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启蒙·抒情：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进展

访问者：雷勤风（Christopher G. Rea）

时间：2007年12月14日

地点：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研究室

王德威教授简介：

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82年获得威斯康辛大学的麦迪逊校区（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比较文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外文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教授，现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及文明系Edward C．Henderson讲座教授。2004年荣膺台湾“中央研究院”第25届院士。学术专长为晚清以来的中文文学，包括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海外中文小说。著有《后遗民写作》（2007）、《如此繁华》（2005）、《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2005）、《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2004）、《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2003）、《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二十家》（2002）、《众声喧哗以后：点评当代中文小说》（2001）、《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1998）、《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1998）、《小说中国》（1993）、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1992）、《众声喧哗：三○与八○年代的中国小说》（1988）、《从刘鹗到王祯和：中国现代写实小说散论》（1986）等。编有《台湾：从文学看历史》（2005），Taiwan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1895–1945（2007），Writing Taiwan :A New Literary History（2007）, Dynastic Crisis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From the Late Ming to the Late Qing and Beyond（2005）, The Last of the Whampoa Breed :Stories of Chinese Diaspora（2003）,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 :A Critical Survey（2000）, Running Wild :New Chinese Writers（1994）,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and Film（1993）等。译有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识的考掘》（1993）。

历来，全球知名的常春藤大学有时候名声似乎太响，外人一听到“耶鲁”或“普林斯顿”等名校的名字，就忘掉那些学府之内多产而且博学广识的学界巨人还是人，并不是吞文吐字的怪兽。更何况是神秘可畏的哈佛大学，它还要让大家跑到书店去买一本“哈佛学”的书来看，才可以知其内相。幸好，可敬不可畏的哈佛教授王德威，却一直抱持一种内外不拘的善良和热情态度，令来访者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位可以无话不谈的对象。在新格兰的秋冬转季时，我到被一对石狮保卫的哈佛东亚研究所，探访了我六年来的博士指导老师。

我个人一直很好奇，现代中国文学权威的王教授，最早怎么开始对文学感到兴趣？据他回忆，一九六○年代在台北念高中的时候，他已经很喜欢读文学作品，家人也非常支持他的爱好。当时的台湾高中学生上大学要经过联考制度，而且分成自然组和人文组。王教授是人文组的，后来考上台湾大学的外文系。十几岁的王教授其实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到外文系，当时他对历史和比较广泛的人文研究（类似现在的文化研究）较感兴趣，但是这个热烈竞争的结果他也接受了。回过来看几十年来的文学批评生涯，外文系的经验对他来说一直受用无穷。台大外文系的理论训练承续了新批评的“细读”传统，对中外文学史的训练也相当严格。这种学习经历使他决定到美国进修中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他的台大老师颜元叔教授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所以他认为：“我的老师到威斯康辛，那我也应该去威斯康辛了。”

一九七○年代的美国人文学界正处于一个理论兴起的时代。王教授在台大所接触的新批评等传统，主要注重文学跟人生之间的关系，并借“形式”的辩证思考道德问题（所谓的morality of form）。而在美国学界中，新批评早已失去权威，由各种各样的批评所替代，从现象学批评一直到心理学的批评和原型的批评（archetypal criticism），五花八门。到了威斯康辛大学的麦迪逊校区之后，王教授发现比较文学系比英文系开放，比较注重方法学和理论。他选了不少英文系的课，但是英文系对文学的研究方式和他在台大所接受的知识的方法很相似，而比较文学给他带来了更多的刺激。因此，他就决定要成为比较文学所的学生。

那个时候，福柯、德里达、巴赫金等理论家的论述刚刚引入美国，王教授也被这个理论风潮所激发：“我觉得我的运气很好，就是同时能吸收这么多东西。因此在博士论文的阶段也多半反映了这种风潮。”其论文的写法显然不拘一派，“好像什么都有，但还是有强烈的解构主义色彩，因为那是当时主流的一个论述”。王教授选的博士论文题目发挥了自己的两个兴趣：一个是十九、二十世纪的英法现实主义作家，如狄更斯、福楼拜和左拉；另一个是中国现代小说。选择前者的原因是因为“它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写实现实主义的潮流，正好是相互沟通的，但却有一个时间上的落差。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发生过五十年、七十年的这个文学潮流，当它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却似乎成为文学现代化的最重要的表征。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问题的起点”。这篇论文后来变成了他的第一部英文书：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 Mao Dun, Lao She, Shen Congwen（1992）。

