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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的日用家当》:新历史主义批评成果

更新时间:2025-01-20 工作计划 版权反馈
【摘要】:直到1983年,沃克的小说《紫色》获得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她的诸多作品在国内外才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评论。目前国内外对《日用家当》的研究都以论文的形式散见在各种文学类专业期刊中。这本诗集批评了非洲制造的黑人权利运动。

一、国外批评述要

艾丽斯·沃克的小说《外婆的日用家当》(1973)问世后,相当一个时期没有引起批评界的特别关注。直到1983年,沃克的小说《紫色》获得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她的诸多作品在国内外才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评论。《日用家当》开始出现在美国各高等院校和高中文学课的课堂里,成为必读的现代黑人妇女作家作品的代表作。在中国,《日用家当》也因为被选入《高级英语》(张汉熙主编)这本教材而拥有广大的读者。目前国内外对《日用家当》的研究都以论文的形式散见在各种文学类专业期刊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西文研究有十几篇,多发表于20世纪的最后10年当中。以下按这些论文的发表先后顺序分述。

对《日用家当》较早进行研究的有东卡罗来纳大学(East Carolina University)的玛格丽特·保娥(Margaret D.Bauer)。她在《短篇小说研究》上撰文,对《日用家当》进行了结构上的分析。[2]保娥认为《日用家当》在结构上与美国另外一位南方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1925—1964)的作品相似:一个傲气的孩子低看了母亲的简单,以及母亲遗产的简单。这种模型、情节、线索和人物类型在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几篇短篇小说中都可以找到。例如《乡下好人》(Good Country People)、《物极必反》(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和《持久的寒冷》(The Enduring Chill)在结尾都有高傲的孩子最终认识到自己的肤浅,从而使父母得到更正面的形象。按照保娥的理解,沃克在故事的开始,把母亲描绘成比居高临下的女儿更值得同情的角色,虽然女儿在结尾并没有经历自我觉悟,但沃克还是把最后的叙事权给予了母亲。这样做会给读者一个清楚的印象,正是母亲真正懂得她的遗产及其传承。

人们在日常交往中,语言的掌握和沟通能力往往决定人际交往的成败。南卡罗来纳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 College)的学者南希·图坦(Nancy Tuten)在解释《日用家当》中母女关系时分析了母亲和女儿相处中对语言和表达方式的掌握。[3]图坦指出,在小说开始,迪伊非常伶俐的口齿和语言能力是她能够凌驾在母亲和妹妹之上的原因。同时,迪伊错误地使用语言也是她自己与家人产生距离的原因。图坦提醒读者,按照妈妈的话说,迪伊善于用语言来表达。例如,当迪伊为妈妈和麦姬读书时,她的语言在妈妈的感受中如同在“洗刷我们,燃烧我们,压榨我们和推搡我们”。相比之下,妈妈则更多地使用身体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意思。例如,妈妈搂抱麦姬,把麦姬拉入房间,夺过迪伊的被子,将被子塞进麦姬怀里。妈妈是用肢体语言最终迫使迪伊闭口无言的。图坦在文章中还强调了麦姬对迪伊的厌恶。从语言结构上看,图坦注意到,沃克在《日用家当》的行文中,上半部分使用一般现在时态,后半部分使用过去时态。图坦认为沃克这样做是使妈妈开始少一些叙事权威,而在后半部分加强妈妈的声音,给妈妈更强的控制力。

