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列娜教授：揭开文本世界的秘密

访问者：张丽华

时间：2008年2月（2010年5月补充通信）

方式：书信往返

米列娜（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教授简介：

1955年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1955—1958年任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鲁迅图书馆主任。1958—1959年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访问学习。1965年获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博士学位。1968—1996年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中国文学教授。1996—2000年任捷克查理大学客座教授。2005年至今，为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研究员。代表著作有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1980），中译本《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1991）；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1988)；近年编著有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2001), Chinese Encyclopaedia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2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出版中）等。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著名的捷克汉学家米列娜女士，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米列娜教授是最早使用结构主义理论对中国文学进行解读的西方学者，其对中国近现代小说细腻而精彩的研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今，已经荣休的她，仍然锲而不舍地开拓着新的研究课题。今年二月，米列娜教授结束了加拿大的探亲之旅后，欣然接受了我的远端采访。我与米列娜教授在德国海德堡曾有过难得的两面之缘，一次是主持“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的学术会议，一次则是专程从布拉格到海德堡来查阅资料。她的优雅举止与谦和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米列娜教授对于因要赴加拿大与儿孙团聚而推后访谈日程感到抱歉，我从中领略到一种温馨，不禁想象她作为一个慈爱的母亲或祖母的另外一面。现在，我与米列娜教授相隔重洋，访谈只能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对于我发给她的一长串问题，米列娜教授不厌其烦地一一作答，收到她显然经过精心准备的长达七页的“答卷”，我在心底里对米列娜教授的体贴与认真感佩不已。

米列娜教授的研究，中国学者熟知的，自然是她编著的《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这部研究晚清小说的非常具有开创性且至今仍然具有学术生命力的著作。其实，米列娜教授很早就开始从事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一九五○年代，米列娜教授就读于布拉格查理大学汉学系，硕士论文即以郭沫若为研究对象，当时，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研究也才刚刚处于起步阶段。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米列娜教授有一次难忘的中国之行，她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师从郑振铎先生和吴晓玲先生，开始从事宋元戏曲的研究，最终在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完成以《诸宫调：中国说唱人的歌谣》为题的博士论文。一九六九年，她接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的聘请，担任中国文学的教授，一直到一九九六年荣退。此间，米列娜教授除了主持晚清小说的研究课题之外，还写出了分析《浮生六记》、鲁迅小说《药》的精彩文章，并就明清小说理论开设研讨课程，在中国研究的文学领域做出不少成绩，成果斐然。

回忆起最初为何选择汉学作为自己的专业，米列娜教授的叙述充满了戏剧色彩。“我在一九五○年秋天考入布拉格查理大学，成为一名中国研究方向的学生。像那个时代许多其他学生一样，我也对中国当时发生的政治与社会事件有着莫大的兴趣。”不过，促使她决心从事中国研究的契机，则还可以回溯到一九四七年。“当时，我家一位朋友送给我一件生日礼物，是一本刚刚出版的书，书名很吸引人，叫《中国，我的姐妹》（Sestra moje ína）。我当时没有注意作者，但很快被书的内容迷住了，作者讲述了他二十多岁时访问中国的故事：如何与同辈的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成为朋友，如何逐渐理解中国人的生活与思想方式，理解中国的语言与戏剧，进而从整体上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学。而直到一九五○年的大学入学面试中，我终于第一次见到了这本书的作者——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教授。”她对普实克先生印象深刻：“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外表威严，有着敏锐的目光和优美的嗓音。”当时的面试题目很难，米列娜教授说，她之所以能被录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中国，我的姐妹》一书的熟读，——“要知道，在当时的布拉格，外国人写的关于现代中国历史与文学的著作，可以说微乎其微”。正是《中国，我的姐妹》这部书的作者、曾经在一九三○年代访问过中国并结识郭沫若、茅盾、冰心等现代文学作家的普实克先生，一九四七年在捷克的查理大学设立了东亚系，而他也是第一个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纳入大学课程的欧洲汉学家。就是这样，米列娜教授幸运地成为这支后来在世界汉学界颇有实力的队伍里的一员。