在威斯康辛大学进修时，两位比较文学系的老师对王教授的影响最大：他的导师Arthur Kunst教授，还有David Hayman教授。Kunst是一位语言学家，对文学的研究方式主要运用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他在经过电脑排列组合而成的“文学创作”的试验上也非常前卫。Hayman的背景就完全不同：他本是一个研究詹姆斯·乔伊斯的专家，后来研究整个欧洲的现代主义。在巴赫金还没被翻成英文的时候，Hayman已经建议王教授读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和《小说理论》。威斯康辛东亚系的刘绍铭对他的学术成长也很重要，让他进一步深入刘教授和夏济安、夏志清兄弟所代表的人文主义传统。

那时候在美国，中国现代文学还非常冷门。除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先锋人物夏志清以外，专门教现代文学的人并不多。李欧梵当时还在印第安纳大学做比较文学和文化历史的交错研究，后来才逐渐向文学靠拢；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和耿德华（Edward Gunn）也刚刚开始教书。毕业之前，王教授没有打算留在美国教书，因此没有申请任何美国的学校，而在他台大老师的鼓励之下，一心一意准备回到台湾，传承台大的传统。王教授说他记得很清楚：“我的美国的教授说：‘你怎么不在美国试一试呢？’但是我觉得在哪儿都一样。”所以他取得台大外文系的工作后便返国。

王教授在台大安心快乐地教了几年书，一直到一九八五年哈佛大学决定要成立现代文学项目时，他在美国的教授发了个信劝他申请。申请后，哈佛对他有兴趣，但是由于行政方面的考虑，学校说要延后一年再招人。到了一九八六年，哈佛说要请他到美国来面试，但是台湾还在戒严时代，他出入境不方便。幸好，哈佛人类学系的教授张光直（K. C. Chang）当时正要去台北开会，顺便和他见了面。对王教授来说，“整个情况也是一个人生的机遇”。哈佛没有tenure track（争取终身职位的固定见习时期）的制度，所以王教授本来打算到美国教几年书再回到台湾。没想到，没过几年，当夏志清一九八九年快要退休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就决定请他来纽约接夏教授的班。

听王教授讲，这个“大荣誉”的起源也是一个巧合。一九八六年春天，年轻的王教授去了德国参加一次中国文学的会议。正好他的报告和鼎鼎大名的李欧梵同一个时间点，“所有的人都去了李欧梵的panel。我的panel就一共只有七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但我觉得这样特别好，因为这是我的international debut（初登学术界的国际舞台），这让我觉得可以非常轻松地讲我的王祯和跟刘鹗。结果我特别惊讶这五个听众里面有夏先生”。他们曾经在威斯康辛见过面，但是夏先生当时不认识他。“我觉得非常荣幸。结果他后来就写了封信给我说他印象深刻，但也没想到之后的事情。”他后来在哥大教书十五年，对他而言是一个“最快乐的经验”。

在哥大的时候，王教授完成了一本对晚清文学研究的开创性学术著作：Fin-de-siècle Splendor :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二〇〇三年中版译名为《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文学新论》）。在“五四”文学仍占上风的学术环境中，他怎么决定要研究晚清呢？王教授说：“这是一个偶然，但也不完全是一个偶然。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对中国传统的‘说部’很有兴趣，看了很多的章回小说、演义小说等等，不只是《红楼梦》而已。还有明清的主流通俗小说，如《水浒传》、《包公案》、《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尤其是这演义小说——当然是另当别论，我其实对它们一直是蛮熟的。所以到了国外的时候，我已经对晚清很好奇。当时看《老残游记》——过去所谓晚清‘四大名作’——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觉得《老残游记》的好和大家说《老残游记》的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过去对晚清小说的解读，和我的想法不一样？’大家说《孽海花》只是反映政治现实，这跟我阅读的经验不太吻合。所以我记得在一九八二年写晚清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孽海花》中人物赛金花femme fatale（荡妇）的问题：我觉得这个femme fatale可以变成中国文学传统里面的一个原型。”在美国教书的时候，他重新读了很多晚清小说，就逐渐把这个兴趣变成一个研究的方向了。

