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韩南教授：揭秘无法预测的下一站

访问者：凌筱峤

时间：2009年8月26日

地点：哈佛大学韩南教授研究室

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简介：

1927年出生于新西兰。1948年毕业于新西兰大学英语专业，1953年取得英国伦敦大学中文学士学位，1960年获得中国文学博士学位。1954年至1963年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讲师。1963年至1968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1968年至1998年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教授。学术专长为晚明至“五四”的小说。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Modern Chinese Novel，2004）、《创造李渔》（The Invention of Li Yu，1988）、《中国话本小说》（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1981）、《中国短篇小说》（The Chinese Short Story，1973）、《金瓶梅探源》（1963）、《金瓶梅版本》（1962）。翻译著作多部:Courtesans and Opium :Romantic Illusions of the Fool of Yangzhou (2009), Falling in Love :Stories from Ming China (2006), The Money Demon :An Autobiographical Romance (1999), Sea of Regret (1995), Tower for the Summer Heat(1998), The Carnal Prayer Mat(1991), Silent Operas (1990)。

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多年的韩南教授于一九六○年取得博士学位。早在一九六○年代，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发表的《金瓶梅版本》和《金瓶梅探源》就被翻译成中文在台北出版了。一九七○年代末，台北著名学者王秋桂主持翻译了韩南教授陆续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的文章，并于一九七九年结集出版名为《韩南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一九八○年代，又一部译作《中国短篇小说》面世。中国内地的学术界对海外汉学的关注则是在一九九○年代随着《海外汉学丛书》以及《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出版开始的。但是早在一九八二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中国白话小说史》，并于一九八九年再版。二○○四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甚至抢先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韩教授的论文集《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二○○八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王秋桂主持翻译的作品，名为《韩南中国小说论集》。韩教授对李渔的研究也在翻译过程中。时至今日，韩南教授的学术著作已经全部被翻译成中文，这样的关注度在美国汉学家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而这位学术泰斗虽然在我进入哈佛东亚系以前早已退休，但是还能时常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阅览室中看到他的身影。与许多口若悬河、语出惊人的大学者不同，韩南教授内敛、儒雅，是一位典型的谦谦君子。而他做事的不苟，也从其对待这次访谈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特意事先要了一份访谈的问题，斟酌以后才带着答案来同我聊起他的学术人生。

韩南教授和文学的不解之缘始于其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Auckland University）攻读英美文学专业时。那时他已经读了不少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以及二十世纪初的现代小说。可是就在准备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接触到了魏礼（Arthur Waley）以及庞德（Ezra Pound）翻译的中国诗歌。回忆起当时的感受，韩教授说：“我感觉好像闯入了一个充满无知的真空。周围的人对中国除了意识形态以外一无所知。这使我意识到中国的文学、文化这样一个博大精深的领域竟然完全被忽视了。相比之下，英美文学研究则已日益细致化，即使是冷僻、艰深的课题也不乏研究者。”正是这种自然的求知欲使韩教授毅然决定从头开始，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中文的学士学位，并由此走上了汉学之路。

韩教授对研究题目独到的见解在给博士论文选课题的时候就体现了出来。他对《史记》的列传部分十分感兴趣，希望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这部历史巨著。但是当时的老师提议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文本——《金瓶梅》。“金学”在今日已经大成气候，但是一九五○年代时这部小说还颇有争议，甚至有人担心研究这样非严肃的作品会对日后找工作有影响。连推荐《金瓶梅》的教授西门（Simon）都开玩笑地说：“韩南准备研究《金瓶梅》——我希望他已经结婚了。”当时除了老舍和克莱门特·埃支顿（Clement Egerton）合作翻译的删节本以外，并没有别的中文和日文方面的研究。我在问韩教授是怎么对版本和本事的问题感到兴趣时，韩教授说这只是对最基本的问题深入挖掘后的自然结果：“我当然知道《金瓶梅词话》的开头引自《水浒传》。看了《水浒传》以后我就想到是不是也应当去看一下水浒剧？而水浒剧又引发到别的相关资料，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越钻越深，材料也越来越多。”

