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文学中的独特研究：《外婆的日用家当》探索

二、国内批评述要

在国内，对《外婆的日用家当》的研究始于21世纪初，近10年来，各专业期刊上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不下40篇，其中不乏见解独到之作。这些论文大致从(1)女性主义批评视角，(2)文化身份认同分析视角，(3)人物塑造和遗产继承分析视角，(4)创作心理分析视角，(5)文本修辞手法分析视角等方面对《日用家当》进行了解读和研究。

(一)女性主义批评视角

艾丽斯·沃克是美国女权主义的旗手，她提出“妇女主义”，不同于其他女性主义主张。她的作品在伸张女权的文学思潮中独树一帜,因而对《日用家当》的研究有从女性主义批评着手的。黄炳瑜(2003)著文指出妇女作家和评论家是寻求自我意识的先驱者，她们强烈渴求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不再受制于“男性话语”。^[10]《日用家当》的作者沃克的意图在于探讨如何以正面的方式构建黑人女性主体性。而女性寻找自我个性的过程是长期而痛苦的，她们面临艰难的取舍。如何能既保持传统美德又获得自我价值的承认，如何在白人女权主义话语、黑人男性传统话语的遮蔽中突显黑人女性话语，这是黑人女性文学和整个黑人文学理论要探究的课题。黄晓燕(2007)则认为在《日用家当》中沃克凭借有限的篇幅,最大限度地诠释了美国黑人女性在新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下对自我身份的追寻、对自强自立主体意识的渴求，从而强烈地表现了当代美国黑人女性意识的觉醒。^[11]《日用家当》故事的结尾，迪伊和麦姬告别时，麦姬曾经有一个意义不明确的笑。对于这个笑，黄晓燕从女权主义的视角解释为：玛吉(麦姬)是在毫无怨言地接受姐姐对她的教训，这一笑似乎在告诉黑人姐妹们,她一定会从自我封闭中走出来。女性主义批评还有温军超(2008)的“《外婆的日用家当》中的女性主义视角”一文。文中讨论了女人是被放逐的这个主题。小说的题目、小说中男性人物的几近缺失，以及人物角色中的女性主义倾向都在为作者的无奈“放逐”设置铺垫。黑人被放逐，黑人女性被放逐，他们只能无奈地接受；而作为这些女性色彩气氛操控者的作者(沃克)，也为自己捏了一把汗，或许她自己也正在被放逐着呢。此外，王雅丽和丁礼明(2007)、赵晓囡(2008)等都在其各自的研究中涉及女性主义和妇女主义论题。

(二)文化身份认同分析视角

身份认同分析在已有的研究中所占比例相当大。其中不少论文都从《日用家当》的字里行间读出了美国黑人的民族文化身份具有二重性的特征，并且认为承认美国黑人文化的美国性和非洲性的统一，应是黑人对自己的文化身份采取的适当态度。张峰与赵静(2003)较早地提出《日用家当》反映的美国民族文化的二重性问题。^[12]他们在讨论完“百衲被”为美国文化身份的中心隐喻，是妇女团结友爱的象征，更是民族文化遗产的标志之后，更明确地表示迪伊等青年人忽略了非常重要的问题：他们是文化融合的产物，他们既是黑人又是美国人，要传承的应该至少是两份遗产：非洲的和美国的。因而否认其美国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祖先的不敬，并会由此导致其自我身份的残缺。蔡奂(2008)比较多地从理论上转述了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理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彼此不能调和的斗争；两种并存于一个黑色身躯内的敌对意识，这个身躯只是靠了它的百折不挠的毅力，才没有分裂。”^[13]蔡奂认为，“双重意识”形象地反映了美国黑人的双重身份——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所引发的内在冲突。《日用家当》以一个普通的黑人家庭中母女三人的平凡经历，尤其是通过备受争议的大女儿迪伊的形象塑造，生动体现了沃克对“双重意识”融合的必要性及可能性的深层思考。在此前后，黄先进(2005)、管淑红(2006)、王雅丽和丁礼明(2007)、徐继明(2007)、赵月(2007)、赵艺红(2008)、颜文娥(2008)和刘俊娜(2008)等都在各自的研究中涉及美国黑人的民族文化身份二重性的问题。