一开始，研究晚清小说“完全是题外的。我在哈佛当时教的都是那些‘正统’的鲁迅啊、茅盾啊。可是同时又觉得中国文学史好像有说不清楚的一面，不能只用西方文学的影响来解释。因为我已经做过西方文学和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研究，就觉得晚清作家成长的经验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吸收了当时的‘说部’小说传统”。《被压抑的现代性》最开始写的一章是关于狭邪小说。但是王教授强调：“读晚清小说是一回事，研究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绝大部分的小说是不怎么好看的，很冗长。但是后来越觉得：怎么这么奇怪？这些东西里有的层次就怪到让你觉得要花一些精神来仔细地研究它的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在‘五四’之后全部被否定了？当然‘五四’的精神是全盘否定传统，但是以我文学方法的训练，我觉得没有一个文学史是可以用全盘否定的方式来论述的。”在《被压抑的现代性》十几年的研究和写作里程当中，他以文本和文学理论为互相交错的脉络，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开拓了新的诠释余地。现在回过来看当时对理论的运用，王教授自嘲说：“这也代表自己被压抑的一部分：你觉得你要交代你自己理论方法学习过程的来龙去脉。如果现在要重新做的话，我想我可以做得更细腻、更坦然一点。”不过，他补了一句说，他从来不会标榜什么样的研究方法，“似乎标明所谓的家传派别——武当派少林派。方法是为我所用，而不应该我们去套这个方法。我一直对这个很谨慎”。

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现代文学领域中兴起的“晚清意识”可以算是对“五四”范例的一个重要反思。“过去总是以‘五四’为Big Bang Theory（大爆炸理论），但是现在大家开始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扩大了。”一九八○年代以来，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的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1980），林培瑞（Perry Link）的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1981），柳存仁的Chinese Middlebrow Fiction（1984），以及北京大学的陈平原和夏晓虹都已经开始把晚清归位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压抑的现代性》特别关注的问题却是中国文学的历时性（historicity）：怎么去评价晚清？“我想在此之前我们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兴起，有个非常制式的方法：‘五四的传统’，‘反传统’。对‘五四’那个时代的人，打倒传统是他们建立他们的现代性的一个必要手段，但这里面的反讽是：‘五四’当时的学者其实是承接着晚清的反传统意识而来的，而他们所得到的传统的资源，其实远比我们的时代丰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人云亦云地说‘五四’是‘反传统’。”他认为最值得思考和反省的一点是，文学专家是比较晚才注意到晚清小说和现代的纠葛，但是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学界，却从来没有轻忽晚清。对他们来讲：“晚清一直是看待现代的角度，一直是重要的环节，所以这个领域是本来就有的。为什么在文学史我们有这样一个奇怪的自我设限的做法？”(www.xing528.com)

他认为早一代写到晚清文学的学者不见得是很有意识的要做晚清文学史。“我在威斯康辛做学生的时候就听过夏志清演讲《玉梨魂》和徐枕亚的《花月痕》，非常地惊奇。”等到写《被压抑的现代性》，他就试图把“重要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一些资源，汇集在一起，结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他在书里面特别强调：“做文学史，一方面是要梳理文学史本身的脉络，也要提出来研究方法。我不仅是提出来这书多重要，我也要让人知道它也很有趣。这就是我们应该不断去思考和辩证的审美（aesthetic）问题。它不只是一个史料而已，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文学的存在（literary entity），要承认它应该有一个审美上的趣味。所以我在自己的书里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强调，这些作品不管整体来讲是不是那么样的精彩，但它提供很多想象的资源，让我们对文学创作、文学理论还有文学方法的思考，得到很多启发。”