已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杰出黑人女性文学评论家、教授芭芭拉·克里斯蒂安(Barbara T.Christian,1943—2000)对艾丽斯·沃克有深入的研究,她曾发表多种对沃克作品的评论。1994年她专门为《日用家当》编辑了一个评论集,收入5篇与《日用家当》相关的评论文章和其他材料。[4]克里斯蒂安借用引言的篇幅对《日用家当》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克里斯蒂安指出,被子并不仅仅是《日用家当》一篇小说的主题,在沃克早期的作品中,被子也占据很突出的位子。在《日用家当》和沃克的散文集《寻找母亲的花园》中,沃克开始用母系传承下来的被子缝制来比喻美国黑人的创作遗产。而在沃克的其他小说中,如《格兰奇·柯普兰的第三次生命》(1970)、《紫色》(1982)和《拥有欢乐的秘密》(1992)都有被子这个核心。据克里斯蒂安的说法,早在20世纪80年代,为沃克作品所驱动,包括文化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在内的很多研究都探讨了被子的象征含义和美国文学及文化的关系。在《姐妹们的选择》一书中,肖瓦尔特调查了被子的历史及其和美国文化的关系,内容涵盖了从19世纪妇女文学中的被子到为艾滋病人捐献的慈善被子,认为在当代文化中被子的象征意义十分重要。依照克里斯蒂安的理解《日用家当》从某种程度上是沃克对20世纪60年代黑人运动提出的遗产概念的反映。在那个时期,出于对黑人内部团结状况的失望,很多美国黑人被文化民族主义的哲学吸引。黑人权利运动强调过去的非洲文化是美国黑人真正的遗产,承认和欣赏这份经常被黑人自己或白人糟蹋的遗产,是那个时期革命运动的主要原则。很多美国黑人为确定其非洲的根,而更改了他们的奴隶的名字,而去使用非洲名字,蓄非洲爆炸发式和穿非洲服装。这个时期的理想对老一代美国黑人也给予了冲击。这些老一代男女被称为汤姆大叔和大婶,他们没有一点自己的文化觉悟。由于奴隶制的过去,他们接受了白人对黑人的看法。在克里斯蒂安那里,妈妈从迪伊那里突然拽过被子,塞给麦姬,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迪伊受过教育,政治成熟,而麦姬保守,只会把这被子当作日用。妈妈这样做只是出于自己对被子的意义和精神的理解。

克里斯蒂安在引言中回顾了作者和小说的社会背景。沃克出生在典型的南方贫困的佃农家庭里,家里孩子众多。美国的奴隶制度虽然早已取消,但在她成长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南方还实行着种族隔离制度。因此对于南方黑人来说经济和社会改进是非常艰难的事。但是幸运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给美国南方带来了变化,使沃克得到受教育的机会,沃克写作天分才从不同的写作文体中表现出来。她创作诗歌、短篇小说、散文和长篇小说。她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诗集《曾经》(1968)。这本诗集批评了非洲制造的黑人权利运动。具有讥讽意味的是沃克把她去非洲旅行时土著人给她的名字万杰罗(Wangero)用在了《日用家当》里的迪伊(Dee)身上。

克里斯蒂安在文章中还关注着另外一件事,即沃克不满意黑人权利运动理论家们热衷于对美国黑人过去成就的庆祝,而创造这些成就的人却往往被忽视。这个主题在短篇小说集《爱和烦恼》中反复体现出来,而在《日用家当》中这个主题也得到明确的表现。沃克在以后的作品中仍不断地表现这个主题。此外,克里斯蒂安对教育引起的文化观念变化也有所讨论。在《日用家当》里,姐姐有机会上大学,而妹妹却待在家里,形成对照与文化冲突。在沃克其他作品里也存在着同样的话题。如在《献给我50多岁的姐姐茉莉》(For My Sister Molly Who in the Fifties)中,沃克探讨了由于教育使茉莉与自己的文化根源断离而引发冲突的例子。像茉莉一样,迪伊在经过教育后,也变得与自己社区的亲人难以相处。迪伊去过北方,蓄着爆炸发式,懂得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辞令,但是她对创造出文化遗产的乡亲们却有所忽视。她不知道如何缝制被子,她只打算把被子挂在墙上向他人炫耀。但是,麦姬一直待在南方,没受过教育,她热爱自己的家庭,珍惜家庭历史,知道怎样缝制被子,她会将宝贵的被子用于日常生活,这正是沃克对待遗产的主张,其中暗示沃克对黑人在美国发达的大学里接受教育的意义产生怀疑。(www.xing528.com)

克里斯蒂安对与《日用家当》相关的20世纪末的女性写作也有所评论。这一时期不少美国女性作家利用女性创造的物件来发扬不同的美国文化。同时,更多的美国作品开始关注女性声音、女性主体,并强调美国黑人女性不同的声音和权利。从1970年到1980年美国女性作家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活跃,她们不断把自己塑造成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克里斯蒂安评论说,沃克的文学作品和在展示美国黑人女性被子文化遗产时表现出的智慧有助于美国文学的积极发展。

