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的演变和家族企业制度创新

第一节　“宁波帮”认识的演变

早在1908年，《中国经济全书》就对“宁波帮”、“绍兴帮”、“杭州帮”作过介绍，其中对“宁波帮”有这样的说法：“上海之所谓‘宁波帮’者，即表示在上海的宁波商人之意，如所谓湖南帮者，即系表示一般湖南商人之意，其他称为某帮某帮者，皆如此也。”^[1]

20世纪30年代，人们借助于对一些宁波工商人士的研究，对“宁波帮”有了更细致的了解。上海通社在30年代初中期编辑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其中徐蔚南的《上海四明公所研究》一文，对宁波工商人士在上海成立的同乡组织四明公所进行研究，论述了四明公所的发展沿革、所从事的主要事业及其对“宁波帮”形成发展的影响。冯薰的《论宁波过账制度与现水之利弊及其改良办法》，对宁波工商人士在金融业中所实施的过账制度配现水的利弊做了分析。^[2]杨荫溥的《上海金融组织概要》、魏友棐的《十年来（1921—1933）上海钱庄事业之变迁》，在介绍上海钱业的变迁中，提出“宁绍帮仍执钱业之牛耳”的观点，对民国22年（1933）72家商帮作了统计分析，其中绍兴帮37家占第一，“宁波帮”16家居第二，并对宁波钱庄家族的选用人才、父子相传等内容作了介绍。^[3]孙筹成的《新药界先进黄楚九先生事略》^[4]，介绍了黄楚九在上海创办大世界和艾罗补脑汁、九虎人丹等情况。1937年，《教育与职业》杂志刊载了由方涛天撰写的《航业家虞洽卿先生传略》，对虞洽卿所从事的航运业做了表功和赞美。

王承志的《中国金融资本论》对1936年55家钱庄经理作了分析，认为绍兴帮最多，有27家；“宁波帮”为16家；苏州洞庭帮7家；上海本地帮3家；镇江帮2家。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姚公鹤的《上海闲话》，书中也谈到宁波工商人士的情况，认为宁波商人最初聚居在上海南市，商业金融经营活动以南市为中心，“南市内外咸爪街尽甬人字号，如在宁波”^[5]，并对汇丰银行的买办王槐山作了介绍，认为王槐山是“第一任汇丰之买办，声名乃亦洋溢于沪上矣”。

由宁波同乡会编印的《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是“旅沪乡人之喉舌”，辟有“本会纪事”、“七邑拾闻”、“经济”、“谈丛”等栏目，介绍在上海的宁波人活动情况，认为宁波人在近代蜂拥来沪，进入上海社会各个阶层，“上自缙绅硕贤，下至负贩杂技，曹进曹退，纷若归市”，尤其是航运业中的海员和机器业中的技术工匠“几乎无往而非宁波人”，上海成为宁波人的“第二故乡”，并对南京、汉口、郑州等地的宁波商人作了评述。上海机联会所编的《机联会刊》和《工商史料》也有不少有关“宁波帮”的内容，诸如中化社、五洲固本皂药厂的科学管理，陈万运的三友实业社和胡西园的中国亚浦耳电器厂的广告宣传等。《钱业月报》对秦润卿等的宁波钱庄作了评述。

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华全国中日实业家兴信录》对“宁波帮”的一些代表人物方椒伯、朱志尧、袁履登、史悠凤、王时新等作了介绍，尤其是明确指出朱志尧是奉化人：“朱志尧，浙江奉化人。从他父亲这一代起便是（法）东方汇理银行的买办，十几年前才卸职的。”

一些“宁波帮”实业家自撰的论文，是我们深化认识“宁波帮”的重要材料。比如，刘鸿生在1931年撰写了《救济新工业应提倡同业合并》，要求企业走合并道路，以增强企业实力，而一旦实行同业合并，“虽前途利纯，仍应视管理之是否合宜以为断，而消弭同业竞争，增厚对外力量，则目前固已卓有成效矣”。1935年，刘鸿生又在《中国国货年鉴》上发表《一年来的国产煤业》，认为要发展煤矿业，就要有便利的交通措施。当时的民族煤矿业发展缓慢，其原因是“国内交通，未尽便利，水利运输，时多阻梗，纵增产量，无从输出，实亦一大主因”，并认为人民购买力主要在农村，只有让广大农村摆脱金融枯竭、生产凋敝的困境，才能使人民的购买力逐步增进，金融业的状况能进入常轨，“工商业之复兴，可以逆睹”。