对《金瓶梅》版本的研究则受益于韩教授一九五七年在北京进修时看到的各种珍贵版本，包括借阅傅惜华的私人藏书。谈到在北京的经历，韩教授特别回忆起在傅惜华那里看到的一个现在已经消失的孤本——《金瓶梅后跋》。“那只是一个几十页的小册子，是对崇祯版《金瓶梅》的批评分析。而我当时主要研究《词话》，因此不过看了不到一个小时，记了一点笔记就还给他了。没有想到现在这个本子已经失传，而我脑子里的记忆和那半页的笔记就是世界上这个本子存在过的唯一证据了。”藏书佚失是爱书人的噩梦，而看到好版本却无力购买又是一大恸。时隔半个世纪，韩教授在提到当时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上的宝库时，语气里仍带着遗憾。

在考证《金瓶梅》的版本和来源的时候，韩南教授对早期话本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以及《京本通俗小说》中的故事发生了兴趣。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汉学界仍盛行话本小说为说书人底本的看法，并且只把三言二拍和以后的故事区分为“话本”与“拟话本”。韩教授说：“我认为在谈话本时不能只提到三言二拍，还要顾及早期的集子。而且即使是三言也并不是浑然一体的，而是冯梦龙整理的不同时期故事的集合。除非把这中间的脉络理清楚，否则我们对话本小说的历史就无法真正了解。而话本又和章回小说有着这样密切的联系。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哪一篇故事出现得更早是我极其关注的问题。既然我们没有办法断言一个字是否只出现在宋代或者明代，就必须另外寻找断代的依据。我从叙事风格方面入手，并不断地把时间的底线往前推以检验故事是否符合我分期的标准。后来发现，某种题材的故事只在某一个时期出现，例如有关妖魔以及发迹变泰的故事就只出现在早期话本小说中。这总算让我松了口气，使我觉得我的分期恐怕并非空穴来风。”韩南教授提到这个“意外”发现，欣喜之情仍然溢于言表。

韩南教授对叙事风格的关注，使他还注意到了同样的故事在文言和白话小说两种不同载体中会受到不同的处理。文本在电影、文字等不同的媒体间经受转变比较常见，但是这种在文白语体间的“翻译”似乎是中国文学中独特的现象。比方说话本中的柳永故事就会有一个以说书人身份出现的叙述者详细介绍“填词”的来龙去脉；而文言的刘永故事中“词”为何物则根本没有叙述的必要。

韩南教授的下一个课题还要归功于当时哈佛东亚系只有两位中国文学教授的境况。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教授只教先秦到唐的诗歌，而宋以后直至现、当代都由韩南教授负责。没有想到教鲁迅的这番“不务正业”却让韩教授有了新的发现。当时的学术界，鲁迅在中国大陆一直被镶嵌在左翼文学的语境内，在台湾则被封杀。然而这种对鲁迅意识形态上的处理却使研究者忽略了鲁迅小说的文学性，特别是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文本互动。鲁迅翻译了不少作品，也提到过日本、俄国、东欧的作家。在中国大陆，鲁迅向来以其讽刺杂文著称，但是鲁迅小说的技巧中，外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却没有受到重视。韩南教授在详细研究了这些互动的文本后撰写了一篇长文。虽然这篇文章大可扩充成专书，但是韩教授却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李渔的身上。

“李渔是一个非凡的喜剧作家，但在当时却没有受到应有的赏识。”韩教授在一九八○年代早期到中国参加会议时对这种态度深有感触：主办方在听说他演讲的题目不是鲁迅，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李渔时不禁愕然。李渔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机智和诙谐，而这些又与其对创新的执著大有关系。此外，李渔与冯梦龙、凌濛初等作家最大的不同是对自我身份异乎寻常的关注。在研究冯、凌的时候，作者的身份是由许多不同的信息残片拼凑而成。相比之下，李渔却像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一样有各种资料传世：笠翁一家言、书信，等等，不一而足。从这些第一手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在十七世纪的舞台上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李渔，而不是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拼凑出的一个扁平的作者。这一点是李渔与同时期其他作家最大的不同，也是他能帮助我们理解晚明清初文坛的意义所在。(www.xing528.com)

