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教授：探索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

访问者：潘少瑜

时间：2007年4月14日

地点：新泽西州林培瑞教授私宅

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简介：

生于美国纽约州。1966年哈佛大学哲学系毕业，1976年获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博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现任职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学术专长为20世纪中国文学，尤以其开创性之鸳鸯蝴蝶派研究为学界所推崇。曾于1972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时担任随队之中文翻译，1979年以访问学者身份赴中国从事为期一年之研究，1988年、1989年在北京任职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经常于美国报章杂志针对中国问题发表评论文章，又曾多次以中英文于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及BBC等广播电台节目中接受访问，是一位相当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美国汉学家。代表著作包括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An Anatomy of Chinese :Rhythm, Metaphor, Politics，散文集Evening Chats in Beijing :Probing China's Predicament，《半洋随笔》，又编译The Tiananmen Papers及当代中国小说和通俗文化论集数种。

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是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爱因斯坦、约翰·纳什等杰出学者的传奇故事，为它宁静优美的校园平添了一种令人敬畏的严肃气氛。想象中的普大教授，应该是位处象牙塔尖端的非凡人物，皓首穷经，玩弄艰深抽象的理论游戏，不问民间疾苦——但是普大东亚系的林培瑞教授，却彻底颠覆了这种刻板印象。林教授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有着开创性成果的重要学者，同时也是一位积极介入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知识分子，他的一生见证了多次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因此被卷入是非旋涡之中，然而他对于中国文化和人民的热爱始终不改。

四月的新泽西繁花似锦，清风徐来，仍略显寒意。为了不干扰访谈的进行，林师母带着可爱的双胞胎出门散步。林教授亲自到火车站来接我，他和蔼的笑容让我的心情放松不少，而那一口流利的京片子，更几乎让我忘了他是如假包换的美国人。走进林教授家的客厅，墙上挂着康有为、沈从文、侯宝林等名人的墨宝，古色古香的中国珍玩散布四周，窗外则是春光明媚的美国小镇。这位“半洋”教授数十年来和中国之间的因缘际会，仿佛就在这古今中外时空的并置之中，做了具体而微的展现。

大学时代，林教授就读哈佛大学哲学系，钻研语言哲学。一九六六年毕业以后，他到香港学习中文，中国的一切对他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因此在回国后，他决定改念中国问题研究，修习了东亚研究（East Asian Studies）的硕士，并攻读哈佛大学历史系的博士学位。

凡是研究鸳鸯蝴蝶派的学者，都不能忽略林培瑞教授的大作《鸳鸯蝴蝶派：二十世纪初中国城市的通俗文学》（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这本书是以林教授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添写而成的，开启了鸳鸯蝴蝶派的研究，至今仍是民初通俗小说研究者的必读书目之一。但是令人好奇的是，在三十年前的汉学界，鸳鸯蝴蝶派文学乏人问津，林教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冷门的题目呢？

回忆年少时初次遇见鸳鸯蝴蝶派的心情，林教授说，因为那时候的中国历史研究所收藏了一些关于著名的思想家或政治家的研究著作，例如胡适、林语堂、蒋梦麟、梁漱溟、蒋介石、孙中山、毛泽东等等，“但我感兴趣的是老百姓，一般人如何接受这种现代化和社会思想的变迁。有一个朋友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他发现图书馆里头有一套魏绍昌编的《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当时这是这方面唯一的经典书。我浏览之后，有种进了大观园的感觉，太有意思了！我以为这些都是能反映我所追求的，老百姓怎么看的问题，我就是这样进入这个题目的”。原来，这一切都是出于林教授对老百姓的关切。这种力求贴近平民的学术性格，在他大半生的研究工作中，时时可见：“我很羡慕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很善于从老百姓的角度去看问题。”

