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版本和书话

第十节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的“版本”与“书话”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的“版本”

中国现代文学中有没有版本问题？答案是肯定的。但它重要到什么程度，却因人而异。现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大部分在理论上承认现代文学有版本问题，但真正对版本问题重视的并不多，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从来不涉及史料，更不要说版本这样专业的问题了。在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学者中，我感觉，他们对版本并不很看重。看重版本的，是一些专门从事史料研究和专门写作“书话”的作者。

在中国传统学问中，版本之学，是学问的基础，不懂版本之学，很难在学问上达到精深的地步。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学问依赖的文献久远和文献状况复杂所造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因时代近，版本问题虽然存在，但并没有重要到非先治版本之学再来研究的地步，这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载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现代文学是依赖现代印刷存在的，它的具体形式在手稿之外，就是报纸、期刊和印刷完整的单行本，这与中国旧学中的版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

中国旧学中的版本问题所以复杂，除了时代久远导致的版本变化繁杂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印刷手段。中国古籍的主要载体是雕版印刷，在这种印刷形式出现之前，中国古代文献的存在形式更为复杂，如那些以甲骨、竹简、木版、缣帛等形式存在的文献。所以我们要清楚，严格意义上的版本，只是对古籍而言，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有重要的版本，但并不等于有版本之学。

我个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版本问题，首先体现在它的形式方面，比如装帧、设计，其次才是它的内容。这不是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版本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以现代印刷为基本存在前提决定的，现代印刷的主要特点一是量大，二是类同，除了极特殊情况外，中国现代文学中重要作品的存在形式本身并不复杂，相对容易说清楚。另外中国现代文学是白话文学，不同版本在文献方面的错讹处时有存在（特别是在初版与再版之间以及与原发报刊间的差异），但一般很少发生理解方面的歧义，这是它与中国古籍的最大区别。我愿意在史料意义上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版本问题，也就是说，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我们要注意使用原始文献，在这个意义之外，如果不是专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校勘和考证一类史料工作，有版本意识即可，不必为了强调版本的重要性，而把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版本问题提升到和中国古籍一样的高度。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版本有这样几种情况：

1.手稿

中国古书中有稿本、抄本的分类，那是在印刷手段不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特有现象，在古籍收藏中，一般的说法，此类文献都在善本的概念中。对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手稿的概念并不普及，因为除了极重要的作家外，一般我们很难再看到作品的手稿。现在常见的是鲁迅作品的手稿、巴金作品的手稿、老舍作品的手稿等。手稿作为版本的一个重要问题，主要是与后来印本的差异，也就是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一般说来，手稿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的重要性依赖与印本的关系，所以从对勘比较中发现二者间的差异，是手稿研究的主要方法，从中可以观察作家修改、删节和最后定本间的不同，在细微处发现作家创作活动的复杂性和出版制度的宽严问题。最好的例子是鲁迅《两地书》的手稿本与印本间的修改，王德厚《〈两地书〉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朱正《鲁迅手稿管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周立民《〈寒夜〉的修改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问题》（陈思和李存光主编《一粒麦子落地──巴金研究集刊之二》，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也值得一读。孤立的手稿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还较少见，因为孤立的手稿本身很难发现。

2.线装本

线装本是中国古籍最为常见的形式。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此类形式并不多见。严格意义上的线装书，除了指装订形式外，还包括刻印方式。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线装本来说，并不严格，主要看装订形式。鲁迅早年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和他出资刻印的《百喻经》，都是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关的文献。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线装本较多存在的是一些早期翻译作品集和诗集。如林纾译的《巴黎茶华女遗事》，叶道胜译的《托氏宗教小说》（参阅姜德明《新文学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刘半农的《扬鞭集》、徐志摩的《志摩的诗》、王统照的《题石集》、沈尹默的《秋明集》、刘大白的《白屋遗诗》、俞平伯的《忆》与《燕知草》、于赓虞的《晨曦之前》、林庚的《冬眠曲及其他》、白宁的《夜夜集》、卞之琳的《音尘集》、滕固的《迷宫》、林语堂的《大荒集》等。（参阅朱金顺《新文学数据引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姜德明《书摊梦寻》，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线装本，它的主要意义可能还是在形式本身，从中可以感觉新文人对旧形式的某些怀恋。

