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何碧玉教授的现代灵魂

访问者：陈硕文

时间：2008年1月29日

地点：巴黎何碧玉教授私宅

何碧玉（Isabelle Rabut）教授简介：

1954年出生于法国，曾于高等师范学院修习古希腊文及拉丁文，1980年于法国索邦大学获古希腊文博士学位，1992年获法国东方语文学院中国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法国东方语文学院中文系系主任、汉学研究中心主任，自2010年起，任亚洲研究团队主任，整合该校数个亚洲研究中心。从事教学及研究工作多年，同时也是法国重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家。1980年起在北京从事法语教学及研究共六年，回法任教后曾多次受邀到北京大学客座访学，亦曾受邀访台交流。学术专长为沈从文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代表作品有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chez Shen Congwen :du procés de l'histoire à l'apologie de la fiction, Pékin-shanghai, Tradition et modernité dans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s années trente，并编译中国现当代文学小说丛书数十种，文学评论文字并散见法国各报刊。2012年，与安必诺（Angle Pino）教授一同获得“台湾文化奖”，两人并合编La Littérature taiwanise :État des recherches et réception à l'étranger (Paris : Yon Feng, 2011)。

位于法国巴黎的东方语文学院（L'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INALCO），是欧洲首屈一指的汉学研究重镇，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以来，在汉学蓬勃发展的法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法国知名的汉学家几乎都曾在这里学习或工作过，包括了伯希和（Paul Pelliot）、保尔·戴密微（Paul Demieville）、罗尔夫·斯坦因（Rolf Stein）、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几位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上有着卓越贡献的学者，都与东方语文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直到如今，在法国从事中国事务或者汉学研究相关工作的人，鲜少未曾在东方语文学院学习的，其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东方语文学院的主要行政校区位于巴黎名声显著的拉丁区边缘，出地铁站后，便会经过闻名一时的双叟及花神咖啡馆，漫步在蜿蜒的小路中，没多久就会见到东方语文学院的身影，她跟奥塞美术馆位于同一条路上，外头就是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二○○八年夏天起，该校的汉学研究中心则搬迁到巴黎市郊，坐落于一片古老、随意、优雅的森林外围，这里也是中文系学生上课及研讨的主要校区。

何碧玉老师，曾任东方语文学院中文系的系主任、汉学研究中心主任，从事中文研究及教学二十年。她不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领域是位开创性强的学者，同时也是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现代文学在法文世界最重要的译者，研究著作及翻译作品数量相当惊人。近几年来，身兼系主任以及研究中心负责人，除繁重行政工作外，还要教学、筹办研讨会、主持研究计划，但何碧玉老师以她有条不紊的执行力，以及对教学、研究及翻译工作的热情与专业投入工作，在各领域都收获了累累果实，让人充分体会到她对中文的热爱和投入。

笔者第一次和老师碰面，是在汉学研究中心的办公室，还记得当时老师亲切的笑容很快地化解了我初来乍到的忐忑，而那口让东方语文学院的研究生称道为“法国第一中国话”的流利京片子，也放松了我的紧张心情。当时老师正忙于处理余华《兄弟》一书翻译的收尾工作，但仍十分亲切地为我指引了到巴黎后研究工作的几个方向。之后的几个学期，我便在老师给研究所学生开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世界主义”等专题课上旁听，收获颇多。

何碧玉老师上课态度相当严谨认真，但也十分乐于和学生讨论。她教学生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首重对文本的仔细阅读，及对翻译问题的敏锐联想。对中国现代文学生发早期，中西文学思潮碰撞激荡的时代所产生的文本及文学现象，老师着重以宏观的学术眼光开发问题，以对文本字字推敲的细读方法下手研究，以期能对文学思潮、文化翻译以及文学影响，做细腻的分析。在其讲课中，大体就可以看出何碧玉老师的治学方法及她从事文学研究的态度。