假如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专家基本上已经承认了晚清文学的重要性的话，那么，其他领域中的学者或者其他文学传统的专家可以从晚清文学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首先，王教授指出，他们可以理解到中国现代文学有自为的一个脉络：“并不能说没有了卡夫卡，没有了乔伊斯，现在的中国文学就会显得特别脆弱，或者鲁迅要学会了果戈里才能够写出他的《狂人日记》。鲁迅显然读过了各种各样晚清的奇怪的东西。原来在西学大举侵入之前，中国文学的实践者也做出了自为的一些发明和有趣的突破。”另外，晚清研究可以让他们看到“五四”并没有完全表示出来的文学现象，并体会到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多么丰富和复杂。“我在书中强调的是晚清的能量爆发。有很多很多的可能都在那个时候相互竞争，最后不见得是一个达尔文式的优胜劣败的结果。我想是远比那个复杂。有太多的历史中的偶然事件（contingency）造成了文学领域里的突变、选择和淘汰。一百年后你回过来看，你会觉得这么精彩的东西为什么后来没有继续下来呢？最后的结果是很奇怪的，用中国的老话来讲：‘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历史就是那样：你过了就过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用一个后知之明的眼光（historical hindsight），或者用一个假设的方式来看待它，挖掘当时的可能性。所以历史本身不再是个单线进行的形式了。很多时候我们看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文学会觉得：‘怎么这么像晚清的那种经验和想象力？’这可以说是一种historical déjà vu：历史再次像幽灵一样又出现了。”

《历史与怪兽》的读者知道，幽灵（phantom）也常常出现在王教授的作品当中，代表一种非直线的历史观。但是对王教授来说，这个象征为什么那么有力？他解释：“这个概念当然受到了后现代理论的影响（如：德里达的“幽灵学”，hauntology），对‘真实’、‘真理’、‘存在’产生质疑。在这个层次上，‘幽灵’只是个代名词而已，不过你还是要经过命名（naming）的过程，探讨历史各样的线索。换到了中国的语境，hauntology本身就要幽灵化了；中国本身也有它自己对鬼魅的一套看法。还有幽灵回来的问题：我要强调的return和repetition不是说同样的东西再来一次（duplication或replication）。历史本身就是不断的自我集合分解，时间的轨道不断地来回。我们处身的世纪末（fin-de-siècle）本来是一个幽灵般（ghostly）的时代，一种回顾的、感伤的、眷恋的姿态。做一个中国文学或文化的学者，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对历史，应该负有更多的反思责任。所以‘幽灵’不只是玩弄字眼，也不是把历史解构到什么都不是的手段，更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相对论。”

相对“幽灵”，王教授书中所提到的“怪兽性”（monstrosity）和现代性（modernity）牵涉到另外一群问题。他说：“在一个‘现代’的状态之下，好像什么事情都发生了，过去的事就都不用再回溯了。现代给我们一个时间断裂的感觉。怪兽性却指出文明和非理性的一种张力。中国的二十世纪，搞了半天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结果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家国裂变。”对他来说，现代性教我们的不只要往前看，也要往后看。“往回看当然有实事求是的层面：‘我们的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混乱，这么惨痛？’但是它也有一个神话性的诗学（mytho-poetic）的层面，给我们一个想象的余地。还是回应了鲁迅狂人的恐怖感觉：四千年以来，人吃人的‘盛宴’。这当然也是一个伦理的问题：怎么做一个中国学者？最后我还在问一个人和人文主义的问题。很多人笑我说我是老派。但是回过来看，我们毕竟还是在这个文明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它呢？”

