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身体审美与社会构建

二、黑人身体审美理念的社会构建

《日用家当》中母亲认为女儿迪伊有着“较浅的肤色”和“较好的头发”。然而，母亲关于黑人身体的审美标准却是一个白人的标准。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前，黑人集体审美观念与白人同化。在美国黑人妇女文学作品中，黑人的头发是一个常见的叙事话题。在多数场景中黑人的头发，尤其是女性黑人的头发是笼罩在她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她们憎恨自己头发卷曲绒状的质地和长不盈尺的状态，普遍希望自己能够像白人女性一样长出一头秀美飘逸的长发。在黑人作家玛雅·安杰罗(Maya Angelou)的自传体小说《我知道为什么笼中鸟儿要歌唱》中，我们看到主人公玛雅幼年时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自己有一头和白人姑娘一样的秀美飘逸金色的长发。在强烈的日常愿望驱动下，她甚至一觉醒来看到满头金色的长发替代了满头绒毛状短发。在一般黑人关于头发的审美想象中，白人女性的头发是美丽的标准，是她们追求的目标。黑人种族自身的身体美感早已荡然无存。美国黑人的审美观念长期以来受到白人审美观念的支配。这种支配不仅仅限于头发，还包括皮肤颜色、眼睛颜色、鼻子、嘴唇和牙齿形状等身体体貌特征。比如，在托妮·莫里森的作品《最蓝的眼睛》中我们读到的是黑人女孩希望能拥有一双白人那样的蓝色眼睛。

在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中以及妇女解放运动中，黑人艺术作为自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发出了呐喊。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在追求自己独立的文化身份过程中，意识到自身种族审美观的丧失源于种族压迫。他们认识到，对于身体，黑人本来有着不依赖白人而独立存在的审美价值尺度。在遥远的非洲，在欧洲殖民者到达非洲之前，非洲部落里黑人的发式是多种多样的。彼时，黑人对自己的身体有着强烈的美感。黑人自身种族美感的丧失始于所谓近现代的理性科学中。

在17、18世纪，伴随着欧洲奴隶贸易的兴起出现了“科学种族主义”话语，其中肤色、头颅、骨骼形状和头发质地成为欧洲人区别人种等级的要素。人们依此对人种进行分类、确认、命名和排序，以便构建一套现代人种科学体系。在这个人种分类体系里与欧洲启蒙思想一致的是欧洲人排序在前，而非洲人排序在后。在这个人种认定过程中，种族间的差异，如同新的植物、动物、矿物的科学分类一样，被用拉丁语固定。^[9]欧洲科学种族主义分类学为黑人种族美感的丧失奠定了理论基础。

黑人自身种族美感又丧失于欧洲殖民者的原始暴力之下，而最终完全丧失于北美种植园中更加长期的暴力和非暴力的双重种族主宰的社会构建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黑人的自信和尊严、自我审美意识在白人对黑人的种族文化支配关系中遭到无情的摧毁。然而，在北美种植园中，文化霸权并没有随着废奴运动而消失，它以非暴力的形式存在于北美的种族文化支配关系中。在审美理念上，白人标准通过主流社会在道德及精神层面的宣传渗透到了黑人民众的意识之中，成了黑人大众的常识。

如上所言，黑人自身审美意识的丧失从欧洲人对非洲的殖民统治时期就开始了，然而对于美国黑人，种植园中的奴役生活才是其自身美感被剥夺噩梦的真正开始。在种植园里，奴隶们所有的非洲民族文化都被剥夺了。不但他们的名字被取消，他们的审美价值及对非洲风格的感情也遭到摧残。美国头发专家雷切尔·巴赤曼(Rachel Buchman)对种植园时代白人主人对黑人身体美感的摧残有过描述。在种植园时代，白人主人教导奴隶孩子称自己的头发为羊毛，惩罚黑人妇女的方法之一是剃光她的头发。在一些地方，奴隶主还鼓励黑人用烙铁烫直头发。只有星期天黑人奴隶们才有时间打理自己的头发。^[10]近年来的一些关于黑人头发的研究显示，在美国奴隶制度的历史上，种族主义“明显地贬低非洲人体貌特征，并且按照理想的白人妇女体貌特征来建立起审美标准。在头发上，这样的标准就是白人社会理想的飘逸长发。这种标准导致黑人妇女看不起自己头发的质地”。于是，黑人社区开始使用“好头发”来形容自然直发、波浪形卷发和长发，使用“坏头发”来形容粗糙的绒发。^[11]在《日用家当》中，母亲称迪伊有所谓的“较好的头发”，她的审美标准正是处于这个被支配的审美坐标体系之中的。

美国奴隶制度的废除，并没有造成黑人的审美观的回归；相反，废除奴隶制度仅仅代表着主流社会暴力种族压迫的结束。而压迫本身则以种族文化领导权的方式，继续进行着。这种白人种族文化领导权通过各种社会制度、商业机构和家庭关系向黑人继续灌输着白人审美标准，在黑人的头发这个场所继续“保持压迫制度的符号”^[12]。(www.xing528.com)

