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美洲的早期泛非主义运动无疑是民权运动中向非洲寻求新的语言身份的动力之一。提到泛非主义运动必须提及最重要的泛非主义黑人领袖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1887—1940)和杜波依斯(W.E.B.DuBois,1868—1963)。马库斯·加维于1914年在牙买加创建了全球黑人发展协会(UNIA)。1917年，他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支部，仅三个星期就吸收了2000名成员。1919年，全球黑人发展协会在美国已有30个左右的支部。在世界范围内，成员达到200多万。几年之间加维就成了美国和世界最著名的黑人斗争领袖之一。他拥有《黑人世界》周刊(Negro World)，这份刊物使他能够将他的泛非主义理念传播给广大读者。加维的思想以为黑人争取权利和加强非洲大陆和流寓在外的非洲侨民之间的联系为特点。他要求黑人民众不再自视低人一等。针对黑人智力低下的看法，他宣传说黑人能够学会知识、技术和经济手段，而从白人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加维主张美国黑人和其他非洲侨民的家乡在非洲，因而发起回到非洲运动。为此他特地创建了名为“黑星航班”的国际航运公司，公司股票在全球黑人发展协会中销售。“黑星航班”的主要长期目标是帮助美国黑人、牙买加黑人和其他非洲侨民返回非洲家乡，建立一个强大的非洲黑人国家。由此，加维的黑星航班也成了泛非主义的象征。在民族关系上，加维主张黑人白人分治，而不是融合。他又主张种族纯净，因而提出非洲属于非洲人的反殖民主义思想。[6]后来非洲的泛非主义运动、美国的黑人领袖及世界各地泛非主义思潮、黑人民族主义理念，无不受加维思想的影响。西非国家加纳的开国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edar Senghor)、刚果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ulius Nyerere)第一位肯尼亚总统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和黑人觉醒运动活动家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尔科姆·X(Malcolm X)、尼日利亚音乐家菲拉·库提(Fela Anikulapo Kuti)、牙买加雷鬼乐歌星本宁·斯皮亚(Burning Spear)和鲍勃·马利(Bob Marley)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泛非主义领袖或著名倡导者都声称受到加维思想的影响。[7]其实，在美国激进的黑人政治组织如伊斯兰国家组织、黑豹党的行动纲领中都可以看出明显的加维印记。
但是，加维的泛非主义思想却受到另外一位泛非主义黑人领袖杜波依斯的批评。杜波依斯也是早期泛非运动的创始人。20世纪初泛非主义运动兴起，杜波依斯担任了第一届泛非会议(The Pan-African Conference)的副主席和以后历届泛非大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被誉为“泛非运动之父”。他也是美国有色人种协会的创建者之一，并任协会的机关刊物《危机》的编辑达24年之久。当1916年，加维初到美国时，杜波依斯已经开始在一个更广阔的国际政治舞台实践其泛非主义理想了。然而，尽管杜波依斯等先驱借助泛非会议为泛非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论平台，但是直到加维的全球黑人发展协会建立，泛非主义运动才有了群众基础。杜波依斯和加维在融入或分离、部分或整体、理论或实践、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方式等泛非问题上有分有合，他们共同为非洲人民、美国及其他地区的黑人的解放斗争作出了贡献。1963年已经是95岁高龄的泛非主义领袖杜波依斯最终放弃了美国国籍，加入了非洲的加纳国籍。虽然，他对加维的返回非洲的号召曾经有所抵触，但是他的这个举动，为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高潮时期回到非洲故国的理念注入了新的活力。在60年代，学习一种非洲语言，了解自己的历史，甚至为将来在非洲生活做好准备，成了迪伊这一代黑人青年追求的目标之一。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黑人对英语语言本身存在种族主义倾向的认识，成为向非洲寻求新的语言身份，学习非洲语言的另一个动力。