在研究完十七世纪的李渔以后，韩南教授离开了晚明，转向了清末民初十九世纪晚期的小说。这样的跨度似乎匪夷所思，但是韩南教授在这个领域写的第一篇论文和李渔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向以讽刺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闻名的吴趼人（吴沃尧）在十九世纪末的上海报界极其活跃，其政治立场趋于保守，但是在文学手法上却勇于创新。他自诩十天之内一挥而就的小说《恨海》在当时是一部催人泪下的作品，但吴趼人同时又以诙谐大师自居。这一点使他和十七世纪的李渔有着某种共同之处。“我想证明的是，十九世纪的作家比人们所想的要更有趣，更有创造力。而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很大一部分远非抄袭，相反在手法上颇具创新性。”韩南教授如是说。西方文学批评中对叙述者声音的关注正好为审视这批小说提供了理想的工具，而吴趼人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我本以为做完吴趼人以后对这一时期的小说研究会告一段落，可是一次偶然的浏览我遇到了这样一个名字——傅兰雅（John Fryer）。我当时对此人一无所知。一番调查以后，发现远在梁启超号召‘新小说’之前，这个外国人就主持了一个新小说大众竞赛。”由此韩南教授又接触到了传教士创作的小说。这些西方人为什么热衷于小说这种形式？他们的创作与中国的小说传统如何接壤？

对传教士小说一路探索下去，又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十九世纪的中国小说家对西方文学究竟了解多少？清末的上海，报纸层出不穷。在《申报》上就刊登了不少文言以及白话的译作。有意思的是，很多早期的译作看起来一点“洋味”也没有。“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作家对外国文学有什么样的了解，以及翻译的过程中他们如何处理迥异的文化传统。”比方说，连载于《瀛寰琐记》上的《昕夕闲谈》译自爱德华·布威·利顿（Edward Bulwer Lytton）的长篇小说《夜与晨》（Night and Morning）的上半部。作为最早的长篇通俗翻译小说，其与原著之间的文化调和就特别有意义。而翻译的过程、译著者的身份也充分体现了外国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在报纸这个新媒介上交融的复杂性。

一九一○年到一九一八年，文坛上掀起了一股文言哀情小说的风潮。这些小说由文言写就，但是融合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叙事因素，特别是作者自身的感情经历也被穿插了进去。一个突出的作品就是陈蝶仙创作的《黄金崇》。提到他对《黄金崇》的研究时，韩教授说：“这些小说短暂的生命力恐怕和感伤叙事自身的局限性有关。但是这一批作品毕竟在当时的文坛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叙事上互相照应，颇具时代精神。‘五四’后的文学史将这批作品一笔勾销是不公平的。”

和韩南教授的学术研究息息相关的是对原作的英译，《肉蒲团》的翻译就是在研究李渔作品之余完成的。“我在对李渔的研究中穿插了大段的译文。当时本以为出版社会删去这些部分，没想到都保留了下来。至于《肉蒲团》，我本来没有打算全译，但是这本书的文字如此鲜活有趣，结果我译完了后半部又忍不住去把前半部译完了。”在问知翻译中遇到的挑战时，韩南教授毫不讳言：最困难的是在把握李渔机智、调侃口吻的同时，还要保证英文的优美通顺。“李渔最传神的是他使用的意象以及表达方式的多变。翻译也要传达出这方面的讯息。而且译文中对口语、俚语的使用也颇费斟酌。如果使用现代的俗语，穿插在传统中国的文本里读起来会不伦不类。旧式的俗语虽然儒雅许多，却又不容易懂。最重要的一点是：翻译作品也不能愧对‘文学’这个字眼。”

