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研究

第二节　“宁波帮”的崛起

“宁波帮”崛起于近代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代，他们奋斗在殖民入侵、官僚盘剥的夹缝中，艰难地发展着民族工商业。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曾经称雄中国社会的“晋帮”、“徽帮”、“粤帮”走向了衰落和消亡，唯“宁波帮”却仍兴盛发展。究其根本原因，不得不承认：正是“宁波帮”特有的“文化”结构，使他们“顺应”了中国社会当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滑落的“阶段性”历史趋势，选择了发展民族产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

“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鄞县通志》）鸦片战争后，“宁波帮”不仅在上海的经济活动中居举足轻重地位，其势力已扩张到长江中上游商业重镇、沿海港口城市、全国各通都大邑，乃至僻远的山城乡镇。在海外，“宁波帮”商人也遍及日本、欧美各国、东南亚地区，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据《鄞县通志》记载，“宁波帮”在我国内地的活动地域有上海、汉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吴县（苏州）、常熟、临海、兰溪、严州（建德）、温州、长兴、无锡、盛泽、扬州、徐州、怀宁、芜湖、南昌、江陵（沙市）、应城、长沙、巴县（重庆）、厦门、汕头、青岛、烟台、郑州、大连、沈阳等地。特别在北京、上海、汉口、天津、重庆、沙市、苏州、杭州、温州等通都大邑，“宁波帮”势力尤雄，不少“宁波帮”商人成为当地商业巨子。他们或是垄断行业，或是操纵商团，成为当时经济社会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以“会所”、“同乡会”、“商会”为组织形式，内接外联，活跃在近代社会的经济舞台上。《旧上海商业中的帮口》说“宁波帮”是“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中国会馆志》则称宁波人在上海的“势力最为雄厚”。

一、“宁波帮”的地域分布

从史料与实际情况看，“宁波帮”的地域分布是颇具“雄心”的。

（一）上海

“宁波帮”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上海，“沪地为宁商辏集之区”。《四明公所年庆会会规碑》称：“吾四明之邑，地狭人稠。梯山航海出国者固属众多，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鸦片战争后，外国洋行、银行麇集上海，使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并逐渐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的各通商口岸之间的商贸网络，以“买办”为核心力量的“宁波帮”自然趋之若鹜。

据史料记载，宁波邻近上海，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加之太平军进军宁波期间和辛亥革命前后，宁波的豪门望族和殷实商家闻风避居上海外国租界人众，使旅沪甬商大增。到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宁波人已增至100万人，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

1797年四明公所设立，1819年浙宁会馆设立。鸦片战争后，宁波工商业者在上海按行业分帮，分别建立各业各帮会社。1903年，这些各业各帮的会社都总汇于四明公所。1909年，慈溪人洪宝斋在汉口创建四明旅沪同乡会，第二年改名宁波旅沪同乡会即当时人们公认的上海总商会，在福州路设事务所。

上海总商会是一个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而20世纪前半期的上海总商会基本上由宁波籍商人组成和主持，其发起者是时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的严信厚。历届上海总商会负责人见表1-1。

表1-1　宁波旅沪同乡会历届主要负责人任期

资料来源：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档案《历任会长、副会长与改为委员长、理事长及任期表》。

（二）天津

天津是北方的重要经济中心，“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商旅往来之帆楫，莫不栖泊于其境”，是沿海各省南北土产物资的集散地。天津未开埠前，“宁波帮”商人就不断从海路来津经营南北土产、洋广杂货。

1860年天津开埠，“宁波帮”在津势力迅速壮大。天津湾运局总办张友堂是宁波人，“宁波帮”商人经营的大型帆船往返行驶于宁波、上海、天津各埠，曾给同乡很多方便。据记载，“以掮客为业者，通常都是宁波人”，其中不少人成为外商买办，活动范围甚至渗透扩展到法租界，使天津成为近代宁波商帮在北方的大本营。早期设在法租界的宁波商帮名店有冠生园南味店、李同益呢绒店等。

“宁波帮”头面人物如严信厚、叶澄衷、严蕉铭、王铭隗、叶星海等，都曾活跃在天津商界。慈溪人严筱舫曾为李鸿章镇压捻军转运饷械，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后，委任严氏督销长芦盐务和河南官运事，1885年任天津盐务帮办。任内，严氏开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又在巨商胡雪岩和叶澄衷的支持下，在上海设立源丰润票号总店，并在京津两地和江南各省设立源丰润分号10多处，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汇兑网，经营国内总汇和商业拆放业务，兼营官府存放款业务，盛极一时。与此同时，严氏还在天津估衣街开设物华楼金店和老九章绸缎店天津分店（老九章绸缎总店设在上海），这两处店生意兴隆，10余年间积资巨万。与物华楼金店齐名的，还有天津恒利金店。这是北京四大恒之一恒利银号的分号，股东多为慈溪人。与老九章绸缎店齐名的，还有大纶绸缎庄。大纶绸缎庄创办于1917年，是天津绸缎业名店，店主虽是湖州南浔人，但是经理宋子良，副理袁庸年、何镇升，以及大多数职工都是宁波人。

镇海人叶澄衷的老顺记五金号，1878年在天津英租界设立分号，除做五金生意外，兼代理美孚公司煤油和英美烟公司卷烟，并凭借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附设信裕公司专做军火买卖，后又开设大庆元票号经营汇兑及存放款业务。此外，叶氏还在天津经营地产生意，廉价购进，高价售出，获取厚利，成为天津商界颇有影响的巨商。

鄞县人王铭隗1878年到天津，初任老顺记五金号天津分号副理，后又任德商泰来洋行、华俄道胜银行、德商礼和洋行买办，并在估衣街开设胜豫银号。他做军火生意获利数百万，对宁波同乡到天津谋生的都热心为之引荐：懂得外语的，竭力推荐到天津各大洋行充任买办；想经商的则设法资助资本，从而使“宁波帮”在天津的势力有了很大发展。

镇海人严蕉铭1882年到天津经商，历任顺全隆、禅臣、绵华、立兴等洋行买办，是天津商界颇具声望的买办。镇海人叶星海1887年与德商吉伯利同来天津创办兴隆洋行，“宁波帮”的有名买办李组绅、李组才也在兴隆洋行买办公事房里做事。宁波人李正卿1888年到天津任兴隆洋行买办，后又相继任比商良济洋行、兴隆洋行、美丰洋行、天利洋行买办，直至经营三北轮埠公司天津分公司，他为近代天津航运业的发展创下了卓著业绩。

此后，天津的“宁波帮”声势益壮，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有不少名店，都是甬商经营的。天津的进出口贸易、西服业、南北货运业、银行保险业、绸缎呢绒业、钟表眼镜业、金银首饰业、木器家具业等行业中，宁波商帮都有相当大的势力。

1914年，慈溪人王品南与英商费巧尔合作在天津海大道开设永丰洋行，任买办，在猪鬃出口行业中获利甚丰后，挟资大量购置房产，并在日租界北旭街开设天宝金店；1928年又在法租界葛公使路开设福禄林中西大菜馆和舞厅。定海人方若，1900年与王铭隗等人在天津合资开设利津房产公司，在日租界购地40余亩，从事房地产租赁业务。

北京同仁堂乐家后裔乐达仁1914年在天津开设达仁堂，后在汉口等地设立18处分店。天津达仁堂建有生产车间大楼1座、药材仓库大楼1座、鹿圈4处，还开办达仁铁工厂、达仁参号、广生达药庄、达仁女子学校。1935年乐达仁病故，由他的侄儿乐肇基、乐松生接任经理、副理。

虞洽卿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在天津设有分公司，经理为美商美丰洋行买办李正卿。朱葆三等人的华兴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由天津老顺记五金号代理，经营火险。1918年，“宁波帮”商人创设的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在天津设立分公司。1941年，丰盛保险公司在天津设立分公司。1915年，李正卿的侄儿李炳尧从宁波来到天津，先后在美商美丰，德商兴隆、天利，比利时商良济，英商英瑞，瑞士商华嘉等洋行由职员而后充当买办达30余年，同时兼任三北轮埠公司职员，并自己经营天利轮埠行10余年。

“宁波帮”在天津联络同乡的重要场所是光绪年间由严筱舫、严蕉铭、王铭隗等发起扩充的浙江会馆（原浙江乡贤祠）。这个会馆虽为浙江同乡会馆，但领导权始终由“宁波帮”掌握，成员主要是“宁波帮”商人。张友堂、严筱舫、严蕉铭、王铭隗等人还兴建天津浙江义园，占地50余亩，建房数十间，供宁波同乡死亡后盛殓停柩之用。1900年，从事西服业的“宁波帮”商人组织成立天津县洋服商同业公会；1933年7月筹备成立天津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华安等9家保险公司为第一批会员；次年3月，以屠培成为经理、张章翔为副经理的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也加入公会。1934年10月天津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召开成立大会，中国天一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副经理张章翔（宁波人，1937年升经理）被选为常务理事，后又被选为会长。1942年8月，日本企图对我国华北保险业务实行统制，组织一个五人代表团来天津要求华商保险公司以“中日亲善”为重，一律改为日商保险公司的代理店。以张章翔为会长的天津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坚决抵制，使日方统制整个华北保险业的阴谋终未得逞。

（三）汉口、沙市

长江、汉水交汇处的汉口，是“千樯万舶之所归，货宝珍奇之所聚”的商业都市。“宁波帮”在汉口主要经营水产业、银楼业、货运业、火柴业、水电业、杂粮业、洋油业、五金业和银行业，并有不少宁波商人充任洋行买办。汉口的水产海味业和银楼首饰业，大半为“宁波帮”所垄断。“宁波帮”海味商号往往兼营糖业，长江的夹板船航运业也都由“宁波帮”商人经营。这些夹板船运往汉口贩卖的主要是棉纱、棉布、绸缎、海味，从汉口运出的主要是杂粮、黄豆、桐油、牛油、片麻、芒麻、棉、米。镇海人阮文衷以经营南北杂粮贩运业起家，1915年去汉口创设蛋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产品远销欧洲，获利甚丰，后又在武昌、河南、山东、安徽等地遍设分厂，数年间积资逾百万，号称“蛋业大王”。

甬商创办设于汉口的浙江老宝华银楼，主要经营金银加工，尤以条锭、叶金最为著名，也精制时尚金银首饰和各式勋章，还独家经销宁波费春茂各种金箔，以及收购各种黄金。鄞县人贝仁元长期在汉口经商，曾任汉口宝成银楼经埋并担任多届宁波旅汉同乡会理事。

