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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抒情: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专家

时间:2023-11-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大约同时调任此地的我,因此成为魏教授的同事。她的回答有些让我意外,与我们平素想象中的学者成长道路不同,魏教授坦诚告知,她从卫斯理毕业后其实原本没有打算读博士、做学问。从台湾回来四年后,魏教授申请了哈佛大学的博士班。回顾自己学术生涯的开端,魏教授说:“我没有计划,一切都在平淡中自然发生。”

革命与抒情: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专家

访问者:宋明

时间:2009年5月14日

地点:波士顿卫斯理学院魏爱莲教授研究室

魏爱莲(Ellen B. Widmer)教授简介:

生于明尼苏达州,1961年毕业于卫斯理学院,1981年获得哈佛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自1981年至2007年执教于卫斯理公会大学,2007年至今任卫斯理学院Edith Stix Wasserman Professor兼东亚系系主任。学术专长为明清闺秀文学、明清小说戏曲、近代印刷文化传教士在华文教活动。主要著作有:The Margins of Utopia :Shui-Hu Hou-Chua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ing Loyalism (1987), The Beauty and the Book :Women and Fic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2006);主编多部研究文集:(with David Wang)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1993), (with Kang-I Sun Chang) Writing Wome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97), (with Wilt Idema and Wai-yee Li) Trauma and Transformation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2006), (with Daniel Bays) 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Cross-Cultural Connections (2009)。

坐落于波士顿西郊的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与中国的现代历史文化之间颇有渊源:除蒋夫人宋美龄外,其中国毕业生中还有“五四”时代的著名女作家冰心。冰心曾于一九二○年代在此读书,并在《寄小读者》等一系列散文作品中详述自己的留学生活,把卫斯理校园内美丽的Lake Waban命名为慰冰湖。一九五○年代末期,日后以明清妇女文学专家著称的魏爱莲教授也曾在卫斯理读书,之后在哈佛大学师从韩南教授,毕业后着重于明清小说戏曲、闺秀文学、近代印刷文化和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的研究,著作丰富,在学界享有盛誉。两年前,魏教授在卫斯理公会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执教二十多年后,重返卫斯理学院,担当东亚系系主任。大约同时调任此地的我,因此成为魏教授的同事。

魏教授住在剑桥,与哈佛东亚研究界的诸儒之间交往密切,时常参与或主持哈佛燕京学社、费正清中心以及东亚系的各种学术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魏教授的学术事业始终处于哈佛——这个宇宙之间最活跃的精神域界之内,她的研究视野因此而一直高远且处在学术前沿。平时与魏教授的闲聊中,经常听她谈论自己近来的研究兴趣,以及她前往中国搜集资料的心得,我因此知道,魏教授的研究生活如此活跃,而写作计划又如此丰富,这使我印象中满头银发的她,有着青年人一般的能量。

我对魏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她如何走上汉学研究的道路。她的回答有些让我意外,与我们平素想象中的学者成长道路不同,魏教授坦诚告知,她从卫斯理毕业后其实原本没有打算读博士、做学问。“六〇年代后期,我的前夫去台湾,我跟他一起去,那时候只想抚养子女,没想过再读博士。从卫斯理毕业后有十年时间,我是家庭妇女。但我在台湾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不会中文,有时候会迷路,为此我开始学中文。但逐渐我迷上了中文,从台湾回来后也一直继续学。”

从台湾回来四年后,魏教授申请了哈佛大学的博士班。魏教授在卫斯理读本科时的专业是政治学,初入哈佛时,她对考古学思想史都有兴趣。但最终,她在听过杨联陞、余英时、史华慈、韩南等教授的课程之后,决定专攻文学,这个决定与她对韩南教授的学术思路和研究方法的认同大有关系。

回顾自己学术生涯的开端,魏教授说:“我没有计划,一切都在平淡中自然发生。”