捷克汉学在普实克先生的领导下，得到长足发展，布拉格东方研究院的图书馆在当时更是闻名遐迩。米列娜教授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研习，也与这所图书馆有着不解之缘。“我是一九五三年，也就是从查理大学毕业之前的两年，进入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鲁迅图书馆工作的。为什么恰好是这一年呢？这当然不是偶然的。那时，普实克教授主持刚刚成立的东方研究所，他显然非常富有远见，并且已经有了一个如何逐步发展捷克汉学的长远规划。”对于这个图书馆的创建，米列娜教授记忆犹新：“一九五○年，普实克教授率领捷克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时，购买了大约六万册图书，大部分是中国的参考资料和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这是他为在欧洲建立首个现代中国文学图书馆而做的准备。这些书籍都静静地躺在箱子里，等待着捷克第一批能够阅读中文并略知图书馆编目知识的学生的成长。”米列娜教授自己正是首批这样的学生之一。她与当时另外的三位同学，从一九五三年即开始在图书馆里整理这批图书，足足花了四年时间。经过亲手整理编目，他们更好地理解了书的内容，同时也无形中得到了中国文化的熏陶，米列娜教授说，这是对他们工作的最大奖赏。另一份嘉奖来自普实克先生，他让这些勤奋的学生在图书馆任兼职工作，空出另一半时间从事研究并撰写博士论文。

提及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米列娜教授充满感情地回忆起她与郑振铎先生的结缘，以及随后在中国所度过的难忘岁月。一九五七年十月，受普实克先生之邀，时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任的郑振铎先生访问了布拉格。他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中国古代小说史的课题在布拉格东方研究院进行了八场演讲。在普实克先生的安排下，米列娜教授担任郑先生逗留布拉格期间的翻译和向导。关于这次郑先生访问捷克的情形，米列娜教授后来还专门撰写了《留下了一片赤诚的心》一文，收在《回忆郑振铎》（上海：学林出版社，1988）一书中。她再次回忆说：“在与郑振铎先生的日常接触中，我有很多机会向他请教并讨论我未来的研究课题。他送给我他刚刚出版的两卷本《中国文学研究》（作家出版社，1957），同时还向我透露，元代也许对我是个有意思的研究题目。”尽管当时阅读这部《中国文学研究》还感到十分困难，米列娜教授仍然从中获得了灵感。“我注意到‘诸宫调’这一特殊的说唱文类，这乃是元曲的直接源头。我很好奇一种文类是如何转换成另一种文类的，这一好奇心驱使我将盛行于宋金元时代的诸宫调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物件。”

一九五八年三月，也即郑振铎先生访问布拉格后不久，米列娜教授在捷克科学院的派遣下来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开始了在文学研究所的学习。“我在阅读诸宫调时遇到的困难，显然被郑振铎先生注意到了，”米列娜教授回忆道，“有一天，著名的元曲研究专家吴晓玲先生告诉我，郑先生（也即他以前的老师）让他来帮助我弄懂那些繁难的文本。”由此，米列娜教授得以结识她在中国的另一位导师吴晓玲先生。“此后，我每周都要到吴晓玲先生家那所他父亲留存下来的十九世纪的老宅子里向他请教——这座宅子也是我开始接受中国文化熏陶的真正学校。”在《从传统到现代》一书的“中译本自序”中，米列娜教授曾经亲切地回忆起她的这次中国之行：“正是那一年，我开始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这一理解不仅源自书本知识，还来自我对中国人的生活的感同身受。”吴先生的家，正是让米列娜教授“感同身受”中国文化与生活的重要地方。那一年的北京生活，让米列娜教授难以忘怀。“每次读完诸宫调之后，吴先生还会带我到琉璃厂去逛逛，介绍我认识书店与古玩店的老板。我们通常还会去听听说书唱曲，以便让我感受到诸宫调可能的表演现场。最后，似乎为了总结一天的‘学习’，我们再找个地方简单地吃点东西（那时正是‘大跃进’的时候），然后我再返回位于郊区的中关村宿舍——当然，现在这里成了中国的‘硅谷’。”

吴晓玲先生的妻子石真（原名石素真），是研究孟加拉文学的学者，他们还有四个可爱的小女儿。米列娜教授说，吴先生的家就是她在中国的另一个家，她关于中国与中国文化的知识，主要来自吴先生。吴先生知识渊博，并且乐于向她这样一个年轻的西方人耐心解释她不懂的事物。吴先生带领她去观看的那些戏曲表演，让她渐渐学会如何理解中国的象征系统，这对她后来的符号学研究帮助良多。一九八○年代，吴先生的女儿吴华成为米列娜教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生。米列娜教授说：“我终于有机会报吴先生的恩了。”