作为汉口“宁波帮”商人重要活动场所的浙宁公所，创建于1780年，1909年改名宁波会馆。1893年设立的汉口四明公所有房舍多间，并设有祭祖拜堂，1904年又增置义地。1908年，汉口宁波籍买办王柏年、欧阳会昌、蒋佩林等创立汉口华商总会，作为“宁波帮”买办商人的聚会场所。1924年，汉口的宁波工商业者设立宁波旅汉同乡会，1938年受战事影响，会务停顿。1946年2月宁波旅汉同乡会成立复会委员会，推举康辛潮（主任委员）、叶启章、屠企伯、范厚甫、周赞卿等35人为委员，处理复会有关事宜，年底同乡会恢复活动。1918年汉口总商会所列的各帮会员名册中，有宁波成衣帮、典当帮、老银楼帮、新银楼帮、杂粮帮、药材帮。另外，在汉口杂粮业中，有一种叫汉帮志成堂的组织，是专做汉口及长江上游米货生意的商人的一种行会组织，主持者多为宁波商人，如元芋号、永昌元号、恒兴仁号、成泰义号，还组织有杂粮茶会。

汉口商界的头面人物有不少是“宁波帮”商人。镇海人宋炜臣1897年到汉口与镇海籍巨商叶澄衷合资创办夑昌火柴第二厂，1906年又创办华胜军装总公司，为汉口规模最大的军装经销公司。同年，宋氏还着手创办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筹建电灯和自来水工程。3年后，电灯工程、自来水工程告成。此举大大改善了汉口居民的照明和饮水条件，身为这家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宋炜臣由此一跃成为“汉口头号商人”，并被选为汉口商务总会议董。

在汉口商务总会的议董中，“宁波帮”商人占有不少席位。首届总理是鄞县人卢鸿沧，第二届协理是镇海人汪炳生，第九届副会长是镇海人郑似松（汉口太和杂粮行经理）、鄞县人蔡永基（汉口华昌洋行经理）、镇海人盛竹书（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史晋生（汉口顺记洋油号经理）、沈宾笙（汉口顺记五金号经理）、王柏年（汉口美最时洋行华经理）。慈溪人秦楔卿、赵典之、郑夑卿，都曾任汉口商务总会议董或会董，不少人连任数届。

“宁波帮”商人在汉口的“业绩”为时政当局所器重，如：卢鸿沧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以处事有方为盛宣怀器重，保荐他主理清政府船政，并任中国交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汪炳生早年刻苦勤奋，攻读英语，留心洋务，张之洞见他精明干练，聘他为汉阳铁政局承办员，日商大吸、日清公司，三井、日信洋行先后聘他为经理、买办，借以拓展航业和商务，清朝廷授予其通奉大夫，赏戴花翎。镇海人盛竹书，1907年应旅居汉口甬人邀请赴汉任浙宁公所总董，1908年被推举为汉口商务总会议董，次年又被推举为协理，改选时再被推举为总理，1911年任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总经理，1912年与宋炜臣、王一亭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被推举为第一、二届审查长。镇海人史晋生，早年在叶澄衷创办的上海顺记五金号任职，1897年调任汉口顺记五金号经理，并任叟昌火柴厂监察人。不久，张之洞委任他为汉口商务局总董，1907年汉口商务局改为商务总会时被推举任总理职但不就，1912年任中国银行汉口分行副行长兼营业科长，1914年在汉口开办宁绍商轮公司汉口分公司，同年就任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总经理；1923年代理汉口银行公会会长职。其子史祖培，1916年去汉口独资创办宁波英文夜校，后继承其父宁绍商轮公司汉口分公司和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之职，为汉口四明公所董事，并任多届宁波旅汉同乡会理事。

沙市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辟为通商口岸，是湖北省粮棉土产集散地和工业品的重要转口市场，人称“小汉口”。清末民初，在沙市的宁波籍商人渐多，虞洽卿经营的三北轮埠公司有三北、鸿源、鸿亨、鸿利、鸿真5艘轮船定期航经沙市，1919年还在沙市兴建三北码头。

“宁波帮”在沙市最大的生意是经营银楼业，老宝成、老天宝、老同震、老丹风、老万年等银楼都是沙市的名店。沙市煤油业更为“宁波帮”商人所垄断，美孚煤油公司的慎大、亚细亚煤油公司的姓记、德士古煤油公司的明德，这3家煤油代销店的经理全是宁波人。1936年，慎大经理许惟山开设联大、生昌内庄，经营棉花、棉纱、匹头、杂粮，并做黄金生意，还开设大昌肥皂厂、松大烟公司，经销三七牌、三五牌香烟。

沙市一度盛行宁波家具，这些家具制作精细，豪门巨富竞相选购。“宁波帮”中不少人则就地开设作坊，售卖宁式家具。另外，“宁波帮”商人在沙市还经营海味业，宁波人开设的德慎昌、同春和、天福等，都是沙市海味名店。

（四）北京

明末清初，宁波商帮药材业和成衣业商人已在北京设立会馆，从事经营活动。鸦片战争后，北京成衣业商人的势力进一步壮大。1890年，朱新年、冯桂心、裘熙政、陈国玺等73人发起重修浙慈会馆。宁波商帮银号商人在北京建有银号会馆。1917年，“宁波帮”商人创立宁波旅平同乡会，据1936年统计，会员为786人。

康熙年间，“宁波帮”商人在北京开设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四大恒”银号。同治、光绪年间，凡官府往来存款，富户显宦放款，多依“四大恒”为泰山之靠。此外，“宁波帮”巨商严信厚开设的源丰润票号和王铭隗开设的胜豫银号，都在北京设有分号。

慈溪人乐显扬于康熙八年（1669）创办同仁堂药室。《乐氏宗谱》称乐显扬“诰封登仕郎太医院吏目，晋封文林郎，赐中宪大夫”。康熙二十七年（1688）乐显扬子乐风鸣继承祖业，于康熙四十年（1701）开设同仁堂药铺。雍正元年（1723），皇帝钦定同仁堂供奉御药房需用药料和代制内廷所需各种中成药。自此，同仁堂以其承办官药的特殊身份，执中药业之牛耳，垄断中药市场200余年。从乾隆十八年（1753）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同仁堂一度衰落。1844年后，乐家第十代孙乐平泉重振祖业。乐平泉与官府广有交往，上至王侯亲贵、内阁军机及各部院，下至顺天府及满营官府，无不往来密切。为了便于出入官府，他捐了个四品衔候补道，后又捐了个二品典封，形同督府大员。乐平泉还于1867年设立同仁堂普善水会，因救灭皇宫贞度门之火有功，被赐封“小白龙”。

（五）重庆

重庆为川东重镇，是西南水陆交通枢纽和经济政治中心。1773年，旅居重庆的宁波、杭州、湖州、绍兴四府人士在重庆创立四府敦义庄。1920年穆康照、夏渔笙、刘善卿等发起在重庆创设四明旅渝同乡会，1928年后改名为宁波旅渝同乡会，至1930年统计有会员1053人。抗战期间，在渝“宁波帮”商人大增，1939年1月宁波旅渝同乡会经重庆市国民党党部重新立案，并组成宁波旅渝同乡会福利委员会，下设医务、救济、慈善、法律、介绍、娱乐共六个小组，1943年第四次修订章程。

抗日战争期间，重庆为“陪都”，“宁波帮”商人在渝经商者剧增。1937年8月上海沦陷后，企业大王刘鸿生之子刘念智，将日军占领下的刘氏企业章华毛纺织厂的机器设备成功地装箱运往越南海防，再转运重庆，在重庆继续开工生产。1937年11月，镇海人余名钰任经理兼总工程师的大鑫钢铁厂辗转经武汉迁至重庆，与民生公司合组渝鑫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此为后方最大的民营炼钢厂，生产各种钢材、军火、机械。定海人杨济川、叶友才创办的华生电器制造厂辗转内迁汉口、重庆，于1938年开设重庆华生电器厂，承制兵工厂定制军需物品和生产发电机、变压器、电动机、电表等电器产品。定海人叶友才、周锦水合资创办的华成电器厂也内迁汉口、衡阳，最后迁到重庆。1939年2月，刘鸿生以大中华火柴厂旗下的九江裕生火柴厂内迁的原料80多吨与重庆华业火柴厂合资重组华业和记火柴公司，为当时重庆首屈一指的火柴生产厂家。同年5月，刘氏又与董志卿、陶桂林等将原永安电磁厂改组为永安电磁厂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各种高低压电器用品、各式电报电话通讯器材。刘氏还是四川水泥厂董事，重庆的四川水泥厂筹建时，曾去上海参观刘氏所办的上海龙华水泥厂。1939年，“宁波帮”商人周佩箴、林圣凯、刘世伟等在重庆民族路创办西南国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运销国货业务，调剂战时内地市场供求。

“宁波帮”商人在重庆开设多家银楼，如店址在重庆中正路130号的重庆汉杨庆和银楼（慈溪人王春纬与黄四海、陈祖贤、董永甫等人合资创办），店址在重庆民权路26号的重庆老同震银楼（1939年由宁波人郑崧皋、郑红祈、马兴化、陈振全等人创办），店址在重庆林森路44号的重庆庆福星银楼（1942年由镇海人周立言、潘述年等创办），店址在重庆林森路70号的重庆宝盛银楼（原业主为盛楚肪，1943年由宁波人方允文接盘开业）等。任四明银行总经理的慈溪人吴启鼎（旅日“宁波帮”巨商吴锦堂的侄儿），1940年去重庆设立四明银行分支机构。1943年，沙市老天宝银楼业主童家椿从重庆到万县，开设万县老天宝银楼。乘中央银行解除私营黄金禁令之机，1945年该店购进相当于360两黄金的储蓄券，至1949年资产达1000两黄金。虞洽卿拒绝与日方合作，于1941年春秘密登轮南下香港，途经缅甸、昆明到达重庆，与王晓籁、朱联馥合伙创办三民贸易公司；后又到昆明，通过龙云与缪云台合资创办三北运输公司，1942年向财政部借贷外汇另购道奇卡车120辆，从仰光抢运国内急需的汽车零件和五金器材等物资，并嘱三子虞顺慰在重庆组建川光公司。

