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日用家当》母女关系题材复兴

一、引领母女关系题材复兴

小说《日用家当》的主题是一个很多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不少人认为这个故事的主题写的是黑人被子文化遗产的问题。^[2]的确，在这个故事中作者沃克对黑人被子有非常精致的描写，而且母亲、大女儿迪伊和小女儿麦姬正是在被子遗产上将故事推向高潮。1983年，沃克因小说《紫色》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这一荣誉也使《日用家当》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黑人被子遗产成了家喻户晓的故事。在沃克等人文学作品的影响下，黑人被子的遗产地位在现实中逐渐得到确立，成为黑人最引为自豪的事情。于是，当人们再次阅读《日用家当》时，小说的真正主题遂为被子遗产的光芒所遮掩。笔者认为就主题而论，《日用家当》主要是一篇讨论母女关系的作品，而被子文化遗产仅是它的一个情节。换言之，在小说中拼花被子和妈妈的院落、爸爸手工打制的桌子、搅乳器一样都是叙事者用来展开母女关系主题的一系列情节和具象。虽然拼花被子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或中心比喻含义，不过毕竟它在小说中只是在结尾的一个情节中出现的事物。它的出现并不形成贯穿全篇的主题。然而，如果说《日用家当》的主题是关于母女关系，这也是从文字的表面上把握而已。沃克在这篇脍炙人口的短篇中是否还蕴藏着更加深刻的主题思想呢？我们从沃克的母女关系的探讨中，经常发现一种批判精神，这种批判并不是明显的，它只在小说的字里行间闪烁出来。那么这种批判精神究竟指向何处呢？要揭开这些问题的谜底，我们必须从阐释《日用家当》这个题目本身的含义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重新兴起对“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的研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费尔南·布劳岱尔(Fernand Braudel)、艾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阿格尼丝·赫勒(Agnes Heller)等都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在“日常生活”和抽象哲学理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3]他们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对美国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因而，笔者认为艾丽斯·沃克选用“Everyday Use”一词作为小说的题目时，其灵感亦当来自上个世纪70年代“日常生活”研究的活跃。而当我们把沃克的母女关系讨论置于20世纪70年代日常生活的话语中理解的话，我们能够体会到《日用家当》的批判对象正是以母亲和妹妹为代表的美国黑人民众的日常生活。

从过去的研究成果看，无论中外人们都极少把《日用家当》中的母女关系作为这篇小说的主题展开研究。而其中若干专门研究，虽专取母亲作为人物论说对象，但是这些研究几乎毫不例外将母亲作为一种伟大人物进行讴歌。这种情绪化的讴歌对赞扬母亲的伟大、提高社会道德水平或有所助益，而对揭示小说的主题却不能产生帮助。以下让我们从美国20世纪末母女关系小说复兴的整体经验中对《日用家当》的主题意义进行确认，并从日常生活二元对立的角度分析作品中母女关系疏远产生的根源。(www.xing528.com)

对《日用家当》中母女关系主题的探讨应该从20世纪末美国小说中母女关系题材的整体经验来把握。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文艺界经历了女性作家母女关系题材小说的复兴。1976年，美国诗人兼文艺批评家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在其经典著作《妇女所生》中将刚出现的少数女性关系作品称为等待界定和分析的“没有写出的伟大故事”。^[4]此时，这些少数的女性关系作品中就包括艾丽斯·沃克的《日用家当》。在以后短短20年间，美国各族裔女性作家提供了数以百计的母女关系题材的文学作品。1993年，在其专著《美国短篇小说中的母女关系》中，苏珊妮·卡特(Susanne Carter)对美国20世纪末249种、193位作家的母女关系题材小说进行了界定和分析，把文学想象中的母女关系归纳为六种理论模式。^[5]这些模式对理解《日用家当》在母女关系作品中的定位有一定的启迪作用。第一，在苏珊妮的分类中虐待和忽略(abuse and neglect)是母女关系题材中反复出现的模式。母女之间的天然联结并不总是产生亲情。一些女性初为人母时并没有做好承担母亲责任的准备。她们之所以成为母亲是由于早恋、强奸、乱伦等偶然事件。她们不愿意接受母亲这样一个事实，从心理上更排斥女儿，经常造成对女儿身心的虐待和忽略。第二，衰老(aging)和养老责任也是母女关系作品的常见主题。母亲对女儿的权利是天赋的。随着母亲的衰老和女儿成年，母女的权利关系必然会向相反的方向变化，母亲和成年女儿之间的冲突随之而来。此外，这个主题中还包括对衰老母亲照顾的责任问题。在此，母女关系的亲疏充满着变数，反映着人性的善恶和世态之炎凉。第三，很多作品的主题表现的是母女关系的疏远或异化(alienation)。母女关系经常被难以解决的矛盾所困扰。在不少情况下，母女相处一室，却终日无一句话可说。母女对待婚礼程序、民权运动、物质享受、家庭价值、同性恋等事物的不同认识和态度，均可能产生母女异化。第四，母亲的死亡(death)是母女关系中的重要时刻。母亲临终前或女儿丧母后，母女关系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第五，左右母女关系的主题还有期望(expectation)和养育(nurturing)。母女之间是否能够达到相互的期望和对待母亲的养育之恩是一个传统主题。这个主题继续在一些作品中得到突出的反映。第六，苏珊妮把一些难以归类的若干描写母女关系的小说划入肖像(portrait)类。苏珊妮在对母女关系小说进行梳理并试图理论化的过程中，明确地把《日用家当》归类为母女关系作品，并把它定位为疏远或异化模式。而这个定位正是我们在下边要提出异议，并加以讨论的。