英语语言是美国白人从欧洲带到北美的主要语言。美国黑人由于不能够用标准的英语语言进行表达而饱受主流社会的歧视。起初黑人视白人为种族歧视的载体。久之，他们发现英语语言本身也带有严重的种族主义倾向。在上一章我们提到，美国著名黑人演员、民权运动积极参与者奥西·戴维斯(Ossie Davis,1917—2005)在1967年发表了题为“英语语言是我的敌人”的演讲。在这个讲话中戴维斯揭开了英语语言中隐藏的白人种族主义面目。戴维斯从《罗盖特(Roget)英语词库》对英语中的“白”和“黑”两个单词进行了查询，他发现下面一个事实：白(white)这个单词有134个同义词，其中44个是褒义的，如：purity,cleanness,bright,shiny等；有10个同义词具有中等程度的贬义,如：whitewash,gray pale等。而黑(black)这个词有120个同义词，其中有60个明显是贬义词，例如：blot,blotch,smut等。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在这60个词以外有20个词直接与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有关，如：Negro,Negress,Nigger,darkey,blackamoor等。而且，戴维斯认为人的思考是一种潜在的说话(或者说人必须借助语言才能思考)，而英语语言带给黑人孩子们的种族偏见是巨大陷阱。任何使用英语语言进行沟通的人都会使黑人儿童以60种方式看不起自己，使白人儿童以60种方式得到帮助和纵容。语言是沟通工具，语言的这种恶劣的种族主义和败坏的属性影响的不止一个群体。戴维斯告诫说，并非只有白人使用英语才是种族主义者，黑人在使用英语过程中也可变成种族主义者。因此，戴维斯断言英语语言是种族主义载体之一。[8]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黑人对英语语言种族主义特质的认识不止如此。自奥西·戴维斯对英语语言进行了揭露之后，对英语语言种族主义的讨伐纷至沓来。1976年，罗伯特·莫尔(Robert B.Moore)对英语语言的种族主义质疑也能反映那个时代美国黑人对英语语言的认识。莫尔在一本题为《英语语言中的种族主义》的小册子里历数了埋藏在英语语言中的7个种族主义表现。[9]第一，英语语言中的种族主义表现为歧视黑人的颜色象征主义(Color Symbolism)。在英语语言中，白色和黑色分别带有正面和负面的象征意义。比如：“好人”总是戴白色的帽子、骑白色的马，“坏蛋”则戴黑帽子、骑黑马。天使是白色的，魔鬼是黑色的。第二，英语语言对种族充斥着明显的偏见。英语语言中经常使用“主人”和“奴隶”这样的词汇。比如1970年前后出版的教科书在描述历史时会这样讲，“过去奴隶种植甘蔗时只能得到点食物，而现在人们种植甘蔗则可以得到工资”。莫尔指出当奴隶一词被用来指称黑人时会抹杀他们正常“人”的地位，而暗示主人奴役奴隶的合理性。因而，奴隶一词应该改为“被裹胁的非洲人”。第三，英语语言的被动语态为抹杀黑人或其他少数民族的存在提供了方便。比如：在句子“横跨美洲大陆的铁路‘was built’”这句话里，中国人对美国建设的贡献被轻而易举地抹杀掉了。又如在英语句子“Slaves were brought to America”中，奴隶贸易对非洲的破坏、对黑人家庭的破坏消失在了一个丧失了价值判断的中性句子中。第四，英语语言中固定词汇的用法带有种族主义的政治意义。比如：一些国家在英语中被称为不发达(underdeveloped)国家，其实这些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掠夺的结果，对这些国家更正确的称呼应为“over exploited”。第五，英语语言中的感情色彩也反映出了它的种族主义特质。比如，非洲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常称为“部落战争(tribal warfare)”，暗喻非洲社会发展文明程度低下，而欧洲人之间的冲突则描述为国家之间的战争。如：“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句话，无视印第安人的存在。所谓“发现”，其对象应该是某种未被人类认识的知识，难道在美洲生活的印第安人不是人吗？第六，英语语言形容词的使用也导致种族主义的发生。一些形容词的用法有很强的种族主义暗示性。比如，1968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有下面这样一句话：“The President spoke to the well-dressed Negro officials and their wives.”使莫尔疑惑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有什么必要在觐见总统的黑人官员前面加上“穿着得体”的字样。这句话背后潜在的含义是，黑人官员平时是衣着不整的。第七，英语语言对少数裔的口语常有种族主义的描述。比如，中国人所说的“炒饭”被写成“flied lice”(正确的写法应为“fried rice”)，把中国人说“对不起”写成“very solly”(正确的写法应为“very sorry”)，这种写法会降低中国的民族形象。[10]
