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食品对文化政治的影响

二、心灵食品的政治与文化话语

在民权运动中，心灵食品不仅成为黑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而且形成独立话语。1962年，美国黑人文化批评家勒洛依·琼斯(LeRoi Jones)撰文，第一次使用心灵食品一词来批驳所谓黑人无烹调的说法。^[6]自此，很多政治上敏感的黑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热情倡导黑人食品。

例如，在那风云变幻的斗争年代，俄勒冈大学的黑人女学生卡勒·格丽(Carla Gary)曾代表12名黑人学生要求学校在餐厅的食谱中增加心灵食品一项,以示种族平等。黑人学生要求平等的意愿得到了学校当局的支持，终于在某个星期天学校提供了心灵食品。遗憾的是，俄勒冈大学位于北方，学校餐厅并不知道正宗的心灵食品如何烹制。供食时黑人学生吃到的只是似是而非的心灵食品。多年过后，当卡勒·格丽回忆起此事时说：“那天晚上的食品有半生不熟的黑眼豆，嚼起来有些发脆，还有些发硬的红薯和一些其他国家的食品。”^[7]

心灵食品牵扯的不仅仅是学生，民权运动时代黑人民众都为之着迷。在纽约的哈林(Harlem)街区，心灵一词成为黑人语言中表达种族优越感的特有词汇。他们称黑人朋友为“心灵兄弟(Soul Brother)”，称黑人音乐为“心灵音乐(Soul Music)”。1968年当问及什么是心灵食品时，哈林区的黑人厨师欧别·格林(Obie Green)解释说：“心灵就是爱，心灵食品是用爱心和感情烹调出来的。”^[8]1969年美国《新闻周刊》对心灵一词的使用做了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一半被调查的黑人民众认为黑人种族有一种“特殊的心灵”。这个调查结果曾引起很多白人公众的种族嫉妒，在媒体上不断引发种族与心灵关系的辩论。

美国黑人中产阶级对心灵食品的感情不同于其他阶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美国黑人步入中产阶级行列，于是出现黑人性(blackness)的问题。1957年，美国黑人社会学家爱德华·傅拉泽(E.Franklin Frazier)将富裕起来的黑人称为黑人资产阶级，并贬斥其行为为同化主义(Similationism)。这多少造成黑人民众内部在阶级关系上的隔阂。在民权运动中，黑人中产阶级在心灵食品上看到了缓解黑人内部阶级矛盾的希望。他们知道在心灵食品里埋藏着黑人被压迫被剥削的共同历史。因而在20世纪60年代中，黑人中产阶级特别积极地利用心灵食品的消费从种族上界定自己为黑人，与白人划清界限。^[9](www.xing528.com)

在南方的都市里，民权运动催生的心灵食品饭店吸引着普通黑人民众，也吸引着黑人运动的领袖们。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曾经被称为黑人的市政厅。这里的心灵食品饭店帕斯科(Paschal's)不仅提供丰富的心灵食品，而且是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们的聚会地点和发表政治言论的公共空间。据马丁·路德·金的遗孀科莱塔·金(Coretta King)的回忆，这家饭店是民运领袖们分享玉米面包的地方。马丁·路德·金就是在这里和他的助手们策划了从莎尔玛到蒙哥马利(Selma to Montgomery)的游行进军，并导致1965年选举权法案的通过。作为民权运动领导人会面的地方，心灵食品饭店为改变美国种族关系起到了有益的作用。^[10]

