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日用家当》新历史主义批评研究：探索文学与历史关系

绪　言　文学批评与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实践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只是最近一些年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新情况。随着20世纪末以来新历史主义批评理论线索的不断清晰，将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和理念运用于实际的文学批评当中去逐渐成为一种可能。这项研究的若干成果虽然不能被完全认为是采取了新历史主义方法的研究结果，但是不断跳出文学文本，探讨其语境，打通文学文本和它所依托的语境间的隔阂却是本作者进行研究和写作时采取的态度。换言之，这项《外婆的日用家当》(Every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ma)^[1]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实践。

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批评领域先后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等学术流派各领风骚。^[2]这些学术流派接受和传承了西方从柏拉图以来文艺批评思想，尤其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与现代性和科学思想的成果，使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章法严密的学科。人们普遍认为，文学作品与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文本—语境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可以用诸如反映、再现和表现来加以说明。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含义，很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探讨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历史背景。这种探讨文学作品与历史背景关系的方法逐渐演变为文本—语境(历史)二元对立旧历史主义的方法。^[3]在其中历史被视为文学文本的参照物。在几乎所有文学批评流派中，这个参照物并不十分重要，它仅仅起到了解释文本的作用，而重要的是文本本身，因为它包含着作者倾注的内容和含义。不过在对文学文本进行内部探讨时，一旦绕不过去，就需要利用历史背景对文本进行印证。旧历史主义对待历史背景这个语境自有一套认识。它声称文字历史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事件的准确记录。历史学家能够客观地记录下任何给定的历史时期的真实情况。通过各种历史分析手段，历史学家似乎可以发现任何人的思维倾向、世界观和信仰。^[4]

20世纪末的最后几十年，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见证了一场新历史主义批评异军突起的嬗变。它改变了以往人们对文学文本的阅读和诠释方式，改变了对文本—语境二元模式的看法，为探索文学作品的含义提供了新途径。新历史主义的出现源于20世纪末西方思想界的深刻革命，它与引领这场思想革命的核心人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等一些哲学家有着密切的学术渊源。首先，对现代社会历史概念提出质疑的是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其重要历史理论著作《语词与事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1966)和《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1969)反复地对以时间为主要维度的线性历史观、历史目的论和历史的总体性叙事提出质疑。相应地，他提出历史存在不同的倾向、断裂和非连续性，以及空间的离散性。这些散乱在福柯各种著作中的历史观形成了福柯的整体权利话语的历史理论。其次，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以解构主义为核心对现代哲学进行了全面的颠覆，提出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主张，打破了诸种二元对立的西方基本哲学基础。在文本的本质上则认为文本是永远开放的，本文总是未完成的、不确定的。又自创“分延”或“延迟”(la différence)这一概念，揭示“能指”和“所指”的区分的任意性，动摇了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从而暗示文本与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福柯和德里达以及与其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巨擘虽然未能在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思想、方法上取得一个完整而清晰的共识，但是他们开创的对西方传统哲学思想的挑战，为新历史主义的产生注入了无限的活力。

公认的新历史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美国加州大学斯蒂芬·葛林伯雷(Stephen Greenblatt)教授。^[5]在1979—1980年间，他和其他若干志同道合的学者如刘易斯·孟酬士(Louis Montrose)、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发表了若干作品之后，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批评实践，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1982年，葛林伯雷在《文类》(Genre)杂志的文艺复兴论文专辑中第一次提出新历史主义这个概念，不过他相信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这个词能够比新历史主义更恰当地描述他们文本分析的方式。葛林伯雷认为从17世纪中期到20世纪那套旧历史主义文学分析方法是错误的。^[6]1984年9月，葛林伯雷在一篇题为“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演讲中对新历史主义视野下的研究对象——文学文本作了一个解释。他说：

艺术作品本身是一系列人为操纵的产物，其中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的操纵，许多则是原作形成过程中受到的操纵。这就是说，艺术作品是一番谈判以后的产物，谈判的一方是一个人或一个创作群，他们掌握了一套复杂的、人们所公认的创作成规；另一方则是社会机制和实践。为使谈判达成协议，艺术家需要创造出一种有意义的、在互利的交易中得到承认的通货。^[7]

