳待了一段时间，直到一九八八年的夏天回到荷兰。在这段时间，即使沈阳不若北京或上海是政治或经济上的核心，中国改革开放后政治社会的变化仍让贺教授印象深刻。在中国的这段时间也让贺教授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贺教授说，由于当时在荷兰的中文教材很多仍是政治性的文章，使得他当时对政治语言特别熟悉。因此初抵中国时阅读报章杂志上的文章都没有问题，但日常生活会话则比较吃力。然而如今这场访问贺教授主动提议以中文进行，其流利自如程度，与母语几无区别。

回到莱顿大学开始博士研究后，贺教授很快就决定以中国现代诗作为研究的课题。这一方面是受莱顿大学当时教授中国现代文学、曾专书研究卞之琳、本身亦是诗人的汉乐逸（Lloyd Haft）教授的影响。汉乐逸教授当时开设的中国现代诗歌讨论课很受欢迎，贺教授在课堂上两篇中国早期现代诗的学期报告开启了自己对中国现代诗研究的基础。另方面贺教授对一九二○、三○年代亦有特别的兴趣。在大学时贺教授就曾在莱顿大学的图书馆看过“五四”时期的期刊杂志，透过这些期刊杂志感到民国初期的文化、生活方式很具吸引力。同时贺教授亦曾在艺术史系选修欧洲战争期间艺术文化的课，对当时的先锋派、前卫艺术文学特别有兴趣。

当贺教授开始博士研究的时候，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早期现代诗的学术著作还不多，尽管已经有些许译作、个案研究与参考书籍出版，如奚密（Michelle Yeh）教授研究中国早期现代诗专著要在贺教授于北京进行博士研究时的一九九一年才出版。然而莱顿大学汉学系有关注当代中国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早在一九二○年代知名的莱顿大学汉学教授戴闻达（J．J．L．Duyvendak）便曾介绍过李金发的诗作，尽管是以很负面的态度描写，认为其作品幼稚疯狂，拋弃中国传统。而在汉乐逸教授之后，贺教授的同年，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教授则继续莱顿大学研究中国现代诗的传统。

贺教授后来由莱顿大学出版的博士论文——《雪朝：八位中国诗人的现代性之路》（A Snowy Morning : Eight Chinese Poets on the Road to Modernity），乃是透过研究一九二二年出版的诗集《雪朝》与其中八位诗人（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与郑振铎），讨论中国现代诗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二年草创时期的文字语言实验与现代性。“现代诗”作为一个主题本身便碰触到几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什么是“现代”？什么是“诗”？究竟是哪些成分让这个文体可以与之前的作品区分开来，冠上“现代”之名？经过这些声音文字、韵律格式的探索与试验之后，这些作品又如何还可被视为是“诗”？这是文本内容的问题，但同时也是框架的问题。贺教授笑着说，当时莱顿大学研究俗文学与戏曲的伊维德教授（Wilt Idema，现为哈佛大学东亚系系主任）看了这些诗作对他说：“这些不都是传统吗？”因此当时他特别要找出中国早期现代诗的“现代性”。然而现在回头看，贺教授认为，这些现代诗作品与传统之间的延续也同样显著。

无论是现代诗还是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学者很难不关注定义这个领域本身的断代问题，包括被视为是现代文学起点的“五四典范”，以及概括这个时期文学特质的“现代性”。贺教授的研究某种意义来说呼应了一九八○年代末、一九九○年代初以来重新探索“五四典范”与“现代性”，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断代问题的再思考。无论是王德威教授提出“压抑的现代性”（repressed modernity），在重新发现晚清的同时挑战“五四”的进步性，或是米列娜等人提出的“五四工程”（May-Fourth project），讨论“五四典范”的建构，又或者陈平原教授、黄子平教授等人“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在在都让学者重新评估“五四”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