3.铅印本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主要存在形式，它的印刷手段虽然有区别，比如石印、胶印、珂罗版、复印等等，但除非专门研究，不必分得这样细。用铅印本的说法大体可以概括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基本存在形式。

我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版本问题，强调两个特点：一是版本本身有研究的价值，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我们最好还是从史料的意义上理解版本。我们注意版本，主要是面对原始文献激发我们的学术灵感，从中获得史料来源进而扩大史料方向。二是意识到不同版本的差异，在比较研究中发现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和出版制度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版本是小问题，但我们要从这个“小”中见出大来，如果不能从版本的“小”中见大，我们研究版本的意义就体现不出来。新文学的版本研究，还比较薄弱。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新文学的版本批评》（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可以参阅。另外，王宗芳、孙伟红《现代文学版本学》（珠海出版社，2002年）一书，在这方面也有努力。

下面我们通过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版本变迁，可以看出一本文学史著作的影响。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的经典著作。凡经典著作一般具有如下的特点：一是在本学科中有奠基作用，无论后来学科发展到何种程度，它的价值都不会消失；二是在本学科中有积累作用，凡从事本学科研究，不能不了解本书的写作经过和它的基本内容；三是变革作用，本学科后来的学术变革的基本因素，无论正反两面，多数包括在本书的历史中。有鉴于此，对经典著作的了解，应当从它的版本开始。

《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版本变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版本本身的情况，二是著作的修改情况，我这里只讨论前者。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曾先后收入1993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的《王瑶文集》和2000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王瑶全集》中，这里的版本变迁，不包括这两套全集中的情况：

开明初版本：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初版本，1951年9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初版的印数是五千册，而且只有上册，算是半部书。书前有王瑶《自序》一篇，篇末注明本书“1951年元旦王瑶于北京清华园寓所”。这个时间很重要，它说明本书完成的时间，这是一个转折的时代，它有特殊意义。因为书的完成和出版之间有一个时间差，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要从它的完成时间中看出一些作者和时代的关系。

王瑶在《自序》中说，本书是他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讲稿。1948年，王瑶在清华大学本来讲的是《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一课，王瑶说：“同学就要求将课程内容改为‘五四至现在’一段，次年校中添设《中国新文学史》一课，遂由著者担任。两年以来，随教随写，粗成现在规模”。

据王瑶自述，1950年5月，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中国新文学史》是各大学全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并要求按如下内容讲授：“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

王瑶在《自序》中有“清华添设此课略早”一语，说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制度化，起源于清华大学中文系。

《中国新文学史稿》初版本的后面，附有当时开明书店的一个广告，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帮助，尤其要注意其中的印数。郭沫若选集印数最高，似乎有特殊意义，按常规推测，有些例外。广告如下：

中央文化部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辑

新文学选集

这里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两大类。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从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这套丛书依据这一段历史的发展过程，选辑了“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目的在使读者以最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新文学的发展获得基本的知识。现在第一二辑已经出版，其中包括二十四个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的选集有为作家自选的，也有由本丛书编委会约请专人代选的，如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每集都附有序文，又有作者照像，手迹等图片。

第一辑

鲁 迅选集 印刷中

瞿秋白选集 印刷中

郁达夫选集 16000

闻一多选集 13500

朱自清选集 15000

许地山选集 12500

蒋光慈选集 21000

鲁 彦选集 16500

柔 石选集 14000

胡也频选集 19500

洪灵菲选集 12000

殷 夫选集 9500

第二辑

郭沫若选集 39000

茅 盾选集 印刷中

叶圣陶选集 23000

丁 玲选集 24000

田 汉选集 印刷中

巴 金选集 17500

老 舍选集 15000

洪 深选集 19000

艾 青选集 14000(www.xing528.com)

