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作家日记的方法：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

第四节 作家日记的使用

日记是一种记录私人生活的文本，它的特点一是私密性，一是连续性。在保存文献方面，日记有它特定的价值。因为日记一般不是为研究专录，所以它的文献价值通常具有第一手材料性质。一般来说，日记的公开是在日记主人故世以后，它的价值是以完整和连续为基本特征的。

日记主人生前出版的日记价值，低于死后出版的日记价值。整理排印的日记价值，低于原版影印的日记。如果同时有两种版本的日记，互读为原则。比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湾远流出版公司）、《鲁迅日记》（手稿本，上海出版公司）、《周作人日记》（手稿本，大象出版社）、《钱玄同日记》（手稿本，福建教育出版社）等。有删节的日记价值，低于未删节的。片断的日记价值，低于完整的日记。文学性的日记，一般不能作为文献使用。文学性的日记不是日记，只是一种文学体裁。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秦瘦鹃的《劫收日记》等。

日记的基本来源：凡有全集的作家学者，要注意从全集中寻找其日记。因为许多作家和学者的日记，并不以单行本行世，有时候会难以寻找。有单本独立名称行世的日记，如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吴宓日记》（正编、续编共二十册，三联书店）。

片断的日记价值，低于完整的日记，使用日记，以完整为基本原则。杨静远有一本《让庐日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记录1941年到1945年，恰好是她完整的大学生活记录，是了解那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的第一手材料。杨静远当时的邻居和老师均为一时之选，所以这本书记的价值是很高的。可惜只是一个选本，据说完整的日记有五、六十万字。对日记，我以为还是要完整出版。最好不要删节，因为谁也说不准哪些材料对谁有用，可以印证什么事实。有时候越是小事，反而越有意义。早些年山西出版一个晚清秀才刘大鹏的日记就做了节选，最后想用这本日记的人，还得设法再去图书馆查。还有竺可桢日记，两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五大册经过删节的日记，对研究者来说还是不够，最后还得出版一个完整的。

日记是属于文献类的历史材料，主要阅读对象是研究者，所以删节最要不得。为了避讳做一些手脚也没有必要。像宋云彬日记，作了删节，研究者也看得出来。

《让庐日记》，涉及当时武汉大学许多教授的生活和思想，如朱光潜、周鲠生等自由知识分子，还有当时的教学和学生的读书情况（特别是阅读西方文学作品，书中详细记载了她当时读劳伦斯《儿子与情人》的感受）。再比如张爱玲研究中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就是当年她参加《西风》征文得奖的情况。她本人的回忆，研究者如水晶、赵冈对这件事的看法各不相同。这件事最后还是陈子善看到了原始的《西风》杂志，经过考辨最后才还原了真相。杨静远比张爱玲小两岁，当时她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常常给杂志投稿。她在1942年8月5、6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当时阅读《西风》杂志的感受，并记下了当时征文获奖的情况。虽然有个别笔误，但大体是准确的。这个材料恰好可以对陈子善的张爱玲研究做一个旁证。当时杨静远也参加了比赛，可惜落榜了。她在日记中说：“看焕葆借给我的《西风》征文集。这种文章完全是仿美派的，内容空洞，但文字轻松，看起来很舒服，可供解闷。但也不见得写得十分好，我相信我那篇落第的苦命小说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篇不差。”（第79页）对张爱玲的获奖作品《天才梦（我的天才梦）》，杨静远的评价是“材料都很好，却不动人。”这些材料对研究当时文坛的风气都很有帮助。

学人日记在学术史研究中的价值，是人们可以从日记中看出他们的学术取向。这种学术取向最直接地表现在日记作者对学者的评价上。我们看鲁迅日记、胡适日记、顾颉刚日记、浦江清日记、谭其骧日记、竺可祯日记、朱自清日记、张元济日记，看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金毓黻《静晤室日记》、《邓之诚日记》、《吴宓日记》、《积微翁回忆录》等等，都会有这样的感受。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学人日记是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因为日记是私人化的文本，能较真实地反映作者对于学者的看法。顾颉刚和吴宓的日记，由于时间跨度大，相当完整，所以不仅是我们了解具体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需要查阅的书，更是需要平时经常阅读的书，因为它能让读者回到历史现场，慢慢建立起对他们所生活时代的感性认识。因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有必要培养对那个时代的整体认识和基本判断，而这些历史感受，从一般的教科书和理论著作中是很难得到的。

学人日记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者在学术界的地位和他们的交往，同代学人对于同代学人的评价相对较为客观，而这些评价是可以作为学者定位参考的。比如今天人们对于钱锺书的评价，要是与夏承焘他们那一辈人的评价比起来，就有很大不同，哪种评价更接近真实情况，至少可以让研究者多一个观察的维度，学人日记的重要性还在于他的所有评价多是感性认识，是直觉，有细节的评价比较纯粹的理性认识，有时更能看出一个学者的价值。

中国老辈学者，多数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这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特点，学人日记的价值要远甚于传记，也远甚于学人自己的回忆录，这是没有问题的。学人日记有两种，一是流水账式的，一是详细记事的。比较起来，这后一种更有价值。宋云彬日记《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就是属于记事的，价值很高。

对学者的评价，日记很有私人信息。有时候学术史上很推崇的一些大学者，在学人的日记里就别有材料。不是说日记里的就对，而是说，日记里对学者的说法，更有趣。比如宋云彬日记，他提到许地山的名著《道教史》就说“夜读许地山编之《道教史》上册，无甚创见。”(www.xing528.com)