1947年，担任钱业会的总董、主席多年的秦润卿，作了《五十年来上海钱庄业之回顾》，对钱庄业的起源、银行的兴起和钱庄的关系作了叙述，提到赵朴斋、张宝楚、庄尔芗、冯泽夫、袁联清、李墨君及谢纶辉等人先后任职通商银行的情况。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为我们认识“宁波帮”开拓了思路。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的森次勋的《上海财阀之鸟瞰》提到“宁波帮”是近代新兴商业行业的开拓者。“输入贸易方面，金属、染料、棉布、砂糖、机械、杂货等外国输入品之经营，数十年来为宁波人绝对独占，逐年有增长之势。”山上金男的《浙江财阀论》也对浙江财阀的含义作了解释，认为狭义的解释是指以上海为根据地的浙江籍金融及实业家的总称，可分为浙东帮和浙西帮，宁绍地区属浙东帮，杭嘉湖地区属浙西帮，并且认为一般所说的浙江财阀都是这一含义，而“宁波帮”是浙江财阀的基础。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香港的钟树元的《江浙财团的支柱——“宁波帮”》对江浙财团的分析中也认为“宁波帮”是“江浙财团的支柱”。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宁波帮”借助各种因素，促成江浙财团与南京政府的结合，使之成为江浙财团中的主角，甚至成为江浙财团的皇亲国戚的新贵族。文中对虞洽卿及三北集团也有评析。日本学者根岸佶在1953年出版的《中国的行会》一书中认为，“宁波帮”是乡党观念异常强烈的乡帮，它把局部的乡谊联系到同省毗邻的地区以至整个浙江省人在上海的范围，形成“大宁波帮”。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的一句“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把人们对“宁波帮”的关注推向了高潮。

1985年，徐鼎新的《半个世纪前的一场电光源之战》，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宁波商人在西园开办的中国亚浦耳电器厂曲折发展的情况。1986年《瞭望》杂志发表了吴克强等撰写的《饮誉四海“宁波帮”》，不过这是一篇有新闻性质的文章，严格说并不是学术论文。以后有不少研究“宁波帮”的论文问世，主要有叶炳南的《“宁波帮”的心态分析》 ；王遂今的《近代“宁波帮”为什么能崛起》 ；陆志濂的《张尊三传略》 ；沈雨梧的《为“宁波帮”开路的严信厚》、《爱国主义者包达三》 ；乐承耀的《“宁波帮”筹建的一家银行》、《严信厚与通久源纱厂》 ；干谷的《童涵春堂兴隆史》 ；张敏杰的《论“宁波帮”》。

浙江省政协文史委相继编辑出版《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两本文史资料，前著选有16篇文章，涉及“宁波帮”研究的有6篇，其中3篇研究虞洽卿，2篇研究宋汉章，1篇研究秦润卿；后者选有文章26篇，涉及“宁波帮”的形成、特色和“宁波帮”主要代表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宋炜臣、刘鸿生、项松茂、竺梅先及镇海方氏家族和李氏家族等内容。

据初步统计，到1989年，宁波市区及各县区发表的研究宁波商人及商帮的文章多达20余篇。譬如，《宁波文史资料》第4期刊载了茅普亭的《旧时宁波的经济动脉——钱庄》和朱裕湘的《宁波人与旧时行业》，第6期登载了屠一泉的《王宽诚的生平》和陆志濂的《包玉刚与环球航运集团》 ；鄞县文史资料有《鄞县乡贤乐振葆》、《张中之其人其事》 ；《余姚文史资料》刊登了《我所了解的黄楚九先生》 ；《慈溪文史资料》第2辑载有《三北虞洽卿》等文章。尤其是《宁波文史资料》第5期，几乎都是有关“宁波帮”及四明公所、宁波同乡会的内容。

进入21世纪，“宁波帮”研究又进入一个新阶段，随之人们对“宁波帮”的认识也趋于成熟。

李瑊的《上海的宁波人》，2000年10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专门研究“移民在上海”的论著，也是其博士学位论文课题，比较系统地考察了宁波人在上海的经营活动，揭示了旅居上海的宁波人的迁沪动因、社会构成、心态结构及其参与上海和融入上海的情况。