身份认同理论驱动下的研究牵涉到《日用家当》中具体人物的身份认同问题。钟馨和杨敏(2008)在“谁是他者”一文中分析了《日用家当》中三位黑人女性对待白人主流社会和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并把她们作了如下划分：母亲是传统文化的捍卫者;麦基(姬)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迪伊是传统文化的背离者。^[14]在对待白人主流文化上，三人的内心都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导致了迪伊与母亲和麦基互为“他者”。因此当她们在寻觅自身的文化身份时,都有着无法祛除的茫然与无奈。所以，在种族歧视盛行的美国，相对于白人主流社会而言,小说中母女三位黑人女性皆为“他者”。张建惠(2008)在“南辕北辙的迷途”一文中专门对迪伊的性格进行了分析，指出迪伊使用混杂的语言、不一致的装束，不肯放弃汽车，使用拍立得和戴墨镜等行为都表达了她对黑人文化的追求，但这些行为无一不表现她深层身份认同的混乱。^[15]她无法割舍从小向往、认同的白人主流文化，又缺少对黑人文化核心价值的深刻了解，也就不可能从真正意义上亲近黑人的价值观。她的寻根之旅是一条虽有正确终点、却没有正确方向的南辕北辙之路。温军超(2008)也从人物的身份认同上对《日用家当》进行了分析。^[16]其中母亲的身份认同被划定在性别上，迪伊的身份认同被界定在民族和种族上，而麦姬则有着混杂的身份认同。温军超认为，小说中人物的身份认同问题反映出作者的身份认同问题，因而《日用家当》是沃克关于自己民族种族身份认同的一个作品。

(三)人物塑造和遗产继承分析视角

黑人在美国的文化发展上曾经有过辉煌的贡献。美国爵士乐、布鲁斯、体育、街舞、黑人说唱，都曾经让美国黑人自豪，而黑人的拼花被子也在20世纪末成为一种文化遗产。拼花被子在《日用家当》中作为黑人的一份遗产得到多数读者认可，而其中母女三人对待这份遗产的各自态度则成为衡量人物的标准。在分析小说人物和遗产关系问题上，不少研究都持有赞扬妹妹麦姬，贬抑姐姐迪伊的态度。较早从对被子遗产的态度臧否人物的研究有张晔(2002)“黑人文化与白人强势文化的撞击”一文。^[17]在分析作品的人物时，迪伊的地位受到贬抑，因为她觊觎那两条被子仅是出自对被子的价值及美学意义的考虑，根本没有透过被子的拼图看到值得黑人们骄傲的历史和他们祖先的文化。迪伊要把被子作为装饰品远远欣赏，恰好说明她要阻断、割裂与祖先的联系以及与历史的联系。迪伊忽视被子作为家族遗产的历史文化意义，而只注重欣赏其美学价值。相反在缝制被子这一鲜活的过程中，麦姬继承了黑人的历史与传统。在张晔看来，毫无疑问麦姬就是这个家族文化与传统的最理想的继承人，这也正是为什么沃克在小说的结尾让母亲从迪伊怀中夺过被子，塞给小女儿麦姬的原因。这是母亲的选择，这更是作者沃克的选择。管淑红(2006)在“寻找失落的美国黑人文化遗产”一文中认为，通过母亲的艰难抉择，谁是被子最理想的继承人以及该如何使用它们应该是清楚的，即文化和遗产既不是迪伊热衷的名字的改变，也不是发型的变换，更不是说一口外国腔，它们不是因时尚而接纳的东西。^[18]文化遗产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不是突然发现而获得的，拥有真正文化遗产的人应该像麦姬那样在日常生活中每天使用它。管淑红认为，这也是沃克通过《日用家当》想要表达的一种关于黑人遗产的思索。因对被子的态度而形成的贬抑迪伊、同情麦姬的看法非常普遍。张延军和武雪莉(2003)、杜荣芳和胡庆洪(2006)，以及韩艳萍、裴志权和孙金莲(2007)等人发表的论文都清晰地表达了对迪伊的贬抑和对麦姬赞扬的看法。(www.xing528.com)