米列娜教授的研究，最早在中国引起关注的，是她对鲁迅的小说《药》的结构主义解读——《论鲁迅的〈药〉》（1977）。一九八○年，乐黛云先生将此文翻译成中文，收入《国外鲁迅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中，引起了许多国内现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事实上，在此之前，米列娜教授另有一篇研究《浮生六记》的力作《中国早期的自白散文：沈复的〈浮生六记〉》（An Early Chinese Confessional Prose :Shen Fu's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那是她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解读中国文学之始。提到这篇尚不太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文章，米列娜教授有说不完的话题。她很珍视这篇论文，将之视为学术研究中一个关键性的转捩点。说到这个转折，其实与当时的历史事件密不可分。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也就是苏联军队入侵捷克不久，米列娜教授举家迁往加拿大。当时她的先生Lubomír Doležel——他原是一位著名的捷克结构主义者——接到了多伦多大学文学理论专业的教授聘书。次年，米列娜教授也收到了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的聘书。“我天生爱好探索未知的事物，另外，多伦多大学这所著名学府也给了我讲授中国文学的机会，因此，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希望在这个领域开辟新路向。”米列娜教授如是说。在其先生Doležel教授的影响下，米列娜教授对当代文学理论尤其是结构主义开始感兴趣。结构主义在一九三○年代发源于捷克，而此时已经过法国结构主义者的推进，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新潮流。为什么选择沈复的《浮生六记》作为结构主义分析的第一个范本呢？米列娜教授说，她最先是通过普实克先生的美妙翻译（1944）而接触到这部讲述夫妇之爱的作品，并为其中的情感力量深深打动，最终促使她在一九六九年研究《浮生六记》。另有一个刺激点是：这部在她看来当之无愧的杰作，在一九五○、一九六○年代中国学者所写的文学史中，竟无一席之地。

对米列娜教授而言，对文学文本进行结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她在研究中逐渐认识到，结构主义首先是一种如何解析艺术世界的方法——主宰艺术世界的法则与现实世界的是非常不同的。“沈复的作品正好阐明了这一点，”米列娜教授说，“尽管《浮生六记》讲述的是虚构的家庭生活的片段，它却一直被传统地认为是作者的自传，因此，像其他的历史文本一样，必须遵循时间的顺序。然而，通过对《浮生六记》的细读，我发现，这部作品是由四个遵循编年顺序的章节构成的，但与一般读者所期待的不同，整部作品的故事却不是连续的；相反，每一个章节都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不同的只是萦绕其中的情绪：依次是‘欢乐的’、‘中性的’、‘哀伤的’，最后乃是‘悲剧性的’。此外，《浮生六记》还偏离了一般自传的模式，作者没有顾及家庭的其他成员，而是仅仅将注意力放在故事的中心人物——他的妻子芸的身上。芸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她对不同事件的克制的情感反应乃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因素。情绪成为主宰情节结构的决定性因素。这意味着沈复悄然改变了历史传记的规则，而将之导向一种新型的现代艺术作品——它有着全新的结构方式，同时注重情感与个人命运的表达。”通过这一番细致的结构分析，米列娜教授认为，如果从一个更大的历史框架来看，沈复的作品可以看作中国散文发生重要变革的临界点，也即传统的“非——文学”文类（如日记与自传）开始突破成规，向着现代的虚构文学作品转化。最后她强调，尽管结构主义有时被贴上“形式主义”的标签，但《浮生六记》的例子却足以表明，对个别作品的结构分析，常常可以预测并阐明文学史中某一特定文学形式或类型的历史变迁。

一九七二年，米列娜教授这篇研究《浮生六记》的文章发表后，她对于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解读中国文学作品有了更多的信心。在米列娜教授看来，结构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方法，因此可以成功地用于许多题目的研究。鲁迅的《药》以及晚清小说，都是在这个背景下进入她的研究视野的。一九八○年，米列娜教授主持完成的《从传统到现代——19至20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小说》一书，对晚清的六部长篇小说从结构主义和叙事学的角度做逐一的解读，突破了鲁迅以来文学史家对晚清小说的想象（如笼统概括为“谴责小说”），已经成为海内外晚清小说研究的经典之作。当时的晚清小说，不像现在一样俨然成为“显学”，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米列娜教授开始关注这个冷僻的领域呢？她说，一直以来，中国的小说总是被当作历史材料，其艺术价值往往被忽视，因此，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世纪之交的晚清小说，对她构成了强烈的吸引力。说到这个集体项目的缘由，米列娜教授再次提到了对学术研究造成影响的政治——地理因素，这一次是与越战有关。当时，大批的年轻人——包括许多优秀的研究生，纷纷从美国移民加拿大，他们中间原来在美国大学中从事中国研究的学生，决定在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继续他们的研究。这批来自世界各地、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对米列娜教授将晚清小说视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以及由此而来的研究计划非常有兴趣，他们加入了这个研究队伍。经过两年的对晚清小说以及西方文学理论的艰苦研读，这个研究小组得出切实的结论，认为晚清小说同时包含着传统与现代的特征。他们在晚清小说中发现的新因素，如新主题（如科学小说）、出现在东南口岸城市的新场所、重要的结构革新（如浓缩的情节、有限的人物等）以及此前从未在白话小说中出现过的第一人称叙事模式等。米列娜教授说，这本书刚刚出版的时候，关于叙事模式的理论对中国文学研究者而言还很新鲜，因此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引起了最多的关注。“伍晓明先生对此书的高明的翻译（中译本，1991），是对我们辛苦工作的最大奖赏和鼓励。”米列娜教授既谦虚又自豪。