我请魏教授说说她师从韩南教授的学习心得,她说:“韩南那一代的学者都很重视扎实的资料工作。我们跟韩南读书时,他特别教给我们怎么使用图书馆。他告诉我们在日本和台湾所有跟我们课题有关的图书收藏(那时候还不能去中国大陆)。还有,他在指导我们理解一个作家时,要求我们心中要有一个完整的图像。比如我们读冯梦龙,不仅看他的小说,也要看他的诗词、笔记,有时候也要看作家的通信、日记,还有他们自己写的评注,或者圈子里其他作家给他们作品写的评注。这样,我们就把作家放在他们写作的语境之中了。在研究文本的同时,我们也理解了历史。”

我们都知道韩南教授早期关于中国白话小说的研究具有叙事学研究的意义,对此,魏教授说:“他对叙述者声音的探索,对我也很有启发。可以说,我跟他学习,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就是资料工作和叙述研究,后者具有理论的意义。毕业之后,我开始开拓自己的研究,做的课题都不尽然是韩南指导过的,比如说对性别的研究,这是韩南没有教我的——七○年代还没有人研究性别问题。但我后来一直跟韩南谈论自己的课题,一直从他那里受到启发,到现在我们还经常见面。我最近一次从中国回来,还跟他谈论我搜集资料的心得。韩南一直还是我的老师。”

说到跟韩南教授读书时的具体经验,魏教授向我描述这样一个令人神往的情景:“我不是韩南的第一个研究生,但大约也是最早的一批里的一个,后来是我给他主办了荣休大会。做学生的时候,有一个时候,韩南的研究生课里只有我一个学生。你知道,他是英国大学训练出来的绅士,依旧是非常严肃地走到讲台前,对我一个人很认真地宣读他的讲稿。而他需要评点我的论文时,他就站在我对面,而我坐着,论文摆在我面前,他就那样倒错地看着,告诉我哪里需要改进。”

我问到魏教授的博士论文选题——陈忱的《水浒后传》,后来在此基础上魏教授写出她的第一本著作——《乌托邦的边缘:水浒后传与明遗民文学》(The Margins of Utopia : Shui-Hu Hou-Chuan and the Literature of Ming Loyalism)。魏教授说:“选择这个题目,其实也没有计划,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人对金圣叹的评注有兴趣,而我会喜欢《水浒后传》,倒不一定是因为它的明代遗民思想,而主要是因为小说作者同时也就是评注的作者,所以你可以看清楚他的思路。这让我可以同时研究他的小说写作和思想,看清楚中国古代小说是如何写作出来的。我又继续读了他的诗集,搜集了他与友人的通讯,对他那个文人圈子以及明遗民的思想脉络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我就自然而然地做这个题目了。”

本来没有计划,一切都在自然中发生——这大概可以作为魏教授学术事业发生的最好描述。而广泛的阅读和深厚的理解,使魏教授可以厚积而薄发,平淡之中走下的步子,坚实而又从容。

魏教授的学术领域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闺秀文学、明清小说戏曲、印刷文化和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从这四个方面出发,魏教授的研究触及明清两朝到近现代的诸多文化主题,并打破了许多学科界限,以此产生四通八达的学术景观。她对闺秀的兴趣打破了性别的界限,对小说戏曲的考察逾越了文本和历史的界限,对印刷文化的探究体现出跨学科文化史的气魄,对传教士活动的研究跨越了东西文化。(www.xing528.com)

魏教授说起她这四个课题的兴趣,依然是从平淡中娓娓道来:“可能大多数人都把我算作女性文学研究者。我在写完博士论文时,当时正好出版了一本书,胡文楷写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这本书很重要,是一九五八年写的,后来胡文楷在‘文革’中受了很多罪,但待至一九八五年这本书出来时,增加了很多内容。这本书对我们这一代人影响很大。后来在海外、日本以及中国做妇女文学研究的许多学者都是受到这本书的影响,包括我、孙康宜、李慧怡、蔡九迪(Judith Zeitlin)、方秀洁(Grace Fong)、高彦颐(Dorothy Ko)等。这本书收录了大概三四千部古代妇女的可考著作的资料,对女性文学研究领域的发展贡献巨大,而且使用十分方便。另一个原因是,八○年代开始受到欧洲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但我的研究不是从理论出发的,我从资料入手,开始找那些古代闺秀的作品,到中国大陆去寻找资料。我第一次去中国是在一九八二年。韩南认识所有那些有名的好的老学者,我因此得以陆续拜访了一些老学者,比如谭正璧、吴晓玲、顾廷龙等。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

