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以往学术领域里泾渭分明。多年以来，以“五四”运动为坐标的现代文学独领风骚。其中尤以“革命”、“启蒙”两大主题成为论述典范，影响至今不息。但在新世纪初回顾将近百年来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我们不能不有以下的反思：
“五四”时代风起云涌，所带来的种种现代性的憧憬和实践自然值得持续重视。但如果这真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当年文学创造的活力和多样性就不能被轻易地简化为“革命”和“启蒙”两个选项，更何况是日后被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革命”和“启蒙”。如果这也是一个主体性的思考和呈现空前发皇的时代，主体的意义——不论是以个体或是群体来定义——也就不能轻易被政教机器所物化。
其次，现代文学的分期每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为起点，而以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建立为高潮。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学被归类为当代，而晚清到“五四”前夕的文学被定位为近代。这样的近、现、当代是高度政治性的分期法。时至今日，当代的时间表被不断延伸，而所谓的现代反而被局限在短短的三十年里。如果现代性承诺了大破与大立，这样僵化的分期法无疑阻碍了我们思考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复杂脉络。
近年来有心的学者已经不断对这两项问题提出疑义。不仅“革命”、“启蒙”的定义和结果成为重新问难的对象，“革命”、“启蒙”之外，主体情性的抒发更成为新的探讨方向。事实上，“抒情”原本就是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要主题，从思想到感官——或套句左翼的修辞，从唯心到唯物——都有深远渊源。尤其在世变时分，“情”更在文本内外激发出最丰富的表现，壮怀激烈者有之，缠绵悱恻者有之，更不乏或冷酷或颓废的变调。因为“有情”（沈从文语），现代中国文学主体性因此卓然而立，变得可感或可憎，也才使启蒙与革命的行动变得更加扣人心弦。这哪里是简单的浪漫主义加弗洛伊德可以解释？
另一方面，近现代的界限一旦打通，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近两百年的流变于是有了峰回路转的看法。现代不必等到“五四”或任何一个黄道吉日才莅临中国，而是始自十九世纪以来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蜕变过程。中学和西学的交互对话充满了始料未及的挫折和兴奋，也充满了创造性的了解和误解。近代文学可能内蕴着被压抑的现代性，蓄势待发；而现代文学在呐喊和彷徨之余，也可能对传统不断频频回顾。因为有了这些纵横交错的脉络，近现代文学才能成为一窥中国文化在十九、二十世纪蜕变的最佳门径。
或许是在如此的思考下，这本选集的编者展开了他们的访问计划。选集内受访的学者包括了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捷克、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等各地的资深学者。他们的治学方式多半呼应以上两点观察，不再受限于简单的、一以贯之的文学史教条，而是跨越时期、领域、文类、议题，形成此起彼落的多声部论述。而他们念兹在兹的，正是文学如何形塑了一代中国人的想象、情性以及付诸实践的方式。(www.xing528.com)
最值得一提的是受访对象包括了多位学界大老，如美国的夏志清先生、韩南先生，捷克的米列娜教授，大陆的范伯群先生等。他们多年以前就开风气之先，不论是对晚清或对民国时期文学，都有与众不同的看法和成果。他们的眼界和勇气恰恰是后学者效法的对象。访问的内容不仅包括各位学者治学的方法和目标，也包括他们对来时之路的回顾和个人情性的展现，这使得访问更为亲切，因为学问之外，还有做学问的人，可为读者观照。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访问者也均非泛泛之辈，而是目前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后起之秀。他们问学的热忱在在显现在访问的过程里，而受访者透过问答倾囊相授，薪火相传的意味尽在不言之中。假以时日，这些访问者应该就是未来近现代文学的带头人物。
当然，这本选集是由台湾的学者、编者总其成，也更凸显了台湾学界在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方面所展现的庞大视野和企图心。近现代文学研究这几年在台湾异军突起，已经吸引了世界汉学学者和学生的注意，选集能够邀请到如此阵容的访问者和受访者共襄盛举，就是最好的例证。在这方面，台湾政治大学的郑文惠教授和她所率领的团队功不可没。这本访问集为新世纪回顾近现代文学研究的来龙去脉留下珍贵记录，自然也成为后之来者重要的参考资料。是为序。
王德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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