然而，何碧玉老师最早开始从事文学研究，却不是在中文领域，事实上，老师最早开始钻研的是古希腊文及拉丁语。从十岁起，老师便开始学习这两种欧洲古老文明源头的语言，后来进入了法国高等师范学院专修古希腊文及拉丁语，并在一九八○年取得了该学科的博士学位。能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专攻古希腊文及拉丁语的，可都是法国社会精英中的精英，更何况取得学位，能在大学中教学的呢！在佩服之余，我不禁也感到十分好奇，那么老师后来又是在什么因缘下开始转向中文研究的？在老师回想自己对中文产生热情的岁月时，我们正坐在老师宽敞舒适、放满了古色古香的中国摆饰、挂着让研究上海现代文学的人如我一见便觉备感亲切的老上海时期周璇广告画的家中；老师一边啜饮咖啡，微微一笑跌入了回忆中：“大概是研究古代久了，想换换空气，研究一些现代人。”老师笑着回想起在一九八○年刚拿到博士学位没多久的自己，在中国刚开放的初期，怀着一股对中国莫名的好感，毅然决定到北京当一年的外国语专家。原先只想“换换空气”，却没想到北京的魅力无穷，让她这一待就是六年。这六年间，现代中国的生活经验已对她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因此回到了法国后，老师发现自己已经不想再继续从事古希腊与拉丁文的教学工作了，立志要开始攻读中国文学。而在攻读学位的生涯中，因为有感于一九八○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界最关心的主要还是鲁迅和左翼作家，相对地，对其他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便缺乏客观且仔细的研究，也就是因为对这块研究领域的高度兴趣，使她决定开题写作关于沈从文的博士论文。

一个专门研究古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学者，转向研究中国文学，却不是对古典文学感兴趣，外人一般都觉得奇怪。不过老师却觉得很自然，她说，就是因为对现代人的生活和社会充满了探索的兴趣，方使她往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之路前进；同时，也就是这份想进一步追索现代人思想和情感的热忱，使老师特别注意到了作品隽永清灵、内容深厚广博，曾写下“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的沈从文。何碧玉老师的博士论文《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从历史的控诉到对小说的崇拜》（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chez Shen Congwen :du procés de l'histoire à l'apologie de la fiction）便是在这样的关怀下完成的。何老师在这篇博士论文中着手研究了沈从文全部的作品，包括了他的小说以及散文。这篇论文旨在研究沈从文如何在文字中体现他的美学世界，如何从对人生最基础的自然与人性的热爱中，以文学提炼出接近神性的美，以及他如何在小说中再现这种美的向往。在论文写作的阶段中，老师特别去访问了沈从文，当时的沈从文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不过记忆力及思考都相当清楚，“然而就如同其他老人，喜欢回忆些具体的生活细节，不爱讲文学创作理念什么的”，老师笑着说。除了亲炙作家风采，老师还不远千里到沈从文的家乡湘西去体验作家笔下的世界。在作家成长的湘西以及开始创作生涯的北京研究作家、探索作品，文学研究、真实人生与大自然交融呼应，所带给她的那份有得于心的感动，如今在老师谈起过往的闪亮眼光中都还可以依稀见到。

在这篇博士论文中，何老师特别看重沈从文在一九四○年代写作的几篇作品，如《凤子》、《水云》、《看虹录》（老师后来也将《水云》翻译成法文），这些作品的主题特别表现出沈从文对于人的生命形式的思考，体裁近诗又似小说，内涵极富哲理，叙事方法相当特殊，被公认为沈从文最具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在当时一片研究鲁迅、毛泽东的空气中，沈从文的作品却湮没多时、不受重视，但何老师却感觉这些文本其实非常新颖，因此着手研究，得到了丰硕的成果。博士论文完成后，沈从文作品中的生命情调、理想世界想象仍在老师的学术关怀中萦绕不去，并进一步促成了老师后来展开对京派作家的研究，如萧乾、废名、林徽因，等等。关心京派作家久了，对沈从文常在文章中批评的所谓“海派”作家，老师也产生了好奇：“老是看沈从文骂海派，久了也就想研究一下海派是怎么回事。”再加上不像如今上海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一九八○年代时，上海现代派作家的研究还是较乏人问津的，这又勾起了老师进一步了解上海作家——尤其是新感觉派作家的求知欲望。原本对京派作家充满好感，对海派小说不以为意的老师，在深入研究了海派作家作品以后，却产生了新的体会。她认为，尽管这两者之间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两边都不乏有惊人才华的作家，产生过好作品。“其实京派作家海派作家我都爱，尤其喜欢穆时英，他的才华其实非常惊人。”老师说，只要是好的文学作品，她是舍不得让它寂寞的。(www.xing528.com)