“本来我的专业是小说,我跟韩南教授学习的是小说研究,后来我开始从事妇女研究,也从来没有丢下小说。我写《美人与书》(The Beauty and the Book),就是试图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我特别关心的是闺秀读者对一些小说比如《红楼梦》、《聊斋志异》怎样看——《红楼梦》是对女性影响最大的一部书——她们怎样在诗词笔记中评说这些小说,以及她们自己的创作。我没有找到很多自己也写小说的女作家,事实上我只找到一个。”

“但我关注的清代中叶,出现很多闺秀作家,她们许多都是杭州官宦的妻子,被丈夫带到北京,写了许多诗词和其他作品,再被带回杭州一带,有时就由家里的男性亲友印刷出版。我想试图证明,在‘五四’新文学之前,就已经有很丰富的女性写作,不一定等到新女性出来。比如詹氏兄弟的母亲,头脑里有很多男女平等的想法,那是十九世纪中叶,新文化还远远没有开始。但我也不是想要推翻‘五四’,我只是要把我们的理解扩展开来,这些闺秀作家的作品为后来的女性文学奠定了传统。当然,我的研究有阶级局限,我基本上研究闺秀,而很少研究其他阶级比如妓女的写作。这也是因为晚明以后直到清末,并没有留下多少妓女的文学作品。”

至于明清小说,“那是我在读研究生时候的专业,作为研究生,需要读所有那些重要的小说以及关于小说的批评。我对那些大部头小说的兴趣一直没有减退过。我很喜欢《红楼梦》,也喜欢《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只是不怎么喜欢《三国演义》,因为里面没有女人,有的话也被人吃掉了。开始教书的时候,我主要教小说,但学生们的兴趣开始推动我去看别的方面的书。所以后来我也教戏曲,开始研究戏曲,这拓展了我的研究领域”。

魏教授对传教士的兴趣也与具体的工作有关。“我一度在卫斯理公会大学的人文中心做研究。那时我需要作一个报告,第一次我讲了鲁迅,但似乎不怎么成功,因为鲁迅这个题目太具有中国特殊性了。后来第二次作报告时,我就想到了传教士这个题目。(作为教会大学的)卫斯理公会大学与中国教育史有很多牵连,这个题目在当时反响比较好。”事实上,魏教授不久前在卫斯理学院的人文中心也曾成功地作过一次关于近代东亚三国女子教会大学与卫斯理学院之间关系的报告。从这个话题她继续说:“现在我在卫斯理学院,因为这个学校的关系,对日本、韩国、中国的教会大学和女子教育可能会继续研究下去。这个题目跟我其他的研究兴趣看似不同,但其实也可以互相打通。”

魏教授具体举例说,她正在进行的关于浙江衢州詹氏兄弟的研究中,她需要考证传教士在何时到达衢州传教。“在很多资料中提到一位司徒牧师,他是第一个到达衢州传教的新教牧师。但谁是司徒牧师呢?我的推论是他就是燕京大学的创办者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父亲。司徒雷登的父亲(John Linton Stuart)在一八六八年被派到杭州传教,而据记载,这位司徒牧师在一八七二年第一次从杭州乘船来到衢州。他睡在船上,白天上岸传教,教徒在船上聚集。等到教徒多了,他才开始弃舟上岸。所以,有时候对传教士的兴趣可以给我主要的研究方向带来有价值的启发。虽然我最近编辑了一本这方面的书《中国的教会大学:跨越文化的关联》(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 Cross-Cultural Connections),但我远不能算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至于印刷文化的研究,魏教授非常注重女性作家作品的发行和流通,她最近也刚发表关于近代上海的一家出版社扫叶山房的论文。“这方面的兴趣,是我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中慢慢形成的。我好奇的是,闺秀作家的作品有哪些人来为她们出版印刷,这中间出现什么样的出版社,它们和整个社会发生怎样的互动,以及有谁来阅读,怎么流通的问题。这些问题推动我对近代的印刷文化越来越有兴趣。”

