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启蒙·抒情：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探索

访问者：彭盈真、许仁豪

执稿：彭盈真、项颂

时间：2008年6月17日

地点：加州大学史书美教授研究室

史书美（Shu-mei Shih）教授简介：

生于韩国，台湾师大英语系毕业，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文学系博士。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亚美文学系与比较文学系合聘教授。第二代华人意识与完整的西方文学理论训练背景，交织出其独特的治学风格。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华文书写与文化研究，并关注少数与弱势族群的声音，如离散文学与女性文学。1999年至2006年合作主持加州大学跨校区之跨国、跨殖民（Transnational and Transcolonial）研究计划，现则共同主持UCLA梅隆博士后奖学金计划（Mellon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Program），主题为“跨国观点下的文化”（Cultures in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以严谨的理论训练与扎实的文本分析见长，活跃于当今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知名著作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2001）以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检视中国现代文学。近作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2007）则更进一步去中心化，透过第二代华人意识探讨太平洋两岸的华文文学与文化，开创此领域的崭新研究视角。此外亦参与多本杂志专刊与论文编辑，如后殖民主义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专刊“Globalization and Taiwan's （In） significance”（2003），与Francoise Lionnet合编Minor Transnationalism PMLA（Publication of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专辑“Comparative Racialization”（2008年10月号）。史教授近期另出版两本论文集，分别为Creolization of Theory（2011，与Francoise Lionnet共同主编）、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2013，与Chien-hsin Tsai，Brian Bernards共同主编），持续深耕华语语系文学理论之研究。

位于南加州的洛杉矶，是全美种族最多元的城市，也是最大的华人聚集地之一。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坐落于这个多元文化纷呈的环境中，从一九八○年代起便是亚美文学的研究重镇。李欧梵教授曾在此任教，现在则由史书美教授接棒，以比较文学的扎实理论训练与文本分析为基础，研究现代与当代的中国文学、文化。我们与史教授的访谈在六月中旬的某个初夏午后，学期方才结束，北校园被碧绿如茵的草地与树林围绕，一片宁静。蔚蓝晴空下，阳光亮晃晃的，微风徐徐，干爽的空气中飘浮着一股南加州特有的活力。史教授的研究室在图书馆旁的红砖建筑一隅，我们在楼梯间刚好碰到史教授，她亲切地引领我们穿过回廊，往研究室去。

研究室的门上挂了三块牌子，分别以中、英、韩文书写史教授的名字，鲜明地点出史教授的多文化背景及其研究方向。她的个人经历与学术兴趣发展的轨迹，代表第二代华人意识从萌芽至成熟的过程，这种政治意识也体现在她的两本重要学术著作《摩登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与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之中。

史教授在美国念硕士和博士，现又定居、执教于美国，然而比起一般在美国接受教育和定居的华人来说，她又多了一重不太一样的作为少数族裔的经历。原来史教授是在韩国出生、长大的华人。而她在韩国的成长与就学经历，对她的学术养成有着深远的影响。史教授说，她在韩国读的华语学校用的是国民党送过来的台湾系统教科书，老师也是从同一个系统出身，因此这样的情境下便对中国产生某种乡愁，或说是国家意识。她父母亲是中国人，所以对他们来说这是理所当然，但这种意识形态对不是出生于中国的第二代华人来说，却不是理所当然，而是教育下的产物。受到这种教育体制的影响，使得当时的史教授觉得课本教授的中国，是和她非常相关的历史概念，但因为没有参与过，所以有种怀旧、怀乡、怀国的情意结。

史教授所读的国民党版历史教科书里写的是什么呢？“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国耻和非常伤痛的历史所组成，”她笑说，“你们可能记得林觉民的《与妻书》，试想我这样一个学生，这么年轻，读这么漂亮的文字，又这么爱国，读了以后当然会对中国产生某种关心。这种关心和台湾长大的第二代外省人，是相当相似的经验，我们都觉得自己好像是中国来的，虽然并不一定真的就是中国人。”身为韩国第二代华人，在七十年代后期到台湾求学，再落脚美国，史教授发现自己的第二代华人意识不但和台湾人类似，也和美国的第二代华人有雷同之处，这成为她学术养成中很重要的一环。因此史书美教授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她是第二代华人，并且从这种角度出发研究中国文学。总结自己的背景，史教授提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基本上是国民党意识形态下的产物，否则我会一直做美国文学，因为我本来就是英文系出身的，硕士论文主题也还是美国文学，所以说，我受的整套训练都是来自外文系。”