通俗文学的研究在一九七○年代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鸳鸯蝴蝶派小说，更被视为现代文学的“反动逆流”，是游戏消闲的文学，不登大雅之堂。因此林教授的研究主题曾经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而他所能获得的协助也甚为有限。“当时没有别人注意这些小说，中国的学者一般都觉得这是消闲品，不值得研究。甚至于我到台湾、大陆去做访问的时候，跟一些学者解释我研究鸳鸯蝴蝶派，他们经常的反应是：‘咦，你不知道我们有个鲁迅吗？’‘你为什么不研究梁实秋啊？’所以他们并不是没有读过，只是觉得不值得研究。西洋学者呢，一窍不通，鼎鼎有名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我当然很喜欢费先生，他也帮了我很大的忙——我跟他提这个题目，他没听说过，张恨水的小说他不知道，所以他只能够在方法上、编辑工作上帮忙，可是他不能进入。”除了费正清以外，参与协助的还有哈佛大学的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社会学家傅高义（Ezra Vogel）以及林教授的好友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等人。尽管如此，林教授所面对的仍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所能依据的材料除了《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之外，其他都要靠自己去摸索、搜寻，鸳鸯蝴蝶派的整体论述框架也有待建构。

林教授回忆道：“当时是六○年代末、七○年代初，我开始这个研究，找材料很容易，这是我的一个方便。我到香港的旧书店里头，随便可以找到很多鸳鸯蝴蝶派的书，也很便宜。过几年，不知道是我闯的祸还是怎么的，就卖贵了。后来这些书很难找，找的话很贵，但当时很容易。”林教授浏览了许多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和杂志，对于这批作家有了概括性的认识，但是由于鸳蝴派的作品实在太多了，不可能做地毯式的阅读，只能挑选重点议题研究。“光是张恨水就有好几十本小说，很难把它读完，更不要说有一个叫冯玉奇的作家，大概出了几百本长篇小说！”林教授笑着摇头。

鸳鸯蝴蝶派作品数量之庞大，其内容之包罗万象，并不是薄薄一本博士论文所能穷尽的，林教授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题目，可以达到提纲挈领的功效。“客观地说，我那本论文是社会历史，不是文学分析。我的方法基本上有个大前提：第一，我们知道有些长篇小说是很吃香的，有很多读者。像张恨水的《啼笑因缘》，我用了两三种法子，销路的统计等等，去推测它大概有多少读者。有人说每一本书大概有十个读者，所以我把它们的销路乘十，然后估计，因为有广播版本和电影，所以总共加起来至少有几百万的读者，那是很多的。其次再问，为什么有很多读者？这是偶然的吗？不可能。为什么《啼笑因缘》很吃香，很多别的小说不那么吃香？肯定是有它的特点，它能够有吸引力。既然有吸引力，那一定是反映很大读者群的脑子里头关心的一些价值、态度、问题，所以这是第二步。”

为了了解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读者反应，林教授访问过多位年长的读者，他们回忆自己在三十年代对《啼笑因缘》的印象，有人甚至记得一九一○年代时阅读徐枕亚的小说的经验。然而，访问并不是最重要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一种想象的试验吧！比如说，我知道这本书吃香，我现在看这个小说，想象我自己是当时的读者，我为什么觉得有吸引力？”举例来说，在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中往往有新派人物和旧派人物的对照，也有三角恋爱故事，徐枕亚的《玉梨魂》与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林教授认为，《啼笑因缘》里的男主角樊家树，在西洋化的何丽娜和具有传统美德的沈凤喜之间左右为难，读者也仿佛跟着樊家树在进行一种新旧好坏的价值判断。“谁好谁坏，什么样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什么样的会让你浑身蚂蚁，不那么容易接受，在读小说的过程里，相当容易掌握。”林教授试图设身处地去体会民初读者对这些小说的观感，根据他的解读，樊家树跟何丽娜的关系，便具有某种程度的暗示意味。何丽娜，这个名字即已带有西洋色彩的女人有如外来文化的体现，她的一举一动都使樊家树感到新奇和困惑——她会打电话，会开车，在酒吧里还主动地要了啤酒。“樊家树在那儿观察，一方面感觉很有意思，很有吸引力，另一方面不知道能不能冒险，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掌握这个新世界。”

