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泛非主义的文化寻根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民权运动逐渐高涨。黑人的文化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激起了又一轮的更名热潮。先是，美国黑人曾经历了由名字更改而引起的集体文化身份的改变。他们的身份从colored和negro变成了black，由black再变到Afro-American，又三变而为African-American。[14]这个经历的结局确立了美国黑人的集体双重文化身份：他们过去是非洲人现在是美国人，或者他们既是非洲人，也是美国人。与此同时，废奴时期没有及时将奴隶名字摈弃的黑人开始寻求新的名字。迪伊正是此时加入了更名者的行列。
美国民权运动中更名热潮的掀起得力于一些黑人社团的倡导。比如，黑人穆斯林的“伊斯兰国家组织”(The Nation of Islam)就为劝导黑人放弃400年来的奴隶名字，接受安拉赐予的圣名起到重要作用。民权运动高涨的年代，伊斯兰国家组织领导人伊利亚·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为黑人抛弃奴隶名字甚至制定了组织政策。穆罕默德认为黑人在身份降低过程中，奴隶名字是个中心象征。因而，他要求所有皈依者去掉奴隶名字，并将姓氏改为X。在伊利亚·穆罕默德等人的倡导下，摈弃奴隶名字成为这一时期民权运动活跃分子寻求新的民族文化身份的流行做法。[15]美国著名黑人领袖马尔科姆·X本名Malcolm Little。1952年他率先将姓氏改为X，表示摈弃奴隶名字，而以X代替其非洲原来的姓氏。伊斯兰国家组织曾规定，新近皈依者要申请新名，取代奴隶名字。其申请词有固定格式：“我已聆听布道，对此深信不疑。天下除安拉别无上帝，穆罕默德是安拉的奴仆和使者。我愿重新皈依，祈赐我原名。我的奴隶名是某某。”经过一系列仪式，皈依者可以去掉奴隶名字。在理论上，如果皈依者名字为John King，他就变成了John X。如果有多个John，则按顺序为John 2X或John 7X。在现实中，有人报道美国中西部有个穆斯林，他的名字为John 17X[16]。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尔科姆·X在伊斯兰国家组织中声望日隆，很多追随他的黑人都以X为自己的姓氏，或把X的图案作为臂上的刺青。后来，伊斯兰国家组织内部分裂迹象日趋明朗，伊利亚·穆罕默德遂对名字更改加强控制，规定只有安拉通过使者伊利亚·穆罕默德赐予的名字才能得到承认。马尔科姆·X从该组织中分离出去后，伊利亚·穆罕默德更规定X不可加于圣名之后，违者惩处。此后，穆罕默德又制定一整套阿拉伯名字清单，供更名者取用。伊斯兰国家组织不是唯一的倡导黑人更改奴隶名字的社团，其他如团结奴隶组织(United Slaves Organization)也很看重黑人的名字。其七条组织原则中的第二条是自决，它的核心内容就是自我命名。
民权运动时期，很多黑人知名人士都有更名的经历。从他们的更名模式看，他们所更改的非洲名字，可以是任何非洲地区的名字。他们并没有因为祖先来自非洲西部，就刻意取个西非的名字。1965年，马尔科姆·X走访麦加，再次更名为El-Hajj Malik El-Shabazz。美国著名黑人拳王阿里本名凯细欧·克雷(Cassius Clay)。1964年他摈弃奴隶姓氏，将名字改为凯细欧·X，后来又将名字改为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勒鲁伊·琼斯(Leroi Jones)是著名的黑人文化民族主义代表。最初，他改名为阿米尔·巴拉克特(Ameer Barakat)，意为神圣王子，1965年再改为阿米利·巴拉克(Amiri Baraka)。[17]著名垒球明星卡里姆·阿布杜尔·贾巴尔(Karim Abdul Jabal)1971年摈弃奴隶名改用现名。以上诸人摈弃奴隶名后均选用了阿拉伯语名。又有女性主义作家波利·威廉斯(Paulette Williams)1971年更名为Ntozake Shange。Shange为南非科萨语名，意为：“像狮子那样行走”。团结奴隶组织创始人罗纳德(Ronald McKinley Everett)1965年改为斯瓦西里语名朗·莫拉纳·卡伦加(Ron Maulana Karenga)。摈弃奴隶名后改用西非地区名字的也不乏其人，不过他们之所以改用西非名字，并非直接因为其祖上来自西非，而是别有原因。例如，黑人权利运动的创建者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1969年改用非洲加纳和几内亚的混名Kwame Ture是为了纪念加纳政治家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和几内亚政治家塞古·杜尔(Sekou Toure)。[18](www.xing528.com)