宁波人王仁慈等开设的重庆亨得利钟表眼镜行，抗战期间作为亨得利总店，设于民族路15号，又设分号于民权路。重庆亨达利钟表店原为上海亨达利钟表店的分号，抗战期间也作为亨达利总店，店址在重庆民权路，并在民族路设分店。此外，重庆大西洋钟表眼镜行原为上海大西洋钟表眼镜行的联号，抗战期间以重庆店为总行，设在民族路192号，又在民权路设分号。

（六）江浙地域

江浙地域是“宁波帮”的“本土”，“宁波帮”商人自然会在自己家门口建功立业。

清光绪年间，旅居杭州的宁波籍绅商就在凤凰山麓创设杭州四明公所，1908年又创设宁波旅杭同乡会。1921年，奉化籍商学两界人士创设奉化旅杭同乡会。

“宁波帮”商人在杭州主要收购丝、茶，推销进口洋货，并开设多家钱庄、银行和药店。同治、光绪年间在杭州开设的“宁波帮”钱庄有慎裕、豫和、庚和、阜生、阜源、和庆、元大、惟康、介康、寅源、崇源、锚源、望源、聚源、同源、益源等近20家。在杭州还有“宁波帮”商人开设的银号，如胡雪岩开设的阜康银号和严信厚开设的源丰润银号。源丰润总号设在上海，光绪十六年（1890）在杭州牌楼设立分号，是一家实力雄厚的银号。

据《浙江省金融志》记述，“宁波帮”巨商方介堂，开设方振记，经营进出口贸易，在杭州设有慎裕钱庄，以融通资金。鄞县人陈子壎，曾投资于寅源钱庄和裔崙源钱庄。豫和钱庄和庚和钱庄，是镇海人方介堂族侄方仰乔开设的。阜源钱庄，是慈溪人董棣林后裔董子咸开设的。和庆钱庄和元大钱庄，是镇海人叶澄衷开设的。叶氏创办的老顺记五金号，在杭州设有分号，并以“叶永承号”的名义在杭州开设钱庄。镇海人张忍甫早年在杭州万兴钱庄学业，后任寅源钱庄外场，店主去世后店务悉委张氏料埋。张氏还担任中央银行杭州分行经理达20年，任浙江地方银行（后称浙江省银行）董事长、监察人10余年。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一职，长期由“宁波帮”商人担任：镇海人徐青甫1925年任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兼杭州分行经理；奉化人朱孔阳1934年任该行董事长；镇海人徐俘1941年任该行董事长，一度还兼总经理；鄞县人严夑也曾任该行常务董事、总经理，中国实业银行杭州分行经理，并任杭州市银行公会常务理事；“宁波帮”巨商朱葆三曾任浙江银行总经理。以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宁波帮”巨商为总董的中国通商银行1936年在杭州设有支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是“宁波帮”开设的银行，1937年在杭州也设有支行。浙江兴业银行创办于1907年，“宁波帮”商人樊时勋和盛竹书是浙江兴业银行的重要股东。

樊时勋，镇海人，原为“宁波帮”巨商叶澄衷所设商号里的职员。叶氏因牵涉某案，几乎入狱，樊挺身而出代叶氏入狱。1890年，樊受聘为叶氏新开设的义昌成五金号经理，后被福州船政大臣沈葆帧委任为驻沪采办，又奉李鸿章之命办理海军物料及漠河金矿，还被张之洞委任为湖北铁路局转运。他与实业家张謇及其亲信刘厚生交好，也与刘厚生之弟刘柏生稔熟。1895年，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请樊氏为他募股；1899年，樊氏担任大生纱厂沪董。1908年，浙江兴业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樊氏任上海分行首任总经理，同时任江苏官银号驻沪经理。1914年，浙江兴业银行总行迁往上海，樊任总行总经理。樊还任多届上海总商会议董。盛竹书1907年接受旅居汉口甬人邀请，赴汉任浙宁公所总董，1911年任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总经理，1913年赴沪任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1922年应钱新之邀请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任内三次被推举为上海银行公会会长。

在杭州的“宁波帮”另一主业是经营药材。杭州朱养心、张同泰、叶种德堂这三家国药名店，都是“宁波帮”商人开设的。国药名店胡庆余堂的经理、制药部主任，也是宁波人。

余姚人朱养心在明万历年间（1573—1619）创办朱养心药室。慈溪人张梅创办张同泰国药号。其子张耐仙继承父业，苦心经营成为杭城国药名店。慈溪人叶谱山在1808年创办叶种德堂国药号，至第四代孙叶鸿年时已居杭州国药店号之首。叶鸿年好名求荣，广交官府，挥霍巨金，使药店陷入困境，杭州总商会会长王芗泉与余姚张谷香、上海蔡同德堂经理汤以尧、宁波孙宝林、虞鹤生、周乾生等人于1933年接手，沿用叶种德堂国药号店名。慈溪人俞绣章1930年在被誉为“江南药王”的胡雪岩创办的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号任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号协理，1935年任经理；宁波庄桥人孔良余1912年到杭州胡庆余堂当制药工，后任该店大料房负责人、制造部主任等职，他们成为“江南药王”的“核心”管理人员。

此外，杭州还有多家名店，是“宁波帮”商人开设的，如杭州南北货业有“三昌一和”之说，“一和”即指镇海籍巨商方仰峰开设的方裕和南北货商店方裕和。杭州清河坊万隆火腿栈1864年由宁波籍商人陈、张两家开设，后由甬商陈国华、陈希亮、陈梦驹、陈舒仲等人合伙经营。杭州钟表业首推亨达利和亨得利“二亨”，均为“宁波帮”商人所创。亨达利由鄞县人孙梅堂开设，亨得利由宁波籍商人应启霖等开设。还有邵芝岩笔庄，据《杭州市志》第四卷记述，是慈溪人邵芝岩开设的，以店主名为店名，以芝兰图为注册商标，并自设制笔工场，自产毛笔有羊毫、狼毫、紫毫和兼毫四大类，深得历代艺苑书画家称誉，被列为清廷贡品。清代杭州品牌产品“五杭”即“杭剪”、“杭线”、“杭扇”、“杭烟”、“杭粉”中，“宁波帮”企业占其三：“杭线”是宁波人张允升于清乾隆年间创设，原名张允升线帽百货庄，是杭城最早开设的百货店；“杭烟”指宓大昌烟店，由慈溪人宓庄晓创设；“杭粉”即孔凤春香粉店，由宁波籍商人孔传之、孔传洪、孔传福兄弟三人创设。餐饮业中的名店，如状元馆面菜店（宁波人王尚荣开设）、奎元馆（原系徽州人经营的徽式面馆，民国初年改由“宁波帮”商人李仙林经营）、王润兴菜馆（清宣统年间宁波东王村王氏开设）均是“宁波帮”商人经营的。

温州乃浙南重镇，清嘉庆年间“宁波帮”商人已在温州创立四明公所，19世纪末创立温州宁波会馆。根据有关史料记述，清末民初，在温州经商的宁波籍商人大多聚居于大南门外花柳塘、虞师里一带。温州多家老字号名店，如裕大南北货行、五味和副食品商店、叶同仁中药店、秦三泰铜锡店、郑生记菜馆、广和酱园等，都是“宁波帮”商人开设的。此外，鄞县人翁来科1927年与汪惠卿、孔锡麟、陈挺夫合伙组建永丰钱庄，任经理，温州巨商汪仲笙、金三益绸缎局老板金仲友等均为该庄股东。1932年，翁氏得周守良和黄溯初等人的扶持，就任中国实业银行温州分行经理，成为温州商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多家企业拉他担任总经理或董事长，如百好乳品厂、远东蛋粉厂、普华电灯公司、光明火柴公司、大明蜡纸厂、东匝电话公司、富华布厂、协记烟厂、瓯海药栈、国货公司、永余蛋行、瓯海实业银行、温州商业银行、瓯海医院、普安施药局等23家，1941年还担任温州钱业公会理事长。

“宁波帮”来温开设药铺时间早，户数多，资本雄厚，清末民初还在信河街丁字桥巷建造药王庙。最出名的“叶同仁”是慈溪人叶心培1670年接手王同仁药铺这家小药铺改名而成的，到1724年已成为温州国药名店。除叶同仁外，当时温州的“宁波帮”药业大户还有叶三宝、三余堂、大生、春成等，零售大户有乾宁斋、老香山、乾济、沈义成、公裕、汤天一等，都是“宁波帮”商人开设的。还有几家“宁波帮”参号，如阜丰、元昌、鼎康等，系宁波参药批发业巨子张锦凡、朱律权、余长庸等人所开设。

其他如秦三泰铜锡店，是宁波人秦庆裕在清宣统年间开设的，是温州铜锡器业大户，后兼并同业永泰昌号。餐饮业中，宁波人郑洪熹经营的郑生记菜馆，为温州四大名菜馆之一。广和酱园在温州虞师里，是“宁波帮”富商包广明、包绍肪等人开设的。

苏州，百货之所杂陈，万商之所必走，“天下财货，莫盛于苏州”。苏州的会馆，多为商贸性会馆。宁波的丝绸业商人曾在这里创立宁绍会馆，煤炭业商人也设有坤震公所，在苏州经营煤炭业的多为宁波、绍兴籍商人。清雍正年间（1723—1735），“宁波帮”商人在苏州建立浙宁会馆，也称宁波会馆。1919年，旅居苏州的“宁波帮”木业商人刘正康在浙宁会馆内创设宁波旅苏同乡会，会员达900余人。

“宁波帮”商人在苏州设店经商者甚多。据族谱资料记载就有：明嘉靖年间，鄞县人徐廷芳“为姑苏大贾”；清乾隆年间，慈溪人董杏芳“废著篱财吴门，积资至数十万”；嘉庆道光年间，镇海人胡允善“身居吴门而懋迁，列肆半天下”。