由丁言伟、丁言模编著的《百年商旅——“宁波帮”》，2001年由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描述了“宁波帮”的形成、发展及朱葆三、叶澄衷、虞洽卿、秦润卿、刘鸿生、黄楚九等“宁波帮”代表人士，不仅介绍他们的经营之术、生财之道，而且使世人更多地了解了中国商人的智慧。

由金谱森、孙善根主编的《“宁波帮”大辞典》，由宁波出版社于2001年3月出版，有31人参与编写，几经寒暑，倾注了作者不少心血，它以辞典的形式，对走过了几百年辉煌至今雄风犹存的“宁波帮”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与回顾。(www.xing528.com)

张守广的《超越传统——宁波的近代化历程》于2002年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在博士学位论文《宁波商帮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宁波帮”深入研究的成果。该书从纵、横两个方面对“宁波帮”的发展和特点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与分析，对宁波商帮自晚明形成至民国时期数百年间由小到大、由传统到近代化的发展轨迹，并对“宁波帮”经营地域、行业、商帮组织、群体意识诸方面进行了考察。

由乐承耀等所撰的《“宁波帮”经营理念研究》，2004年7月由宁波出版社出版。该书有九章，具有四个特点：一是突破了以往研究仅限上海或近代的界限，用时空的观点来研究“宁波帮”，地域以上海为主，扩大到京津汉渝、长三角，时间从近代到当代。二是从以往的零星的、分散的到系统的、集中的，对“宁波帮”经营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三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对“宁波帮”的经营理念进行分析，诸如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及创新、开放、科学人才观等观点，结合实际进行分析。四是对当代的一些宁波籍人物，尤其是一些实业家作了一定描述，如丁磊（网络奇才）、石钟韶（新中大总裁）、任伟泉（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陆弘亮（UT斯达康总裁）、郑永刚（杉杉集团老总）等。

由马卫光任主编，顾松辉、周千军任副主编的《百年“宁波帮”》，2004年7月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该书由百年辉煌、港澳台和海外宁波同乡社团及相关友好组织简介、国内同乡社团和相关组织简介、近现代宁波籍重要人物小传、海外宁波籍人物名录、当代宁波籍人物名录六个部分组成，全面系统地展现了“宁波帮”发展史，呈现了“宁波帮”的精神和风采，其目的是重温“宁波帮”发展历程，弘扬“宁波帮”精神，在新时期更好地激发海内外宁波人响应邓小平同志号召，服务新宁波、建设新宁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宁波帮”的认识不单单是工商界人士，而且扩大到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这一点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得很明白：“四明八百里，风流七千年。古城宁波，是人文荟萃、英才辈出之地，孕育过无数思想家、科学家和军事家。尤其是近代以来，领风气之先的大批宁波人冲破传统世俗的羁绊与人多地少的生存困境，走出家门，外出创业，他们奋力开拓，顽强拼搏，活跃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特别是为振兴民族工商业，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更有那些富有强烈进取意识的宁波人漂洋过海，前往世界各地和港台地区创业。他们含辛茹苦，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成了工商巨子、学界精英、社会名流。正是这些让故乡引以为豪的仁人志士，形成了享誉中外的‘宁波帮’。”

以上主要的研究过程与研究成果，令我们对“宁波帮”有了宽泛的、动态的认识。

一、“宁波帮”的时代特征

宁波先辈商人早在明清时期就已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据史料记载，早在明末清初，各种宁波同乡组织就已经开始出现，如在北京设立的“鄞县会馆”、“浙慈会馆”等；乾隆年间有“宁绍会馆”（1771年）、“浙宁公所”（1786年）等乡谊组织。鸦片战争后，面对列强的坚船利炮与洋货涌入，勇敢而机智的宁波商人以上海为活动场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创造出海运、金融、建筑、医药、文教等行业的奇迹。上海从一个小村落起步发展与在沪宁波人的创业奋斗密不可分，可以说没有“宁波帮”就没有当初上海的发展。

1909年，在上海的慈溪商人洪宝斋倡议筹建了“四明旅沪同乡会”，翌年更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这是近、现代宁波商人从个体走向群体的开始，标志着近、现代“宁波帮”作为一个群体组织在上海乃至全国亮出了它的牌子。