泛非主义的传播和他们对英语语言种族主义特性的认识是美国黑人在语言层面上寻找新的文化身份的基础。在实践中，使用“黑人英语”确定自己语言的归属在民权运动中广为流行起来。黑人英语曾经被认为不过是对欧洲版英语的亵渎，这种英语对美国黑人民众来说不足以支撑起体面的社会地位。过去，这种美国黑人说的英语方言在他们居住的纽约、费城、芝加哥、底特律和洛杉矶等城市的中心贫民区流传。不过，在民权运动中，黑人英语方言成了珍贵的黑人身份象征，甚至“黑人英语”这个词也受到种族主义怀疑，新的指称黑人英语的词汇如“Palwh”(西半球泛非语言Pan-African Language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的字首缩写)应运而生。[11]在民权运动高潮中被唤醒的黑人英语方言的使用有几个特点。以往只是口语中使用的黑人英语方言，现在更多进入黑人作家的作品当中，促进了黑人英语地位的提升。此外，黑人青年强烈要求教育机构不再歧视黑人英语的使用，黑人有权利决定自己所使用的语言。我们透过1974年的一份美国大学写作沟通大会(The Conference on College Composition and Communication，简称CCCC)的决议来领略当年美国黑人曾经为使用黑人英语而进行的不懈努力：“我们重申尊重学生使用自己不同语言的权利，包括他们母语的语音或他们自己认同的语音。语言学者早就否认所谓标准美国语音的有效性。否认某种语音会导致一种社会群体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否定某种语音会对人们的口语和写作造成误导和对整个人类造成不道德的误导。一个对自己遗产、对自己文化和种族的多样性感到骄傲的民族会保护自己语音的遗产。我们郑重强调，教师必须就多样性问题具有经验和接受培训，支持学生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
此一时期，不少学者也为支持黑人英语的独立语言地位进行着学术探讨。他们的研究目的在于重新宣告“黑人英语”的地位并不是个象征的问题。他们富有成果的研究表明“黑人英语”不是对任何语言的亵渎，而是一种有内在逻辑的、自主的语言体系。它带有明显的非洲大陆语言遗迹，黑人奴隶贸易过程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在这项研究中，黑人英语的“非洲性”成了语言研究的重点。对黑人英语语言的非洲性最早且最有意义的研究要数罗兰左·泰纳(Lorenzo Turner)出版于1949年的《嘎勒语言中的非洲性》(Africanisms in the Gullah Dialect)一书。在这本书中，泰纳从嘎勒英语中列出一份完整的词汇表，这些词汇都可以追回到非洲语言根源。1969年为配合高涨的使用黑人英语的社会呼声，泰纳重印了这部语言学经典。在重印序言中，泰纳明确表示重印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美国黑人不断增长的对非洲遗产的关心的需要。[12]沿着泰纳提出的非洲性问题，1972年J.L.迪拉达对黑人英语也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表明黑人英语的非洲性不仅仅存在于嘎勒语言使用的地区，也存在于更广泛的黑人语言使用地区。并且，不是黑人学会了美国英语，而是黑人英语的非洲性对美国英语有巨大的贡献。按照迪拉达的观点，如果美国当局鼓励对这个领域研究的话，人们可以在黑人英语甚至美国英语中发现更多的非洲性。随着对黑人英语非洲性研究的深入，人们有更多的发现。摩勒非·阿桑特(Molefi Asante)的研究突破了词汇层面的思考，他主张美国黑人英语中非洲性最强的证据不是如同泰纳所言来自词汇，而是来自语言实践的维度。“词汇中保有非洲性的一部分，但是主要的非洲因素是在语言交流的传递中，在美国黑人表达方式的传递中实现的，这主要表现在动词的连续使用和时态、语态的特殊使用方法上。”通过，语言研究这个层面的支持，民权运动中美国黑人民众象征性地或者实际上使用“黑人英语”就成了追求“非洲性”新觉悟的标志。[13]