京派、海派作品间的同与异，老师在《北京——上海，中国一九三○年代文学中的传统与现代》（Pékin-shanghai, Tradition et modernité dans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des années trente）中收录的《京派与海派》（“école de Pékin, école de Shanghai”）一文中，有详尽的探讨。老师的研究特别从地理环境及城市氛围对整个文学发展的影响出发，对京海派的文学成绩提出评论。她这样说：“我八○年刚到北京的时候，北京虽然是首都，整体来说还是个大农村的感觉，跟上海差非常非常多。”老师强调，北京是帝都，然而相对于上海的摩登繁华，北京的古朴宁静还是相当中国的。我们想象一下当时广大内陆的中国人民，要是有机会进到上海，会产生什么惊奇的感觉，就可以想象京派作家何以对海派作品感到惊异。京派跟海派的交流，由是也可视之为中国古与今的对话。由此可见，老师研究问题很重视文学与历史资料的掌握。除此之外，老师也很注意当时的作家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不过她认为，虽然目前学界多关心海派文学与西方文学交流的议题，但“京派作家其实也是非常注意西方小说的，比如萧乾英文修养高，肯定是能读原文的”（老师曾采访过萧乾），“沈从文估计是不能，但林徽因、废名不用说了（指一定是能读英文的），比如林徽因那个《九十九度中》，故事发生在二十四小时内，让我马上想到吴尔夫的达洛威夫人，而且小说熔古典及现代于一炉，整体来说非常现代派”。关于学界也时常关注上海作家的结社与文学活动等话题，老师在其研究中则特别观察到林徽因及其他京派文人亦有所谓的城中“沙龙文化”，可说独具慧眼。老师在她这本专著中，将徐文章里所提到的北京人的“风度”，翻译成了法文的bohème（波希米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风靡巴黎的文艺美学思潮），有别于一般学界多以波希米亚讨论上海早期现代作家，反而以波希米亚来称呼京派风格。何以如此？对于我的提问，老师综合性地提出了她的观察：“关于这问题，你可以参考史书美的The Lure of Modern，我非常同意她在论文里提到的论点，后来她跟我讨论时也当面跟我说过：‘北京人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Pekin writers are the real cosmopolitanists.）上海人写现代，写的是最表面的东西，他的意象是来自知觉的、感官的，他们的描写受到西方都会作家的影响很大，但那是表面的，从意象到笔法都看得出来。但北京作家写现代是内敛的，是超越的。”也就是说，何老师认为，不论是中国现代的海派或京派作家，他们的作品其实都具有现代风格，也都相当海纳百川，而北京作家对现代生活的书写还具有一种超越性的眼光，她之所以用波希米亚一词来翻译北京人的风度，原因亦在此。

另外，老师在书中亦提到法国作家保罗·莫兰德（Paul Morand）对上海新感觉派作家的影响。她说，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他为保罗·莫兰德的《温柔货》（Tendres Stocks）一书所作的序文中，形容莫兰德的小说特色为浮面的、轻松的意象。然而尽管他们写作小说时表现技法不同，并不表示普鲁斯特的小说便不关心现代生活。同样地，若我们将普鲁斯特对莫兰德作品的评论与沈从文对穆时英的批评两相比较，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沈从文虽然不欣赏都会作家过于重视形式的文学手法，但并不代表他们自己的作品必定是站在描写现代生活的对立面，他的作品和穆时英等书写都会生活的作家作品一样，其实都很现代。或许所谓京海派作家的差异，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泾渭分明。老师此一研究成果，对研究上海新感觉作家小说的我来说，无疑是相当有启发性的。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中西文学的交流和激荡脱离不了关系，老师出入中西文学之间，又兼具多种语言能力，故多能在观察中国现代文学史诸多现象当中，从世界性的眼光、跨语言文化的角度提出新的疑问，在对照观察中还原现象背后的本质。就像老师推崇朱光潜，认为他对中国和西方的传统美学进行相互对比的讨论，相当有意义，亦相当成功。其实朱光潜研究中西美学的方式，亦是老师多年来的研究路向。比如老师曾在课堂上谈到她近年来对“浪漫主义在中国”的观察，从浪漫主义（Romanism）在中国早期的翻译，如何从“传奇”的“奇”变成“浪漫”的“浪”开始梳理，延伸讨论鲁迅、周作人如何从日文脉络理解、想象西方文化，再谈到中国现代文人向往浪漫的精神心态，再讲到西方文艺思潮在东亚的文化翻译。其研究看似平淡，通篇没有理论术语，但其研究逻辑井然、意味深远，亦回应了近年来学界热切关心的现代性与文化翻译等问题的讨论，严谨中仍带有学术兴味。