20世纪20—40年代是“宁波帮”的活跃期，他们以上海为阵地，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乃至全世界留下了他们的创业足迹，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业绩：他们参与商贸活动，足迹遍布中国和世界各地；他们开创现代金融业，在上海创造出中国金融奇迹；他们投资建筑业，在上海留下近半数且至今仍有名气的楼宇……他们更是爱国忧民，提倡购买国货，编纂教科书，办报纵论时政，涉足娱乐事业，等等，成为各行各业的翘楚。

1949年后，因中国内地政治经济环境变迁，“宁波帮”的活动场所转到了港台等地。在香港，以王宽诚、董浩云、包玉刚、陈廷骅、曹光彪、邵逸夫等为代表，“宁波帮”在航运业、贸易业、轻纺业、影视业等作出了相当的成就。在台湾，翁明昌、应昌期、张敏钰、张东平等，为台湾的经济重建与起飞作出了相当的贡献。他们与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地的宁波籍人士和宁波人后裔一样，延续了“宁波帮”艰苦奋斗、诚信经营、务实开拓等创业精神，成为港台及海外“宁波帮”引以为傲的骨干力量。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内地急需大量的外资、侨资和港澳台资投入现代化建设事业。在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们回到祖国，回到家乡，捐资办学，投资设厂，开始了新的征程。邓小平先生在北戴河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这极大地激发了“宁波帮”回乡建设的热情。“宁波帮”作为一支有别于其他的力量，在祖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这面大旗下再度聚集在一起，开始创造新的辉煌。据有关报道，自祖国大陆改革开放的31年以来，宁波市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在内地捐赠金额高达72亿元人民币，其中在宁波市的捐赠金额达12亿元人民币。

二、“宁波帮”的定义

顺应时代的发展，本书认为，如果仅将“宁波帮”定义为20世纪20—4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宁波商帮”，“宁波帮”无疑只是一个具有当时历史意义的名词。这样的“宁波帮”定义是没有生命延续活力的。一方面，以商而论，中国人对历代的商家进行考察，得出“富不过三代”的结论（当然笔者在此并非是说如今的“商帮”也缺乏延续力），由此，20世纪20—40年代的“宁波帮”大多已进入历史，即使扩大到台港澳以及海外的宁波商帮，则“宁波帮”也只是一小部分，其组织和人员的延续性也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衰。如今家族企业管理已纳入现代化经理人管理模式，这一狭义定义的局限性必将使“宁波帮”失去更多的生命光辉。另一方面，如果仅从地域上界定“宁波帮”的人员范围，又固化了人们对“宁波帮”的动态认识。

如果我们从商帮意义上讲，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宁波本土企业正在崛起，它们不仅具有“产业分工明确”，并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聚”的新特点，况且近年来大批宁波企业以收购、并购、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等方式纷纷走出去，形成了一批新的“宁波帮”，他们正在异乡缔造今日“宁波帮”的新的辉煌，也在为家乡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还应看到，在1949年至1978年间，尽管由于中国大陆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使以商帮为特色的经济活动在中国大陆趋于停顿，但在其他领域，如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医疗事业等领域，宁波人依然在默默地作出他们的贡献。在大陆改革开放之前，他们蓄势待发，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储备了大批的人才力量，这点我们单从两院院士有94位宁波籍人士就可以看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早被人们所公认的结论，而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单单局限于经济建设，它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需要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人士投入到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当中。因此，从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和谐中国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更应从广义和动态的角度来定义“宁波帮”，这样“宁波帮”的意义才会更大、价值才会更高，对祖国和宁波家乡的建设与发展事业才更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马克思主义曾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理论指导思想，但由于国情不同，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各相关国家的国情相结合才能产生蓬勃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理可推，“宁波帮”的定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宽泛的，也是动态的。没有这样的定义原则，邓小平先生对“世界宁波帮”的号召也就没有现实意义，“宁波帮”也只能随着时间脚步的向前而走入历史。

综而言之，从多个角度考察分析，“宁波帮”的含义应是宽泛的、动态的。从地域上看，应包含宁波地区（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个县）以外的祖国大陆地域，以及台港澳地区及其他海外地区；从人员构成看，它不仅仅是宁波商帮人士，它应为各行各业的宁波籍人士和宁波人后裔组织；从时间上看，它不是定格在20世纪前期的活跃在上海“宁波帮”，也不仅仅是1949年后泛舟于港台及海外的“宁波帮”，它应是包括明清以来在宁波地区以外的祖国大陆和海外地区的当代乃至今后的宁波籍人士和宁波人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