1832年，慈溪人叶鸿年在苏州开设叶受和茶食糖果号，1895年延聘慈溪人洪品基为经理，1929年翻建成三层楼西式店面并新建景德路店面作为分店，1934年又承租北局国货公司大厦铺面开设第二分店。1916年，“宁波帮”商人葛恒钧在苏州独资开设同春堂药铺。1920年，“宁波帮”巨商刘鸿生与赵文焕、义泰兴、泰记、郁夑钊、顾松寿等旅居苏州经营煤炭的商人合作创办苏州同和义号煤炭行，并租用老六房冶坊招牌兼营食锅和各种铁器。同年，刘鸿生、杜家坤等合资创办华商鸿生火柴公司，以苏州胥门厂为总厂，并在上海设驻沪事务所，1925年刘鸿生、周仰山等人收购夑昌厂，改组为华商鸿生火柴股份有限公司，1930年7月鸿生、夑昌、中华三厂组成大中华火柴公司，刘鸿生任总经理。1934年，由旅沪“宁波帮”巨商项松茂、王才运、邬志豪等人联合宁波金融实业界人士在上海创办的宁波实业银行在苏州设立分行，吴泳岳、潘吟孙先后担任苏州分行经理。1937年，“宁波帮”商人在上海创办的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也在苏州设立支行，经理为程斡卿。

在南京，也有不少名店是“宁波帮”商人开设的，如1917年宁波红帮裁缝李宗标在南京鼓楼开设李顺昌服装店，为南京服装业名店；后与上海俞顺昌服装店店主合作，由李顺昌在南京承接成批业务，承包学生制服，获利颇丰。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李顺昌为达官贵人及外侨制作西服；抗战期间内迁汉口、重庆，1945年迁回南京，包做国民政府五院十部官员和出国大使的官服、礼服。

1897年，旅居南京的甬籍银楼业商人孙敏豪、张韵楼、裘梓卿、陆焕章等发起创立南京四明公所，公所事务由宝庆、宝兴、庆华、庆和四家银楼按年轮值，协同管理。公所内附有由同乡各业组成的安旅会、延寿会、工业会、众姓会、同善会等会社。1928年，旅居南京的“宁波帮”商人张康年、毕兆障、屠蓖肇等40余人发起创立宁波旅京同乡会，到1935年，会员达2746人。

另外，在江苏的南通、常熟、无锡也留下了“宁波帮”的足迹：“宁波帮”巨商刘鸿生、刘吉生等人曾在南通开设生泰恒煤号，1927年生泰恒煤号与振东煤号合组为南通生泰恒振记煤业公司。余姚人杜家坤创办的义泰兴煤号在无锡设有分号。常熟是“宁波帮”商人早期重要活动地域之一，乾隆年间曾设有宁绍会馆；1928年6月又设立宁波同乡会。

（七）其他

“宁波帮”巨商李书云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辽宁锦州创设天一垦务公司，自任经理。严信厚也投资这个公司，以现代经营方式从事东北农垦业。镇海人李善祥为实践“实业救国”理想，也去天一垦务公司任职，1915年又在锦州组建恒康农场，从事改良碱荒农垦事业；1923年在锦州庙沟创办生生果树股份有限公司，培育出誉满全国的国光苹果等良种。天一公司先在锦州开垦，垦地售完，颇获其利，但继在黑龙江省呼玛县另设“三大公司”开垦后，因运输成本大、粮价低，亏折不少，无疾而终。

四川成都，有凤祥银楼、宝成银楼等一批“宁波帮”商人经营的银楼，并形成江浙帮，与四川银楼、陕西金铺“三分”成都金银饰品市场。“宁波帮”巨商刘鸿生抗战期间除在重庆创设中华火柴厂外，还在贵阳、桂林等地创办建国水泥公司、嘉华水泥公司、永安电池厂、中国毛纺织厂等企业；在兰州创设西北洗毛厂、西北纺织厂；在贵阳创设氯酸钾厂；在昆明和越南海防创设磷厂；在广西南宁创设化工厂。

1920年，旅居厦门的“宁波帮”商人曾创设宁波旅厦同乡会，“宁波帮”巨商李书云曾投资创办厦门信用银行。1918年，旅居安徽的宁波、绍兴两府商人在怀宁设立宁绍工商公所，后改称宁绍工商联合会，1930年改名为宁波旅皖同乡会，到1936年有会员146人。1843年宁波人李国照等发起在河南开封创设浙江会馆，1931年改名为浙江旅汴同乡会。1921年，旅居河南郑州的宁波籍人士设立宁波旅郑同乡会，并创办宁波旅郑公学，1936年会员达325人。1915年，旅居济南的“宁波帮”人士设立宁波旅鲁同乡会。1921年，旅居青岛的甬籍商人设立宁波旅青同乡会，会员达400余人。1924年，旅居烟台的“宁波帮”商人设立宁波旅烟同乡会，到1936年会员达200余人。1935年，“宁波帮”商人在成都创设宁波旅蓉同乡会，1938年在沙河堡购地创建成都四明公所。

（八）迁徙海外

“宁波帮”商人有三次移居海外的高潮：

第一次是在明代嘉靖年间，宁波一带商民竞趋海利，从事走私贸易，后来双屿、烈港、岑港等贸易港口相继被明政府派兵摧毁。这些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商人一部分转为经营国内商业，另一部分则流落海外经商。

第二次是在清代光绪宣统年间，也有一批宁波商人移居海外经商。《定海县志》载：“饥驱寒袭，迫而之外，航海梯山，视若户庭。光宣以来，商于外者尤众，逐年侨外人数，几达十万。”

第三次宁波商人大规模迁徙海外，则是20世纪40年代。海外“宁波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并在世界各地组成“同乡会所”，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二、“宁波帮”参与的政治、社会活动

（一）与外国殖民势力的斗争

1.与法国殖民者的斗争

地处上海的“四明公所”俗称“宁波会馆”，1863年划入法租界内。1874年5月，法国殖民者为霸占四明公所产地，制造了上海历史上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经过旅沪宁波人的坚决斗争，历时4年，终以宁波人胜利而告终。1898年6月，法租界公董局打着建造学校、医院的幌子，照会上海道台，要求扩大包括四明公所在内的租界属地，并命令四明公所在一个月内全部搬迁。7月1日，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召开董事会，决定坚决抵制法租界公董局的“勒令”，同时委托严信厚、叶澄衷二人为代表，走访上海道台衙门，要求清政府出面调停。由于清政府各级官员的懦弱退让，助长了殖民者的贪欲，法国领事白藻泰反而于7月15日向上海道台发出最后通牒，责令四明公所交出产权。7月16日凌晨，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法国军舰”侦察”号上的80多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手持军械，与法租界巡捕一起强行拆除四明公所的三段围墙，并将看管公所的工人和投宿的1000多个宁波人赶出公所。愤怒的宁波人与法国殖民者展开了搏斗，丧心病狂的法国强盗竟肆无忌惮地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人，打伤多人。7月17日晨，法租界公董局向租界内增加兵力，用高压水龙向聚集在十六铺小东门一带的示威群众喷射，海军陆战队、法国巡捕向人群射击，停泊在黄浦江的法舰也用散弹炮连续轰击。是日，群众死伤30余人，被捕10余人。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

面对法国殖民者制造的惨案，旅沪甬人不但没有被吓倒，他们吸取20年前血案的教训，一方面“在洋行工作的宁波人全部罢职、罢工，轮船运输陷于停顿”，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商会董事带头关闭自己的商号、钱庄和工厂，积极参与罢工、罢市的斗争；另一方面，公推虞洽卿与沈洪赉负责联络和谈判工作。7月19日，虞洽卿到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去谈判，要求法国殖民者必须立即退还四明公所。虞洽卿拿出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签订的协议书，明确指出：“法国租界内四明公所房屋冢地，永归宁波董事经营，免其迁移。凡家地之内，永不得筑路开沟、造屋、种植，致损葬棺，由本总领事馆公董局令巡捕等随时照料，以全善举而敦和好。”但法方却避而不谈归还四明公所之事。谈判失败后，宁波同乡会愤怒谴责法租界当局和殖民者的暴行，号召更多的市民加入到罢工、罢市的行列中来。虞洽卿对工人说：“我们工商界给你们撑腰，罢工期间所失工钱我们加倍补偿。”同时还组织了一次由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为代表的工商巨子参加的全市各界大游行。7月20日，广东同乡会等旅沪各民间团体和组织也先后上街示威游行，形成了一支30万人的示威大军。这是上海开埠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反帝国主义爱国运动。

面对上海市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法国人被迫再次同意谈判。7月24日由上海知县黄承宣出面，会同叶澄衷、严信厚、虞洽卿3人，到法驻沪领事馆谈判。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双方终于达成了一个临时性的约定：

（1）法方对四明公所停止军事行动；

（2）华方由知县布告市民照常开市；

（3）善后工作及具作方案，待江苏藩司来沪后再行处理。

8月10日，上海道台和法国驻沪总领事白藻泰就四明公所一案签订了协定：

（1）四明公所之地，仍归甬人，但此后不得掩埋新尸或停置棺木；

（2）华方毙伤等人援引同治十三年成例，由法方酌情予以抚恤；

（3）将八仙桥西首空地划归法国租界，起造医院、学校。

这场斗争尽管最后仍让法国殖民者达到了扩张目的，但毕竟也迫使法租界当局放弃了侵占四明公所的计划。

对这场斗争中“宁波帮”所起的作用，《虞洽卿先生略史及五十年大事记》这样记载：“先生追随严（信厚）、叶（澄衷）、沈（仲礼）诸公之后，奔走其间，多所建议，而抗身犯难之沈洪贲得有后援。”在第二次四明公所血案中，宁波籍工人的领导者是沈洪赉，上层出面调停的是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而直接奔走的是虞洽卿。

2.与沙俄殖民者的斗争

1903年冬天，沙俄巡洋舰“阿思科尔”号逃至上海港寻求保护，中国政府在收缴了它的兵械，经上海道台袁树勋和俄国领事商订管辖俄兵办法四条后，允许其在沪逗留。但俄国败兵却在租界内结队游行，制造事端。12月15日午后，该舰士兵特兰提·亚齐夫与另一俄兵在南京路外滩坐人力车，不但不付车资，反而执斧行凶，将过路行人、在上海做木工的宁波人周生有劈死。华捕将凶手拘捕，但巡捕房却把凶手解至俄领事署，结果由俄领事将他释放回舰。侵略者草菅人命，激起上海市民的公愤。在群众的压力下，上海道台和俄领事进行交涉。俄国领事却存心庇护罪犯，借口无权处理此事，要把此案移交北京公使办理。

在此案中，宁波同乡会先是以“四明同人”名义发表启事，号召大家前往俄国领事署“观审”以防偏袒凶手。12月28日，宁波商人又致电外务部，要求“迅速照会俄使，勒令俄领事速将凶犯交出，会同华官审办，俾安众心扩而免意外”。上海商务总会也举行演说会，并在俄“同志女会”所在的宗孟女学演出了俄兵行凶的影戏，《警钟日报》发表了《为俄兵砍毙华人事警告全国同胞》、《宁波人可以兴矣》等一系列文章，号召联合罢工。

