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区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研究结果

第二节　西安市区农民工群体的特点

一、西安市区农民工群体结构特征

(一)西安市农民工总量已占西安市常住人口的10%以上

从课题组对西安市农民工总量的分析结论中可以看到，西安市区农民工总量约为110万至140万人;根据西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援引2010年3月4日西安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数据:2009年西安市常住人口为843.46万人。据此计算，西安市区农民工总量占西安市常住人口的比例约为13%～17%。

可见，农民工群体在西安市人口结构中已占有比较高的比重，农民工在西安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设想假如没有这百分之十几的农民工，有多少大楼将会建不起来?有多少工厂将要停产?有多少商场和饭店将要关门?农民工对西安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作出和正在作出巨大的贡献，这一群体对西安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青壮年是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群体的38.9%

本次调研结果显示，45岁以下的青壮年农民工占样本总数的71.4%，45岁及以上的占28.6%。其中24岁以下的农民工占17.5%，25—34岁的占23.9%，35—44岁的占30.0%，45—55岁的占25.3%，56岁及以上的只占3.3%(见表1－10、图1－1)，青壮年是西安市区农民工的主力军。

表1－10　西安市区农民工年龄结构

图1－1各年龄段人数所占比例

随着西安人口高峰和就业高峰的到来，将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农民工融入城市打工者的行列，成为未来西安市农民工的主体;同时，大多数年纪偏大的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渐退出农民工队伍。据此预测，未来一段时期内西安市新增农民工的人数将大大高于退出劳动年龄的农民工的人数。当前，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导致的第三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进入婚育期，各种因素聚合后将抬升陕西省的生育水平，形成新的生育高峰。根据《西安晚报》2010年1月5日消息，陕西连续三年人口出生率持续回升，新一次生育高峰已有所显现。从现在开始，西安市人口将进入强过以往任何时候的就业高峰期。随着西安市农民工队伍的更加年轻化，新生代农民工将很快占据农民工的历史舞台。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30岁的占61.6%^[2]。课题组的调查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比重约为38.9%，这个比例比上述全国水平的61.6%要低一些。本项目组认为，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受时间等客观因素的影响，目前的调研数据对样本总体特征的反应程度仍有完善的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各地农民工结构是由当地农民工的流入特征决定的，农民工的流向与各地的产业结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因素密切相关。

经验以及调查数据表明，东南沿海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是农民工打工目的地的首选。由国务院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等部门成员组成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起草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显示，外出农民工以来自中西部地区为主。2004年，中部地区外出农民工4728万人，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40%;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3161万人，占26.7%。同时，东部地区、大中城市对外出农民工有极大吸引力。东部地区、大中城市就业容量大、收入高，吸引了大量农民工。2004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到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七个省市的占82%，到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民工超过60%，这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对于外出农民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对于那些正值青春年华、充满好奇与梦想的新生代农民来讲，进入这些地区体验生活、寻求梦想的动机更为强烈。因此，东西部新生代农民工比重的不均衡现象是在情理之中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东西部、不同城市之间新生代农民工比重的不均衡现象。

但无论如何，就西安市农民工群体而言，约39%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政府采取专门针对这个群体的政策而言已经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三)西安市区农民工大部分来自省内，其中西安市周边比重最大

本次调查发现，接受调查的农民工大部分来自陕西省^[3]，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西安市周边地区。

来自陕西省内的农民工中，来自西安市的人数最多，占42.9%;来自咸阳市的人数排第二位，占22.1%;来自商洛市的人数排第三位，占11.6%;来自渭南市的人数排第四位，占9.9%;来自宝鸡的人数排第五位，占6.5%(见表1－11和图1－2)。陕西省省内来源地还包括延安、榆林、铜川、汉中、安康等地，但比例相对较小。

表1－11　来自陕西省的农民工来源结构

来自西安市的农民工中，来自蓝田的人数排在第一位，占28.3%;来自长安的人数排在第二位，占23.5%;紧随其后的是临潼和未央，来自这两个地区的人数比较接近，均占8.4%;来自周至的人数排在第五位，占8.0%;来自户县的人数排在第六位，占7.1%(见表1－12和图1－3)。

图1－2　来自陕西省的农民工来源结构

表1－12　来自西安市的农民工来源结构^[4]

图1－3　来自西安市的农民工来源结构

西安市与来源地之间的地理距离和相对经济发展水平、来源地农民工的外出习惯等是影响农民工来源地结构的重要来源。农民工选择在西安就近就业，与西安在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靠前、工业和旅游等服务业相对发达的地位是分不开的。西安市相对雄厚的经济承载力吸纳了众多的来自省内省外的农民工就业。