张天翼选集 17000

曹 禺选集 30000

赵树理选集 10000

新文艺完整本：《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出版，有一个前后过程。上册出版后两年，下册才出版，也就是说，本书的完整版本问世是在1953年。《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下册，1953年8月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曾印过两次，现在一般流行的版本是1954年3月，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上下两册《中国新文学史稿》，其时上册累计印数35000册，下册累计印数28000册，可见影响之大。

此次上下两册合印时，书前专门印了“内容提要”，其中说：“本书是作者前后在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史》一课程的讲稿。上册中除‘绪论’部分综述中国新文学的性质及领导思想等一般特点外，所述时期为自‘五四’文学革命至1937年抗战前夕，二十年间新文学的发展史。第一时期皆分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报告四部分，就各作家的作品来叙述。本书曾于1951年初版刊行，此次重版，内容已由作者加以修正和补充。”

在这个“内容提要”之后，作者写了一篇《修订小记》，专门叙述本书的修订情况，这个《修订小记》后面标明的完成时间是“1952年12月北京大学中关园寓所”。也就是说，这时王瑶已在院系调整后，离开清华大学到了北京大学。

《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前，同样也有“内容提要”：“本书是作者前后在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史》一课程的讲稿的后一部分。下册自抗战开始叙起，第一部分叙至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为止，叙述抗战前期新文学发展的一般状况，以及重要的作家和作品。第二部分叙述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后所引起的人民文学事业的巨大变革，以及新的人民文艺的成长状况。最后另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一章，综述自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5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为止的三年间文学工作的一般状况。”

日文翻译本：《中国新文学史稿》曾由实藤惠秀、千田九一、中岛晋和左野龙马四人合作译成日文，1955年11月至1956年4月分五册由日本河出书房出版。此版本，我没见过，仅据《王瑶全集》第3卷“编辑说明”引述。1956年6月15日，王瑶为《中国新文学史稿》日译本写了序言。

波文书局本：1972年6月，香港波文书局依据1954年“新文艺完整版”，原样翻印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两册，合为一册出版，署名“王瑶编着”，封面印有“增订本”字样，同时本书后面合印了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编辑的《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三辑中与《中国新文学史稿》有关的批判文章，删除了原书中批判王瑶，但与《中国新文学史稿》没有直接关系的三篇文章，本专辑是专门批判王瑶和他的学术活动的。波文书局在翻印时作为附录，改标题为《批判王瑶及〈中国新文学史〉专辑》，也是原书翻印，没有重新排版。

此书出版后，曾受到读者欢迎，再版时，书前新增一篇《增订版说明》，对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评价极高，虽然是一则简单说明，但它出自专家之手无疑，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较早的史料。因为这段文字在以往关于王瑶和《中国新文学史稿》研究中，尚未见完整提及，现抄出如下：

增订版说明

近年来，一般大学多开有或加强新文学课程。对于每一位大学程度的学生，认真的读中国新文学史是有必要的；正如有必要读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一样。

阅读中国新文学史，跟阅读中国现代史一样，很难找到内容详细又较客观的书。基于上述的原因，本局增订出版了王瑶编着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所出版关于新文学史的书籍，计有：叶丁易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略》，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的《新文学史纲要》，东北师范大学四人合编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9～1942）》，李何林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改革小组编的《现代文学史参考数据》及王瑶编着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等书。

一九四九年以前，有关中国新文学的书籍，除了《新文学大系正编》外，多是零星简编，散篇短论的居多，著者只有王哲甫的《新文学运动史》，霍衣仙的《最近二十年文学史纲》及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文艺思潮论》，其他还有张苦英（阿英）的《新文学运动史数据》和郭沫若的《创造十年》等书。

