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职员录的使用方法

第三节 同学、职员录的使用

“同学录”、“大学年刊”、“大学职员录”及“大学一览”等史料，一般说来都属于实用和纪念性的文史材料。所谓实用是指这些材料编纂的目的本身不是为研究，而是为了招生、为了职员工作方便等具体目的而编纂的；所谓纪念是指大学生年级毕业时编纂的以纪念为目的“级刊、年刊”类材料。这些史料，多数是临时或者不定期编纂的，通常不是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材料，相对来说具有稀见性。就史料本身来说，它属于校史材料的范围。我们为什么要注意使用这些较为稀见的史料呢？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有密切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活动是依赖大学而存在的，中国现代作家以大学教授和学生为基本来源，这个特点决定了上述相关史料中，大量保存了与中国现代文学活动有关的史料，这个史料方向以往为人注意的不是很够。在这种史料的第一类史料“同学、职员录”中，比较容易、准确看出中国现代作家生平中的一些经历，特别是年龄、学历、著述、籍贯以及交往一类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早年看起来很随意的史料，会成为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生平的重要参考史料，类似于中国科举制度研究中的“同年碑录、同年齿录、登科录”一类，对于统计和分析中国现代作家的地域分布、创作高峰、婚姻状况等，都有帮助，另外这些史料也容易激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沟通，比如中国现代作家与清华大学的关系，这一类研究题目，使用上述史料最有说服力。

另外一种纪念性的学生年刊，其中除了具有学生生平方面的史料外，一般还有他们早期的创作史料、学科设置的情况、教授间的关系等等。此类史料的系统使用，将能开阔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并且拓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领域。胡适当年给房兆楹辑录的四种《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1962年）写叙时曾说：“我的朋友房兆楹和他的夫人杜联喆女士都是终身研究近代中国史的学人，他们随时随地留心搜集史料，整理史料，不仅是为他们自己研究之用，往往还给无数学人添置了做学问的工具。他们合作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6月出版）就是他们嘉惠全国学人的一部最有用的工具书。今年房先生从美洲来到台北，他带来的一些文件之中、有四种学生名录，他题作《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想在台北影印流通。他自己写了一篇短序、指出这一类‘洋学’学生名录应该与科举时代的登科录、乡会试同年录等书有同样的史料作用。我很赞成房先生的看法，所以我愿意从几种名录里指出三五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数据的历史价值。”

早期吴宓参与编纂的《游美同学录》（1917年印刷），收入当时已回国服务的留美学生名单和个人简介，是研究早期中国作家和文学教育时非常有用的史料，特别是本书介绍学生情况时，基本已使用了白话文方式，这在早期同学录、职员录中是有特点的。还有一本1946年由当时留日同学总会编纂的《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名单》（1946年油印本），也保留了早期留学生的许多情况，特别是当时就读学校的名录和专业，它分列的较为详细、条理。

《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包括：《日本留学中国学生题名录》（1903年），《京师大学堂同学录》（1906年），《京师大学旧班师范毕业生题名录》（1907年），《清华学校同学录》（1917年），四种。

陈初辑录的《京师译学馆校友录》（文海出版社，1978年），其中附有1918年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履历表，涉及五四前后中国现代作家的情况相当丰富，其中收入、年龄、学历等方面的内容，对于研究这一时期作家的真实情况很有帮助。(www.xing528.com)

苏云峰编撰的《清华大学师生名录资料汇编》（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2004年，台北），在研究清华出身的中国现代作家生平时，是一本非常方便的参考书。

还有像《燕京大学研究院同学会会刊》、《燕京大学一览》等一类的史料，其中有关于这个研究机构的章程和人员组成情况，多数涉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人员关系。通讯簿的好处是比较准确，因为是当时编辑，差错相对较小。通讯簿一般不可能有太详细的介绍，但那时的文人学者多有字号大小别名，照例都会列出，供职单位和家庭住址也是辞典一类工具书很难列出的。通讯簿中的籍贯较少出错，因为通讯簿的编着通常是以自己所填表格为原始来源的。

另外像《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会员录》一类的史料，对了解平津大学教授的经济情况也很有帮助。此类史料的数量应该说是比较大的，需要强调的是使用此类史料的时候，要尽量使用原刊的，后来各大学新编校史中以此为原始材料编纂的相关史料虽然使用方便，但因为是节录形式多不完整，所以最好还是使用原刊的此类史料为好，比如《震旦大学员生名册》（民国二十七年秋季）、罗家伦《中央大学之最近四年》（民国二十五年）、《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规程一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春季）、《北京大学教职员名录》（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国立北京大学三十六年度教职员录》（卅七年五月）、《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概略》（1927年）、《燕京大学生一览》（民国二十五年）、《大厦大学一览》（1933年）、《全国文化机关一览》（民国二十三年）《国立北洋大学校友录》（1946年，台北）、国立四川大学职员录》（1933年，成都）、《北平中国大学职员录》等。

除了这些流传不广的同学录、职员录外，早期出版的大型人物辞典自然也是需要注意的史料来源，特别是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时，要有意识尽可能使用早期出版的人物辞典。比如戚再玉编的《上海时人志》（民国三十六年，展望出版社），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编辑的WHO’s Who in China《中国名人录》（Biographies of Chinese，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发行，1925年）。因田一龟《新中国分省人物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0年）、贾逸君编《中华民国名人传》（北平文化学社，1937年）。台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秦贤次早年收藏中就非常重视此类文献的搜集，他利用这些文献做出的研究，纠正了很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习以为常的问题，特别是作家学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他有一本《现代文坛缤纷录》（秀威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台北），其中叙述钱锺书早年在清华的学习经过，完全依赖台湾的相关档案和清华大学的教职员录完成，相当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