这个定义可以反映出葛林伯雷的最基本的文本观，即文学文本是各种知识和权利交织的平衡结果，这个平衡就是大家都能接受和承认的硬通货。这种文本观是和福柯的社会话语理论相互吻合的。

然而把文学文本—语境以及文化诗学讲得明白晓畅的当为前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著名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教授。怀特广泛吸取社会科学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语言学角度构建了一套比喻理论，用来分析文学文本—语境(历史)关系。他的分析解释了为什么严肃的历史文本其实是一种文化诗学，从而打通了文学文本和语境(历史)之间的隔阂，为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肃清了理论上的障碍。怀特主导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历史、哲学领域中的语言学转向，并将更清晰的新历史主义思想带入文学批评领域，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

在“评新历史主义”一文中，怀特对新历史主义中的文学文本—语境关系有一种直截了当的说明。在怀特看来语境(历史)是一种“文化系统”，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都是这个系统的功能。由于在怀特的理解中语境也是一种文本，则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本—语境关系在本质上应被看成是一种“互文”(intertextuality)关系，或者说是两种“文本”之间的关系。“文学”文本是其中一个方面，而“文化”文本则是另外一个方面。^[8]

怀特在文学文本—语境的关系研究中的重点是语境(历史)。在旧历史主义的视角中，文学和语境(历史)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一种作者的文学虚构，而后者则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客观记录。怀特研究的目的则是破除这种传统看法。他赞成已故历史学家R.G.柯林伍德(Collingwood,1889—1943)的历史学观点，即一个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个讲故事者。历史学家的敏感性在于从一连串的“事实”中制造出一个可信的故事的能力，这些“事实”在处于未经筛选的形式中毫无意义。历史学家在努力使支离破碎和不完整历史材料产生意义时，必须借用柯林伍德所说的“构建的想象力”(construction imagination)。^[9]

怀特认为历史语言的虚构形式同文学上语言的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他主张历史事件变成历史故事是人为选择的结果。通过压制和贬低事件中的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使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事件才变成了故事。历史事件在价值判断中是中立的(value-neutral)，而历史故事究竟是悲剧、喜剧、传奇或讽喻则完全取决于历史学家把历史事件按照自己的意愿组合起来的做法。^[10]

怀特曾用例子说明他的观点：米歇利特(Michelet)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描写成浪漫主义超验论的一个喜剧，而他的同时代人托奎维利(Tocqueville)却把法国大革命描写成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剧。以此为例，怀特告诉我们，历史学家不是简单地记录客观历史，而是制造历史。文本的语境本身就是历史学家研究这些语境时所制造的虚构产品，而历史学家在对事件进行科学分析或施加情节之前必须使用语言来形容事件。按照怀特的说法：

坚持主张所有的历史叙事中都存有虚构成分的做法一定会使某些历史学家感到不安，他们相信自己的工作与小说家的工作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历史学家所处理的是“事实”，而小说家所对待的则是“想象”的事件。但是叙事模式和阐释力量不是从内容中衍生出来的。事实上，历史——随着时间而进展的真正的世界——是按照诗人或小说家所描写的那样使人理解的，历史把原来看起来似乎是成问题和神秘的东西变得可以理解和令人熟悉的模式。^[11]

为了使数据(事件)产生意义、把陌生转化为熟悉、把神秘的过去变为易于让人理解的现在，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在叙事时使用的唯一语言工具就是比喻语言技巧。