如果说年少时的中国认同是促成史教授的博士论文——也是她的第一本书——《摩登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的因素之一，这种中国认同中的另一方面也不可忽视。史教授在台湾上大学时，读的是师大英语系，迷恋的是现代主义文学。当时的校园中的确飘荡着使人迷恋现代主义的气氛，比方说史教授在师大的老师们多半开设与现代主义相关的课程。不过在所有老师中，对她影响最深的却是教莎士比亚的陈祖文教授。陈教授是梁实秋和沈从文的弟子，史教授上了他两年的莎士比亚课，学到英语系的基本训练“和梁实秋一样的扎实文本分析，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后来两人更建立了亦师亦友的情谊，这样的师友关系使得史教授后来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觉得有种亲切感。说到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教授亦忍不住提起张爱玲。“为什么这么多人对现代主义有兴趣，也是因为张爱玲的缘故，”她笑说，“我们都是张迷嘛。”巧合的是张爱玲故居就在UCLA校园附近，不时有向往现代文学者前往追念这位一代才女。这份对现代文学的喜爱，日后促使史教授在读完英美文学的硕士之后，转攻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现代中国文学。

史教授从师大英语系毕业后，一九八三年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念文学硕士，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美国作家福克纳。一九八五年取得硕士学位并赴东海大学教了一年书之后，一九八六年又回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比较文学博士。回忆这段求学经验，史教授不加思索地说：“UCLA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很大，且让你自由发展。这里无论是当时或现在都有很多教理论的老师，领域很广，你想学什么都有。比较文学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运用其他不同的语言，我本来是英文系出身，在美国也是读美国文学，所以很了解英文系本身的局限。当我读硕士时，亚美文学还不是一个学科，后来来了UCLA之后刚开始有亚美文学课，我很快就产生兴趣。中国文学的部分是因为自己感兴趣，所以上课之余就自己念，你们也知道念书本来就是要自己有兴趣的。”(www.xing528.com)

这时的洛杉矶分校名师荟萃，对于这位第二代韩国华裔、兴趣广泛的比较文学系学生来说，新兴的亚美文学研究、韩国文学泰斗Peter Lee教授的课、德里达专题及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学者的课都很有吸引力。史教授就读的比较文学系相当重视理论训练，谈到西方理论训练，史教授以过来人的身份指出，来自非西方的研究者和西方理论间有很复杂的关系，当中的确有使人不愉快之处，比如说它往往很欧洲中心。“但事实上我们必须回过头来想，你在抵制或反抗时，也必须知道所有的知识学、哲学、理论等等都是人类遗产，所以即使想要反抗西方中心主义，也要先了解它，然后不要忘记自己的目的在哪里，不要完全被吸进去。总之，读比较文学有个好处，就是你不需要从传统的内在来看传统，你可以吸收之，但是从外在的角度批判，因为比较文学主要是以非英语系的文学为主，所以你在语言上会有这种外在的批判，这个可能是训练中比较重要的地方。”

李欧梵教授当时也因缘际会来到UCLA，并成为史教授主要的导师。李欧梵教授一九九九年出版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Shanghai Modern :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与史教授自己二○○一年出版的《摩登的诱惑》，可说是近期促成了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两本主要著作，而《摩登的诱惑》正是以史教授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改写而成。写作过程中，史教授也历经与中国的正面接触。