林教授指出，《啼笑因缘》的主题之一，就是樊家树对于新世界的犹疑探索。一方面西洋的新世界有它的吸引力，可是也有它的危险性，“跟沈凤喜就不一样了，沈凤喜是我们的土中国的，她是唱大鼓的，而且她的人不是像何丽娜那么有侵略性”。这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徐枕亚的《玉梨魂》中，梨娘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传统女性，而筠倩则是新式学堂的女学生。“男主人公同样在两个女人身上做一个选择，在比喻上是读者探索新的世界，考虑老的世界的利弊。我觉得这些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吃香，而且对于新的人生观、掌握社会变迁很重要，是因为在读小说的时候读者可以探索、认识新的东西，做试验。”

林教授相信，这种想象的试验是最安全的体验生活的方式：“因为你要是在真的生活中做试验，那就很危险了。我要是找一个新派女朋友，我真的跟她到酒吧去喝啤酒，坐她的车，要是万一出娄子呢？没面子呀！万一不喜欢她，要跟她分裂，可是别人看见过我们在一起，就会有很多话传开，有很多危险。”阅读小说就不同了，“我认同谁，同情谁，对什么行为有什么样的判断，是我自己脑子里头的秘密，所以做起试验来，方便得多，冒险性小得多”。换句话说，鸳蝴派的通俗小说能帮助读者在想象中拓展生活经验，以适应新的世界，对民初时期彷徨于中西新旧文化之间的读者们，具有重要的意义。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一书除了研究鸳鸯蝴蝶派之外，还附带讨论了一九七九年的中国通俗小说，这是否暗示了林教授在学术兴趣上的转向，或是帮助他将研究领域由民初的鸳鸯蝴蝶派扩展至当代中国文学？林教授解释道，那是偶然的一个章节，是源于他博士毕业后的研究计划。林教授的博士论文是在一九七六年完成的，写完之后，就把它改写成一本书，后来在一九八一年出版。刚毕业的林教授，正好碰上了一个历史的转捩点：原本美国人不能入境中国，可是一九七九年开放管制了。“美国人开始向往中国，不可思议，那吸引力太大了！”于是林教授立刻申请了一个奖学金，远渡重洋，到中国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当时林教授提出的研究计划是当代伤痕文学，要研究毛泽东以后的文学作品，它们“为什么让读者那么兴奋，有那么多读者——基本上跟我问鸳蝴派的问题是一样的，但是社会政治环境是非常不一样的”。另一方面，林教授也跟出版社洽谈他的出书事宜，编辑说，既然林教授是第一批到中国去的美国学者，理应提供一些中国文学界的最新消息，包括鸳蝴派后来的发展状况，以飨美国学界，所以请他在书后加上新的研究成果，这就是附录一章的由来。

林教授在中国做研究的时候，正好遇上伤痕文学的兴起。中国的读者大众借由伤痕文学去认识“四人帮”的十年浩劫和腐败的问题，包括曾经是禁忌话题的男女恋爱，都已经进入了小说的写作实践之中。“用小说去探索这些，作用是一样的，但是小说的题材、体裁都是不一样的。体裁已经变成了一种‘毛文体’，写作方法跟鸳蝴派相当不同。只有张扬的《第二次握手》那些地下的手抄本是真正继承了讲故事的传统，跟原先的鸳蝴派有点关系。”林教授认为，他在附录中提到的许多伤痕文学的作品，其实跟鸳蝴派不太相干，所以他对此举有点后悔。(www.xing528.com)