1904年1月14日，在沪各省商董于商务总会集会，决定停用俄国银行钞票。次日，数千工人在四明公所聚会，要求交出凶犯。然而，俄国领事仍拒不答复。对于这种蛮横态度，群众更加激愤，酝酿成立民命互保会，富者为马队，贫者为步队，每省成立马队一万，步队二万，人人执干戈，专为被外人戕害的华人申冤，以互保求自保。连上海道台袁树勋也不得不惊呼：“在沪甬人不下二三十万人，激于公愤，势甚汹汹。”

3.与美国殖民者的斗争

1905年，在国内掀起了一个为抗议美国殖民者迫害华工而发动的抵制美货运动。

开始，“宁波帮”的一些头面人物、身任上海总商会总理的严信厚和坐办^[6]周晋镳等人，对此忧心忡忡：“换约谋及商人，或讶无此政体。”当商会致电外务部，推定领衔人时，严信厚既不领衔，之后也无积极表示，当日发电21商埠倡议抵制者中，就没有宁波。有人为此点名质问说：“表表众望所望”的严信厚、周晋镳、李云书，只需向宁波发“一纸书”，岂能“有不云和响应者乎”？尤其是在5月10日商会提出“相戒不用美货”的口号后，许多经营美货的宁波巨商竟趁等待美商改约两个月的限期，格外加订美货，“有定至明年十月者”，甚至还有署名“四明市隐”者公然提议：“期前已定已买……须准其销售，随时出清。”(www.xing528.com)

当然，此后在全国人民强烈的反帝斗争推动下，“宁波帮”巨商的态度也有所转变。

1905年7月20日，上海商务总会给予美方改约的两月期限已至，但美方始终没有动静。当天下午，上海商务总会召集各帮商董讨论实施抵制美货，在激烈争论中，“宁波帮”坐办周晋镳明确宣布了“不定美货”的办法，各业领袖“自愿签名允认”。率先签名的有宁波商人火油业丁钦斋，洋厂五金业朱葆三、丁钦斋，洋布业苏葆笙，约占签名总数11人次的30%。签名以后，“拍手之声，如雷震动”，一致议决：会后由上海商务总会出面通电全国35个商埠，宣告抵制美货运动正式开始。会后，“宁波帮”的部分代表及四明同乡会等团体还举行了抵制美货的集会。

4.与英国殖民者的斗争

20世纪初，清政府“借债筑路”，与英商怡和洋行代表英国银公司（即“中英公司”）订立了一份苏杭甬草约合同，粗暴干涉江浙两省绅民自办铁路的活动，激起江浙两省绅民的强烈反抗。在这场争夺苏杭甬铁路主权的斗争中，上海商务总会始终旗帜鲜明，态度积极。在上海商务总会占有要职的宁波商帮，不再像抵制美货期间那样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而是积极投身其中。

时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的镇海人李云书，他本身是浙江铁路公司股东，在争取商办铁路、反对清政府以“借款筑路”为名出卖主权的斗争中一直是不遗余力的。1907年11月，他以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名义发出一份给外务部的复电，详细陈述苏杭铁路收回自办的斗争经过和农工商部批准在案的确凿事实，然后指责清政府说：“外交首在立信，岂内政不妨失信；匹夫犹重然诺，岂谕旨转可反汗。”若是“怵于列强，而上下暌隔，徒令彼族收渔人之利益，恐不逞者藉口生事，则大局去矣。自闻借款之耗，两月以来，无论江浙，无论股东，骇汗奔走，人人疑谕旨奏案旦夕无效，即旅沪各国之人亦罔不惊异，市面恐慌……凡营实业，人各自危，海外华侨，函电驰话，不审今年之关，沪市作何景象”？并告以江浙两省绅民。

朱葆三在收回权利活动中也做了一定努力。在上海工作的宁波人则表示：清政府如果不接受拒款的建议，则“全体罢工”。清政府对此十分害怕。两江总督端方在向清廷的奏章中说：“苏浙路事起后，两省人心嚣然不靖……上海‘宁波帮’人最多，工商劳役皆有，向称强悍，屡有‘路事决裂’，全体罢工之谣，尤属堪虞！”

（二）“宁波帮”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宁波帮”积极支持辛亥革命。“宁波帮”对辛亥革命支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支持。

20世纪初，赵家藩、赵家艺兄弟在留日期间结识了流亡日本的孙中山，从此追随其后。他们一边留学，一边经商，并且以经营所得利润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1905年，赵氏兄弟加入同盟会。1907年以后，孙中山发动6次反清起义，但均遭失败，尤其在资金方面极端困难。赵家藩、赵家艺得知后，把父亲留下的全部遗产“按时值大大贬价出卖，所得现款即交孙中山”。

吴锦堂在日本侨居时，也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工作，不但为同盟会募集资金，而且把自己的私邸供同盟会神户支部做机关之用。在“锦堂师院”原址上的“慈溪教师进修学院”院史资料认为：慈溪有两位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一是吴锦堂——孙中山就居住在他日本的家宅中谋划了辛亥革命；二是虞洽卿——积极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从而扶持蒋介石上台执政。

有资料证明，在辛亥革命前，“宁波帮”的主要人物如虞洽卿、李薇庄、李征五、李云书、朱葆三、周晋镳、沈仲礼等人，已与革命党人发生了联系，李征五、李薇庄与陈英士经常在一起工作，李征五、李薇庄还加入了同盟会。这些人为上海光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据李征五的侄子李祖范回忆说，辛亥革命时，李征五与黎天才联系，带了黎的一部分军队参加革命。上海光复时，李征五曾募兵组织沪军光复军，自任统领。

而虞洽卿等宁波商人组织万国商团，后参加全国商团联合会，虞洽卿为名誉会长，参加了上海光复的整个战斗。

朱葆三、虞洽卿特地把宁商总会所在地作为同盟会秘密会议场所，并向香港当局注册，领得“特别照会”，使租界当局无权进行搜查，以保证安全。朱葆三在策反清军巡防营、吴淞炮台时也做了一定工作。

上海革命党人起事后，江督下令出兵镇压。朱葆三从上海道台刘燕翼处获得消息后，即刻把这个极为重要的情报秘密提供给革命党人。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宁波帮”也很活跃：朱葆三担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虞洽卿为外交部副部长兼闸北民政长。

虞洽卿、周晋镳、朱葆三以及李平书、王一亭等，组织“敬礼海陆军人大会”，向准备北伐的海陆各军致敬。

李征五还发起组织中华民军协济会，作为筹饷的统一机关，并“预算北伐经费，以期准备军需，而作民军后援”。

方樵苓也组织“军事募捐团”以募集起义经费。

“宁波帮”对辛亥革命的支持还表现在对资产阶级革命党的财政支持方面，“上海军政府成立后，面临最为棘手的难题，是财政困难。为筹措革命经费，上海商会中‘宁波帮’尽心竭力支持。由沈缦云、周舜卿经营的信成银行和由‘宁波帮’作为主要投资者和主要当权者的四明银行，都曾积极为起义军提供经费。上海起义之主动者、光复前后……所发之军饷，大半由该两行所输出。”

虞洽卿还与袁恒之（花旗银行买办）、胡寄梅（华比银行买办）发起成立节费助饷会，呼吁各行号认捐助饷，指出：“两月以来，武汉一隅，相持不下，军需饷项，万分迫促，尤为岌岌可危之势。于此不为援助，万一大局瓦解，有噬脐之悔。”

“宁波帮”中一些商人如李云书、谢蘅窗、任炳荣等均亲自担任劝募人员，向社会募捐。

另据上海商务总会特别会议上周晋镳所作的报告称，沪军积欠上海商家之借款实数共有300万元之巨，都是通过上海商务总会向各业筹集的。

为稳定上海市面，军政府对上海商务总会寄予很大的期望。上海光复后的当天，沪军都督府就给上海商务总会发出照会：“军兴以来，东南各省以及鲁、晋、陕、汴次第响应，痛饮黄龙，指日可待。上海为华洋巨埠，兼之市面紧急，深恐惹起意外……要使申外侨民，安如磐石……贵会为商界之总机关，务望在各商家遍给传单，剀切晓谕，维持市面……”上海商务总会没有辜负军政府所望，毅然担负起安定上海市面的责任。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宁波帮”始终支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袁世凯签订“善后借款”条约作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1913年，刚刚当选参议院副议长的国民党党员王正廷获悉袁世凯图谋后，即刻与国民党本部同人商讨对策，与议长张继去见袁世凯，准备面陈反对违法借款的意见，不得见而留书。王正廷还去各国银行交涉，但遭到各银行的冷遇。

善后借款成立后，王正廷与议长张继当即以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名义通电全国，谴责袁世凯政府违法借款的行径，斥责该项借款是“丧失主权”。并在4月28日参议院议决：“对于政府所定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认为未经临时参议院议决，违法签字，当然无效。”

“二次革命”爆发后，四明公所董事沈敦和以地方免于糜烂为理由，致函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放弃制造局。“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四明公所又以红十字会名义，掩护革命军退出吴淞，从而保护了革命军的力量。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辱国丧权的《二十一条》，反日舆论顿时沸腾。上海商务总会首先组成“劝用国货会”，推举虞洽卿、董少严、王正廷为正、副会长；随即，绅、商、学各界联合发起、召开了反对《二十一条》的国民大会，到会者近4万人，通过提倡国货、设立公民捐输处等项决议，且很快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抵制日货热潮。

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斗争中，上海商会倡议救国储金，成立了以虞洽卿为首的“中华救国储金团”。该团以“国民协力保卫国家”为宗旨，向各地商会发出通电，倡议“人人爱国，人人输金”，在全国征集储金5000万元，“专备国家添设武备之用”，得到全国各省城镇商民热烈响应。

1916年，袁世凯经与梁士诒策划，准备合并中国、交通两银行，于5月12日发布了停兑命令，即强迫中国、交通两行兑换券停止兑现和存款兑现。这使中国银行信用大减，元气大伤。

时为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宋汉章坚决抵制，于5月13日毅然宣告拒绝接受命令，坚持照常兑现、付现，并以股东联合会的名义通电国务院、财政部、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地中行分行：“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现，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剜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去不复，沪上中下银行，由股东会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望合力支持。勒令中国银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线生机。”此文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形成很大的影响。