海外还可读到有关新文学史的书籍有：不全面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篇》，曹聚仁的回忆录式的《文坛五十年》，李辉英用大学讲义改写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刘心皇七拚八凑写成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林莽的《新文学廿年》小册子，夏志清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Fictions （本书已由刘绍铭博士中译，即将出版）及周策纵的May fourth Movement（本书已见中译）亦算对新文学有所阐论。

上述诸书，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较为完备，所收之史料极丰，组织排比严谨，并且选用资料较客观，评论深入和公允，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本新文学史可以企及。

王瑶是朱自清的学生，中国古典文学的造诣很高，其有关中国古典文学之论述是众所熟悉的，其以中国古典文学之修养，加上与新文学耳濡目染的接触，撰述中国新文学史，当有难以超越的成绩。

本书甫一出版，即引起热烈的反映；本局收集讨论本书的文字及王瑶对本书的自我批评，共十数篇，汇编成《批判王瑶及〈中国新文学史〉专辑》，为本书附录。本局将本书增订出版，向读者提供有关中国新文学史的系统知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些研究的方法和资料，及认识各方面在各时期，对中国新文学史所持的不同观点；并且祈望更完备的中国新文学史早日出现。

波文书局编辑部 一九七二年五月

波文书局初版本，我未见，所见增订本，除了上述《增订版说明》外，书前分别收集了与中国现代文学活动相关的大量照片，这些照片，多数依据当时大陆出版物的成品翻印。

上海文艺修订本：《中国新文学史稿》1982年修订重版，作为高校文科教材，分上下两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王瑶为重版本写了《重版后记》，后来的《王瑶文集》、《王瑶全集》均据此版本，成为《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改定版本。这个版本，据王瑶在《重版后记》中说明，是由孙玉石、乐黛云、黄曼君、王德厚校改过的。“语句之间，略有增删，但体例框架，一仍其旧。”

本版删除了初版下册附录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1949年10月至1952年5月）部分，用作者1979年2月4日为纪念“五四”六十周年完成的《“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一文，作了重版代序。

一山书屋本：香港一山书屋1979年曾把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下两册，合为一集出版，署名“王瑶编着”，封面印有“最新增订本”字样，没有说明准确的出版时间。但封底背面有一行，特别说明“一九七九年最新增订版”，其实是依据香港波文书局版，原书翻印，所不同的是封面将原书附录：批判王瑶及《中国新文学史稿》专辑，改题为：批判王瑶专辑，同时删除了原来的《增订再版说明》，书前翻印的作家照片中，删除了《周扬》、《周扬和沈雁冰》二幅。同时将《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三辑全书照收，补入了波文书局版删除的三篇文章，分别是《王瑶先生对中古文学的歪曲》、《什么方针？什么途径？》、《批判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

一山书屋本，王瑶生前从没有提到过，《王瑶全集》重收《中国新文学史稿》时，也没有提到。我猜测有可能是一个盗版本，不过当时香港书局变化频繁，波文书局和一山书屋间的关系，笔者并不清楚，判断为盗版本，只是凭王瑶生前从未提起，如果他曾见过此版，当不会没有说明。盗版本虽然不合法律，但在书籍的传播方面，还不能说没有意义，它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海外传播情况，也是本书影响的一个标志。

两个批判专集：《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版本变迁中，还有两个“批判集”需要注意，虽然它们与《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版本没有直接关系，但在研究王瑶和《中国新文学史稿》时，还有参考作用。

第一种是前曾提及的《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三辑，本书文章，全部出自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以批判王瑶和《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主，但也涉及王瑶的古典文学研究。

第二种是以：中国人民大学现代文学教研室集体署名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批判》，系一长篇论文，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与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所著《林庚文艺思想批判》，为同一类型的批判性文集。第一种批判集在所有研究王瑶的文献中基本都会涉及，但第二种由于印数较少（只印一千册），在关于王瑶的研究中，尚未见提及。