时间回溯到六〇、七〇年代初，大学时代的林教授是积极的左派分子，他曾经上街游行，反对越战，胸中充满了无畏的正义感和革命的激情。一九七二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担任陪同翻译的林教授拒绝随队到白宫晋见尼克松总统，惹出一场风波。林教授过去对社会主义和“文革”怀抱着很大的憧憬，他热切希望社会主义能够解决人类社会组织的问题，但是等到阅历渐长之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原先对中国和越南的看法，只是一种书面的认识，而缺乏实地的了解。“所谓书面的认识，一部分是倚靠中国发出来的资料——《中国建设》、《北京周报》等等，现在我们知道那是相当表面的东西，但是当时我没有别的，从这种美满的梦开始，想要到中国去住。”

然而，实地走访中国大陆以后，原本对于社会主义满心期待的林教授，却发现中国社会并不如他想象中那么美好，现实状况极其复杂险恶。“住在中国的那一年，我开始读伤痕文学，像是刘心武、卢新华、刘宾雁的作品，越读就越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知道‘四人帮’时期的压迫问题、腐败问题。”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对林教授影响相当大，“因为他写得很真实，他的《人妖之间》跟别的那些伤痕文学不同的是，别的你都可以感觉到这是小说、这是人家的艺术，可是宾雁不折不扣、很实在地把一个问题写出来，可信度很高”。伤痕文学的冲击和亲身的经历，使得林教授对当代中国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

出于对语言现象的敏锐感受，林教授很自然地从语言的角度切入，观察中国社会的问题：“中国使用语言有几种层面，有官方语言，有老百姓的语言，有不同层面，有很多犬儒主义。”一个人可能并不喜欢官方层面的话，但是为了要应付某些场合，只好打官腔。林教授举例：“比如知识分子要找一个公寓，他不能到领导那儿去说：‘我房子太小，我家人太多，我需要一个大一点的公寓，你给我吧。’而是要说：‘先生，您考虑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人民要学会一套官方的语言，在官方的场合上用，私下跟朋友、跟一般生活里用的语言不一样，不单是词汇不一样，有时候连文法也不一样。”中国语言文化这种不一致的层面，使林教授感到浓厚的兴趣，中国对他而言，不再是个单纯的美梦。“我不敢说我现在挖到最底层，中国永远是个谜，能够发现新的更深的东西，但至少八○年代我开始认识中国社会的层面，比以前复杂得多、深得多。”

对于通俗文化和语言现象的敏锐观察，乃是林教授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林教授关切中文的语言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大学时代受到西方语言哲学思想的熏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实践。林教授具有极佳的语言能力，身为相声大师侯宝林门下的第一位洋弟子，更曾经上台表演相声，所以他相当能掌握中国语言艺术的奥妙。他写过两三篇研究相声的论文，也收集分析了一些流传于中国大陆的顺口溜以及地下的手抄本。另外有专书The Uses of Literature，分析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之下的文学，此外他也写过几篇研究语言、纯语言、节奏、比喻问题的文章。

林教授最新的研究计划，便是要讨论语言的节奏和比喻，以及语言的官方层面和老百姓层面的对比。“节奏的问题，比如中国的传统诗里头有七言、五言，我们一般人认为这是高级的东西，但是我发现，中国的日常用语里头也经常出现一些节奏，一般用这些节奏的人，他不一定意识到。”林教授举例说道：“你在北京过街的时候，牌子上说‘一慢二看三通过’，七言，对不对？上厕所，连厕所也都有‘禁止随地大小便’，也是七言，一般人都不注意。”林教授顽皮地眨眨眼睛：“毛泽东说‘破四旧’，可是红卫兵到天安门去高呼什么呢？‘我们要见毛主席’，七言。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灵魂深处闹革命’，‘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毛语言里头到处都是传统节奏，毛意识到了没有？我估计不可能意识到的。红卫兵在欢呼‘我们要见毛主席’，他也没有意识到。”这种七言的节奏似乎带有某种潜在的意义，“你说‘我们要见毛主席’，听起来比‘我们是来看主席的’好。内容是一样的，可是节奏本身有它的意思，或是它贡献于意思的一个成分，我对这个感兴趣。”