但是，2007年李洁平和杜寅寅分别发表评论文章对《日用家当》的核心人物迪伊表示了不同的看法。^[19]李洁平认为：沃克始终对黑人文化与白人主流文化之间存在的那种相互对立排斥、补充融合的错综复杂关系感兴趣。沃克向读者传达了一个隐含主题：与黑人传统紧紧相连是个美德，但如果只死守着传统而拒绝任何变通，那么传统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束缚，使得人们在思维、行动上受到限制。母亲身上是有局限性的，作家对迪伊所代表的拥护“融合”的开明行为表示了赞扬。通过母亲的顿悟，沃克想传达的是：迪伊这样的黑人女性给那些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黑人树立了榜样，为非裔美国人注入了一种反抗精神，没有这种反抗精神，大谈特谈尊重黑人传统文化或《日用家当》中的民族艺术就是一句空话。杜寅寅对母亲和迪伊的性格作了比较，认为母亲在行为举止上与那个不向命运屈服，意志坚强和无所畏惧的大女儿蒂(迪伊)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恰恰是在故事的结尾处,迪伊教会了母亲如何反抗和表达个人的意愿。从另一个角度看，读者从母亲的身上可以看到迪伊所继承下来的倔强、顽强和意志坚决的品质。因此，在阅读《日用家当》的故事过程中，认为只有母亲和小女儿麦琪(姬)才真正了解美国黑人的家族文化遗产,而迪伊的认识却是肤浅和错误的看法是太过于简单化了。^[20]

母亲在《日用家当》中是个叙事者，一般在人物评论中都顺便带过。有专章讨论母亲的三篇论文都对母亲采取了讴歌的基调。甘文平和彭爱民(2006)在《武汉理工大学学报》发表文章，从三个方面对母亲的多重性格给予了评论，称母亲是一位具有多重性格的黑人母亲。^[21]她的多重性格表现在面对白人的种族压迫和男权文化的统治所显示出的自立自强、宁静平和以及怡然知足的态度和品行。赵晓囡(2008)的文章也以讴歌的形式评论了母亲，认为沃克笔下的母亲一方面在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方面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又是独立自主的黑人妇女的代表。^[22]她热爱黑人女性文化，热爱亲人，充满了坚忍不拔的女性力量和深厚的女性情感，这正是沃克所大力倡导的“妇女主义”的集中体现。蔡奂(2008)则分析了沃克对黑人母亲内心世界的描写，认为作者沃克从黑人妇女的特殊经历和视角出发，展示了黑人妇女的生存境况和意识状态，塑造了一位虽深受种族歧视之害，生活极度困窘，却仍然保持勤劳乐观、宽容平和、睿智幽默的黑人母亲的形象；^[23]并认为沃克充分肯定了作为黑人文化传承者和黑人艺术创造者的黑人母亲,称赞了被誉为“人间之骡”的黑人母亲,在逆境中保持旺盛生命力和艺术创造力的优秀传统和可贵精神。目前为止，母亲的局限性尚未有专文讨论，不过一些文章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看法，即母亲并不是完美的。如杜可富(2003)认为《日用家当》中的三位黑人女性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其实她们都有意识偏差，都存在着自我认知的误区。^[24]张瑛(2008)、胡忠青和蔡圣勤(2007)等则称母亲为美国黑人妇女的普通代表，暗示母亲身上存在着某种落后因素。^[25]

(四)创作心理分析视角

在众多的批评文章中有两篇文章可以归入心理批评类。杜可富(2003)从《日用家当》的行文中读出了作者沃克的一种称为焦虑心理的情绪，从而对沃克的创作心理有所评论。^[26]杜可富认为，这种焦虑正是沃克生活在痛苦和担心之中的忧族忧民情绪，而沃克也正是通过她的创作来宣泄自己的焦虑情绪的。综观《日用家当》中三个人物所思、所想、所为，在杜可富看来，母女三人都沉浸在各自不同的自我意识之中。她们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其实她们都有意识偏差，都存在着自我认知的误区。她们所持的自我和认知态度都是美国黑人不可取的。面对这种现状，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黑人种族意识和高度民族觉悟以及深刻同析力，并且忧族忧民的黑人精英沃克，焦虑和恐惧自然就成为她挥之不去、驱之不散的心病。张叶和黄晓燕(2008)则将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用于《日用家当》中三个主要人物的分析。^[27]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中，人们的心理被表述为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部分构成的人格结构。《日用家当》中的三位主人公正是分别对应着人格结构中的三个层次：大女儿迪伊代表着“本我”，小女儿玛吉(麦姬)代表“超我”，而母亲代表着起协调平衡作用的“自我”。从《日用家当》的情节演绎中，麦姬对自身价值的认可最终实现，母亲从最初的追求欲望转变到正视现实，有力地压制了迪伊的本能和欲望。这个过程可以解释为“自我”在“超我”的约束下，最终战胜“本我”。