贺教授提到，“五四”这个词在西方学界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主流叙述，然而另方面它的意义与断限又十分模糊。严格说起来，“五四”是发生在一九一九年政治性的学生活动，后来被塑造成某些精神、价值观的象征。在很多时候，政治性的“五四事件”又常与“新文化运动”互相混用。然而如果说起“五四文学”，其指涉的范围又极为广泛。一般认为的“五四文学”其开始早于“五四事件”本身，而其结束更众说纷纭。在有些场合，“五四文学”几乎成为“民国时期文学”的同义词，用来概括整个时段的文学写作。同时，“五四文学”不只是一个断代的标签，其本身亦有许多预设价值，例如其与封建传统的对立、其进步的特质，以及民主、科学、解放与社会写实主义等特色。然而当一个具有许多预设价值的标签同时用来当成断代的统称时，其可能的危险一方面是将部分符合此价值的内容放大为整个群体，另方面则是压抑了其他同时的不同声音。贺教授认为，当一个标签变得那么浮泛，甚至阻碍我们对于不同声音的探索，我们就得要检讨继续用这个标签还有没有意义。

在进行博士研究的时候，贺教授注意到他所讨论的这些诗人都与文学研究会相关联，因而对民国时期的文学团体与期刊产生兴趣，认为这是超脱“五四典范”研究民国文学的一条途径。在这个时候贺教授看到华东师范大学王晓明教授一九九一年在《今天》发表的《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论“五四”文学传统》，主张重视期刊与社团等“文本以外”的文学史，正与自己的想法相合，因此在一九九二年莱顿大学中国现代诗歌讨论会中报告了自己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包括与其相异的意见。会场上《今天》的编辑北岛鼓励他将这篇文章发表，而在一九九四年以中文刊布于《今天》。而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胡志德教授邀请贺教授翻译王晓明教授这篇文章，欲刊载于《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而贺教授也趁此将当年回应王教授的文章重写成英文，题为《五四文学存在吗？》（“Is There a May Fourth Literature”），在一九九九年与王教授的译文同时刊登。

在贺教授的回应当中，除了认同研究期刊和团体取向与其他史料和证据的问题之外，最主要的论点是关于“五四文学”的看法。贺教授认为，王晓明教授以及许多对于“五四文学”采取修正观点的研究，指出了“五四文学”集体性的、压制性的、教条性的面相，从而挑战之前文学史中对“五四文学”的正面描述。然而对于“五四文学”的重新评价，或者从而塑造出另一种反面的“五四传统”，未必便可以呈现出民国时期文学界的复杂情况。贺教授所建议的取向是，直接研究民国时期整体性的文学实践，而不抱持正面／负面、解放／压迫、主流／边缘等先入为主的预设，如此方可呈现当时文学活动的多样性。此多元声音非某个单一的文学“主流”、单一的文学体裁，或是单一的社会政治事件可以完全包容，所谓的“五四文学”作为主宰性的文学传统并不存在。

当然，近来的研究已经让我们对民国时期的文学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从而可以超脱所谓“五四典范”。这种转变主要有两个方向。其一是重新“发现”的晚清民初让我们对“五四”所代表的现代性有不同的看法，而事实上许多晚清的文学课题一直到一九三○年代后仍不停有回响。其二是对于“五四文学”之外其他文学的发现，如早期林培瑞教授研究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或者是李欧梵教授等对新感觉派等海派文学的研究。这些早期被视为“非五四”而斥为边缘的文学重新回到学术论坛，挑战了“五四文学”主导的单元论述。这些转变同时也让我们更有机会挖掘“五四文学”的不同声音。在此贺教授特别推崇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认为陈教授利用各种不同的史料，呈现了对于这起事件的各种不同观点。目前贺教授正在进行这本书的翻译工作。

断代问题一直是文学史家的重要课题。由于西方学界长期用“五四文学”来指涉整个民国时期文学，贺教授主张尽可能地避免使用这个词汇，让“五四运动”回归到一起政治事件。而以“新文化运动”或是“新文学”来标明民国时期的一种文学流派、一种文化的态度，尽管这个运动是否便占据了当时文学活动的主流也很值得怀疑。而对于这个时期文学的总称，贺教授倾向使用“民国文学”。虽然“民国”也是一种政治性的断代，亦有其政治争议，但至少要比“五四文学”这个词更具包容性，更适合用来包含各种不同的文学现象。