虽然，黑人英语的非洲性及其独立语言地位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得到很多黑人的认同。但毕竟，黑人英语尚不能摆脱标准英语的从属地位。因此，学习一种真正的非洲语言就成了刻意使用黑人英语以外的另一种寻求独立语言身份的选择。在这条获得非洲语言经验的途径上，尽管不少非洲语言都成为美国黑人学习的目标语言，而阿拉伯语和斯瓦西里语在文化语言民族主义话语中却占据着中心地位。阿拉伯语是非洲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至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美国的一些重要的大学已经有阿拉伯语的教学课程了。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密西根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每年都举行语言交流合作项目，进行阿拉伯语教学。在这些项目中，登记课程的学生有“几十至数百人”。[14]然而，这些高等学府的阿拉伯语言项目的开设与美国下层黑人民众无缘。普通黑人民众用阿拉伯语改变语言身份很大的动力来自伊斯兰国家组织等社团的推动。如第六章中所述，民权运动中大量的下层黑人民众从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上皈依了伊斯兰等穆斯林社团组织。掌管伊斯兰国家组织事务的伊利亚·穆罕默德是美国黑人学习阿拉伯语言的重要倡导者。在伊利亚时代，有零星的阿拉伯词汇进入到伊斯兰国家组织日常生活当中。伊利亚推崇阿拉伯语言，他赞扬阿拉伯字母完美独特，称阿拉伯语言为所有语言的母亲、最初的语言和语言的终结者。
对于新近加入伊斯兰国家组织的黑人民众来说，一种随之而来的变化就是阿拉伯语的《可兰经》替代了英语的《圣经》。有鉴于此，伊利亚高度称颂《可兰经》，称它可以唤醒黑人，可以帮助黑人恢复被夺去的身份，要真正理解《可兰经》就非得懂得阿拉伯语不可。出于对《可兰经》经义解释的需要，教职人员必须很好地掌握阿拉伯文。为培养真正懂得阿拉伯语的人才，伊斯兰国家组织亦创办学校教授阿拉伯语。1963年，有人在美国参观了一所伊斯兰国家组织创办的穆斯林学校后报道说，他们看到那里的学生们被告诫英语不是他们的本民族语言，他们的语言是阿拉伯语。
而对在英语语言环境中的普通黑人成年民众来说完全掌握阿拉伯语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伊利亚·穆罕默德要求他的教众，如果他们不能完全掌握阿拉伯语的话，至少在相互见面时使用阿拉伯问候语“As-salaam-alaikum”。1961年，伊利亚·穆罕默德在亚特兰大民众集会上发表讲话，鼓励穆斯林黑人民众用阿拉伯语进行问候。他说：“是的，今天美国的大城市里到处都有穆斯林的身影。如果你去小一点的城市，你也会看到穆斯林。你边走边说‘As-salaam-alaikum’，不一会儿，一定会有人回答你‘Wa-alaikum-salaam’。”[15]不仅如此，伊利亚·穆罕默德还发表了题为“As-salaam-alaikum的意义”的长篇广播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把黑人和白人不能使用同一个问候语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
“As-Salaam-Alaikum”的问候语是“和平与你同在”的意思。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问候用语，西方人不能够用和平一词互致问候，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和平。如果他们使用了和平问候，那么他们的问候一定是虚假的。使用“和平与你同在”相问候的都是正人君子。他们与上帝和睦、与他人和睦、与自己和睦。因而，他们有理由使用这个问候语。这是一个目前我们知道的最伟大的问候语。[16]
伊利亚·穆罕默德1934年开始掌管伊斯兰国家组织，自称为安拉的使者，对组织控制严密。他在伊斯兰国家组织中40年的绝对领导地位无人能够挑战。因而，伊利亚·穆罕默德所建立的组织文化对推动阿拉伯语在普通黑人民众中的使用影响巨大。
在伊利亚·穆罕默德的倡导下，他的牧师们也积极推动阿拉伯语的传播。以下两个事例可以再现当年阿拉伯语是怎样在黑人中传播的。1963年，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的黑人穆斯林集会上人们看到，牧师走上讲台，先来一句“As-salaam-alaikum”。台下就有“Wa-alaikum-salaam”的回应。然后牧师告诉集会的黑人民众，在白人掠走了他们的父亲，斩断了他们的文化联系之前，阿拉伯语是黑人自己的语言。不久，群情激动，一切都被埋没在“白人的天堂就是黑人的地狱”歌声之中。[17]足见黑人民众对伊斯兰国家组织关于语言理念的认同。1965年，400多名黑人在纽约曼哈顿的百老汇奥杜邦歌舞厅(Audubon Ballroom)等候马尔科姆·X讲演。