(五)文本修辞手法分析视角

作者沃克在写作时使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段，包括象征、暗喻与反讽，这些修辞手段增加了《日用家当》的可读性，但也在不少情况下增加了文本的多种阅读理解的可能，因而激发了一些专业读者的批评动机。究竟沃克笔下的人物、物件暗喻或象征着什么，存在着批评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就人物而言，姚晓东和李寒冰(2006)著文表示：母亲健壮、粗糙、勤劳能干、贫穷、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不乏见识，是普通美国黑人的典型代表。^[28]麦姬丑陋自卑、懦弱、逆来顺受、胳膊大腿上还留有伤疤，象征着疤痕累累的伤痛文化，也象征着奴隶制的大火和种族压迫为黑人留下的难以磨灭的印记。而迪伊则成了黑人权利运动的象征、寻根非洲文化的先锋。张瑛(2008)、胡忠青和蔡圣勤(2007)对人物的象征意义的理解彼此比较接近。她们都认为母亲代表着普通的美国黑人妇女；迪伊代表着黑人民族文化运动，或运动的盲目追随者；而麦姬则是美国黑人伤痛文化的化身。拼花被子是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物件。张峰和赵静(2003)表示“百衲被”的传统具有文化、美学寓意，它与妇女的写作过程非常相似：先选择题材，然后是布局、措辞，按照一定的主题和结构，运用各种艺术技巧完成一部作品。^[29]因而“百衲被”取代了美国的“大熔炉”，成为美国黑人民族文化身份的中心隐喻。它不仅是妇女团结友爱的象征，更是民族文化遗产的标志。把拼花被子比喻为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象征得到了批评者的一致认同。《日用家当》中的其他事物、场景在一些专业读者看来也具有象征或暗喻意义。迪伊回家时，戴了副墨镜，这副墨镜喻示着迪伊的假面具。迪伊离开家了，要回到自己的生活圈子，面对不同的群体和阶层，所以就要换上另一副面孔、另一个姿态。她要刻意掩饰一切、努力赢得白人的认可和赞同，因而，迪伊需要不断地变换面孔。姚晓东、李寒冰(2006)在这方面有详细论述。^[30]房子在《日用家当》中两次出现，在张瑛(2008)看来，房子象征了美国黑人妇女赖以生存的家园。^[31]而在赵艺红(2009)的眼中那个带小院子的房子则象征着美国黑人的文化环境。^[32]把旧房子烧掉的那场大火象征着白人强势文化的势不可挡和奴隶制给美国黑人民族带来的抹不掉的永久的屈辱与伤痛。赵艺红进一步指出《日用家当》的作者艾丽斯·沃克将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场景等赋予了象征意义，它们组成了一个带有意指的文化符号系统。作者透过这些符号具体形象的表层意义传递着其中所蕴涵的文化观念、思想，充分表达了美国黑人内心深处的感受和期盼。小说的多维象征意义实现了文学的模糊性、美学价值，体现了美国黑人的美学价值观，也提供给读者更宽广的解读空间和更丰富的审美享受。在《日用家当》的修辞手段研究中，尚有王晓英(2005)讨论其中反讽艺术的一文值得提及。^[33]王晓英从文本的角度对作品中的反讽艺术进行分析，认为《日用家当》中处处存在着反讽艺术的运用。首先，这篇作品中“日常用品”^[34]一词的真实意义与其字面意义是对立的。沃克的本意应是：正是因为被子被当做日常用品才更加体现了它作为民族文化遗产的珍贵价值。其次，妈妈自称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但是与妈妈实际展示给读者的形象之间有着不一致性。其实，这也是作者沃克安排的一个隐而不现的反讽结构，即由叙述者与作者的态度不一致而形成的反讽。第三，以迪伊受了学校教育，反而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遗产认识偏差为例。人们一般都认为，通过学校教育可以获得知识从而变得聪明成为有文化的人。但这篇小说表明教育不是通往知识的唯一途径，它甚至还可能妨碍一个人对社会和文化的理解。这可以视为《日用家当》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反讽。王晓英认为借助叙事学研究方法，考察艾丽斯·沃克作品中的反讽艺术，不仅可以深化对其作品的认识，而且有利于理解她作品的艺术价值。

以上综述表明，目前国内对《日用家当》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不过从研究的状况看，尚存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是：(1)《日用家当》的研究目前还在进行，但研究内容和视角雷同较多，创意稍显不足；(2)文本讨论局限于文本内部，多为传统的文本分析、情节分析、人物分析等，研究手段和批评理论创新不够；(3)研究者之间的交流较少，部分文章难以确定是原始研究，还是重复别人的研究；(4)国内研究和国外研究没有形成对话，自说自话，存在着国内学术和国外学术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