因为《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学科地位非常重要，今后关于王瑶的研究中，有可能将批判集中的观点，作为判断《中国新文学史稿》历史意义的旁涉史料，所以虽然是批判性的材料，但在研究史上也不能忽视。

由于王瑶和《中国新文学史稿》在学科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所以对基础文献的研究，应该有较为清晰的了解。《中国新文学史稿》后来还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改的命运，从这些修改中，我们也可以解读出丰富的历史内容和王瑶在当时历史环境中的思想状态，特别是他与时代的基本关系。这些深入的研究，应当建立在对《中国新文学史稿》版本研究的基础之上，版本的海外传播，也是它学科地位的一个明显标志。

据我所知，目前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的海外传播，还没有比《中国新文学史稿》更深远的事实。“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较为完备，所收之史料极丰，组织排比严谨，并且选用资料较客观，评论深入和公允，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本新文学史可以企及。”这个判断，在海外没有意识形态要求的情况下，应该认为是一种没有偏见的评价。把王瑶古典文学的造诣与新文学史研究联系起来的思考，也非常富有启发意义。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1972年就得出“王瑶是朱自清的学生，中国古典文学的造诣很高，其有关中国古典文学之论述是众所熟悉的，其以中国古典文学之修养，加上与新文学耳濡目染的接触，撰述中国新文学史，当有难以超越的成绩。”这样的结论，应当认为是对王瑶及《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一个客观评价。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中的“书话”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中，贡献明显的是专门写书话的一些作家。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研究是由书话作家为主力的。书话这种形式，现在一般都认为是散文形式中一个变种，这可能有它的道理，但我们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角度观察，首先不是从散文的意义上来理解书话，而是从史料来源意义上关注书话，我们不看重书话的形式，我们要的是书话中的史料或者书话中提示的史料方向。

关于书话的形式，现在有各种不同的定义和说法。我愿意把它定义为：面对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关的原始文献，直接解说文献并强调文献本身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联系的文体。也就是说，凡书话必以文献价值为上，它包括两方面：一是书话的对象必以原始文献为第一目标，二是解说必能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发生联系，它的题材限定在中国现代文学范围内，与此无关的不算书话，如果扩大它的边界会失去它的独立意义。广义的书话，可能包括一切与书有关的文类，但我讲的书话是狭义的书话，只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关才算。一般认为，唐弢是最早对书话这种形式有自觉意识并努力实践的作者，虽然最早有一些作家写了类似的文章，但他们没有唐弢的自觉意识，所以书话这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独特形式，是唐弢开创的。

书话这个名称，可能是由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曲话”演化而来的。如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袁枚的《随园诗话》、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词话、曲话又在诗话的影响下发展起来，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非常有名。

现在一般辞典里都没有“书话”这个词，但在读书界已大致有些约定，就是那些依赖实物，然后谈出自己对这本书感想的那一类小品文。很难确定说谁最早使用了“书话”一词，但把它用为一本小品文专集名称，可能是《晦庵书话》的唐弢。但也有论者认为曹聚仁1931年曾在《涛声》杂志刊过一篇《书话四节》的文章，阿英也于1936年发表过《〈红楼梦〉书话》，1937年又发表了一组《鲁迅书话》。还有人认为朱自清1935年在《水星》第１卷第４期发表《买书》一文，其中提到，他在伦敦的时候，曾在一家小书店看见过一本《The Book Lovers'Anthology》。朱自清译为《牛津书话选》。[1]

唐弢的书话，大约从1945年开始，陆续发表在《万象》、《文汇报》的副刊、《文艺复兴》、《文讯》、《时与文》等报刊上。1962年，唐弢将书话结集成书，题名为《书话》，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80年三联书店新版，名为《晦庵书话》。