二○○○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米列娜教授又提交了一篇讨论清末民初短篇小说的论文《创造崭新的小说世界——中国短篇小说1906—1916》，对鲁迅的文言小说《怀旧》进行了细密的解读，同时还提出一个让人心动的关于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间的中国短篇小说的研究计划。说到这个研究计划，米列娜教授不无遗憾地说，目前还没有太大的推进，因为她在一九九六年返回布拉格后，开始在查理大学任教，还需要适应一个新的学术环境。不过，对于清末民初的短篇小说，米列娜教授仍然非常看好：“我认为短篇小说是清末民初的虚构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成就。短篇小说包含了两个重要的现代特征——个人的心理状态以及简练的情节。”她在《清末民初小说：1897—1916》（“Fiction from the End of the Empire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 1897–1916”）一文中，对中国小说的现代性还有进一步的阐发。(www.xing528.com)

说到《创造崭新的小说世界》一文中所使用的“小说世界”的概念，米列娜教授兴致盎然。“传统的虚构理论认为虚构文学作品（fictions）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或再现，然而，尽管小说（novels）的确包含了‘逼真’的人物、动物、居处和自然景观，但这个虚构世界的组织法则与现实世界是不同的，因为它来自于作者的想象与逻辑。为了通过文本来理解作者的资讯，读者必须熟练掌握一系列阅读和阐释文学文本的技巧，必须对文本中的重复、象征、各个部分之间的关联等有充分的警觉，如此他／她方能逐渐重构作者所创造的精妙的小说世界。”为了帮助理解，米列娜教授还举了中外文学的例子。“文学文本独立于现实世界的最佳例证，在西方有科学小说，在中国则可以《西游记》为代表，”米列娜教授说，“《西游记》一般被认为是寓言小说，现实世界的法则在小说中是不起作用的，比如孙悟空耳朵后面的毫毛居然可以变幻出无数猴子。然而，与现实世界有距离，并不意味着小说所传达的资讯和现实世界没有关系。对文本的阐释往往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所以，《西游记》这样一部建立在幻想与神话的基础上，并且全是幻想人物的小说，其实传达了许多非常有用的人生智慧，如通向知识的道路是非常艰辛且困难重重的，但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与办法，再加上勇于承认错误，那么你总会达到目标。”

建立在“小说世界”理论的基础上，米列娜教授对鲁迅《怀旧》的解读十分新颖。她从看来是文本瑕疵或者语义模糊的地方，读出了小说的深层意蕴，并由此解析出在文本里压缩为一的双重语义世界——即“可见的”童年回忆与“不可见的”虚构世界。在米列娜教授看来，经由赋予同时作为叙述者和作者的“我”以创造崭新的小说世界之权威地位，鲁迅创立了一个新的诗学体系，《怀旧》也因此成为“现代”文学的标志，并在民初文学中具有原型意义。我们当然不会忘记，米列娜教授的业师普实克先生，同样从鲁迅的《怀旧》中读出了新文学特有的现代特征。他是从“情节的构成”上着眼的，即认为《怀旧》摒弃了传统的史诗叙事方法，削弱情节，代之以片断式的回忆与抒情描写，由此开启了现代文学的先声（普实克《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说到普实克先生的影响，米列娜教授认为，首先要消除一个“迷思”，即外界似乎认为普实克先生花了大量时间在弟子的教育上。“他对我们的研究选题十分宽容，这一点让人钦佩，但作为他的弟子，我们必须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米列娜教授说，“现在看来，也许那是普实克先生为了应对文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做的英明决定。要知道，他在大学任教的时候，西方的现代文学理论是不能教授的，即便结构主义也在禁止之列。因为（在布拉格）读不到捷克结构主义者的著作，我是在移居加拿大之后，在我的先生Doležel教授的建议下才开始研究结构主义理论的。”至于对《怀旧》的研究，米列娜教授说，她的方法与普实克先生的不一样，“普实克先生开始研究鲁迅的短篇小说时，我已经不在布拉格了。他对《怀旧》的研究对我非常有启发，但我却没有机会和他讨论”。