林教授注意到，中国的官方语言常常用一些特殊的节奏：“比如说，毛时代的中国把共产党描写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共产党’，描写那些领袖，毛泽东是‘伟大的、英明的，如何如何的’，同样是三个字的节奏。我觉得这种节奏本身在那种政治话语里头是称赞的意思，是好的意思，如果你把同样的一个节奏输入消极的内容，它就会有一种不配的感觉。‘黑暗的、讨厌的、谁都不喜欢的国民党’，用同样的节奏，换不同的内容，就引人发笑，为什么？因为它不配。为什么不配呢？因为语言的节奏层面告诉你，这个东西好，我在称赞它，但是语言的另一个层面却告诉你相反的讯息。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节奏本身是有它的意思，所以从鸳蝴派我就走远了！”林教授开怀地笑着说，显然他对于这类的“语言游戏”乐此不疲。

至于在比喻方面，林教授也有独到的见解。受了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所著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的启发，林教授对于中文和英文里头不同的比喻特别关注：“比如在英文里头，我们‘醒’了是‘上去’；‘睡’或者lose consciousness（失去意识），是‘下去’，所以我们wake up、fall asleep，所以弗洛伊德说sub-consciousness（潜意识）。”这个潜在的比喻力量从古代延伸到现代，即使是现代的科技新发明，仍然遵循同样的古老比喻：“例如我们把电脑关掉，computer goes down。用down的比喻，似乎表示那个电脑失去意识。Computer is up，电脑‘醒’了。这是英文里很强的一个潜在的比喻，up是有意识，down是没有意识。可是中文却不这么说，而是‘醒过来’、‘晕过去’，所以你失去意识是在同一个平面上，你不‘上’也不‘下’。”

林教授认为，这种比喻也许可以说是很偶然的，但是也许有它对人生观的较为深层的影响。“比如庄子的蝴蝶的故事，我是人还是蝴蝶？人做梦还是蝴蝶做梦？要是你的概念是‘醒过来’、‘晕过去’，从同一个平面上过一个界线到这儿来，那更容易有这种谜出来。要是庄子的深层比喻是wake up、fall asleep，我是个蝴蝶在wake up，或是一个人fall asleep，他会不会想到同样一个谜？”中文和英文有许多共通的比喻，它们为什么会有雷同的现象？“是因为人的基本经验是差不多的，还是因为人脑的结构相同？”语言学家Chomsky认为，人脑的构造中有一些潜在的共通概念，林教授对此相当好奇：“我们所作的比喻是不是配合那一些生理构造，还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是一样的？可是为什么有时候又会不一样呢？”这将是林教授的下一本书要探讨的主题之一。

林培瑞教授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有何评价？目前西方汉学界对晚清的研究成果如何？在晚清或民初文学的研究领域中，有哪些课题值得深入探讨？林教授说道：“晚清的书自从我那本鸳鸯蝴蝶派之后，有许多不错的书出来了，要是衡量我自己的贡献的话，我并不觉得我的贡献在于我那本书内在的分析有多么重要，而是它开了个门。”他举了一些例子，包括捷克学者米列娜对晚清的研究、Denise Gimpel所写的Lost Voices of Modernity，还有加州大学Ted Huters教授的新著Bringing the World Home，林教授的高足戴沙迪（Alexander Des Forges）最近出版的Mediasphere Shanghai等等，都是西方汉学界在晚清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林教授特别欣赏叶凯蒂（Catherine Yeh）教授的Shanghai Love一书：“她的兴趣跟我的有点类似，她用文学的资料，可是她分析的是社会历史。我很喜欢那本书。”

在武侠小说方面，林教授提到华盛顿大学Chris Hamm教授的Book, Sword, and Nation :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这本书研究了香港作家金庸的武侠小说。早期的武侠作家，如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没有人好好研究过，林教授觉得很可惜。“为什么武侠小说在一九二○年代特别吃香，是不是跟社会有关系？是不是因为军阀打来打去，我们就需要好汉，需要英雄？”读者大众的心理值得推敲。