不过，王教授的“幽灵论述”（phantom discourse）不只是对自己的反省，同时也是对“影响学”及其假设的直线历史观的一个批判。早年研究现实主义的时候，王教授指出了“现代化论述”所包含的传承性的（hereditary）、实证性的（positivistic）以及伪科学性（psuedo-scientific）的历史主张。他说幽灵学要提醒我们的是，我们只是站在一个时间的点上，把问题再做一次梳理。“我觉得我们目前为止还在‘五四’话语的幽灵之下，要么是革命论述（‘推翻，推翻，推翻’），要么是启蒙论述。文学的从业者总是有一个家国的使命（obsession with China）。我们都觉得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跟国家论述息息相关。但是太多时候我们把文学和国家论述当一回事。把文学当作一种科学话语其实也是一种伪科学，好像自己就要参加什么‘现代性工程’（modernity project）：‘反帝’、‘反殖民’、‘反国家’等等。所以‘幽灵’一方面是批判：文学也有它不能做的事情。文学本来就是虚构的，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事实。我们不是做社会科学或者政治的。我想，文学是有它独立的论述和领域的，所以我们不要把文学压得太低，不要忘了语言是最重要的。这是我们的本行，应该为我们自己对语言的敏感性觉得骄傲。”

做过了历史最可怕的一面，王教授决定要做一个相反的题目：抒情性（lyricism）和美学。他的新书《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The Lyrical in Epic Time）会提出的问题是：一九四○年代到五○、六○年代的中国作家和艺术家怎么样想象一九四九年的国家分裂以及前后的离散？“当时是国家论述最热闹的时候，因为突然成立了两个中国。但是我要问的是：这个史诗的时代（epic age）有没有抒情的可能性？‘爱国’、‘革命’、‘个人的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人面对这个时代做出了什么选择，他们怎么定义自己？然后他用什么样的媒介来表明他们自己跟时代的关系？”

的确，听来《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与其他的王德威作品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它的跨学科方向。“我所谓的抒情是很广义的抒情。除了诗歌之外，我还讲到台静农从诗人变成书法家、江文也的音乐、林风眠的绘画、沈从文的小说，还有张爱玲跟胡兰成的美学等等。有很多选择的问题：像何其芳写了那么好的诗，他怎么一下子就向左翼的意识形态卑躬屈节呢？台静农本来是一个一流的小说家和诗人，但是他在某个点上就放弃了，去做了书法家了。若要理解这种转变的话，一定要回到广义的抒情传统。”

这个媒介转向说不定与王教授自己的个人爱好有渊源。王教授说自己是中国古典戏曲的戏迷。“很多民国时期的录音保留下来了。我觉得我知道得够多，将来可以写一本中国民国戏曲的故事——绝不是那种学术性的书——就写中国的京剧和皮黄。梅兰芳就是其中的一个，还有很多很多故事。用这些人你可以写一个很有趣的民国文化史。那是一个小小的心愿。”王教授也从高中开始就学了很多年国画和书法：“我老师的老师是溥心畬。二十世纪有两个重要的画家：南张北溥。张是张大千，北方是溥心畬——他是大清国的王孙，他的传统是宋元的传统：文人画，文学性很浓。有时候我自夸说自己属于皇家，是溥心畬的绘画传统的传承者。”

《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的讨论也牵涉到现代文化人和中国古典抒情美学传统的关系。王教授说：“陈世骧先生认为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传统是一个抒情的传统。但是我要问的是：在那个时代，这抒情传统的表征是什么？在这样的史诗的时代里面，‘个人’怎么样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中国传统的抒情，总是讲个人跟世界、‘情’跟‘景’、人跟我的问题。传统跟现代里面其实都有一些很精纯的东西，但它们的美学不见得只是唯我耽美，有的可以说是悲怆的美学（aesthetics of pathos）。因此，中国的‘抒情’比西方十九世纪的浪漫传统复杂得多，绝对不是简单的个人主义的抒情。”