这种“框架”选择的问题常常影响我们如何认知过去。二○○八年甫出版、由雷金庆（Kam Louie）教授担任编辑的《剑桥现代中国文化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 Chinese Culture）中，中国现代文学部分由贺教授与罗福林教授（Charles Laughlin）担纲。大家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部分仅用一章说不清楚，但是如果分成两章又要如何分工？起初编辑建议区分成严肃的文学与通俗的文学。然而尽管雅俗的争论由来已久，其中的分界却很模糊。而以一九四九年作为分界又显得死板。最后两人讨论之后，由熟悉左倾文学的罗福林教授撰写“现代中国文学的革命传统”（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而贺教授的一章则题为“现代中国文学的内回传统”（The Involutionary Tradi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www.xing528.com)

贺教授解释，他对于“内回”（involutionary）一词的使用来自王德威教授的著作，指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在不断向前的线性革命传统之外，内省性的、回顾性的、注重过去的传统。这种非革命性的传统，却也不一定就是反革命，也不能说必然是保守。然而这是否代表他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就可以分为这两种传统？贺教授认为，情况远比简单的二分法要复杂得多。例如他们在写作中的问题之一是鲁迅与周作人该归于革命传统还是内回传统，尤其是他们在早期与晚期的著作观点差异很大的情况之下？^[2]而以往我们给予“革命文学”太多的重视，然而或许在一九五○、六○年代还有地下革命文学，但是在一九九○年代之后，或许所有的文学都是“内回”了。贺教授强调，这种分类方法是一种实验，重点是在不要重复以往的偏见。当然任何一种二元对立的论述都会有问题，如同断代问题一样，永远没有所谓的定论。重要的是在采取什么样的框架，而这样的框架可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给我们什么新的观点。

在一九九四年取得博士学位之后，贺教授在莱顿大学国际亚洲学研究院（IIAS）进行博士后研究，开始对民国时期文学期刊与文学团体的探索。当时他的问题是如何针对这个课题入手。贺教授认为比起文化研究的学者，他不算用很多的理论，然而比起一般出身汉学研究的学者，他使用的理论比较多。因此当面对一个新的课题时，他会先想有什么样的理论或方法可以入手。此时伊维德教授告诉他，既然你要研究文学社团（literary society），又是文学，又是社会，你当然要做的是“文学社会学”。于是贺教授与荷兰蒂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研究文学社会学的社群取得联系，在他们的引介之下，开始接触布迪厄的著作与文学社会学的理论，受到《艺术的规则》（Les régles de l'art）等著作的启发。

布迪厄关于“场域”（field）与“生性”（habitus）的理论让贺教授发现原来文学也可以这么研究，不一定非得以分析“文本”（text）为主，之前被视为是附属的“脉络”（context）也可以是文学研究的主题。而从文本到脉络，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探讨文学与社会的关联、文学与社会阶级等背景的结合。传统的文学史家倾向以文本为重心，文学史的写作由一个个“伟大”作家与其所代表的精神接续组成，而社会脉络的部分常常被忽略。于是这些文本经由什么媒介怎么流传、作家在社会中的地位如何形成、文人团体怎么组织运作、文学实践如何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发生，都不是传统文学史研究会问的问题。与其专注于文本，文学社会学更注重的是“人”本身，文本只是用来了解人的凭借之一。贺教授认为，透过这些提问，也让他重新思考“文学”是怎么在特定的社会情况下产生，“文学”究竟是什么，甚至自身对文学的研究活动有什么意义。

一九九六年一月贺麦晓教授在莱顿大学组织了“现代中国文学场域”国际研讨会，共有二十一名学者与会。这次研讨会的论文后来在一九九九年结集出版。^[3]在当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尽管使用福柯或德里达的理论相当普遍，但是运用布迪厄的理论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上仍属稀少。因而贺教授在这本论文集的引言中讨论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运用文学社会学理论的可能性，并在《读书》中以中文向中文读者介绍文学社会学的理论。到伦敦大学任教之后，贺教授继续文学社团与期刊的研究，在上海与北京阅读了民国时期的期刊杂志与各种资料，而在二○○三年出版了以文学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专著《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期刊》(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在这本书的标题上，贺教授玩了一点文字游戏，英文标题Question of Style直译成中文为“文体问题”（wenti wenti），为两个同音字，而“文体／风格”（style）正是本书中最主要的研究课题。贺教授以布迪厄理论中的“生性”（habitus）来理解“文体”。在这里，“文体”不只是文学语言的风格，而是文学场域中各种生性的集合，包括生活风格、文本出版的风格、组织的风格等，而“新文学”即为其中诸多“文体”中的一种。从这个角度出发，贺教授研究民国时期文学作者的文学生产，以及与其紧密连接的文学社团与作为新出版媒介的文学期刊。他相信研究民国时期文学不能只阅读文本，而要注意到当时的出版物。“在一本民国时期的杂志的封面就可以看出文体，甚至是作者的生活态度、对西方的看法等。”从这些实际的文学媒介出发，才能够发掘民国文学的诸多面相。