除了武侠小说以外，林教授认为，侦探小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题目。金介甫（Jeffrey Kinkley）教授的Chinese Justice, the Fiction里头有一些关于侦探小说的分析，可是是比较早期的小说，而非晚清。“晚清的时候已经有一些翻译的侦探小说，又有模仿西洋创作的侦探小说，有点类似于包公故事、狄公案故事，这个对比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侦探代表西洋的科学，他的法子是所谓科学的，跟包公探案有点不同。包公是靠他的梦或是靠他的道德判断，谁好谁坏，这种考虑很有中国特色。而在西洋，福尔摩斯的特点是他有科学推理，这种探案跟中国传统的探案相结合，我一直觉得是个非常非常有趣的问题。”因此，林教授鼓励学生们朝晚清以降的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方面继续钻研。

谈到汉学研究的方法论，林教授对于现状颇有微词，尤其是学术语言的问题。“我觉得这些在美国的学术界象牙塔里面时兴的时髦语言，害处相当大。那种时髦语言我很反感，因为我看见过不少研究生，尤其是台湾、中国大陆来的研究生，因为文学文本都读过了，甚至中文读得比他的洋人老师快，那么他来美国学什么呢？就学这种表演语言游戏。你把本来的一些想法说得很漂亮，文法都对，但是你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变成次要的，甚至于不知道。我觉得不只是中国学生，很多外国学生、外国老师都是一样，他们关心的是时髦不时髦，文法对不对，用的词是不是最流行的、最时髦的词，而不是在学术上我在哪儿进了一步，有什么新的结果。”

其次，林教授觉得惋惜的是目前汉学界里头的“殖民主义”。“因为所有的文本都是中文的，所有的理论都是欧洲的，然后学术是什么呢？是把所谓的‘高级’理论套用到中文的文本上，从来没有人相反地想过。”林教授举例道，“比如你可以用中国文学的概念应用到英国的狄更斯之上，完全可以这样做，但是没有人做。”已经过世的斯坦福大学刘若愚教授，是林教授相当佩服的学者，他所写的《中国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是根据一些古代的文本，分析出六种中国古典的文学观，“百分之百是用传统中国的土壤归纳出来的，而且分析得很清楚，很好”。可惜的是，在刘若愚之后，这样的研究方向便中断了。

“为什么不能把中国的文学理论套用到作品上？没有人这样做，大家都在谈德里达、福柯、伽达默尔。这一些人我不是说完全没有价值，但是他们的价值远远没有人家所认为的那么大。我本来是学哲学的，我很喜欢理论，很喜欢哲学，可是哲学跟空话是不一样的东西。”林教授指出，对语言的概念的大转折是发生在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后来德里达、福柯都继承他，他们说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在概念上并没有超过维特根斯坦，而且很多学生去学的不是他们的突破，而是他们那种半懂不懂的语言。我觉得这是很普遍的当前学界的问题。”

因此，林教授主张，文学研究应该回归到更扎实的文本分析：“对于理论我是欢迎的，但是对文本应该有实际的、清楚的分析，不要玩语言游戏。现在很多文章连作者自己也说不清他写的是什么，这个我觉得过分了。理论要是有用的话，当然要用，但是不要学一套不说明问题的语言，不要为理论而理论。”对照林教授自己数十年来对于通俗文学的持续关怀和日常语言现象的研究，他对学术象牙塔的理论语言会产生这么大的反感，乃是意料中事。

访谈结束之后，林教授带我到楼上的书房去参观他的收藏。书架上堆满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都是他几十年前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收购的，其中大部分是武侠小说，也有张恨水、程小青等人的作品。这些纸页泛黄的书籍，不仅是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也蕴含了一位左派知识分子青春时代的梦想和回忆。从惨绿少年到鬓发星霜，林培瑞教授对于中国文化的热情始终不减，穿越大风大浪的历史关头，在他的灵魂深处，仍回荡着革命的呼声，等待着下一次挺身迎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