回忆起师从普实克先生的时代，米列娜教授颇有感慨。“普实克教授可以说几乎影响了他所有的学生，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并且他的知识是如此渊博。然而，我们在本科阶段，却几乎很难接触到他，那时他忙于捷克科学院的管理事务。后来，他不断地被美国和欧洲其他大学邀请去讲学，我们也只能偶尔见到他。再后来，他在东方研究院组织了一个每周的讨论会，研究生们都可以提交论文，然后由他做点评。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讨论的气氛也很好，没有拘束，我们都有了一点儿中国文学的底子后，有时候甚至可以挑战教授的观点。这个训练对我来说真是受益无穷，尤其是当我开始在多伦多大学执教的时候。”

在借用西方的学术手段、理论方法对中国文学进行解读的同时，米列娜教授还致力于中西诗学的比较研究。“八○年代，我在大学里开设了明清小说理论的研讨课，当读到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人的著作时，我们惊奇地发现，明清学者的小说评点与结构主义者阐释文本的部分与整体关系的理论之间，竟然有不谋而合的地方。”尽管系统地阐述二者之关系的著作，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问世；但米列娜教授带领她的研究生对中国传统小说理论所进行的研究，还是成果不菲。她的两位研究生吴华（Hua Laura Wu）和Alison Bailey，分别就金圣叹与毛宗岗的小说叙述结构理论撰写了博士论文，文章均收在米列娜教授编著的Poetics East and West (Monograph Series of the Toronto Semiotic Circle, Number 4, 1988–89)一书中。此外，在作为工具书的The John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Baltimore and London, 1994)中，“传统中国小说戏曲理论”(Pre-Modern [Chinese] Theories of Fiction and Drama)的条目亦由米列娜教授执笔。

一九九六年，米列娜教授从多伦多大学荣誉退休，之后回到布拉格，又在母校查理大学执教了一段时间。而今，她的弟子已遍布捷克、加拿大、美国，还有中国香港等地，他们在学术事业或出版行业中都做得十分出色。荣休之后的米列娜教授，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丝毫也没有减退。她与Oldrich Král教授共同编辑的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一书，汇集了李欧梵、瓦格纳、米列娜、宇文所安、Ellen Widmer、叶凯蒂、王德威、余英时等八位著名学者以“五四”为反思对象的精彩论文，可谓洋洋大观。近年来，米列娜教授又从黄人（黄摩西）的文学理论追踪到他所编撰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进而关注到“文学”与“科学”的概念变迁这样的“概念史”命题。她还就“近代中国的百科全书”这一研究课题，分别于二○○六年和二○○七年在海德堡与台北主持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到这个最近的研究课题，米列娜教授非常兴奋，她说，从二○○五年直到二〇一〇年，这五年间，她一直专注于这个此前从未被人提及却又是偶然开启的研究计划。

“起因完全是偶然的，一九九六年，也就是我在多伦多大学任教的最后一年，有一天晚上，我在大学中文图书馆的书架上巡览，无意间发现了一部装在传统书套之内的线装书，这就是黄人一九一一年出版于上海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我当时就很好奇，为什么这本书会题为‘百科词典’，而不是我们熟悉的‘百科全书’。一年之后，当我偶然抽出这套书的一册来翻阅的时候，才领悟过来，其实这部辞书已经具备了十九世纪欧洲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的某些特质。不过，我还是无法通过普通的书目文献来确认这部辞书的性质，这时，与我相识多年的汉学家Dr. M. Henri Day也对弄清这两卷诱人的‘百科词典’的来龙去脉非常有兴趣。因此我们在二○○四年九月向‘蒋经国基金会’申请了一笔项目基金，二○○五年五月得到批准之后，我们就开始了这个项目的研究。”