同时，西安市区农民工大量来自省内有利于政府将西安市农民工问题与全省三农问题的解决相结合。

(四)西安市区农民工就业以服务业和建筑业为主

调查显示，西安市农民工就业行业的分布排在首位的是各类服务业，接近60%(批发和零售业的占27.3%、住宿和餐饮业的占17.0%、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占14.8%等);其次是建筑业，占22.6%^[5];其余依次为:制造业，交通运输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电力燃气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

从调查情况看，农民工从事职业种类多集中在体力劳动强度大，或对技术、知识水平要求不高的一些行业，例如建筑施工业、餐饮与家政业等。这一方面体现了农民工群体对西安市经济发展的某些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说明农民工整体素质还不高，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有待提高。这也是当前农民工群体在物质、精神、文化等层面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之一。

(五)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总体不高，但新生代农民工有所提高

调查显示，具有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多数^[6]，农民工总体受教育水平不高。

从年龄结构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从表1－13可以看出，34岁及以下的农民工中具有高中、中职、高技、大专及以上文化水平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比例。

表1－13　不同年龄层次农民工文化水平概况

在职业技术教育方面，西安市区的农民工总数约110万至140万人，其中约35.1%参加过就业培训，64.8%未参加过就业培训。在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中有32.0%是在家乡培训机构接受的培训(约占总人数的14.8%)，有68.0%是在用人单位接受的培训(约占总人数的31.4%)。

根据调查数据计算，34岁及以下农民工接受过培训的所占比例为56.6%，35岁及以上的农民工中接受过培训的所占比例为33.6%，前者比后者高22个百分点。表1－14列出的是每一个年龄段接受培训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34岁及以下的各年龄段接受培训的比例明显高于34岁以上的各年龄段接受培训的比例。

表1－14　不同年龄层次农民工接受培训概况

以上分析表明，虽然农民工总体仍然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的培训程度也不是很高。但是，相对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

(六)西安市区农民工60%以上的人已婚有子女

已婚农民工中有子女的占接受调查总人数的66.3%。从年龄段来看，34岁及以下的农民工已婚比例为43.2%，其中24岁及以下的农民工已婚的比例为17.8%，25—34岁的已婚比例为60.7%;35岁及以上的已婚比例较高，为94.0%。各年龄段中有1个或2个子女的比例分别为:16—24岁为11.0%，25—34岁为49.7%，35—44岁为82.6%，45岁及以上为94.0%。

表1－15　不同年龄层次农民工婚姻状况(www.xing528.com)

表1－15　的数据表明，34岁及以下的农民工中未婚者的比例相对较高，其中16—24岁的农民工中未婚者的比例高达78.10%。这意味着这些未婚农民工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是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时不可忽视的一面。而对于已婚有子女的务工者来说，孩子就学问题、上学费用问题、支持整个家庭生活的问题多集中于进城务工者身上。这一群体既充满着对多彩城市生活的向往，同时又不得不承担支撑家庭生活的重担。

二、农民工行为及心理特征

(一)农民工对土地的依附程度依然较大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与土地仍然保持根深蒂固的联系。图1－4显示，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通过自己或他人经营等方式保持与土地联系的占到84.8%(其中约3.5%的人土地撂荒)，没有土地的占15.2%。

图1－4　家中土地经营情况

城市化的主要表现是人口的城市化和土地的城市化。发达国家城市化经验表明，城市化的过程是农民放弃土地进入城市，以贡献劳动力的方式促进城市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进城农民的劳动素质不断提高，城市劳动力结构不断变化。同时，由于规模经营和现代化机械的使用等原因，土地的生产力逐渐提高。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仍然是典型的二元经济，即落后的农业部门和以工业以及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工业部门共存。土地是农业中最主要的投入要素，但其供给量是有限的，这就决定了在农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在工业和服务业部门，资本是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而资本的供给相对于土地来讲是无限的。这就决定了工业和服务业的增长是进城农民提高收入的现实途径。因此说，农民工进城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提高收入。

那么为什么在土地给农民带来的收入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大部分的农民仍然割舍不掉对土地的依赖?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预期。他们不确定未来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是否有稳定的住房、是否能够融入城市生活、是否有稳定的生活保障，等等。在对未来的城市生活非常不确定的条件下，农民工会理性地选择保留手中的土地，虽然土地带来的收入相对少得多，但是可以作为保证生存的最后依靠。农民工对土地的依赖源自对未来城市生活的不确定性预期，是他们对当前的城市生活缺乏心理认同的一个表现。