虽然心灵食品被很多黑人视为文化遗产而受到拥戴，然而却不是所有黑人都赞成的。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伊斯兰国家组织(The Nation of Islam)”的不融入主义的饮食政策。民权运动高涨的20世纪60年代，很多美国黑人放弃了基督教所代表的白人价值观，寻找新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体系来寄托政治理念。成立于20世纪初的伊斯兰国家组织正好在诸多层面上能够满足北方城市下层黑人民众精神上的需求，因而吸引了很多黑人追随者。这意味着大批黑人民众注定要在精神上经历一场关于饮食的意识形态风暴。因为在伊斯兰国家组织中黑人的食品与宗教、身份、历史、种族、性别和阶级等问题纠缠在一起，占据了当时社会话语的中心场所。在黑人文化旗手勒洛依·琼斯发表讴歌心灵食品的文章时，伊斯兰国家组织的首领伊利亚·穆罕默德(Elijah Muhammad)却发表文章，反对心灵食品。在一篇题为“黑面包与白面包”的文章中，伊利亚·穆罕默德赞扬了富于营养的黑面包，痛斥了人为的白面包。伊利亚·穆罕默德攻击白面包的目标是破除心灵食品。由于后来心灵食品增加了鸡翅、奶油和白面包，因此在穆罕默德看来心灵食品和白人的食品是相互联系的，破除心灵食品就是彻底和白人决裂。同一时期，伊利亚·穆罕默德又相继发表“怎样饮食和生活”两篇同名文章，把食用猪肉提高到反对安拉的高度。他引用《可兰经》“勿食腐肉、猪肉和动物血”的经典来排斥黑人心灵食品。他声称心灵食品与白人的食品没有多大的区别，而食用白人的食品就是对黑人兄弟的杀戮。那些蜂拥而至的黑人追随者，要想成为穆斯林，首要条件就是摈斥猪肉。伊利亚·穆罕默德还从奴隶制的角度教导他的社区排斥猪肉。在他看来，猪大肠、猪蹄和猪下水是种植园时代白人奴隶主丢弃的食品，代表黑人的屈辱。摈弃心灵食品就是割断奴隶身份的情结。^[11]

伊利亚·穆罕默德的主张在北方黑人民众中有很大的影响。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X早先就是听从了伊利亚·穆罕默德的教导后放弃食用猪肉的。至今我们还可以读到马尔科姆·X在狱中宣布放弃猪肉那一刻的生动情景。他在自传中回忆道：他和其他狱友坐在餐桌前，一盘猪肉在传递着，“我犹豫了，猪肉盘子在眼前传递，然后我把盘子传给下一位，他开始食用，忽然他停了下来。惊奇地看着我，我对他说‘我不吃猪肉’”^[12]。后来马尔科姆·X在伊斯兰国家组织内部地位迅速上升。他接过伊利亚·穆罕默德的接力棒，以雄辩的口才继续在黑人中宣传心灵食品包含着屈辱的历史联想。1963年10月，他发表著名的演讲——“给草根们的信”(Messages to Grassroots)。他把种植园时代的黑奴分为田奴和家奴。他描述说，家奴和主人一起吃饭，待遇要好一些，但是“田奴吃的是白人剩下的猪内脏，被称为吃大肠者(gut eater)”^[13]。马尔科姆·X这段讲话的本意是讽刺当时主张非暴力运动的马丁·路德·金，讥其为白人的家奴，但是其中也明确表示田奴食用的大肠等是白人吃剩下的东西。他暗示黑人应该远离这种羞辱。

对心灵食品的非议，除了来自黑人穆斯林外，还来自其他黑人民权运动领导人。美国著名黑人戏剧演员、民权运动活动家迪克·格雷格里(Dick Gregory,1932— )对心灵食品的强烈反对也构成美国食品文化话语中的一种力量。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迪克·格雷格里对心灵食品的疏远主要出于政治、道德和健康等三种考虑因素。与穆斯林组织相同，在社会历史层面上迪克·格雷格里也认为心灵食品是奴隶时代黑人的垃圾食品，不值得骄傲。在道德层面上，他赞成马丁领导下的非暴力运动，并且坚信非暴力就意味着反对任何形式的杀戮。在他看来动物和人类在生老病死上是一样的，暴力会引起同样的痛苦和流血。食用猪肉就会导致对动物的戕杀，是与非暴力运动不相符合的。此外，健康因素是迪克·格雷格里最关心的问题。他从素食者角度指出，肉食，尤其是黑人的心灵食品中的猪内脏对健康不利。黑人社区糖尿病、肥胖和心脏病的高发率就是证据。他不无幽默地说，最快的方法消灭黑人民族就是让黑人吃心灵食品。^[14]1964年，迪克·格雷格里的《自传》出版，很快就销售700万册。迪克·格雷格里成为公众人物。他在黑人饮食问题的争论中所主张的素食主义一直有着广泛的影响。1973年，迪克·格雷格里的《黑人的自然饮食》一书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成为很多素食主义黑人的饮食圣经。随后，美国的素食心灵食品店如雨后春笋般遍及黑人社区的街头坊肆之间。1973年已经是美国民权运动徐徐拉下帷幕的时候了。围绕黑人心灵食品而产生的激烈的争论也逐渐为更加理性的思考所代替。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沃克发表了脍炙人口的《外婆的日用家当》。她把刚刚发生在民权运动中包括黑人饮食话语在内的一幕幕社会场景镶嵌在了小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