对被子遗产的态度是国外学者研究的中心之一。1996年,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学者大卫·科瓦特(David Cowart)撰文“遗产与隔断”,对《日用家当》中的被子进行了重点评论。[5]科瓦特对迪伊采取责备态度,认为迪伊只是认识到被子是一种易碎的遗产,但是她对被子遗产有所辱慢。科瓦特进一步认为迪伊责备他人无视遗产,而自己却几乎完全与自己生活的传统割断。被子在小说中代表着一种个人的直接遗产,代表着迪伊已经丢弃的遗产,因为她自己不会缝制被子。如果麦姬不去传承,这种艺术会消失。所以对妈妈和麦姬来说遗产这个概念永远要服从生活传统这个事实。这个传统就是一代人通过女红技巧和缝制被子保持与上辈的联系。科瓦特对妈妈持赞赏的评价,认为妈妈是个真正的非洲人,而对于非洲来说唯艺术是不存在的,所有的物件都有实用价值。而迪伊却采取了一个西方人对艺术和物质价值的态度。科瓦特又把被子看成是美国乡村生活的文本,其中存在着明显的文本互换,因为在被子中包含着过去生活的碎片。

姐姐迪伊真的不懂得她的遗产吗?1998年,查理斯顿学院(College of Charleston)苏珊·法拉尔(Susan Farrell)在《短篇小说研究》上著文,为姐姐迪伊进行了翻案。[6]美国多数读者都同意《日用家当》的核心表现了大女儿迪伊的肤浅,小女儿麦姬对自己遗产的深厚理解,以及母亲对两位女儿认识上的觉醒。可是在法拉尔看来,虽然迪伊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自私,可正是迪伊提出了遗产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当代美国黑人对付社会压迫的一种战略,而这种战略比妈妈和麦姬的策略更有效。法拉尔也讨论了迪伊的名字更改。此前一些读者指出更名是故事的转折点。更名这个场景,表达了迪伊和自己的家庭遗产和身份的决断。但是法拉尔认为妈妈和迪伊都没有错。妈妈对名字的家庭历史的回忆是准确的。但是批评者忘记了迪伊声称她的名字来源于那些压迫者也是正确的。以前多数读者把妈妈和麦姬对遗产的看法视为是真实的,而迪伊的看法则是肤浅的。法拉尔则说其实妈妈和迪伊对遗产的看法都有偏颇之处。迪伊要学会尊重其个体的特殊的家庭历史,而妈妈则要学会美国黑人的整个历史,以及向压迫者反抗。虽然两个人都固执,但也都向对方进行了让步。迪伊告诉妈妈如果她不喜欢可以不用迪伊的新名,而妈妈则表示她愿意学习和使用这个名字。在此法拉尔赞扬了迪伊为了某个事业进行奋斗的意愿,也批评了妈妈和妹妹只愿意停留在过去习惯的生活方式上而不思改变的倾向。

就被子遗产问题,2000年珊姆·韦兹特(Sam Whitsitt)在《美国黑人评论》发表文章,对《日用家当》做了相当有分量的研究。[7]该文肯定了沃克把被子作为妇女书写场所这一象征手法的贡献。文章回顾了黑人被子作为艺术品在20世纪60年代所经历的再评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黑人被子从家庭妇女家长里短的边缘象征地位,转变为70年代的美国文化身份的核心象征。韦兹特引用芭芭拉的见解强调,《日用家当》和《寻找母亲花园》第一次把被子作为母系祖先的遗产,这代表着美国黑人的创造性的象征。按照韦兹特的理解,被子代表民族的历史,这个历史传统把男人、女人、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为妇女作家提供了一个场所。精确地说,由于女性小说写作一般还是被看成在男人的阴影下做的事,因此,被子的象征及其世界把女性作家带出了这个阴影,把她们带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公开场所。在文章中,韦兹特不同意一些批评者对迪伊表示出的刻薄:比如,南希·图坦认为在小说结尾迪伊的声音没有了,她从妈妈的叙事中消失了。又如,贝克甚至认为迪伊是邪恶的,是妈妈宁静牧场里的毒蛇,她不真实,是叛徒。韦兹特提倡对差异的尊重,认为迪伊不应该受到压抑,迪伊不能离场。迪伊必须在画面中,因为是迪伊提出了被子的价值问题、经济问题和象征性问题。