(二)外出务工多为自发组织，职业流动性强^[7]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寻找工作仍然以通过亲戚和熟人介绍为主，这部分人占找到工作人数的63.6%(见图1－5)，虽然现在劳动力市场和招聘会较多，但是用人单位招工要求高、条件苛刻，少有农民工问津。外出主要靠亲友介绍或帮带，就业成本低且成功率高，这也与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少、对社会职业中介机构诚信的认同感低有关。近年来，通过政府或中介机构组织和介绍外出就业的农民工逐步增多，但仍然不是主要渠道。所以从就业方式看，大多是通过亲友和同乡介绍工作岗位。农民工在城市里相对比较封闭，生活空间有限，造成其具有自发性大、分散性高、组织化程度低的特点。他们往往有很强的血缘、亲缘和地缘等传统意识，喜欢在企业中结集“同乡会”等自发性的非正式组织以同舟共济，这类组织在农民工生活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由于社会保障权益的缺乏，又没有专门维护其权益的正式组织，农民工只能从这种自发组织中寻找帮助和慰藉。外出务工也主要依托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息网络。

图1－5　外出就业信息来源渠道

现实决定了农民工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城乡双向流动的职业特点非常显著。亦工亦农，亦城亦乡，平时进城打工，年终回家过年，农闲进城打工，农忙回家务农，因此农民工季节性的城乡往返特征比较显著。除此以外，农民工在相同城市内不同职业之间、不同单位之间的变换，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转换频率也非常高，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农民工从事的工作大多替代性较强，并且与雇主缺乏正规的契约关系，容易造成农民工工作频繁变换和短期失业的状况;另外，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对农民工表现出来的主要是经济上的接纳，最为基础的户籍制度以及各种就业政策、子女入学、社保等一系列制度安排都是针对城市人口的，这使得职业改变和形式上的迁移并没有改变农民工原有的社会属性。如表1－16所示，来西安半年以下的人占到调查总人数的19.1%，三年以下的约占53.0%。

表1－16　来西安的时间

(三)多数人长期与家人分离，未感到被城市完全接纳

本次调研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点。调查显示，已婚农民工中单身一人来西安打工的人占到57.6%，夫妻两人同来西安的占26.6%，夫妻两人带着孩子的占11.1%，夫妻、孩子及父母同来的占4.6%(见图1－6)。长期与配偶、子女及其他家人的分离，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缺乏家庭的温馨感，农民工身在城市，心却时刻在牵挂着农村老家。这种现状无疑强化了众多农民工认为自己只是城市“过客”的心理。

图1－6　已婚农民工家属同来西安的情况

关于对大部分本市人对外地人的态度情况的回答中，33.1%的人认为本市人是友好的，34.9%的人认为本市人不太友好或者排斥外地人，还有31.9%的人表示说不清楚(见图1－7)，这是农民工所感受到的城市人对农民工的接纳程度。可以看出，将近66.8%的人没有感受到被城市人完全的接受。这种切身的感受是导致农民工回归农村和土地的一个重要因素。

图1－7　认为本市人对外地人的态度

(四)多数农民工对未来融入城市的预期并不乐观

如图1－8，在关于“您今后有什么长远打算”的回答中，28.1%的人明确表示到一定年龄回家，有43.9%的人表示看情况再定，有22.5%的人表示打算长期在西安定居，有5.4%的人表示将由家人决定或者属于其他情况。且不说22.5%的打算在西安长期定居的人未来实现这个目标的困难的大小，单就另外的将近73%的人来说，有28.1%的人明确表示将回归故里，还有43.9%的人表示要看情况再定。这表明目前多数农民工对未来融入城市的预期并不乐观，缺乏将自己看做与城市相协调的必要一员的认同。这种预期本质上蕴含了众多农民工对真正城市生活的期盼，可这个期盼被现实笼上了一层无奈。不管有多少人已经意

图1－8　今后长远打算

识到这种无奈，也不管有多少人在这种无奈中看到了梦想实现的曙光，从现状来看，未来一段时期内大部分人选择回归故里仍然会成为不争的事实。

农民工与城市相融合是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实现的，既包括外在的生活的融合也包括内在的心理的和谐。如果把当前农民工对城市化的认同与渴望的最大程度界定为1的话，那么明确当前西安市农民工的城市化心态在这个0到1的区间内所处的位置、这个坐标点的移动方向与移动机理，对于找准政策的切入点，推动农民工城市化进程、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将是至关重要的。