最终马尔科姆·X进入大厅，他向听众问候，“As-salaam-alaikum”，观众回应“Wa-alaikum-salaam”。开始讲演几分钟之后，马尔科姆·X遭到枪杀。这句阿拉伯语问候语成了这位杰出的黑人领袖留给黑人兄弟的最后一句话。当马尔科姆·X的死讯以头号新闻刊登在美国各大媒体的时候，这句问候语也长久地嵌入人们的记忆。[18]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在伊斯兰国家组织的倡导下，一些阿拉伯语渗入到穆斯林黑人社区的生活中。阿拉伯语也成了联结穆斯林黑人感情的纽带，并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着实际作用。1962年，伊斯兰国家组织抗议洛杉矶警察用枪托殴打黑人。他们集体呼喊“Allahu Akbar”(上帝更伟大)的战斗口号与冲进清真寺的警察对峙。这个事件影响深远，美国穆斯林黑人用他们的阿拉伯语赢得了遥远非洲大陆亲人们的认同。埃及总统和加纳总统如同大多数美国人权领袖一样，先后发表声明谴责洛杉矶暴行。阿拉伯语为美国穆斯林黑人社区赢得的政治支持使黑人相信，阿拉伯语言是他们独立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
1975年伊利亚去世前，阿拉伯化在伊斯兰国家组织中还在扩大。在伊斯兰国家组织影响所及地区，一些商店和企业纷纷使用阿拉伯语作为商业标志。业主向他们的顾客强调老板是穆斯林，他们提供与宗教相关的产品，如合法清真食品。他们用语言来表示其民族与白人不同。
1975年，伊利亚的孙子和侄子分别迎娶伊斯兰国家组织重要领袖路易斯·弗拉克汉(Louis Farrakhan)牧师的两个女儿。婚礼分别使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同年，伊利亚和他妻子克拉腊(Clara)的葬礼也使用阿拉伯语和英语。这些情况表明，不断增长的阿拉伯语言的使用在美国的穆斯林黑人社区已经建立起一种新的双重民族文化。但是根据一些学者的判断，伊利亚时期阿拉伯语在穆斯林黑人社区的使用还是表面的和零星的。“大部分穆斯林黑人还保持着美国化，对阿拉伯文化只有一些浪漫的接触。他们对阿拉伯语言只有有限的知识，不过是取一些东西为自己所用而已。”[19](www.xing528.com)
毕竟，民权运动期间皈依穆斯林社团组织的只是一部分美国黑人，其他广大黑人民众，更多的则选中了非洲的斯瓦西里语(Swahili)作为自己身份再塑的语言和强调自己与非洲联系的标志。美国黑人民众选择斯瓦西里语作为自己的非洲身份的象征是有政治原因的。20世纪60年代，非洲大陆在全球的政治背景中正在经历着从殖民主义手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斯瓦西里语在非洲是仅次于阿拉伯语的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之一。它跨越若干国界，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国，并不断获得一些国家的官方语言的地位。在东非反对欧洲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它起到了联系不同民族进行有效沟通的作用。泛非主义运动不断将斯瓦西里语推向对抗和取代占主宰地位的欧洲殖民主义语言的地位。比如，非洲著名作家东部的如恩古吉·瓦·提安哥(Ngugi wa Thiong)、西部的如渥雷·索因卡(Wole Soyinka)都在不同时间里倡导过将斯瓦西里语作为泛非语言。非洲海岸大学里斯瓦西里语是一门课程，西非的尼日利亚和加纳的大学里也开设此课。此外，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 Unity)曾直接宣布斯瓦西里语为非洲大陆语言。当时，在世界范围的无线电广播中，不断可以听到斯瓦西里语节目。综上原因，非洲斯瓦西里语成为与支配地位的英语抗衡的象征，也成为美国黑人最崇尚的语言。[20]
和阿拉伯语在黑人中的传播一样，美国黑人认为非洲语言在黑人中生根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学校教育。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中学和大学要求开设斯瓦西里语课程的呼声很高，在当时的媒体中可以很容易见到黑人学生以示威游行的方式向学校当局提出增设非洲语言课程的要求。美国黑人除了从学校开设的课程中学习斯瓦西里语以外，出版界也开始出版一些简单的斯瓦西里语的儿童读物，从社会层面上建立一个非洲语言文化氛围。比如在黑人艺术运动中活跃的美国黑人漫画家汤姆·费龄(Tom Feeling)早年听从马库斯·加维的教导，相信美国黑人的家乡就是非洲。20世纪60年代，他就策划为黑人了解非洲或回到非洲做些事情。
