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和平融入与暴力革命
由于伊斯兰国家组织的组织形式严密、反抗精神强烈、存在时间长久,在黑人穆斯林当中影响最大。伊斯兰国家组织的不少政策在美国社会留下了明显的烙印。在文化政策上,它认为奴隶名字的使用是黑人文化崩溃和黑人受到心灵摧残的核心象征。因此,在伊斯兰国家组织初期,华莱士·法德便经常授予他的追随者以新的名字,并以此方式赋予黑人穆斯林以新的文化身份。它的第二代领导人伊利亚更要求所有的追随者都将自己的姓氏改为X,以告别其奴隶名字。伊斯兰国家组织宣称X象征着黑人在非洲被强制为奴后丢失的原来的身份,当他们取得新的名字后,一个新的机会世界就会向他们敞开。[9]在伊斯兰国家组织的影响下,彻底摈弃奴隶时期白人给起的名字,改为非洲穆斯林的名字成为这一时期民权运动活跃分子寻求新的民族文化身份的流行做法。关于名字更改,我们稍候专章讨论。
在经济上,伊斯兰国家组织致力于自给自足的政策。它认为黑人要摆脱贫困和对白人社会的依附,必须建立黑人自己的工商业,从而能为黑人成员提供工作机会。伊斯兰国家组织最初的经济收入来自其成员的强制捐献。伊利亚并且强烈要求老年追随者将自己的家产和其他房地产遗留给伊斯兰国家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该组织在底特律得到几处房地产,购进一些商铺和饭店。其经济收入使伊利亚·穆罕默德能够拥有每期发行量达到2.5万份的黑人周刊《匹兹堡快报》(Pittsburgh Courier)。此外,伊斯兰国家组织有个庞大的农业发展计划,即通过拥有足够的耕地来供养美国几千万黑人的衣食。1964年,伊利亚·穆罕默德推行其三年经济积累计划。他号召部下黑人每人每月贡献10美元,用于购置农场。其中一块农场有4500公顷土地,坐落在佐治亚州西南部的特雷尔县(Terrell),称为穆罕默德农场(Muhammad Farms)。大概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这个农场规模逐渐缩小。至路易斯·法拉汉1991年重新振兴其农业项目时,这块农场的土地已经缩小到了1556公顷。尽管这块东西长1.75英里、南北宽2英里的农场在规模上远不如昔,但是它的存在体现着伊斯兰国家组织的经济自治的理念。[10](www.xing528.com)
伊斯兰国家组织在政治上采取种族反抗的不融入政策。它的政治纲领视白人如恶魔,拒绝与白人合作。进入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伊斯兰国家组织的激进的民族主义政策在诸多黑人社团中显得特别的锋芒外露。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其领袖之一马尔科姆·X,他的激昂雄辩的演讲不但吸引了更多的黑人加入穆斯林社区,其思想也与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追求种族平等的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1963年8月,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讲演,表达了他的融入主义的理想:“以前奴隶的儿子、奴隶主的儿子将会如兄弟一样坐在桌边,共同祈祷,共同斗争,共同入班房,共同争取自由”[11]。对此,马尔科姆·X表示激烈的反对。同年11月,在“给草根们的信”的演讲中马尔科姆·X告诫黑人,黑白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并针对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张,他大力宣扬流血革命。[12]1964年4月马尔科姆·X又发表了“投票或投弹”的演讲,回应了马丁·路德·金的美国梦。他怒吼道:“我们看不见美国的美梦。我们看见的是美国的噩梦。”[13]他在讲话中指名道姓批评马丁·路德·金为白人所用,强调要进行黑人民族主义暴力革命。
马尔科姆·X和马丁·路德·金在此时都拥有大量的追随者。而两人争取黑人权利的理念却截然不同。马尔科姆·X代表着伊斯兰国家组织的不融入主义和以暴制暴的黑人民族主义思想,而马丁·路德·金则代表着共同参与的非暴力融入主义思想。在民权运动的高潮年代,这两位卓绝的黑人领袖的政治意见分歧,使得民权运动内部出现明显的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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