这种专注于“脉络”的研究取向会不会受到要如何将文本连接到脉络的质疑？贺教授说，过去只专注在文本上的研究，不一定会被质疑要如何跟脉络结合在一起，何以脉络就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研究文本，他们也都承认文本以外的东西也很重要，但是真正试图要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的还是不够多，应该有空间让更多研究者专注脉络的研究。贺教授也指出，就文学研究来说，他使用较多的历史材料，但就对历史材料的掌握来说，仍比不上历史学家。同时就文学社会学家来说，他的研究也不算是真正的社会学，因为他还没有讨论到文学作者的收入、社会地位以及文学之外的生活。不同学科间的借鉴合作，对日后研究这类课题来说相当重要。

近来贺教授的研究课题转移到当代网络文学。在许多方面来说，这也是先前课题的延续。如果说民国时期的文学社团与期刊改变了作家结合的方式、作品出版的媒介以及文学的内容与体裁，令人好奇的是近年网络的发展如何影响中国的文学场域？网络一方面结合作者，一方面成为文本散布的媒介，同时又如同民国时期的期刊，是许多文字语言实验的场地。从这些层面看来，网络可不可能在当代社会形成一种新的文体？改变我们对文本的看法？

目前贺教授的观察是，刚开始人们对网络有很高的期待，但是目前网络在文学上带来的影响没有那么显著，尤其是网络文化与印刷文化之间的关联还是很密切。许多在网络上发表的作者还是希望他们的文字可以印刷成书本，即使是实验性的多媒体文本无法印刷在纸上。许多根源于印刷文化的概念与价值观仍然继续在网络上沿用，例如一个作品对一个作者、作品必须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出版”，需要有评论家对文学作评论，等等。也就是说，目前网络对于文学的影响还没有脱离主导性的印刷文化。

而现在对网络文学的研究也有一些困难的地方。例如网络上的资料太多，难以消化，又如许多发展仍然持续变动，不知道要在何时作为研究的下限。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来说，网络是一个新的社会现象，且大量的资料可以作为统计的基础。然而对于文学的研究者来说，许多研究者认为文学不应该只是社会现象的反映，应该有更多自主性的成分，他们就可能没有办法在网络文学中找到具有吸引力的主题。再者，文学研究者仍习惯基于印刷文化下的文本概念，但是网络上最有意思的部分往往不是印刷品可以呈现的。就算已经有研究成果了，如贺教授自己对于多媒体前卫诗歌的研究，也很难在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只能发表在网络上。“我已经有了tenure，无所谓，但是年轻的学者可能就不被鼓励这么做。”

美国的社会科学界在网络上发表学术著作的机制已经很成熟，但是在文学研究上还是比较传统。贺教授认为这或许是由于文学研究在学术机构中的专业化与印刷文化发展的关联。文学以往被视为是一般性的基本教育，与道德或宗教相关，而随着印刷文化的进展，有更多复杂难读的文本需要解读才逐步专业化，因而大学中的文学教授常常也是文学评论家。由于文学的专业与印刷文化的发展休戚相关，因此想象一个不依赖印刷文化的文学很困难。