回顾中国现代文学领域所经过的改变，王教授看夏先生和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usek）的阶段为一个开天辟地的阶段，“基本是对文学史本身的建立，对典范的建立，对方法学的介绍。其实也是非常精彩的时代，因为从没有到有”。一九七○、八〇年代的主流则是对专门的作家的研究和介绍，如鲁迅、萧红、巴金和老舍。一九九○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加入了国际话语的巡回的一环，加倍重视理论。一方面，这改变引起很多学者对文化研究和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的兴趣，从后殖民到性别到电影学，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开展了一个新的领域。王教授说：“即使以国家文学史的观念来讲，我们这个领域其实是一个时间蛮短的领域，所以我觉得任何的开拓、任何的实验，我都乐观其成；这显示这领域是个有活力的领域。”但是，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很容易把不同的问题学问熔于一炉；或者，相反，分枝得太散漫。现代文学的学者所面对的问题则是：“怎么样把握自己最擅长的训练和自己专注的兴趣，在众多的可能里面选择你觉得做得最好的一个方向？这个是要常常提醒自己的，否则这么多有趣的东西，你什么都做一点，无所不在，当然就不可能做得好。”

王教授特别希望看到现代文学专家对文学史和文学地理的议题做更进一步的反省。“我们现在做得很窄。中国大陆和台湾有不少杰出的学者，但是他们当然各自有他们的政治上的限制。美国反而应该是现在开拓很多领域的地方，像史书美最近提出的华语论述（Sinophone）是一个空间。还有很多不同的文学共同体（literary communities）跟文学时区（literary time zone）正等着我们去展开。”至于怎么去展开这些议题，王教授认为第一步是要对理论培养一种新的态度：“国际理论和方法学本来无一不是跨边界的，它们一直在旅行。一个方法到了中国就毫无问题地变成了中国的方法了。我们一定要避开简单的‘刺激和反应’的关系。我这两年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中国理论的传承问题，从古代的怪兽梼杌到现在做的抒情性。我们不必放弃西方的资源，但是中国的传统里也有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像Ted Huters的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lex Des Forges的Mediasphere Shanghai让我觉得晚清领域开展到了这个阶段，我就应该会再回去加强。”因此王教授说，抒情性的书写完了之后，他打算回到比较广义的晚清文化传承问题，重新看整个晚清文坛的现象。

在近二十几年来的文学批评生涯中，王教授从写实／现实主义写到整个现代派的问题，然后再转到晚清的历史性、幽灵学和“史诗时代中的抒情性”。同时他也不断地评论海内外的当代中文小说。王教授说他经过这些阅读方向的转变时，一直要求自己“保持对整个文学史的好奇，还有不断去扩展自己阅读的方向，要专而深”。心有余力的话，也要“对文学史本身的脉络有更多的梳理的决心，就是你要去追寻脉络的问题”。就他自己而言，他觉得人生时间毕竟有限，不能什么书都读到，因此比较文学让他体会到怎么开拓新的诠释空间。

王教授希望新一代的年轻学者会继续对文学感兴趣，但是同时采取一个比较宏观的批评态度。“这个领域其实是小的领域。我们要开阔哈金曾经提过的‘眼界’（field of vision）。哈金的意思是说：人生的阅历，不出门也可以有，但要多读书。你要读得广才会知不足。尤其是美国分工得特别细。要跨领域，也就应该可以跨领域吧，只是不要一下子提出一大堆说法，自以为时新，其实是拼命地engage一个很‘老派’的观点——‘五四精神’。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放弃那种一直焦虑‘中国什么时候要赶上西方呢’的心态。中国知识分子老是在讲文学应该和社会和人生互动等等，那是当然的，但是关切的对象并不至于那么窄吧？性别问题不只是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而已，后殖民学也不仅是为了解放从属者（subaltern）的。我觉得现在大家应该静下心来，少谈学院派的行话。我觉得如果真正要engage的话，就应该要开阔。青年学者可以提出的最大的贡献是让我们的领域更加开放，引进新的读者、其他学门的学者，让中国大陆、台湾和海外互相交流。”

和王教授谈完了以后，我发现有一句话，幽灵般地在我的脑中循环不息。假如二十一世纪的新青年学者，读到了文章的下面的时候，仍然要从王德威教授听到一句可以领导人民前进的口号，那么我只好服从读者们的意思，最后给大家留下来王教授在谈话中提出的警句：“我们要众声喧哗，不要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