在一篇题为“历史主义，历史与修辞想象”的文章中，怀特细致地分析了历史学家怎样使用修辞手段使一个事件成为包含了评论含义的历史话语的。对于怀特来说修辞因素在理解历史话语构成的内涵时比逻辑因素更为重要。这就是说，修辞手段达到的对历史的批评比直接的因果关系评论更能够影响读者。^[12]怀特的文化语境研究的语言转向曾受意大利早期哲学家吉姆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的影响。就修辞而言，诗歌是各种文学作品类型中想象成分最多、修辞方法最为丰富的种类。维柯曾断言所有诗歌智能的逻辑在于语言本身所提供的比喻表达法的四种主要模式：隐喻、转喻、提喻和反喻。怀特的历史观也受到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关于诗歌批评的启示。雅各布森区别了浪漫主义诗歌和19世纪现实主义散文的各种形式之间的差异，认为前者本质上是隐喻，而后者本质上是转喻。虽然怀特对这样的区别不太赞同，但是他特别赞赏雅各布森对诗歌、散文以及一般叙事(其中包括历史编纂学)的意义关系进行的比喻分类。^[13]

最终怀特从两个方面令人信服地确定了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在历史书写时怎样混入了文本。在逻辑层面上，历史学家使用一系列技术手段将自己的意识融入文本。这些手段包括，“精简”手中材料，保留一些事件而排斥另一些事件；将一些事实“排挤”至边缘或背景的地位，同时将其余的移近中心位置；把一些事实看成是原因而其余的为结果；聚拢一些事实而拆散其余事实；建立另一个话语，即“第二手详述”，对读者直接讲述。而在语言修辞层面上，怀特则揭示了历史学家使用比喻语言的四种类型，即：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从而使历史文本成为与诗歌一样的文化诗学。^[14]这样，在历史学家的双重操纵下，语境和各种历史文本的真实性及客观性荡然无存。

怀特对历史的透析扯平了文本与语境的关系，使这种二元对立的文本与语境关系变成了一种文本与文本的互文关系。这种关系从一个角度与德里达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处。怀特的研究对新历史主义的确立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使新历史主义蒙上了一层浓郁的后现代主义的色彩。

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形成是众多的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相比过去，新历史主义批评有如下若干特色：首先，新历史主义使文学研究拓宽了领域，变成一种多元化的跨学科的研究或跨学科的文化分析。^[15]新历史主义跨越了学科间的藩篱，在文学、历史、文学批评、人类学、艺术科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之间游弋。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在方法上不拘泥于文本语境的严格界限，或以语境证文本，或以文本释语境。其中语境又不仅局限于创作时的语境，还包括写作的语境、接受的语境和批评的语境。^[16]其次，新历史主义主张对话性的文本阐释。新历史主义批评认为文本是作者和作品及作品和所反映的历史之间“协商”的结果，是谈判后形成的协议性产物，对它的阐释必须是一种多声部、社会性和对话性的文本阐释。而且，文本的阐释是一种实践性的过程，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和未完成的。^[17]此外，根据新批评的观点，文本的意义产生于对文本的细读中。这种细读能够产生一种不带任何偏见的客观的有关文本意义的阐释。而新历史主义认为，文本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对文本的阅读与阐释必须联系文本产生的文化与历史因素。因而，相对新批评努力在从文本内部的细读中得到文本意义的阐释而言，新历史主义经常采取外求手段。^[18]正是由于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的上述特点，过去话已说尽的某些文学文本研究，在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视野下可以获得新的诠释的机会。

20世纪末，西方文学批评中新历史主义的概念随着各种后现代主义著作的译介开始在中国传播。人们发现新历史主义的主张和中国若干固有的文史观念不谋而合，这使得中国人接受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相比任何其他的西方后现代主义观念都容易得多。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中国传统的文史领域找到古已有之的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相通之处。以下是两点简单的类比：