以“宁波帮”为主要领袖的上海总商会，也于1916年5月17日向北京政府及各部发出通电，一再催促交通部归还拖欠交通银行的巨款，认为发行纸币是北洋政府命令，此次又要停止兑现，“试问商办股份公司有此条例否？今大部仅以股东之一欲卸责任，决非商民所敢承认。若就公司股东而言，即无向公司拖欠巨款之理。以股东之一而欠上海分行一部分至一百八十余万两，试问此项欠款是否尚在法律之中？ ”北洋政府在上海总商会一再函电催促之下，被迫于1917年4月30日宣告开兑。

通过停兑事件，袁世凯祸国殃民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1916年5月21日，上海总商会给北洋政府的一些国务要员和驻节南京的冯国璋发出同样内容的电报，要他们敦促袁世凯退位，“从速解决，以定国事”。电文指出：“天祸中国，降此鞠凶，滇黔事起，兵连祸结，盗贼盈野，民不聊生，万商失业，奄奄待毙；又令中、交银行纸币横不兑现，全国金融信用陡失，立国以信，古有明训，以此示民，何以善后？人民苦虐政久矣。”反映了“宁波帮”反对袁世凯复辟倒退的立场。

（三）“宁波帮”与蒋介石反革命政变

1. “宁波帮”——控制江浙财团的核心力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于中国的压迫，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财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近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的舞台，扮演起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角色。近代中国财团主要有三个：一是北方财团（亦称华北财团）；二是广东财团（亦称南方财团或华南财团）；三是江浙财团。

江浙财团以上海为地盘，以金融业为中心产业，控制着当时的我国民族工商业。当时上海各业江浙财团所占的情况为：金融业主要的银行和钱庄有35家，江浙财团占21家；纺织业主要厂店有118家，江浙财团占103家；航运业主要有11家，江浙财团占9家；钢铁业与铜锡业主要有22家，清一色属江浙财团；制粉工场主要有6家，江浙财团占半壁江山。在江浙财团中，浙江系的资本家占了优势。1925年《上海总商会会员录》记载有会员505名，浙江籍会员占264名；会长、会董42名，浙江籍占30名。据1933年统计，中国外贸的二分之一以上和国内航运的四分之一都经过上海；在工业方面，上海几乎占近代制造业总投资的二分之一和工业劳动力的二分之一；上海银行公会的26家银行掌握着所有近代中国银行总资源的四分之三以上，从而成为近代中国经济的枢纽。

帕克斯· M.小科布尔在《国民党政权与上海资本家》中写道：“这一集团起源于‘宁波帮’ ——一个上海商人（他们是浙江宁波周围七县人氏）的联盟。‘宁波帮’的势力最初在钱业和商业中，但是1875年以后，它扩展到买办活动和工业之中，后来扩展到近代银行业。”“‘宁波帮’的领导能力如此强盛，以至于它终于控制了上海商界，并在上海形成了更大的浙江系的核心。浙江系的成员控制了大多数上海钱庄、绝大多数上海纱厂、海关经纪人、主要的船舶公司和大多数设在上海的煤矿商号。这个集团控制着前面谈到的许多企业家组织，如总商会、上海银行公会和钱庄会。”（转引自《蒋介石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也就是说，所谓“江浙财团”就是盘踞在当年“金融中心”上海的江浙两省籍的金融业者、实业家，以及财界、政界中有一定影响力的商贾群体，其代表人物除张静江（浙江南浔人）外，几乎清一色是“宁波帮”如虞洽卿、陈其采及叶揆初、蒋抑厄（浙江兴业银行）、李馥荪（浙江实业银行）、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宋汉章（中国银行）等人。资料表明，江浙财团在上海控制着近代中国经济成分的所有领域，包括商业、工业和金融业。

2.蒋介石与“宁波帮”

蒋介石（宁波奉化人），作为近代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发迹”史是与以“宁波帮”为核心力量的江浙财团的鼎力相助分不开的。

杨树标、杨菁在《蒋介石传》中考证，认为下述这些说法均同历史事实不符，因为“蒋介石投奔孙中山远在上海交易所倒闭前，在1918年春就南下广州了”（下述资料均从《蒋介石传》中摘录）。

1921年10月，蒋介石在《与张静江书》中写道：“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

《中国的全貌》一书写道：“在民国二年，当蒋介石不得志只身跑到上海时，他通过同乡老前辈虞洽卿的关系，担任了虞氏任理事长的上海物品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但是蒋介石投机失败，负了一身债务，可是这对虞洽卿来说，他不惜为蒋效拍马屁之劳，于是虞和青帮首领黄金荣研究之后，当孙文答应蒋到广东去时，赠给蒋到广东去的路费。如果没有虞、黄二人的仗义援助，蒋介石往上爬的企图就会落空，恐怕他达不到今天的地位。”

《江浙财团的支柱——“宁波帮”》一文也写道：“虞另一政治投机，是民国十年与国民党合办证券物品交易所及对某巨公（即指蒋介石）之培植。虞氏出资证券物品交易所，为交易所之始祖，经营证券、标金、纱布、麦粉各物，无所不营……某巨公为经纪人助理。后来证交风潮，信托公司、交易所相继倒闭，物品交易所却始终平稳。但是那般‘革命商人’却有私人致富的野心，大做其投机，结果投机失败，在上海无法立足，只好走避广东。这笔账本为经纪人所欠，经纪人赔不起，只好由证券交易所负责，传说共欠账二百四十万元，到民国十二年还了一百八十万元，还欠六十万元。某巨公因为投机失败匿居虞家，由虞介绍黄金荣，后来又由虞资送赴粤。”

美国人在《出卖的上海滩》中，认为是张静江资助并鼓励蒋介石赴粤投机革命，说蒋介石在交易所发财之后“继续投机，尽失所有，还负了三万多元的债。年老的张静江给他三万元还债，还给了他一封致孙逸仙博士的信，并且对他说，他在战场上会比在市场上更为满意”。

我们以为，从《蒋介石传》提供的这些资料看，至少可以得出这些史实：

第一，蒋介石在“发迹”前，曾混迹于上海滩，并与张静江、虞洽卿有来往且得到他们的帮助，从事证券投机活动；第二，蒋介石投机证券失败负债累累后，张、虞仍予资助赴粤投奔孙中山。

不过，在蒋介石上台执政问题上，《蒋介石传》得出的结论与其他研究者是一致的：蒋介石首次赴粤，是在1917年孙中山搞护法运动南下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建立军政府的时候，他就投靠在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门下，在陈部任作战科主任，其间曾两度辞职，1920年10月6日复归陈部的右翼军，先是代理第二军前线总指挥（因军长许崇智患病），后任参谋长，1921年4月23日又辞职离粤赴沪。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发生后，蒋介石再度赴粤，以后一直在孙中山的身边工作。

当蒋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总司令后，《中国的全貌》一书这样写道：张静江“在民国十五年……应蒋邀请到广东，为了蒋介石而和各派系调停，一并筹措军费，参与机密工作，成为蒋的智囊，并在举行北伐战争时从内部作了很大的努力”。

以后，张静江甘心为蒋所用，担任过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以姻亲周觉为“中政会”秘书长，1926年7月北伐开始后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留守广州，并于1926年12月中旬到蒋介石在南昌的临时总司令部，参与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的阴谋活动。

蒋介石南下广州，站稳脚跟后，在1926年出师北伐。为了争取江浙财团的资助与支持，曾由宋子文等电邀虞洽卿等上海商界“名流”赴粤参观。虞洽卿遂推女婿盛冠中陪同王晓籁等启程赴粤。虞洽卿之所以推荐盛去，是因为看到蒋介石在广东飞黄腾达，声势煊赫，但不知还买不买过去在交易所助其一臂之力的账，所以派女婿去试探一下虚实。王晓籁等到广州后颇受款待，交谊如昔，直到北伐出师后，才返沪。虞从盛之口，知道了蒋介石很讲交情，并对浙东乡谊看得很重，于是就更加卖力地帮助蒋介石。北伐军攻下南昌后，虞洽卿便亲自赶往南昌拜会蒋介石。虞自南昌了解蒋的意图回沪后，就与江浙财团的一部分人，以所谓“为维护各业安全起见”，“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之保障”的目的，撇开与孙传芳有密切关系的傅筱庵任会长的上海总商会，于1927年3月22日另行组织了包括上海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交易所联合会等，把江浙财团要寻找的新靠山的宝全押在蒋介石的身上。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部自九江进驻上海。“蒋一到达这座城市，便与虞洽卿和其他商界头面人物会面，以便获得他同武汉决裂所需的财政援助。”26日当晚，虞洽卿就去拜访蒋介石；27日，上海商业联合会专门召开会议，听取虞洽卿拜见蒋介石的情况报告。虞说：“蒋已拟就宣言，即日可宣布。蒋对政治决取公开主义。闻拟延聘财政与外交委员数位，大约将于南北商会、银钱业两公会中遴选任用。”“昨晚已有数机关由白总指挥代委，大多数为宁波人。鄙人当时主张尽外省人先用，蒋颇赞成。”又说：“蒋对本会宗旨极赞同。”会上又推出吴蕴斋、谢韬甫、荣宗敬、陆伯鸿、吴麟书、劳敬修、闻兰亭、叶扶霄、顾馨一9人，后又增添了几人，同蒋介石具体商谈以财政支持蒋同共产党决裂的条件。29日，这伙人“往见蒋总司令，接洽一切”，银行公会会长吴蕴斋起立“陈述商界全体欢迎”，“希望蒋氏对商业有维护方法，而商界当与合作到底”。纱业公会穆藕初述：“劳资如昆季，当有精神上之联合，并以发展商业要点，在关税自主与取消厘金两端。”蒋答词谓：“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至劳资问题，在南昌时已有办法。所有保商惠工各种条例，不日当可颁布，决不使上海有武汉态度。”接着，蒋介石就分别致函上海商业联合会和上海银行公会，说他已派财政委员专程同这两个会商定关于借款的事。函中说：“现在军事未已，庶政繁兴。目前应用急需款项，应首先筹垫。”