较早对黑人母女关系作品作专门研究的有格洛丽亚·约瑟夫(Gloria Joseph)。1986年她在《黑人女性主义和白人女性主义视角的冲突》中主张理解黑人母女关系不能避开种族问题，也不能完全沿用白人母女关系的模式，更不能忽略黑人妇女自有的历史文化经验。她特别主张研究黑人母亲和女儿时要注重家庭结构等其他问题。格洛丽亚在讨论中特意把沃克列为母女关系作家。^[6]1991年，帕崔夏·贝尔斯哥特(Patricia Bell-Scott)汇集了47位黑人妇女作家探讨母女关系的各类作品为一编。这本题名为《双线缝纫：黑人妇女作家笔下的母亲和女儿》的作品集虽然重点放在母女关系上，但是对姊妹、朋友、同事和情人关系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表现出黑人批评界对黑人母女关系特点的理解。^[7]《双线缝纫》收录了《日用家当》这篇小说，再次确定沃克的这篇小说是以母女关系为主题的。2001年卡罗林那·罗蒂(Caroline Rody)出版评论集《女儿的回归：黑人和加勒比妇女的历史小说》。这是对20世纪末黑人母女关系文艺作品的总括之作。其中若干议论虽非完全针对《日用家当》而发，但用以注释《日用家当》在这一时期女性关系作品中的地位却是非常合适的。第一，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黑人女儿以一系列不同的角色出现在众多现代黑人妇女作家的作品之中。这个女儿不是美国黑人文化中传统的人物。她是一个求新的形象，是一个严肃、专注而强大的黑人姑娘。这样一个女儿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她现在用追求自己的复兴来补救过去的缺席。这个年轻的黑人女性形象的回归成为美国黑人妇女“复兴”的精神化身。第二，这个美国黑人妇女复兴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但却与黑人妇女60年代的觉醒相互联系。它是民权运动、黑人权利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中“革命中之革命”。这个复兴渗入到文学领域，并在美国文化和公共生活中留下深刻的印记。第三，这些女儿出入于历史题材小说中。黑人妇女作家已经明白，以前历史小说总是在给定的大写历史当中进行书写，而现在作为文化权利的群体，她们产生了用文学重塑历史的欲望。由于她们的写作，历史将不再是独家历史。按照托妮·莫里森的话来说“历史会比将来变得更加不确切”。第四，1970年以前，除了格温多林·布鲁克斯(Gwendolyn Brooks)、玛格丽特·沃克(Margaret Walker)和洛琳·汉司白瑞(Lorraine Hansberry)之外，美国知名黑人女性作家不多。但是，这一年托妮·莫里森的《最蓝色的眼睛》、艾丽斯·沃克的《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和玛娅·安吉鲁(Maya Angelou)的《我知道为什么笼中的鸟儿会歌唱》同时出版，开启黑人妇女的写作热潮。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中，黑人妇女作家母女关系作品源源不断地出现，引起公众的注意，甚至成了一种出版现象。它一直延续到托妮·莫里森的《宠儿》(1987)、泰瑞·马克米兰(Terry Macmillan)的《妈妈》(1987)、格洛丽亚·内勒的《母亲节》和夏洛特·沃特森·舍曼(Charlotte Watson Sherman)的《黑色身体》(1993)及以母女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另外十几种作品的出版。^[8]要言之，美国的文学从来没有像20世纪末的母女关系作品那样解构和重塑了美国的文学和历史。而正是《日用家当》等先驱作品的发表才促进了女性写作话语的形成。在以往的文学和历史的叙事中女性只是作为丈夫的妻子、儿子的母亲、父亲的女儿、男人的情人出现在男权话语的作品中。女性因男性的“他者”而有意义。而在《日用家当》中我们看不到兄弟和父亲的踪影，迪伊的男友也仅仅是一种打诨的衬托。自此以后，在纷至沓来的女性关系作品中，男性的缺失逐渐成为时尚。作为母女关系作品，《日用家当》在这个复兴运动中占据着开创者和领跑者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