第一，新历史主义破除了西方现代科学基础上的文学与历史的对立，强调历史中存在着文学叙事，因而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均不可信。而中国自古就承认文史内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性，视文史同出一源。以《左传》和《史记》为例，这两种著作无疑是中国早期的史学名著。就编写体裁而言，一为编年体，一为纪传体，分别为我国早期史学著作的两种基本体裁的代表。但这两部史书的编撰方法却是文学的叙事方法。《左传》叙事长于描述战争和人物刻画，又重视记录辞令。其记录人物言辞婉转抒情，既有声律之谐，兼有诗歌之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称《左传》“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19]。《史记》则长于编织栩栩如生的动人故事，其叙事充满传奇色彩和浪漫情调，其人物描写或面目活现，或神情毕露，为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中国传统认为史学离不开优美的文辞。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中说：“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他在《论课蒙学文法》中又说：“文章以叙事为最难，文章至叙事而能事始尽，而叙事之文，莫备于左、史。”在此，章学诚告诉我们，中国传统中编写历史并不要求历史学家采取客观中立立场，而是采取正义立场。正义是通过历史学家编写的故事取得的，而编写故事所依靠的就是文采。那么，中国历史所崇尚的正义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正义就是史学家浸染其中而不自知的统治阶级的政治道德规范。在我们主流学术术语中，正义就是立场问题，而西方文论则称之为主体意识偏见。《左传》、《史记》之后中国历史编撰更派生出《纪事本末》历史著作，专以叙事为宗，与编年、纪传并列，亦占据中国史籍正统地位。

第二，新历史主义在西方学者那里最有意义的研究成果便是发现了历史书写中所充满的修辞手段，所谓客观历史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诗学。而中国史学家则把“春秋笔法”作为自己分内的责任，他们并不避讳修辞，因而中国的历史书籍也充满着诗情画意。孔子作《春秋》，通过修辞手段暗寓褒贬于笔端，人们称为“春秋笔法”。如《春秋》中记晋文公召天子而使诸侯来朝一事为“天王狩于河阳”。孔子解释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其率诸侯事天子而已”(《孔子家语》)，即把这件事情记录下来，但在文辞上却用一个“狩”字，维护天子的地位，暗中贬斥晋文公为非法。中国修史传统又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即尊者、亲者、贤者即便有错也不应该直接写下，而应有所回护，因而又产生了委婉与曲笔的修辞方法。《左传》作者左丘明最先对这种笔法作了恰当的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20]以上“文史同源”和“春秋笔法”只是中国文史传统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相类似的一部分，他者如“六经皆史”等文本观皆与新历史主义有相通之处。

应该强调的是，中国文史传统并不等于从西方学术体系中成长发展而来的新历史主义。毕竟新历史主义有着不同于中国文史传统的语境和话语。新历史主义中所涉及的语言、概念、范畴、范式、关系以及学术体系与中国文史传统相去绝远，只是两者在意念上存在着相通之处而已。对于把文学和历史判然分为两个学科的现代学科体系而言，新历史主义批评实质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文史合一的回归。

作为一种指导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是有效的。由于它能将批评视野穿梭于文本和更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之中，因而能够从文本中读出意想不到的含义。不过，新历史主义批评并不是完美的，至少就某些理论和实践环节，新历史主义批评的理论并不尽如人意。比如，新历史主义批评夸大其与传统历史主义之间的界限，对传统历史主义避之唯恐不及，使人有一种它是站在传统历史的对立面的感觉。这种做法除了标榜新异以外，对于文学批评实践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其实，在笔者看来，新、旧历史主义存在着的共性最为重要，即它们都重视历史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当批评者研究文本的时代背景或作者生平时，他们心目中文本与语境的联系只是一种模糊的、若隐若现的关联。而现在，文本与语境之间的联系则由于破除了历史真实性(不是历史事件的客观性)的神话而得到了贯通。(www.xing528.com)

【注释】

[1]Every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ma这个小说名的翻译，过去曾出现过不同译法。比较多见的是《外婆的日用家当》，简称《日用家当》，本书采用这样的译法。其他译法有《日常家用》、《日常用品》、《家常用法》和《日常使用》等。

[2][英]拉曼赛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用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3]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和王一川：《批评理论与实践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中关于旧历史主义的论述。

[4]Charles E.Bressler：《文学批评》(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5]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6]Charles E.Bressler：《文学批评》(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184页。

[7]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8]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5-108页。

[9]同上，第160-179页。

[10]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79页。

[11]同上。

[12]同上，第180-200页。

[13]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79页；又见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9页。

[14]同上，第180-200页。

[15][英]拉曼赛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用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16]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17]王一川：《批评理论与实践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18]同上。

[19](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上》；见《史通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页。

[20]左丘明：《左传·成公十四年》；见《左传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