书话作家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群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地位是独立的，以往对这些研究者的评价较低，其实是忽视了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些书话作家的贡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生态会非常单一。书话作家的贡献在何处呢？第一在史料积累，第二在学风朴实，第三在见识丰富，第四在趣味高雅。书话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贡献，有目共睹。从唐弢以后，凡书话作家写作必是直接见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原始文献，更多时候这些原始文献属于作家自己的收藏，这个特点决定了书话作家研究的基本风格，他们的书话本身就是对原始文献的直接记述，在史料来源方面非常可靠。书话作家多有收藏习惯，所见中国现代文学的史料具有丰富性和直接性，这种直接观察原始文献的习惯，决定了书话文体的基本风格，所以凡书话中涉及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版本、考证、辨析、争论等问题，决不悬空泛论，而有其坚实的史料基础。

从阿英、郑振铎、唐弢、黄裳、姜德明、瞿光熙、胡从经到朱金顺、陈子善、倪墨炎、龚明德、陈学勇、钦鸿等主要书话的写作者中，可以完整清理出一条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基本来源方向。无论是作家、作品还是文学社团，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大型丛刊、丛书还是小报、广告以及其他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史料方向，在他们的书话写作中，都有体现。这些书话作家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真正熟悉，而且确有见识，特别是对一些细节问题，一经他们提出和考证，往往成为不刊之论。这些不同的书话作家，在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的整体情况时，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专门研究对象和兴趣关注点，比如陈子善对张爱玲、郁达夫，龚明德对章衣萍，陈学勇对林徽因、凌淑华等。因为长期保持对某一作家群体的关注，所以在扩展史料方面，书话作家的文章具有极丰富的信息，我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以后要自觉从这一类文章中吸取营养，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史料方向。

书话写作，以发现新史料为基本前提。因书话作者眼界开阔，对史料的判断常有独到之处，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总格局中，许多宏观研究的直接灵感来源于书话，比如关于张爱玲等沦陷区女作家的研究，关于周作人的研究、关于胡适的研究等等，早期书话作家的评价较为客观，因为论从史出，所以多年后再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部分高头讲章式的书多已为人遗忘，但几乎所有的书话文集都成为收藏界看好的藏品，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价值而言，书话的寿命是长久的。书话作家的特点往往是能在小问题上深入，他们发现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多是真问题，属于历史学的范围。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书话作家是以实物发现和史料对比为基本研究方式的群体，他们的每一项工作都可以称之为是文学考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书话写作，可能是比较稳定保留中国传统学术中“札记体”精神的，它的长久生命力也体现在这一点上。西式论文方式普及后，不要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札记体”写作也很少见，倒是因为书话写作暗合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叙述体例，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成为重要的现代学术传统了。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书话写作的意义，对改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风有好处。

书话写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已自成系统，它主要由学院和业余两部分人组成。学院以胡从经、朱金顺、陈子善、龚明德、陈学勇、钦鸿等为代表，他们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专家，不过研究更注重实证。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业余的专业书话作者（主要指不在学院者，其实他们相当专业）如倪墨炎、谢其章、赵国忠等，这两部分人以学院作者为主，共同构成了书话写作的主要群体。他们的研究工作从兴趣出发，以趣味为上，较少功利色彩，所以研究成果比较扎实。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空疏的论文常见，而空洞的书话没有。书话写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另一个贡献是：它以趣味为上的研究方式，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活力很旺盛。一门学科的过于专业化，很容易丧失其活力。中国现代文学虽然专业化程度还在逐渐提高中，但因为这门学科对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它充满魅力。在这门学科的边缘，始终有众多的爱好者，他们多数是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版本、文献和作家为兴趣的业余研究者，以书话方式参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活动，虽然他们的文章多是形制短小的篇什，但因为热情和收藏并重，他们的所有研究构成了对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研究的必要补充，在史料的获得和扩展方面，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力是由书话作者构成的。因为书话作者多是依据实物写作，所以他们在判断史实的真实性方面有很强的优势，眼界开阔，常能有新发现，但短处是容易陷入细小的枝节，把小处看大，对整体文学发展的大方向，有时候缺乏整体感，难以汇通和综合分析，在判断整个研究对象的价值方面，可能会有偏颇之处，应该说这些书话写作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格局，成为近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部分。