江浙财团同蒋介石谈妥条件之后，就一笔又一笔地拿巨款给蒋介石使用。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蒋介石拿到第一笔钱是在4月1日，上海市金融业资本家先向蒋垫付了300万元。这是3月29日商界代表见蒋时认捐的500万元中的一部分，当时《时报》有一个报道，说商界代表“认捐五百万元，即继续输蒋，亦商界所愿，借款可以另案办理”。这笔钱直接资助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第一笔钱垫付后几天，蒋介石接二连三地发电报致陈光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头头、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主任），要他转向虞洽卿商业联合会催拨3月29日认捐的500万元，上海银行先垫付了300万元。这是第二笔。上海银行公会以此向蒋介石提出要国民政府明文规定维护金融方针和承认并偿还北洋政府旧债的条件。蒋介石满口答应，不仅通过宋子文表示接受上海银行公会提出的全部条件，而且还以总司令的名义下令江、浙、皖、闽、粤各省军政当局切实保护各地银行、钱庄。第三笔是4月底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又“借给”蒋介石1000万元，理由是蒋介石准备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而且这个条例国民政府已经通过，垫款有偿还的保证。第四笔是在5月1日，江浙财团的资本家又认购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当时蒋介石以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行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3000万元，全数在江浙财团的资本家中摊派：上海银钱业认购了500万元，上海商业联合会认购了300万元，江浙两省认购了1200万元，绅富认购了700万元，两淮盐商认购了300万（另一说是这3000万元是国民党财政部公布发行月息七厘的短期库券）。第五笔是在10月（2400万）和次年初（1600万），蒋介石又先后两次发行“续发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4000万元。

对蒋介石以反革命政变为交换条件的一笔又一笔的索取和摊派，江浙财团是支持的，他们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以“宁波帮”为核心的江浙财团不仅在经济上一再支持蒋介石上台执政，而且他们对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还明确表态，政治立场十分明朗：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于15日在南京企图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上海商业联合会16日就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并请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叛变活动。电报说：“窃维革命告成，建设附之。不图共产党抵知破坏，阴谋暴露，事实俱在。幸当局未雨绸缪，俾免赤祸蔓延，此商民所感慰者也。顷读吴稚晖先生呈请清党电文，盖见当有扫荡反动之决心。诸公此次列席会议，解决国是，在兹一举，可否之间，关系甚巨。敝会愿与三民主义相终始，对于当局清党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

同日，上海钱业公会也给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发了电报，表示支持蒋介石的叛变活动。电报说：“三民主义为救国救民之惟一政策，是以胜旗所至，靡不箪壶欢迎。乃不幸有捣乱分子，假党之名，窃党之权，欲试其倒行逆施之手段，为此反革命行为，全国人民视为公敌。伏乞诸公此次列席，毅力解决，扫除毒氛，除暴安良，在此一举。凡我人民愿作后盾。”

17日，上海银行公会也给蒋介石发了一个电报，并请转国民党执监委员会，表示支持蒋介石叛变活动。电报说：“自革命军奠定淞沪，商贾方期安居乐业。不图少数暴烈分子施破坏，扰乱大局；其叛党祸国，人民共愤。闻诸公此次列席会议，具有驱赤毅力，清党决心。树立国本，端在斯举，商业金融，实利赖之。”（上述资料均转引自《蒋介石传》，足见作者对“宁波帮”为主体的江浙财团当时的政治态度的评介。）

从上述对“宁波帮”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简单的回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宁波帮”在谋求经济发展目标支撑下的政治态度与价值取向：

首先，在与外国殖民势力的斗争中，只要是涉及“宁波帮”利益的，他们就会参与，其抗争态度积极、强硬与否，取决于对他们自身利益侵害的“程度”。例如：在为同乡命案而与沙俄殖民者的斗争中，宁波同乡会不仅以“四明同人”名义发表启事，又致电外务部要求“迅速照会俄使，勒令俄领事速将凶犯交出，会同华官审办，俾安众心扩而免意外”。上海商务总会也举行演说会，并在俄“同志女会”所在的宗孟女学演出了俄兵行凶的影戏，《警钟日报》发表了《为俄兵砍毙华人事警告全国同胞》、《宁波人可以兴矣》等一系列文章，号召联合罢工，决定停用俄国银行钞票。通过数千工人在四明公所聚会、成立民命互保会等形式，形成“富者为马队，贫者为步队，每省成立马队一万，步队二万，人人执干戈，专为被外人戕害的华人申冤，以互保求自保”的“在沪甬人不下二三十万人，激于公愤，势甚汹汹”的抗争力量。

在为“四明公所”生存而与法国殖民者的斗争中，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召开董事会决定坚决抵制法租界公董局的“勒令”，要求清政府出面调停。面对法国殖民者制造的流血惨案，一方面“在洋行工作的宁波人全部罢职、罢工，轮船运输陷于停顿”，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商会董事带头关闭自己的商号、钱庄和工厂，积极参与罢工、罢市的斗争；另一方面，公推虞洽卿与沈洪赉负责联络和谈判工作。谈判失败后，虞洽卿对工人说：“我们工商界给你们撑腰，罢工期间所失工钱我们加倍补偿。”同时还组织了一次由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等为代表的工商巨子参加的全市各界大游行，形成了一支30万人的示威大军，演变成为近代中国上海开埠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反帝国主义爱国运动，迫使法租界当局放弃了侵占四明公所的计划。

在争夺苏杭甬铁路主权而与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中，上海商务总会始终旗帜鲜明，积极投身其中。时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的李云书本身是浙江铁路公司股东，他以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名义指责清政府说：“外交首在立信，岂内政不妨失信；匹夫犹重然诺，岂谕旨转可反汗。”并告以江浙两省绅民在上海公认的路股数已超过2000股，即“宁波一府”所认也有700股之巨，“如此人心”，朝廷岂能视而不见，表示：清政府如果不接受拒款的建议，则“全体罢工”。

然而，在1905年国内掀起的一个为抗议美国殖民者迫害华工而发动的抵制美货运动中，“宁波帮”的态度却令国人“大跌眼镜”：身任上海总商会总理的严信厚和坐办周晋镳等人，对此忧心忡忡：“换约谋及商人，或讶无此政体。”当时倡议抵制美货者共21商埠，就是没有“宁波帮”！

直到给予美方改约的两月期限已至而美方始终没有动静时，“宁波帮”才在激烈争论中宣布了“不定美货”，“自愿签名允认”。

很显然，“宁波帮”在反对外来殖民者的斗争中，其态度的坚决与否取决于直接关联着他们的切身经济利益和本土情愫：如果侵害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如在沙俄殖民者杀害宁籍同乡案、法租界侵占“四明公所”案、英殖民者强夺苏杭甬铁路主权案中，“宁波帮”是坚决抵制、抗争直至罢工、罢市的。在这些特定的事件中，“宁波帮”站在全国劳动大众一边，与同乡、市民、工人们并肩作战，由此也使他们的斗争成为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反对外来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洪流中光辉灿烂的一部分。然而，当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会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时，如在“抵制美货”的爱国主义斗争中，如果不是迫于世人的舆论压力，“宁波帮”是不可能参与的，而事实上，他们的参与也是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利益回报后（追加订货）才被裹挟的。

从可数的“宁波帮”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事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宁波帮”采用的斗争策略是颇为相似的：先都是“上书”相应的“政府部门”，申述“不同意见”；然后与外来殖民者“谈判”力争达成一致；只有在市民、工人、社会各界人士介入抗争行列时，他们的态度才表现得“对立”起来。这种斗争策略的一再采用反映的是“宁波帮”的阶级属性：“宁波帮”是有产阶级的集合体，他们身上流动的“斗争基因的启动子”是已有财富的不被侵害。因此，他们必然采取“谈判、妥协”为标志的斗争态度，而不可能采取“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取而代之的革命态度。

简言之，在所有“宁波帮”反抗殖民者的斗争的原始起因中，都可以看到“与‘宁波帮’利益受损害”相关的特征，如：为同乡命案而与沙俄殖民者的斗争、为“四明公所”生存而与法国殖民者的斗争、为争夺苏杭甬铁路主权而与英国殖民者的斗争，而在“起因”于“关系不大”的为抗议美国殖民者迫害华工而发动的抵制美货运动中，“宁波帮”代表人物在开始时——说得好听些——是“忧心忡忡”，说白了，实际上是抱着“事不关己”的消极态度的。

这一切，都无一不在告诉我们：实际上，“宁波帮”对殖民入侵者的抗争是有“尺度”的，他们只是反对牵涉、损害到他们切身利益的殖民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宁波帮”之所以会与殖民者作斗争，主要是基于切身利益的驱动——“无利不起早”的烙印，迄今还可以在其现代后人的身上看到！

正是“宁波帮”特有的有产阶级属性，使他们在真正的推翻压迫统治的革命风暴来临的历史选择中，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他们由开始作为支持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崛起于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短暂的历史时期，成为当时中国经济社会中的“精英”群体，却不能接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由中国工人、农民为核心力量组成的无产阶级政党旨在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立面，成为支撑蒋介石腐朽、没落、黑暗统治的经济支柱。也正因为此，随着蒋介石逃亡台湾，曾几何时辉煌耀眼的“宁波帮”企业经济，以“宁波历史上的第三次大规模迁徙海外”的史书载文，描述了它在中国经济历史发展舞台上的“谢幕”！

“宁波帮”崛起于近代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时代，他们奋斗在殖民入侵、官僚盘剥的夹缝中，艰难地发展着民族工商业。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曾经称雄中国社会的“晋帮”、“徽帮”、“粤帮”走向了衰落和消亡，唯“宁波帮”却仍兴盛发展。究其根本原因，不得不承认：正是“宁波帮”特有的“文化”结构，使他们“顺应”了中国社会当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滑落的“阶段性”历史趋势，选择了发展民族产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

（四）“宁波帮”的乡土情愫

“宁波帮”身处他乡，艰苦奋斗，开拓创业，但在他们事业成功和积累起一定财富之后，都乐于造福桑梓，热心故乡的公益和慈善事业。虞洽卿在20岁时即有“筹五百万元，将家乡建设完成”之宏愿，认为要“追随于诸君子之后为桑梓义务亦所愿也”。

1.投资近代实业

在纺织、轻工方面，严信厚于1887年在宁波北门创办了宁波近代第一个民族资本企业通久源机器轧花厂。1894年，他与周金镰又在原厂附近开办了通久源纺纱织布局，使轧棉、纺纱、织布三位一体。樊棻、盛炳记在家乡镇海鼓楼大校场旁办了公益织布厂。陈兰苏投资宁波和丰纱厂，严信厚投资通利源榨油厂、通久源面粉厂，蔡鸿仪投资禾盛烟公司、禾盛碾米厂。