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二年，史教授到中国做博士论文研究。真正见识到的中国——而非想象的中国——使她感到非常震撼。事实上，史教授第一次到中国，是一九八九年中美作家团访中，以随团翻译的身份随行。访问团一行人受到最高规格的待遇，全中国到处跑，看到中国当地人如何生活。某天史教授一行在三峡搭船，坐的是头等舱，而且餐餐八道菜，但要去餐厅时却得先穿过普通舱。相对于头等舱的舒适富丽，甬道间的光景则是农民把米饭泡水加辣椒粉拌着吃，这使得史教授很受冲击。第二次到中国是在北大做学术访问，给史教授带来另一种学术面的冲击。她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北大的中文研究训练很完整，与台湾不同。早年的台湾外文系异军突起，而中国大陆最核心的则是中文系，现代中国文学做得最好的学者都在那里，人才济济、才子云集。“他们阅读广泛，写的也是大部头书。虽然难免背负传统的包袱，但真的是很严肃的学者，所以在北大的一年，常常和他们天南地北地聊，收获很多。”

不过那年在北京的研究，也让史教授认识到中美学术研究的差异。一方面，“在北京可以大量阅读文本、杂志，所有民国时期的杂志我都至少大略看过，因为在美国看不到”。另一方面，“在中国虽然可以看得到很多资料，但他们和我们的看法毕竟不同。我们受到整套西式训练，所以当你拿到文本以后，如何思考、产生观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好的学者最重要的不是看过多少东西，而是会不会思考问题、把看到的东西整理出来，不只要有条理而且要有新意。我们在美国受的训练注重的是后面这部分。大陆学者训练最好的是对材料之掌握，理想的状况是学习在掌握材料与思考议题这两者间取得平衡”。说到理论与文本，习于掌握文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于理论往往怀抱复杂的想法，尤其是年轻学子会想要在研究中运用理论，但又苦恼于无法找到融会贯通之道，而流于表面的名词借用，甚至产生误读的困境。史教授也指出学习和实践理论是一个学者最大的挑战，她认为理论不应照单全收，而是作为一种对照，甚至也可以对其有所批评。以史教授自己来说，她在学习过程中从后殖民理论得到很多启发，因为它把后结构主义和印度的历史情境紧密结合，甚且兼顾两者。对于研究中国——另一个非西方的历史情境——的学者来说，我们也可用同样的方式思考。史教授提到自己在写《摩登的诱惑》时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只要看懂理论，然后让它们互相碰撞，不要试图为它们解说，就可以产生自己的立场、出现新的理论的可能。不过以批判的角度思考理论，说来简单，但实践还是要下苦功的。”

继《摩登的诱惑》之后，二○○七年史教授出版她的第二本著作Visuality and Identity :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对于许多史教授的读者来说，最令人好奇的问题是她这两本著作之间的轨迹。在第一本书中，中国现代文学不仅是研究对象，而且是被作为在世界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半殖民地的现代文学来研究。到了第二本书，研究对象成了中国以外的华语文学，中国也似乎变成一个趋之不及的霸权。这其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个人的历史与大历史环境互相作用使然。史教授解释说，这固然是因为中国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弱势力量快速变成当今一个正在浮现的大国，“我们必须面对历史的变化”；但同样重要的是，第二本书亦较能够体现她身为第二代华人的角度。这点虽然《摩登的诱惑》也有触及，但较不明显，而第二本书融入的第二代华人意识，史教授认为这和台湾、香港观点有很多相似之处，且从中找到可以结合之处。

甚至可以说，虽然第一本书是对遥想中的中国的关注之产物，但事实上，它的角度已经把中国现代文学放置在全球殖民与现代文艺思想之世界性流通的框架下看，故已经把中国文学“去中心化”（decenter）了。所以也不难理解，第二本书中的某些章节是和第一本书同时进行。这两本书之间的另一个差异则体现在理论框架上。相对于《摩登的诱惑》用后殖民理论的角度考察中国的现代文学，Visuality and Identity的理论框架，既有后殖民理论的影子（例如她在书中提出的华语语系［sinaphone］就是借用了法国以外的法文书写［francophone］之概念），也有亚美文学研究和离散研究（diaspora studies）。此外，如同书名点出的视觉性（visuality）一词，史教授在本书中探讨的是电影与艺术等视觉文化，而非文本。不过她坚持不同学科的理论各有所长，例如电影研究大量使用心理与形式分析，与文本分析大不相同。跨领域研究有其必要，也是文化研究的趋势，史教授认为最重要的是将各领域擅长之处彼此互补。