说起这个偶然开启却又显然具有无限潜力的研究计划，米列娜教授意犹未尽：“如果要细述我们是如何‘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罗这些百科辞书的相关资料，以确认它们的知识来源以及工作目标，那将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总之，从二○○五年到二○○九年，我们的研究团队已经由原来来自中国、德国、瑞典以及捷克的六位对晚清感兴趣的学者，逐渐扩展到现在的十六位，其中新加入的还有来自台湾和美国的学者。”经过这个具有绝对实力的研究团队几年来的艰苦工作，他们逐渐发现，近世中国的百科全书中，蕴含着探测中国思想方式从传统到现代之变迁的丰富资源。“因此，我们考察的重心是，中国的思想方式是如何在应对西方和日本的过程中发生变化的，”米列娜教授说，“据我所知，这是一个还没有被充分探究的领域。我相信，这个研究课题将为中国现代史写下一个新的篇章，我们将会意识到：不是那个荣耀的‘五四’才把现代文化传入了中国，在此之前，已有无数热心的学生与启蒙知识者着手于此，他们为改变传统中国的思想方式，并试图将中国带入发达国家之列而付出了非同寻常的努力。”目前，作为这个研究计划的阶段性成果，陈平原、米列娜教授共同主编的海德堡会议的中文版论文集《近代中国的百科辞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已经面世；另外，由米列娜教授主编、汇集了这个团队全部十六位成员之研究成果的英文论文集Chinese Encyclopaedia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20)：Changing Ways of Thought也已经出版。

最后，当话题转到当下文学研究中非常热门的社会史与文化史取向时，米列娜教授仍然对文本分析不改初衷。“每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当然都会随着时代而变。我之所以在文学研究的更宽广的历史与社会方法面前止步不前，是因为我认为这些方法与时刻变迁的政治环境联系得太紧密了，”米列娜教授的话里透着睿智，“也许，将历史研究与形式分析两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更有意思的结论。但是，我仍然坚信，我们的研究还是应该从对个别作品的文本分析开始，如此方能为社会历史方面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她真是文本世界的坚定的探寻者。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日，本文的访谈对象——米列娜教授在布拉格安静地离开了我们，享年八十岁。

我对米列娜教授的访谈，一直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在二○○八年二月最初的一番“答问”之后，二○一○年四五月间，我们又就访谈稿的更新与修订，进行了一番通信。米列娜教授的回信总是及时而迅疾，对于访谈稿，大到年份，小到书名中的标点符号，她都要一一亲自核实；而当遇到文字乱码或是未能及时收到回信的情况，她会很着急，连发几封邮件来催问。在这个过程中，我总是既感佩又紧张，当然有时也不免觉得事情太过琐碎。如今，三联书店将出版本书的简体字版，编者再次来信请我们更新受访者信息，我突然发现，我已无从更新，连同之前那种“琐碎”的抱怨，也一并不可再有了。念及此，不禁怃然。

二○一二年四月三十日，我写信给米列娜教授，告知访谈集的出版消息，并索要地址以便出版社寄送样书。同信我一并报告了近年的研究与工作状况，并寄去拙著《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请她指正。不想，五月十四日我便收到了她的热情回信，且一日之内连发三封邮件告知她已针对我的书写了短评。从来信中得知，米列娜教授在收到书的当日便立即阅读，第二日就写了回信给我。在信的末尾，她写道：“我惊喜地发现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已接近国际水准。”这让我觉得着实振奋而感动。米列娜教授听说我不久有访问欧洲的计划，便诚恳地邀请我到布拉格一叙，我们甚至已在互相商议时间。二○一二年七月十四日，我给米列娜教授的最后一封邮件，是报告访谈集寄送事宜的。粗心的我却没有注意到，回信迅疾的米列娜教授一直没有回复。

十月四日，我收到米列娜教授女儿的邮件，告知妈妈病重住院，让好友赶紧给她写信。于是我手忙脚乱，将手边的一本访谈集用快件从北京寄出。然而，十月二十八日，我们便收到了她女儿发来的讣告。

陈平原先生在十月三十一日撰成的《追怀米列娜》一文中写道：“又一位我尊敬的汉学家米列娜教授去世了，念及此，感叹欷歔。今天的学术环境，与三十年前、五十年前大不相同，后辈们很难理解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的上一代，为何特别感怀那些自己艰难跋涉时所获得的鼎力相助，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长久友谊。”（刊2012年11月14日《文汇报》）我很荣幸以这次访谈为契机，得以一窥米列娜教授的学术世界，并有机会领略到她的为人风范。尽管时移世易，学术环境的变迁在所难免，我却心存希冀：希望前辈学人的精神与风采，连同他们所建立的友谊传统，能在我们的追怀与记叙中延续并传递下去。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