汤姆·费龄(Tom Feeling)和他的妻子姆瑞尔·费龄(Muriel Feelings)对非洲的兴趣最终促成他们完成获得凯迪克奖(Caldecott Book)的两本绘画图书：《Moja的意思是一》(Moja Means One)和《Jambo的意思是“哈罗”》(Jambo Means Hello)。《Moja的意思是一》1971年出版，基本上是一本教育儿童用斯瓦西里语认识数字的启蒙读物。作者在书的前言中称其目的是“使读者了解东非独特生活的东西”。为此目的，汤姆·费龄在绘画中描绘了非洲生活和文化的不同场景。画中有非洲孩子玩“抓子儿”(Mankala)的东非数字游戏，还有非洲男女弹琴、跳舞或集市中贸易的场面。总之，绘画全面地再现了从家庭到社会生活的非洲文化。《Jambo的意思是“哈罗”》出版于1974年。它与前一本书基本一样，用英文字母为标准，向黑人儿童介绍斯瓦西里文字，同时描绘非洲生活。作者介绍说，“通过这样的斯瓦西里语的介绍，非裔孩子们可以通过图书、成年人的介绍和旅行，一点一点学到更多的东西”。作者希望这些书帮助美国黑人儿童有一天能够在非洲使用这种语言。[21]
斯瓦西里语还通过创立黑人节年礼俗的方式深入黑人社区。通常人们对节年风俗礼仪有很强的归属感和依附性。在美国，就圣诞节、感恩节等节日的形成过程和其中包含的历史联想来说是美国白人的节日。长期以来美国黑人没有自己的节年，他们从来到美洲大陆的时候起就附着在白人的节日里，分享一些白人的节年喜庆。同是美国少数裔的中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后裔都有自己的节日，因而创建美国黑人自己的节日成为民权运动中黑人集体文化身份重塑的要求。1966年，是美国黑人值得纪念的年份。这一年民权运动活动家、后来的加州大学黑人研究系主任朗·卡伦加(Ron Karenga)创建了从12月26日持续到次年1月1日的黑人节日宽扎节。宽扎节(kwanzaa)源于斯瓦希里短语“matunda ya kwanza”，意思是“第一次水果收获”。宽扎节有连续7天的庆祝期，每天庆祝一个主题，又设香案台烛，置办祭物礼物等。宽扎节强调非洲传统，它以一系列斯瓦西里语命名与宽扎节相关诸事，其中七项原则分别为：(1)团结(Umoja)——代表家庭、社区和种族团结一致；(2)自律(Kujichagulia)——代表自我管理、对自己的未来负责；(3)共处(Ujima)——代表共同生活、共同建设社区，合力解决问题；(4)互助(Ujamaa)——代表合作经济、社区创建自营企业，并以此创收；(5)目的(Nia)——强调以共同努力建设社区和推动非洲文化发展为目标；(6)创新(Kuumba)——提倡采纳新思想，建设更加美好和成功的社区；(7)信念(Imani)——强调尊重非洲祖先、传统和领袖，庆祝过去战胜逆境的历史。这七项原则在宽扎节庆祝活动中通过七件礼仪祭物体现出来。
Mkeka——一块稻草或纸质祭物垫，代表非洲传统和历史的根基。
Mazao——农作物、果蔬，表示对非洲祖先和农耕的敬意。
Kinara——烛台，祭祀始祖之设。
Mishumaa——蜡烛七支，分红、绿、黑三色，寓意奋斗的历程。
Muhindi——玉米，寓意儿童的未来。
Kikombe cha Umoja——团结杯，为酒水容器。
Zawadi——礼物，以书本或玩具充之，应象征非洲遗产。
在庆祝宽扎节时，参加者象征性地使用斯瓦西里语进行礼仪问答。宽扎节的第一天，即12月26日，首领或牧师将所属社区黑人居民召集起来，问候大家：“Habari gani?”(发生了什么事？)大家用第一项原则的名称回答：“Umoja。”第二天首领问候时，众人则用第二天的原则回答：“Kujichagulia”(自律)。每日宽扎节礼俗还要集体祈祷，祷词为“Harambee”(让我们齐心协力)。祈祷完毕，众人或歌唱或追忆往事，讲述宽扎节斯瓦西里语各项名称含义。如是者七天，七项原则轮遍。
美国社区对于宽扎节的出现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它开始出现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地区，很快在美国各城市黑人社区流行。宽扎节带给美国黑人的不可能是一套完美的非洲语言系统，但是它对非洲语言的强调，足以使美国黑人在心理上得到除了英语以外的文化和语言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要言之，美国黑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中，为追求平等的政治权利展开了全方位的斗争。在文化民族主义的奋斗层面，黑人英语、阿拉伯语和斯瓦西里语处于语言话语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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