近年来老师的研究大方向，可以两篇刚完成的论文为例。其一是对张爱玲在香港写作的小说进行研究，关心的是文中呈现的身份和认同问题，是受一个“中国和他者”的研讨会邀请而写^[1]；另一篇则是探讨余华小说中的空间观，那是在教学及翻译余华作品的同时所产生的研究成果。老师说，其实这两篇都是在很偶然的状况下完成的。老师表示，她不是一个喜欢一辈子只研究一个主题的学者，她的兴趣很广，接触到哪里就写到哪里，写过的东西也很少再重复，因此也很难预告未来会计划写些什么。不过，最近老师倒是开始对一九五○年代的中国文学感兴趣，看了不少作品。老师认为，一般中国现代文学史，谈到这段时间，什么都不说，仿佛“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一片空白，什么都没发生”。秉持着长年来对现代文学史研究空缺处的好奇，老师提出了几个有趣的问题，首先是对一些现代知名作家的心路历程的想象：“郭沫若、田汉他们本来是浪漫主义者，他们后来的左倾以及一九四九年后的文学作品，还是值得客观来研究的，其实不只他们，有不少的左倾作家都值得再好好讨论。”同样地，一九四九年以后也有些所谓的“红色文学”：“大家都说无聊，但是谁真的认真看过？我最近有时间仔细地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学，深入一点读这些作品，发觉不但不无聊，有的还写得很不错，当然文学价值可能不如三○年代的，但是他们的写法好像张恨水，比较通俗，大陆最近也开始重新出版这些文学。”这类的作品，老师也收集了不少，其中包括样板戏。

至于谈到治学方法，老师表示，能把一篇作品讨论出新的东西，就会是一篇好的研究，没有哪种方法一定是好的；指导学生，老师也是采取同样的角度。但谈到自己的研究方法，老师说：“我研究一个作品的时候，我想和作者沟通，我想深入他的灵魂，可以这样说，我每次看一个作家的作品的时候，我的问题是：什么才是他的作品里最重要的？不是理论，而是他的作品里最重要的、人性的、中心的东西。比如张爱玲的作品，她和世界、和人之间好像有一个距离，她的小说中经常有一个意象，一个玻璃窗，好像她和世界之间一直有一个不能沟通的鸿沟；比如沈从文，他对外在自然的刻画里有他对人性的关怀；或比如余华，他对人的巨大的同情。这就是我说的中心性。”如果一定要说类似什么样的研究方式，老师这样说：“我喜欢法国六○、七○年代那时候的批评方法，新批评的方法，当然现在已经不流行了，现在都是后现代嘛，不过我喜欢他们研究作品中的意象和作者的心灵之间的关系，作家怎么认知空间和时间，在小说中如何运用。”老师在课上也是这样带学生，从细读文本、了解作者、明白时代脉络开始，当然这是相当基础的，却不是人人都做得好的基本功夫。身处在近一世纪来哲学思潮引领世界风骚的法国学界，法国的文学研究者一般来说却对使用哲学理论来谈文学现象，表现出较英美学界更多的谨慎。这与法国哲学研究一向有着严谨思辨的传统有关，也和法国文学研究者注重文本本身的态度有关。何碧玉老师似乎也是这样，尤其对转而研究现代文学的原因是为了了解人类的生活、探索人的灵魂的她来说，文学语言本身的魅力依旧无穷，因此不难理解老师何以最看重这种知人论世的文学研究方式。她说，因为“最抽象的东西其实都存在于最具象的东西里，所以研究应该是从具体出发，不是从抽象出发”。

老师对近年来西方学界，尤其是法国学界的汉学研究，有什么样的评价？在近现代的文学研究领域中，还有什么课题值得深入研究，老师怎么看呢？老师先推崇李欧梵教授的上海研究以及王德威教授的晚清论著别开生面。除此之外，老师亦很喜欢她曾翻译过的吴福辉教授与李今教授的海派都市文化与小说研究，也很推崇严家炎教授及陈平原教授的著作，同时指出在法国的张寅德教授对普鲁斯特及上海现代派的研究也值得参考。史书美教授的The Lure of Modern一书的研究成果，老师也表示相当肯定。

近年来，法国汉学界中从事文学研究的人，看起来有越来越少的趋势，但老师说，其实中文学科还是一门在发展中的研究领域，只是对中文有兴趣的人，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的经济或政治各方面的现实状况的分析，对文学研究有兴趣的则多会从事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因此中国近现代文学文化研究方面看起来说不上蓬勃，不过也不能说是萧条寂寞的。以目前老师指导的博士论文为例，其中有研究周作人和小品文的、有研究一九二○年代中国童话翻译的，也有研究一九三○、四○年代香港文学杂志的，论题相当多元化，研究者也不少。