在电力交通方面，孙衡甫于1897年率先投资在宁波办起了电灯公司，直到1912年和丰电灯新公司盘顶出让。虞洽卿、刘鸿生、孙衡甫、周仰山等在宁波市北门姚江与北斗河之间购地11亩建宁波电力公司，全称为宁波商办永耀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虞洽卿任董事长，周仰山任经理。虞洽卿、周仰山都有投资，孙衡甫当时所投资金、股份起码在20%～30%。

1855年，杨坊与当地绅商张斯臧、俞斌等一起“向粤东夷商购买大轮船一艘……设‘庆成局’”。虞洽卿也“深知商务之发达端赖交通之利便”，而“交通与商业，犹唇齿之相依，不可缺一者也”。1913年，虞洽卿购“镇北”轮，行驶龙山、镇海、宁波等地；次年，正式创办“三北轮埠公司”。他在家乡投资的最大项目是镇海龙山三北轮埠公司龙山码头，同时，他又在龙山办电报局。l916年，为便利三北轮埠公司营业，虞洽卿又在轮埠石塘上铺设铁轨，设“龙山铁路”，并把1910年在南京劝业会场用过的轻便火车运到此地行驶。为在能源上有保障，虞洽卿还在电报房旁边办起了小型火力发电厂，以提供码头及其他设施所需电力。三北轮埠总公司设在上海，分公司设在宁波、镇海、龙山、舟山沈家门，小轮船可以从龙山出发，直抵宁波、上海，三北地方的土特产借此可以输往外地。

在金融业方面，从19世纪中叶开始，“宁波帮”在家乡积极扶持金融业，最早是对宁波钱庄的支持。同治年间，宁波有钱庄36家；光绪初，有400家；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钱庄业更有发展。严信厚在宁波就有信源、衍源、永源、五源、鼎恒、复恒、泰恒、泰生等钱庄。镇海叶澄衷在宁波投资元大、余大、瑞大、志大、承大、义生、恒裕、正余等钱庄。李咏裳也投资宁波彝泰、彝生、天益、元益等钱庄。颜料大王周宗良于1917年在家乡宁波开办了恒孚钱庄。

1897年，严信厚、朱葆三等人参加组织我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次年在宁波设立兑换处，专司推广发行和兑换钞票。四明银行为清一色宁波旅沪实业家所创办的银行，时为全国仅有的9家银行之一，次年也在宁波设分行。

在农业方面，“宁波帮”非常重视水利建设。1905年慈溪遭水灾，吴锦堂捐资浚修杜湖、白洋湖及松（浦）、古（窑浦）、淹（浦）、竺（民浦）等湖、浦、塘、闸，至1910年竣工。长期在天津办实业的陈协中，也在20世纪初捐资修浚鄞县梅湖。1921年，镇海后海塘因风暴遭到严重破坏，旅沪的镇海籍人士盛炳记、李征五、方积藩等“筹拨华洋义赈会会款，及宁波灾赈余款等银币十余万设局兴工”。

“宁波帮”在投资农业时有一个清晰的“特点”——注重实施综合经营。茶、桑、棉的种植有很大的经济价值，秦润卿从1918年起，连续3年从江苏无锡等地运来优良蚕种、桑秧，无偿分给当地农民饲育，并聘养蚕专家来家乡传授养蚕知识。当蚕业兴起后，又在慈溪开了一个大茧行，专收民间鲜茧，运沪出售。吴锦堂办实业学堂，在1909年10月间改订章程，以蚕业为本科，附设初等四年级简易科（即初小），续捐银4380元，栽桑30余亩，添设养蚕室、储桑室、缫丝间、茧灶室、扬返场（养蚕用）及选茧场等，加聘蚕学教员，于1910年正月改办初等实业学堂，并举办3个月1期的短期蚕业讲习会（毕业10人）。严信厚针对余姚、慈溪的优质棉花，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把家乡的棉花购进后进行机器轧花加工。镇海籍实业家李云书于1897年在家乡建立自来水灌田公司，开展自来水灌溉农田。

2.热心教育卫生

在教育方面，宁波商帮中许多头面人物出身贫寒，从小并未受多少教育，一旦有了成就后，就更重视家乡的教育。吴锦堂久居海外，深知列强训练国民、巩固国邦之道。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他回国扫墓，兴办锦堂学校。学校于1908年冬落成，初为两等小学，1910年改高等小学部为蚕种初等实业学堂，次年改为中学堂。虞洽卿于1906年在家乡龙山出资筹办了龙山公学，以后改名为私立龙山学校。叶澄衷在家乡创办中兴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叶氏中兴学校。镇海方舜年、方积钰等于1906年在骆驼镇桕墅方村创办培玉学堂。樊棻于1902年在仓基弄创建樊氏便蒙学堂，附设勤稼女学，1919年改为樊氏便蒙乙种商业学校。史严生在民国初同盛竹书等5人集款续办城区东西困勉学校，学生免费入学。董杏生于1909年独资在家乡镇海创办董氏初学堂，负担常年费用，让贫寒子弟免费入学。在汉口担任宁波会馆总董的盛炳纪也曾在镇海创办养蒙、志成及公立一校，补助经费达13年，并且亲赴各乡劝学，两年内使公私学校增至70余所。鄞县乐振葆1916年在家乡宝幢独资兴办了“宝林小学”。煤炭大王谢蘅窗，1910年后先后在鄞县、镇海创办求精国民学校共7所，延聘名师，免费招生，数十年如一日。慈溪人秦润卿1915年开始与李寿山、王荣卿等人集资在慈溪永明寺老棚旧址（今江北区城西）购地兴建“普迪学校”，由鄞县名士谢缄三任校长，对一些贫困学生，不仅免收其学费，还供应纸张。朱葆三在家乡定海投资创办定海公学和宁波益智学校。“宁波帮”在家乡的办学，不仅促进了宁波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为家乡培养出了一大批有用人才。比如著名实业家包玉刚、邵逸夫、包从兴、叶谋彰、赵安中都毕业于叶澄衷创办的中兴学堂。著名农学家童玉民教授也由慈溪锦堂学校推荐到日本留学。相应地，这些实业家又秉承此举，倾力投资教育等事业。

创办医院，是“宁波帮”创办公益事业又一个方面。秦润卿同陈谦夫等倡设保黎医院，并长期为之募集基金，添设器械，扩建房所，使之成为一所有良好设施的医院。

3.热衷慈善捐赠

“宁波帮”热衷于家乡的慈善事业，诸如修路铺桥，修建祠堂、庙宇等。严信厚就在宁波设清节堂、仁安公所，在慈溪（慈城）庄桥河燕浦大隐桥之茸宗祠，修家乘，建寿芝庄，以济族人之生计。^[7]严信厚去世后，其子严子钧也遵照父亲的遗嘱，取出父亲部分遗产设忠孝堂义社，置田1300余亩，收入稻谷赠贫寒族人，另外在家乡还出资建怀德堂、义塾、义庄、牛痘局、崇义会、广益堂，济恤孤寡、修桥铺路，及对贫民赈济衣、米、药物之类，每年耗资不可胜数。对家乡人民赈灾，是“宁波帮”义举的重要内容，宁波同乡会更是不遗余力。如1911年9月，上海宁波同乡会即募集5万元赈济宁波各县水灾；1915年8月，又联合绍兴七邑旅沪同乡会成立浙江宁绍义赈事务所，募款赈济水灾；1921年，组织宁波水灾急赈支援，向上海、北京、天津各界通报被灾情形，请求竭力出资救助。

乐振葆在发展自己所经营企业同时，乐善好施，不遗余力地帮助同乡。1911年，他派船只接运营救因日本东京、横滨地震而受灾的旅日宁波同乡回国，为宁绍水灾及六横台风受难的乡邻筹款赈济，努力奔走。虞洽卿、吴锦堂为救家乡灾荒做不少捐赠。1912年，三北洪水成灾，虞洽卿、吴锦堂组织了“三北筹赈会”。虞洽卿从外地运来4轮船大米，吴锦堂也运来赈济米，办理平粜，并在观城、龙山一带实行义赊。1922年，三北发大水，虞洽卿从外地运来白米一批，赈济三北受灾农民。1888年，余姚水灾，余姚人毛纪（1887年东渡长崎）“集捐筹赈”；1900年，他又为家乡“铺筑本乡公路十余里”。郭县人沈炽昌，也侨居长崎，1900年，他回到故乡，“适逢岁歉，独立创办家乡平粜”。

（五）同乡集“帮”、互助互帮

“宁波帮”维系乡谊，常设“同乡会”出面维护同乡利益。

宁波旅沪同乡会自成立起，即把维护甬籍同乡利益置于重要地位。1911年6月，江苏藩司为李厚祁经济案件查封小港李氏家族公产及义庄，同乡会即致电当局，表示抗议，要求分清公产、私产界限，最终使李家公产得以保全。甬人如在沪上遭遇种种不测，同乡会知悉后即会出面交涉，务使冤情昭雪。朱葆三也重乡情，为维护同乡利益做了不少努力。1907年，定海发生了岭碇事件。因扣押无辜，激起了西乡数千农民入城造反，并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请朱葆三和镇海吴吉人主持公道；二是释放被捕的起义领导者。由于朱葆三的协调，问题最终得以解决。

宁波旅沪同乡会在虞洽卿等人领导下还做了大量救济本乡穷人的工作，如1911年设免利借款局，无息发放小本贷金，救助失业同乡，又帮助清寒同乡免费搭轮返籍。每逢战争发生，同乡会总是想方设法地帮助旅居外地的受难同乡返回原籍暂避，如武昌起义事发，同乡会即派船驰赴汉口，将同乡中之老弱妇孺接回宁波。1919年5月，宁波学生和“救国十人团”为抵制日货，查获并销毁了“新章”商店囤积的大批日货，遭到一批打手突然袭击，受伤10多人。应宁波“救国十人团”代表的请求，旅沪宁波同乡会“为新江桥新章绸缎局殴辱学生案，通电甬各机关，并派代表往甬处理”。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宁波帮”会所与其他帮会会所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宁波帮”会所发展的趋势和实践都证明，它们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同乡的互帮互助，而且渗透着“宁波帮”代表人物的政治需求，从而在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