魏教授曾经有一次对我说,她做的是文学研究,但其实很多时候,感到自己更像一个历史学者。我请她自己对此再做些解释,她说:“我其实不是历史学者,只是我相信,历史塑造了文学,而我通过文学看到历史。比如说,我对詹氏兄弟的研究中,遇到太平天国的问题。詹熙的文字中怎样描述太平天国,是我所关心的,我不是要研究太平天国本身,但太平天国对詹氏兄弟的家庭以及他们的文字事业,都有很多影响。这是一个历史的背景,而詹熙的作品,可以延伸这个历史的形象。”

我问魏教授最喜欢的中国古代小说是哪一部——不用说,那是《红楼梦》。“那些古典小说一直是我研究工作的轴心,特别是《红楼梦》。《红楼梦》把女人活生生地展示出来,《红楼梦》也是女人心爱的小说。”

我又提到魏教授曾经和王德威教授一起编辑过的一部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集:《从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纪中国的小说与电影》(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以及她曾经写过的一篇关于瞿秋白的论文:《瞿秋白与俄罗斯文学》(“Ch'u Ch'iu-pai and Russian Literature”)。“那篇论文是给史华慈的一个专题课写的期末论文,后来高德曼(Merle Goldman)把它收在一本论文集里。至于编辑《从五四到六四》那本书,主要的想法是要打通中国文学的现代和当代。当时德威在哈佛教书,我们一起办一个会议,这本文集是在会议论文的基础上整理出来的。”

我最后请魏教授说说她所设想的研究领域以及个人计划的未来方向。魏教授说:“在我看来,我所从事的四个领域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明清小说戏曲的研究近年来发展很大,更多人开始关注戏曲,当然我也认为那些大部头小说永远都是重要的,值得一直去读,不断增加新的理解。”

“妇女文学研究界,则出现了许多变化。这是因为一代新的学者成长起来了,她们受到更加系统的训练,不像我,我完全没有妇女文学研究的训练,我只是自己摸索,找出方法。而更年轻的学者,她们熟读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资料方面也有很多增进,她们视野开阔,可以开拓一些新的课题,如叶凯蒂最近对风月小报的研究,就打破了阶级界限。”

“印刷业的研究很有前途,这是文化史研究的一个很大的领域。文学的物质存在是重要的课题。至于对传教士的研究,其实中国国内的学者最近贡献很多。过去都把传教士看作帝国主义侵略者,当然他们背后有帝国主义,但许多传教士对中国的近代历史进程有了不起的贡献。现在中国一批学者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新颖的看法,他们的研究工作正在继续下去。”

说到自己本人研究计划的未来方向,魏教授如数家珍般地说:“我还想写一本关于明代文学的书,以及一本关于女子教会学校的书,但我不知道能否完成。我手上有两个研究方案大概可以完成。一个是对衢州詹氏兄弟的研究,这对理解晚清文学有意义,我已经搜集到了需要的材料,现在需要写完这本书。还有一个是关于广州地区闺秀作家的研究,这是我在做完杭州地区闺秀作家研究之后的一个新的兴趣,因为广州的闺秀作家很不一样,她们的作品也更激进,但完成这个课题,还需要更多的资料准备。”

结束访谈,说到将来,魏教授说:“To be continued...”套句白话小说的熟语,这便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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