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是不是真的已经没题好做了？老师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她说，就以这几年学术热点的上海研究来说，除了上海以外，天津、青岛、广州，都是相当先进繁荣的港口都市，当时“如何现代”的文学风貌也值得关心。另外，老师也提到，还有那么多报刊没整理呢，除了广为人知的《申报》、《良友画报》，那为数甚多的各种刊物乃至于小报，都还有说不尽的题材值得研究者从文献整理出发，爬梳分析当时的文学现象，重画现代文学场的版图。这使我想起在访问前两个月，我曾经参加了一次老师所指导的法国博士生的博士论文答辩，题目做的是《天地》与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通过对《天地》的研究、杂志作家群的追索，补足一直在现代文学史上较为空白的沦陷区上海研究，相当受老师的称许。可见这种从报刊下手的研究进路，讲求细读的研究风格，也是何碧玉老师较为欣赏的。

访谈的最后，我请老师谈谈她在教学及研究以外的另一个身份——翻译家。老师曾参与过洋洋洒洒数十部中文小说的翻译和出版计划，成果丰硕，称老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法文世界最重要的推手，一点都不为过。老师在翻译外，会替作品附上序言及导读，对法文读者认识中国文学很有帮助，亦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也因此，何老师和多位当代重要的中文作家都有交往。而老师怎么看翻译这份事业呢？翻译中文文学作品有什么困难呢？老师笑着说：“我的翻译没有碰过太大的困难，不过我平时习惯了翻译中国当代的小说，对他们的描述方式很熟悉；刚开始翻译朱天文、朱天心作品的时候，不太习惯，一方面是我虽然去过几次台北，但说不上对台北熟悉，而且她的用字啊，小说中提到的广告啊什么的，我也不明白，刚开始翻译的时候觉得特别难。”是的，老师不仅翻译中国大陆当代小说家如毕飞宇、池莉、余华、贾平凹，也规划过一系列台湾小说的出版计划，初步译出几位当代台湾的重要作家，包括朱天文、朱天心等。“我们选作家，当然是选有代表性的作家，也有一些当地的学者会给我们提意见，像台湾系列，我们考虑到法国读者对台湾较陌生，选择作品时也会考量到作品的全貌是否反映出了当代台湾的社会文化各层面。”

相对于村上春树的小说在欧洲受到热烈欢迎，哪一位中文作家在法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或一般读者反映较好的呢？老师提到了莫言、余华、池莉及李昂。另外，因为台湾电影在欧洲备受重视，尤其侯孝贤地位崇高，连带着与侯导合作过多次剧本的朱天文，最近也受到注意。二○○七年九月时，在巴黎举行的侯孝贤、朱天文影展，朱天文特地来参展座谈，吸引了许多读者和影迷共襄盛举。“老片再放，作家讲外国书，电影院居然还夜夜满座。”老师惊奇地说到这个盛况。

老师说自己一直在做感兴趣的议题，对于未来的研究方向，没有特别的规划，亦不受限。不过在上课、访谈及向老师请教的几次会面中，我看着老师一边忙接电话处理行政系务，一边与我谈问题，桌上还堆着一大堆待译文稿、一本本待审论文，还要教学、写书、研究、照料家庭，看是非要三头六臂才忙得过来。但老师总是从容平静，脸上保持着浅浅的微笑，亲切和蔼。只有在访谈结束后，老师带我到书房深处看她年初受邀到北京大学讲座时，顺道购回的一大套《现代》复刻版时，脸上方洋溢起兴奋的表情。她一边说着如何把几大摞的书背回巴黎，一边谈她如何珍惜和即将如何开展研究，脸上泛着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才有的幸福神采。那时我忽然明白了，支撑在老师背后，对学问的渴望、对文字的热爱、对文学的不停追索，那份“乐之者”乐此不疲的热情，便是她一路前进的最大动力。告别古希腊与拉丁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结缘的这二十年间，也是这份想要不断探索现代人灵魂的精神，推动着她一步一步地在文学研究的园地里勤耕不辍，不间断地往看不到前人的陌生领域拓荒。在学术研究看似道远路难的背后，那份对人的热爱、对理想的向往、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想来就是何碧玉老师的研究之路之所以充满力量，之所以这么令人动容的原因吧。

[1]　此研究即将以英文出版，收入彭小妍、何碧玉合编之会议论文集（书名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