民权运动以前，主流审美意识通过无数的渠道流向社会的各个角落，直接或间接地主宰着黑人发式的审美格调。黑人在他们自然的肤色、头发质地和他们的嘴唇形状等外形、外貌上饱受凌辱。由白人操纵的各种媒体、商业广告、卡通图片、雕像、滑稽肖像肆意地贬低黑人的皮肤、绒状鬈发以及黑人的面容，把他们与丑陋、罪恶或危险广泛联系起来。^[13]在商业领域，美容美发业为了从黑人头发上赚取利润，设下黑人头发需要修补的陷阱，迎合白人审美标准，开展为黑人拉直自然卷曲头发的业务。这种业务又带动了一系列其他产业的发展。为黑人拉直头发的用具从最初的熨衣服的熨斗，到电热梳的发明，从家庭自制的药液，到工业化生产的化学头发拉直液的药业的形成，整个美国社会都为黑人头发的修复提供了一个适应的环境。为黑人拉直头发而开设的美发沙龙遍布南北城乡。这一切都在一种了无痕迹的制度建构中感染黑人民众。在整个社会的暗示下，黑人民众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身体和头发一无是处。美国黑人自己的尊严和自身的美感被彻底摧毁。在种族混居的美国社会，黑人开始接受白人的美的标准。黑人把自己的头发用各种手段拉直的做法也受到白人的鼓励。

时至20世纪30年代，在现实中，黑人头发质地差，应该修补的意识已经得到黑人男女的普遍认定。在20世纪早期，大部分美国黑人已把拉直头发看成女性的现代装扮和吸引人的做法。黑人女性拉直的头发被认为是好装扮。黑人自己也为此感到荣耀，他们认为他们在头发上是可以和白人媲美的，这是他们个人的骄傲，也是民族的骄傲。这种拉直头发以赢得白人社会承认的做法，实现了两种社会需要，即白人文化主宰的需要和黑人种族平等追求的需要。然而这个头发审美上的平等是在黑人文化身份丧失的代价下取得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拉直头发是大多数黑人妇女的做法，那时人们尚不期待黑人男性以化学的方式拉直头发。20世纪40年代一些属于亚文化圈的黑人男性才开始拉直头发。我们在阅读马尔科姆·X的自传中还可以窥见这位前民权领袖自己拉直头发的感受。马尔科姆·X第一次用化学方法把头发烫平的事发生在他皈依伊斯兰教之前。他在自传中写道：“然后邵蒂(Shorty)让我站起来，照镜子一看，我的头发缕缕垂下，柔软而润滑……镜子里我的形象驱走了(烫发时的)灼痛。我曾见到过一些美丽的直发。但是第一次自己把卷曲的头发拉直时，心灵中所经历的变化是巨大的。”^[14]此时的马尔科姆·X尚未感觉到自己被支配的文化地位。

在民权运动之前，美国黑人拉直头发基本上是必须的行为。在公共场所，很少见到卷曲绞缠(kinky)的头发。黑人公开暴露卷曲绞缠的头发被认为是丢脸的。不过，打理卷曲的头发将其拉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拉直的头发不致走样或遭到破坏，头发必须时刻保持干燥。游泳和下雨天是令黑人妇女尴尬的时候。加利福尼亚奥克兰的雪拉·海德(Sheila Head)回忆道，“当你头发洗湿了之后，你会很快地把它们扎起来，这样就不至于纠缠在一起了”。为避免头发回复原状，黑人妇女尽量不让头发沾湿。她们头戴塑料头罩，从来不游泳。在下一次拉直头发之前，两周洗一次头。琳达·伯海姆(Linda Burnham)回忆幼时游泳后头发散乱如麻，又没戴头套，被嘲笑的情景时说：“所有黑人女孩的毒药就是水。”^[15]

据调查，几乎毫无例外，黑人小女孩的头发都是编起来的，直到她长大能够拉直头发为止。此后她将终生拉直头发。头发是在隐秘的妇女私人空间或厨房里拉直的。如果是在外边活动，她们则在发廊里拉直。白人应该是看不到黑人的绒发的。拉直头发的做法成为被完全接受的标准，甚至有些混血黑人，头发不那么卷曲，也会拉直她们的头发。这一时期，风气所至，一概以拉直头发为美。根据简·薇蕾(Jean Wiley)的说法，“不记得有哪一个黑人妇女在50年代没有拉直头发”^[16]。

1939年到1940年之间，美国黑人心理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B.Clark)和他的妻子玛米艾·克拉克(Mamie K.Clark)设计了一个著名的娃娃选择心理实验(doll experiment)。在实验中，一些幼年黑人儿童被引导在黑白两组洋娃娃当中挑选他们喜欢的洋娃娃，试验的结果是绝大多数黑人孩子都选择了白人洋娃娃。这个实验表明，在美国民权运动前，美国黑人的审美观念从幼时已经被白人所同化，黑人的审美心理已经和美国白人趋同。而此一阶段，最令黑人感到骄傲的是一些年轻黑人女性成为耀眼的社会名流。人们提到最多的黑人女性名字是莱娜·霍恩(Lena Horne)、多萝西·丹德里奇(Dorothy Dandridge)和戴安·卡罗尔(Diahann Carroll)。然而，这些黑人名流都有浅色的皮肤、欧式的面容、经过拉直的头发。这一切都加强了这样的信息，即黑人的美貌是与浅肤色、长发、薄嘴唇和尖鼻子等白人外貌特征相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