在选译了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之后，韩教授又在研究吴趼人之余翻译了《恨海》，同时还翻译了一篇与《恨海》形成对话的提倡自由婚姻的小说——《禽海石》。而在研究完中国的第一部城市小说《风月梦》以后，对书中城市景观的兴趣又促使韩南教授在近期翻译了小说的全部，并为了考证书中的细节去扬州实地考察。“我发现除非身临其境，否则无法完全吃透这部小说。同时也能帮助我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比方说扬州的旧方言。”至于对原作的选择，韩南教授还特别提到一个推动学术研究以及教学的考虑：“我们应当把更多有趣但是非主流的作品介绍给英语读者。”

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往往不注重翻译理论。但是韩南教授在研究十九世纪小说时对翻译理论产生了兴趣，他认为特别是外国文学进入中国的早期译本，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方面非常值得研究。韩教授最近刚刚完成的一篇文章（即将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增订本）讨论的是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在中国最早的翻译。雨果从事革命，比起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更能显示出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关怀，而最早着手翻译这部巨著的也正是中国当时的革命志士和左翼作家。这就决定了最初的翻译不会像现代的译著一样强调于忠实原文，而是间接地反映了这些翻译者同时作为知识阶层精英的特定关注。

首先，鲁迅间接地参与了这一过程。他并没有直接翻译《悲惨世界》，而是翻译了雨果的一部短篇小说——这部短篇的情节后来在《悲惨世界》中得到了相当的发挥。苏曼殊当时热衷于革命事业，他试图翻译这部小说，但是由于英文方面功力不足，又从陈独秀那里取得帮助，在《国民日日报》上以《惨社会》为题连载。报纸被政府封杀以后，陈独秀继续将翻译完成。最后的译作却与原作大相径庭，是陈独秀秉承了苏曼殊的精神自由发挥的结果。比方说原著的主人公作为一个仁慈到接近圣人的主教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就不能引起共鸣。苏曼殊甚至把他改写为反面人物，而陈独秀出于最终定稿、出版的考虑才又把他变回成正面人物。数年以后，周作人写了一部《孤儿记》。这是他首次尝试小说创作，而且是努力继承《悲惨世界》的风格。虽然小说本身不算成功，但是这种努力本身就很值得推敲。而二十世纪初期几个著名作家围绕着《悲惨世界》进行的翻译创作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

韩南教授还翻译了《蜃楼志》，一部背景设在广州、开头不同凡响的小说，即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韩教授说：“每一部小说都会引导你接触不同的研究材料。就拿《蜃楼志》来说，开头讲的就是十九世纪初的广东洋行生理。我们对鸦片战争时期的洋商经纪了解得比较详细，但是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情况，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此外，小说中的人物有所影射，因此我们对作者当时的政治环境也要了解。作品中的一条主线是洋行经纪十四岁的儿子笑官的感情历程，这里面颇有《红楼梦》的影子：笑官在很多方面都似乎是贾宝玉粗俗化的翻版，而这种关注少男少女的视角也和《红楼梦》很接近。”

提到明清文学研究的现状，韩教授说这个领域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很令人欣慰。不少被摒弃在“经典”以外的文本也逐渐受到关注，正如他最近结束翻译的二十回本《平妖传》，特别是清末文学，诸位学者研究的视角也越来越广阔。而在他那个年代，人们普遍认为《红楼梦》以后的文学除了鲁迅以外简直乏善可陈。文学体裁的逐步细分也是这个领域渐渐成熟的标志。比方说叶凯蒂就在研究清末特别的一类“政治小说”。除此以外，明清的作家不仅写小说，也参与弹词、鼓词等通俗文体的创作。这些“边缘”作品在印刷业取得突破性发展的背景下与小说的互动都是值得挖掘的课题。提到自己的研究，韩南教授谦虚地说：“我不想好高骛远、做长远的打算。还是先把眼前的事做好再说。”

韩南教授著作等身，但是惜字如金。他的很多长文都大有扩展成专著的可能，甚至他的早期研究中《中国短篇话本小说》（The Chinese Short Story）和《中国白话话本小说》（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两部专书也是同一个研究不断扩展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回顾他的学术之旅，韩教授说：“做学问最大的吸引力是：你永远都不能预测你下一步会读到什么，以及你的研究最终将落足于何处。”

学问人生，其乐融融。我珍藏起访谈记录，平静、满足地走向了自己的学术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