案例:家政女工的一天

家住西安市长安区农村的张孝贤，今年49岁，育有三个孩子的她，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可是2002年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她和她的家庭陷入了不幸。在村里担任支书的丈夫因为一场严重的车祸，失去了左腿，丧失了劳动能力。家里不但突然没有了经济来源，在医院里的各种治疗还使得他们背负起了沉重的债务包袱，而那时都还在上学的孩子中最大的才18岁，最小的16岁，这个家庭几乎难以支撑，举步维艰。但是坚强的张孝贤没有放弃没有退缩，她一边照顾着丈夫、继续支持孩子们上学，一边想着各种办法。200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了《三秦都市报》上的一则省妇联免费培训家政女工的消息，她积极报名参加，并且非常珍惜这个培训的机会，认真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取了育婴师、育儿师和月嫂等资格证书。至此，张孝贤踏入了西安市家政从业大军，成为千万个家政人员中的一员。

经过几年的全职育婴工作磨炼，张孝贤如今已经成为一名月薪3500元的特级月嫂。月薪3500元，或许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非常诱惑的，而对于张孝贤来说却绝对是充满了付出和艰辛的。因为服务的对象是产妇和刚出生的婴儿，她每天要做的工作是:给宝宝喂奶、端尿、洗尿布、消毒房间与各种用具、给产妇做七八次饭等工作，一天下来，张孝贤几乎很少有休息的时间，如果宝宝生病感冒拉肚子等，她工作会更忙，夜晚能一次完整的休息两个小时也成为张孝贤的最大奢望。有的月嫂因为太过疲劳、休息严重不足晕倒过。更有甚者，雇主如果是吃穿非常节俭的老人，张孝贤吃顿饱饭也成了问题，为了坚持下来这样的工作，她偷偷买了方便面藏起来，晚上大家休息时她悄悄躲在卫生间里，在这个暂时属于她的空间里赶紧吃完。这一切，用她自己的话说，想想家里腿脚不便的丈夫，想想自己上学的孩子，她都能坚持。当然，也有很好的雇主，对她还是很理解、尊重和照顾的，让她抽空多休息，也让她吃好一些以补充体力。

这样的工作，她一直干到现在，经过这六年的努力，丈夫的身体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孩子们坚持完了学业，大女儿、二女儿早已相继大专、本科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小儿子今年刚刚考上研究生。丈夫感慨，这个家多亏了她。而在这样的工作经历中，她学会了坚强、积极、忍耐，她感激这份工作使她支撑起了这个家，感激她一直所在的家政公司的李小芹女士，在她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给她提供的这个机会。正是家政工作，为她在城市中觅得了一份生存空间。

和张孝贤一样从业于家政工作的农民工还有很多很多。来自宝鸡眉县农村的妇女郑金彦也有着自己的家庭不幸。2007年她来到西安市务工，现在照顾着一个帕金森综合征非常严重的老人。老人的子女平时工作很忙，只有下班后或双休时能够陪伴老人。郑金彦每天要做的工作是给老人洗衣做饭、按时服药、按摩洗漱，由于老人病很严重，生活基本不能自理，大小便失禁，且发病时精神紧张过激，甚至半夜都会喊叫或者掐人。这样的工作很少有人能够长期忍受，可是富有责任心和很能吃苦的郑金彦已经照顾老人一年多了，老人的子女非常满意、感激，也体谅她的辛苦，常常主动来替换她。他们深感，如果没有家政人员，他们的生活、工作将难以运转。

家政服务工作看似简单，好像不需要太多力气，也不需要多强的才干和能力，然而，真正做起来，细碎繁琐，又务必安全周到，并不轻松。她们中的很多人忍受着自己的不幸，忍受着自己身体由于长期劳累、休息不足等所带来的不适以及亚健康，甚至忍受少数雇主的刁难挑剔和轻视，默默地为这个城市做着贡献。如果不是张孝贤这样的家政服务人员帮助解决了照顾老人、小孩、病人等家务工作，那么，许多上班族的正常生活将会受到影响，有时甚至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工作。只有意识到这些，全社会才能从心底里尊重、理解和接纳农民工。

【注释】

[1]这一部分全部数据来自本项目第二课题组实际调研的数据。

[2]数据引自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撰写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3]第一、第二、第四组调查数据均显示出了这个结论。

[4]由于EXCEL软件对数据进行四舍五入处理的原因，表1－11第2列数据直接累积的结果与第3列的累积数据略有出入。表1－12情况类似。

[5]关于农民工的行业结构，各组调研数据基本一致。此处采用的是第二组的调研数据。

[6]第一组调查数据显示为67.9%，第二组调研数据显示为66.4%，两组数据比较接近。

[7]本部分数据参阅了第四组的调研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