史教授自认她的第一本书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全力投入，也是对这段历史很好的交代。《摩登的诱惑》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阅读，这使她感到很欣慰。史教授对这本书感触尤深的是，年轻一辈比较能够看到她思索西方理论后重新检视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优点。而第二本书提出的华语语系理论，试图将中文文学的研究推入新方向。这一概念的包涉范围与复杂性，在学术界引起许多反响与讨论。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评论，是认为此处概念可能会把中国大陆和其以外的华文创作相对立，既忽略了中国大陆以外华文创作的多样和复杂，更把中国大陆内部的各种不同声音，特别是少数声音（如独立纪录片）抹杀了。不仅如此，这样看待中国，是否会忽视中国本地与全球各种体制（institutions）和流通领域（circuits）的关系？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卧虎藏龙》似乎有很大的全球影响力，但在影展和学术圈里，在中国本土绝对属于少数弱势的独立影像，却可能比李安的电影更有影响力。那么究竟谁是少数？全球与本土的关系该如何处理？

对此史教授的回应是，她提出这个概念并不是要抹杀多样性，而是运用一种霸权圈的理论寻求论述的可能性。“所谓‘中国’这个霸权圈可大可小，要圈在哪里论述才会比较正确，必须根据每个人的论述立场和角度来看。霸权圈里头的抵抗角度，会随着其大小而产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并没有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抵抗角度。现在大局势大致上是西方中心和中国中心的交会，而且现在比较成熟，所以不至于演变成互相碰撞的局面。其他还有很多局部的（local）、区域的（regional）、国家的（national）等不同之区划方式。所以要看你圈的范围为何，才能建立、论述你觉得比较有意义的角度。”史教授进一步补充说：“其实sinophone——也就是华语语系——的界定可以很广泛，但这并不单纯是弄个圈子分类，它是打开你看世界的角度，而不是去局限与分类。我常常说sinophone是一种公共财，任何领域都可以有华文研究，也就是说，这是加法而不是减法。”

通过Visuality and Identity :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这本书，史教授希望能够提升华文研究的地位，并借此帮助台湾的年轻一辈厘清中国意识和台湾意识。在她看来，基本上华文研究在这个学科中相当边缘化，例如华文研究在马来西亚属于外国文学，但是该国的华人却占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至于在台湾，史教授认为大家不免还是感觉困惑，因为基本的意识形态转换过程有冲突，转换的现状也没有很让人满意，似乎成为一个很简单的台湾中心意识，所以整个过程还有很多环节没有厘清，需要大家继续思考。她也提到各地华人的情形多少有共通之处，比如说台湾和香港、马来西亚，或是美国华人之间：“我们的视野应该是横向而非纵向。这种视野的局限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当你能够认清，产生新的观看世界的方式，就会海阔天空，有新的可能。这基本上也是我的弱势的跨国主义的概念。”

因此，这两本书相互对照后，便折射出史教授对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认识。自二○一○年以来，她更致力于推广华语语系概念，并持续深耕她再三强调的去中心化思考，其成果以两本史教授编辑的论文集呈现。二○一一年出版的Creolization of Theory集结多篇论文，聚焦现当代各种理论自一九六○、一九七○年代的相同时代背景下萌发后，如何变异、发展，透过爬梳这段学术史，强调这些殖民主义遗绪与非裔移民在美洲新大陆形塑新的认同时一样，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间激荡的过程中，产生异于基底文化的新面貌。至于二○一三年新出版的Sinophone Studies : A Critical Reader，则将华语语系研究从理论层次落实到个案研究，包括对中国西藏、马来西亚、台湾、美国等地区的华语语系文学的论文，此外亦囊括学者对中国性（Chineseness）之本质的辩论。在史教授看来，这其实是一种累积的结果：“当你了解意识形态的本质，又置身局外后，会更能了解其内容。当然我们不可能置身于意识形态之外，但可以有某种相当的批评角度，因为你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生活过。台湾意识的崛起把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批评得很透彻，这种台湾意识的自觉就是华人第二代自觉。另外我在美国生活很久，美国人的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刚开始从外来人的角度看，也比较清楚。所以我至少经验过这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运作，可以经由他们的不同来了解其局限。假设是在单一文化、意识形态下长大的话是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可能离开、旅行或地理空间的位移，对于学术养成都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