即使现在西洋学界开始有更多的学者关注到网络文学，但是在中文学界中对网络文学的研究还在起步阶段。贺教授特别提醒，如果没有留意到网络的特性，研究“网络上的文学”并不等于研究“网络文学”。就他的观察，目前中文学界对网络文学的研究主要仍在理论的展演，提到很多西方的理论，却没有使用中文的例子，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访谈的最后，我们又回到了“理论”的问题。从博士论文阶段使用接受理论（reception theory）研究中国早期现代诗，到《文体问题》的文学社会学，究竟贺教授对在文学研究上使用理论有什么看法？贺教授认为，研究文学使用理论是应该的。如他的故事所说，即使我们自认是在用常识来理解问题，其实也是跟随了旧的理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学习新的理论，试着用不同的框架来看待研究的对象？

然而贺教授也注意到，近来西方研究中国文学的专著或许是太后现代了，有一个倾向是研究者明显对最新的理论都读过了，但是使用的方式却是折衷式地片断截选不同的理论放在一起，让人不知道研究者究竟“相信”什么，自己对文学有什么意见，而自己研究的观点又是什么？诚然后现代的影响之一是取消我们对既有权威的信任，但是在某种层次上贺教授相信还是有“学派”存在的必要。如他相信布迪厄的理论有其适用性，之后他做的研究就不会只做文本分析，而会考量到这个文本生产的场域。他认为在研究生的阶段，固然应该学习不同的理论，但仍应该找到一个最能说服自己的理论作为依归。“学好一个比学很多但每个都不太行来得好。”最后还是要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认识世界的框架。在看待学术作品方面，他也比较欣赏理论位置较明确的研究。即使未必同意作者的观点，但是如果作者清楚自己的理论位置，运用这个理论方法做出扎实的研究，那便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

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比较起来理论性较强，且较重视当代的文学研究。前者是因为西方的中国文学研究往往从比较文学的观点出发，后者则是因为西方学者对当代的文学研究比较没有政治上的顾忌。相较起来，中文的研究在资料运用上比较扎实。当然最理想的状况是结合两者的专长，因此不同地域之间的交流合作特别重要。贺教授特别提到，现在中文学界愈来愈多翻译西文学术著作的计划，但是中文学术著作翻译成西文的却很少。他认为，要达到真正的交流，应该也要让西方的研究者多了解中文学界的研究状况，多翻译中文学界的研究著作。

贺教授的学术训练起源自欧陆的汉学传统，而在研究中重视理论架构。目前在与欧陆不同系统的英国伦敦大学教书，今年（二○○九年）于美国哈佛大学担任访问教授，而同时也持续关注中文世界的研究状况，发表许多中文文章。尽管贺教授认为研究者需要有理论视野，但是另方面他也称许欧洲的汉学研究传统。有一段时间无所不包的汉学研究被认为是一种东方主义，以西方的观点将东方特殊化，而应该扬弃。但是走到另一个极端是过细的学科分工而忽略了文化本身的有机性。部分学科认为自己的理论具有普同性，直接阅读英文的理论就足以跳脱文化脉络，理解各种不同的文明。这个趋向的弱点表现在研究者语言能力缺乏，乃至研究中国的人无法阅读中文。如此“想象中国”，反而是更“东方主义”。贺教授认为，如果没有办法与自己的研究对象沟通、不知道研究对象的学术传统，怎么可能对整个学术研究做出贡献？因此他认为，近来的趋势应该要走向新的汉学传统，或是更重视研究者的语言训练，如英国所采取的新的“语言基础的区域研究”（languagebased area studies）。

作为跨越不同学术传统的研究者，贺麦晓教授特别体会到交流合作的重要性。他一方面提倡文学研究要从确实的材料出发（如当时的期刊杂志），一方面也认为研究者该具备一定的理论框架。一方面熟悉西方的理论，由此入手研究中国文学，但另方面亦肯定中文学界的研究，寻求呼应中文学界的研究课题。或许这便是各区域学术交流愈趋频繁之下，带领学术研究更进步的原则：研究者要能意识到自己的框架，从而跳脱这个框架，并在多元视角之下学习他人的长处，发挥自己的观点。

[1]　贺麦晓，《布迪厄的文学社会学思想》，《读书》，1990年第11期，第76—82页。

[2]　经过讨论之后他们决定由罗教授写鲁迅，而贺教授写周作人。

[3]　Michel Hockx, ed., 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London：Curzon Press and Honolulu : 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