书话写作中，还有一个港台方面的史料方向。1949年后，中国现代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离开大陆到了香港和台湾，由于两岸三地间的政治制度不同，所以在文化方面也不相同。当年到港台的作家也留下了相当丰富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坛的史料，比如谢冰滢、苏雪林、徐吁、李辉英、孙陵等，都有一些这方面的著述。一般说来，港台作家的此类写作，相对于中国大陆作家的写作更真实和细致一点，这一方面有文化制度方面的因素，也有出版习惯问题。这些作家的写作更注重个人感受和见闻，特别是对作家私人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交待与叙述，往往比大陆作家更有信息。虽然难免有个人偏见，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这个史料方向，我们不能偏废。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需要有一些现场感和对当时历史真相的印象，才能更好判断文学活动及作家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这些看起来属于野史笔记一类的东西，有另外一种真实。比如孙陵的《浮世小品》（正中书局，1961年，台北）、唐绍华《往事见证》（传记文学社印行，1996年，台北）等，对于我们观察和判断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早年的生活、婚姻特别是婚外情等，都有帮助，至少他们提供的史料线索和史料方向是有价值得，近年台湾蔡登山关于中国现代文坛的一些作品，似可注意，比如《民国的身影》、《那些才女们》等著作，可以丰富我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

蔡登山对中国现代文学中作家私生活研究，贡献最为突出。他对中国现代作家婚姻和婚外情的研究，特别是他引出的研究方向，让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时代，是作家生活极其丰富的时代，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作家，多有在正常婚姻生活以外的婚外生活，蔡登山把眼光投向这一方面，不但是从趣味出发，而是把作家私人生活和他们的文学活动结合关注，并试图从这些作家的私人生活中，发现与他们文学创作的关系。比如他对沈从文私生活的研究就非常给人启发，他能把沈从文在青岛大学教学时期的生活与他的中篇小说《八骏图》联系起来，并用史实梳理出当时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群体与一个重要女性──俞珊──的关系，对深入理解作家的文学活动都有帮助。在对鲁迅、胡适私生活的研究中，蔡先生也独具慧眼，他发现的史料方向，常常能引人深思并深化对研究对象内心世界的理解。

蔡登山的研究工作，一般都建立在完整的史料基础上，对史料的真实性读者可以怀疑，但他绝对不臆测和过渡解释史料本身以外的事实。1949年后，曾经与中国现代作家有过直接交往的历史人物，有相当一部分出走海外，其中又有一部分人在上世纪六60年代前后，从海外定居台湾。蔡登山直接访问过其中的一些人，他从与这些人物的交往中获得第一信息，然后再去寻找相关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得出自己的判断。

对重要文化人物的私生活，获得第一信息是相当重要的，这常常要得自亲属或者有直接交往的当事人，如果没有这个直接信息，研究者在一般的文献阅读中很难发现作家私生活的直接线索，蔡登山的工作所以获得学术意义，就是他在提供第一信息和用史料印证信息方面，为研究者开拓了思路。这个研究方向恰恰是大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缺乏的东西。我们过于关心作家的社会生活和公众生活，对于他们私人生活的忽视，不但影响了研究的深度，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变得索然无味，直接影响了学科的发展。比如在鲁迅、胡适、郭沫若、田汉、沈从文、老舍、张爱玲、胡风、周扬等等这些作家的研究中，如果不引入对他们私生活的研究，有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问题就很难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蔡登山的研究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1] 胡洪侠：《「书话」的源头在哪里》，《新京报》2005年5月16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