迪伊的名字更改一直是研究者评论的焦点之一。挪威特隆赫姆教会学校的教师海尔加·候尔(Helga Hoel)1999年对迪伊的更名进行了细致的考证。[8]候尔声称“Wangero Leewanika Kemanjo”对于一般的读者可能是一个非洲名字,但其实并不是一个非洲的名字。这个名字,与基库尤语(Kikuyu)中的名字相关。但是,至少其中两处有拼写错误。“Wangero”不是基库尤语名字,正确的基库尤语名字应为“Wanjiru”。这个名字是基库尤族九个部落名字之一。最后一个名字“Kemanjo”也被扭曲了,正确的基库尤语名字应为“Kamenju”。而当中的“Leewanika”根本不是基库尤语名字。候尔有一个基库尤族的语言朋友,这位朋友知道有个马拉维妇女叫做“Leewanika”,所以候尔称迪伊的名字至少应该是混合了几个部落名字。迪伊的名字代表了整个东部非洲,或者换句更接近事实的话来说,迪伊对非洲知之甚少,她根本不明白其中的意义。候尔还列举了她在西雅图安蒂奥克(Antioch)大学读书时的见闻,用以说明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美国黑人学生对非洲语言崇拜的情况。候尔介绍说1969年美国黑人学生在安蒂奥克学习斯瓦西里语。他们为他们的“团结宿舍”以斯瓦西里语命名为“Nyambi Umoja”。但是其中“Nyambi”是“nyumba”的误拼。候尔以此证实,20世纪70年代,黑人学生关于非洲语言的概念是混乱的。候尔的文章还引述了1973年玛丽·华盛顿(Mary Helen Washington)与艾丽斯·沃克的一次访谈。在这次访谈中,沃克谈到了《日用家当》中的三位女性人物的创作。按照沃克的说法,小说中的三位女性其实就是她本人的三个部分。沃克说:“我真的把这三个人当做一个人。老妇女和她的两个女儿是一体的。那个生存并活着的老妇人有一个女儿和她自己一样,活着、忍受着、爱着,不过却也愿意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变化,经历变化。”海伦评论说,大女儿和小女儿的冲突表现了沃克内心的冲突。候尔还引述沃克的话说:“我的确有一个非洲人给我的名字,我爱这个名字,并且一有机会就用它。我喜欢我的肯尼亚长袍、乌干达长袍,所有这些都是我的组成部分。但是另一方面,我父母、我祖父母也是属于这个文化的,他们先我而至。”在没有见到1973年访谈的原文时,候尔的引述对于我们理解《日用家当》的某些情节很有助益。候尔还引述海伦的观点:三个女人都是艺术家,妈妈是讲述她的故事的叙事者;麦姬是被子艺术家,她是《日用家当》中的艺术品的创造者;迪伊是摄影师和艺术品收藏家,她自觉地、有目的地设计了自己的首饰、服装、发式,是一个自我塑造者,她也创造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

对《日用家当》还有一些短小而见解独到的研究。比如2003年美国新泽西州肯恩大学(Kean University)的约翰·格鲁瑟(John Gruesser)在《诠释》(Explicator)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对《日用家当》中的动物名词出现的高频率给予了关注。[9]比如妈妈、迪伊和麦姬都明里暗里地和某种动物联系在一起。妹妹麦姬的记忆力和大象联系在一起,她走路的样子与瘸狗联系在一起,而姐姐迪伊的声音则跟鸟鸣联系起来,妈妈的行为和奶牛相联系。此外,小说使用了很多动物名:蜥蜴、骡子、马、羊、牛等。格鲁瑟认为沃克在《日用家当》中利用动物加强故事的主题线索是一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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