迪伊和她男友的非洲名字可以恰到好处地融入语境中的更名格局。迪伊的男友是穆斯林，他使用的是阿拉伯名字“Hakim a Barber”。而迪伊的名字则属于肯尼亚尤库族(Kikuyu)的名字。Heol在论证迪伊更名肤浅时，除了认为迪伊应该选择一个西部非洲的名字外，还在迪伊东非名字的个别字母上找错。Heol认为：“Wangero Leewanika Kamanjo”这个名字应来自尤库语(Kikuyu)，但是拼法有误。“Wangero”正确的拼法应为“Wanjiru”，“Kamanjo”的正确拼法应是“Kamenju”，而“Leewanika”则是个马拉维(Malawi)妇女的名字。所以Heol认为迪伊的非洲名字应该是几个非洲东部部落名字的混合，迪伊使用这个混合名字表明她对非洲的无知。笔者认为，Heol的论证方法支离琐碎颇不可取。非洲为多民族多语言地区，能确定的民族语言就有2000多种，地域相邻的语言之间多有亲缘关系。对非洲语言的罗马字母化注音本来就未必完全准确，因此，不能因一两个元音的差别，就断定“迪伊对非洲知之甚少，根本不明白名字中的意义”。[19]Heol低估了迪伊的政治觉醒程度，她在分析迪伊的更名时割裂了迪伊和社会的关系，把迪伊的更名看成是个人的寻根。事实上，迪伊的更名活动和整个黑人文化身份重塑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在泛非主义的旗帜下展开的。因为此时，民权运动领袖们不但倡导更名，他们更提倡文化上的泛非主义理念和强调非洲人民和美国黑人的休戚与共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面对非洲人民反对欧洲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的斗争，马尔科姆·X曾说道：“虽然我们身在美国，为我们的人权和民权而奋斗，但是我们必须在文化上和精神上回归非洲。”[20]在泛非主义的影响下，美国黑人向非洲寻求文化根源并不把东部非洲和西部非洲分别看待。相反，很多人在选用非洲名字时心里装着整个非洲大陆，特地使用非洲混合语言名字。比如，此时期出现这样一些美国黑人名字：Thanayi Anane是科萨语和斯瓦西里语的混合，前者意为“幸福之子”，后者意为“温柔”；Tiyor Siyolo是苏图语和祖鲁语的混合，分别为“智者”和“幸福使者”之意；Tarik Saidi则是阿拉伯语和斯瓦西里语的组合，意为“杀敌者”和“主人”。[21]由此可见，迪伊的混合非洲名字在当时是可以得到志同道合者认同的，因而并不是一个肤浅无知的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废奴时期黑人更名是为了与白人求同，寻求平等使用英语名字的权利。而民权运动中，黑人更名的非洲化是为了求异，寻求与白人不同的民族文化身份。在此期间一般黑人民众的更名特点还表现为在原有的白人名字上加后缀或前缀形成新的黑人名字。如加后缀：-on,-won,-quon,-el,-ell和-isha形成新的黑人名字。由此，David变成Davon，Mark变成Marquon,Danell则疑为由Dan而来。又有Monisha,也是加后缀而成的女名。同时，这些新名字的重音落在后缀上，表示语音上与白人名字的区别。前缀则包括Chan-,Shan-,Ka-,La-,De-,Ja-,Tri-,Ni-,Wa-和 Sha-。比如：名字LaTasha和Shandra，一望即知是个黑人名字。[22]这种对白人名字的改造使黑人的名字产生了悦耳的音变，呈现出明显的黑人英语语音特色，亦即非洲性。如同黑人集体名称的双重性一样，黑人个体的名字经过更改也体现出一种文化的双重性。他们的名字中既有白人的名字成分，也有属于自己独有的语音成分。这些独有成分抑或就是美国黑人记忆深处自己非洲祖先名字潜意识的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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