还有对郭湛波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书，他的评价是“读郭湛波之《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内容贫乏，叙述失次，当时仅翻目录，以为此书可作写《章太炎评传》参考之用，现在失望矣。”

还有说范文澜的。1949年7月宋云彬日记里说“范文澜主编之《中国通史简编》，经叶蠖生重加删改，权作高中本国史课本，交余作最后之校阅。范着叙述无次序，文字亦‘别扭’，再加删节，愈不成话……范氏颇读古书，不致有此误会，可知此书实未经范氏细心校阅也。”

还有对郭沫若的批评。1950年3月27日：“19日《光明日报》副刊《学术》第二期载郭××一文，述安阳发掘发现殷代先王墓，以奴隶殉葬，有‘入周以后，此风稍戢’之语。郭沫若读之大怒，撰一文驳之，结论则谓郭××不懂马列主义云云。《光明日报》不将郭沫若文转与《学术》编者，而20日该报特辟专栏刊载之。余今日致函《学术》编者叶丁易君，谓‘论理，《光明日报》应将郭沫若文转与阁下，编入《学术》，今竟特辟专栏刊载之，大抵见了‘郭沫若’三个字，不敢怠慢，觉得非‘特载’一下不可也。郭沫若先生火气亦太大，郭××仅仅说了‘入周以后，此风稍戢’，就被戴上一顶‘不懂马列主义’的大帽子。学术讨论，须平心静气，此种学术专制作风实在要不得也。”宋云彬还批评了侯外庐，说；“陶大镛送来《新建设》第二期，内载所谓‘学术论文’，有侯外庐之《魏晋玄学的社会意义──党性》一文，从题目到文章全部不通，真所谓不知所云。然亦浪得大名，俨然学者，真令人气破肚皮矣。”可惜这本日记里有些地方是动过手脚的。

日记是较专业的出版物，我以为不但没有必要删改，而最好是出版影印本。像胡适的日记，王世杰的日记，台湾出的就是影印本。胡适日记是有许多剪报的，这在排印本来就是一个难题，还有英文方面的材料，排印本很难处理好。至于删除就更没有必要了。看日记的以研究者为多，你就是再删除，他们也能看出来。学人日记的系统出版，有可能改变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许多问题。有些是学术问题，有些可能还是更重要的政治问题。学人日记，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表达他们对社会人生和学术的一个重要方式。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日记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确有它独特的价值，许多问题可以从学人的日记中得到解决。比如钱锺书的为人和他的个性，后来人回忆很难说清楚。就是他的朋友和家人，出于各自的情况，也有说不清楚的地方，而这些方面，日记的价值就显示出来了，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记了大量学者之间的交往，夏承焘同时代知名的学者，差不多都出现在他的日记中，他对学者的评价比较客观，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这恐怕是一本重要的参考书。《天风阁学词日记》中许多对钱锺书的看法。日记里有一处说“钱锺书谓黄晦闻有顾诗笺讲义，似亦有韵字代讳之说。”联系《石语》里，陈衍对黄晦闻的评价是“才薄如纸”。这很能见出老辈文人的性格。夏承焘看见钱锺书的《写在人生的边上》，日记里说“纯是聪明人口吻。往年在上海见其人数面，记性极强，好为议论，与冒考鲁并称二俊。”说到《谈艺录》，认为“博览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迭，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着书每多此病。”“其逞博处不可爱，其持平处甚动人。”

把夏承焘日记中的钱锺书和朱自清日记中的钱锺书相比，再参照《吴宓日记》中对钱锺书的看法，对钱锺书性格的理解就容易把握了。《吴宓日记》1934年4月6日说“晚雨僧约饭，有张素痴、中书君、张季康。中书君言必有本，不免掉书袋，然气度自佳。”三○年代钱先生和郭绍虞有过论争。当时郭很不高兴。日记里有“郭绍虞来访，给我看一篇他回答钱锺书批评的短文，颇感情用事。我为之删去一些有伤感情的词句。有一点值得注意，钱在选择批评的例子时是抱有成见的，这些例子或多或少曲解了作者的本意。”夏承焘对钱锺书的小说《猫》很有看法，认为：“此文过于玩世不恭。然杨绛的《怀旧》甚佳。”

传记的价值虽然也很重要，特别是在系统性方面，日记没法和传记相比。我们不必用日记的价值来否定传记和回忆录，最好是三者合理使用，不绝对迷信任何一种。回忆录一般说来是靠不住的，这样说，不是完全要否定传记和回忆录的价值。而是说，这些东西因为人的局限性，可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较大距离。当然日记在一些时候，可能也有这样的问题，但相对说来要弱一点，可信度高一点。同样的事，我们宁信日记不信回忆录。回忆录不完全可信，是因为人的记忆容易出问题，更何况还有先入为主的判断在其中。研究历史，回忆录至多只可做为一般的材料来使用，在没有其他旁证的情况下，是不能当真的。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坚持过去的一个看法，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又不如第一手的档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同时代学者和作家的日记恐怕是首选材料，现代学人日记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数量多，时间跨度大，比如《胡适的日记》、《鲁迅日记》、《周作人日记》、《吴虞日记》、《积微翁回忆录》、《静晤室日记》、《顾颉刚日记》、《竺可桢日记》、《张元济日记》、《郑孝胥日记》、《翁同龢日记》、《艺风老人日记》、《湘绮楼日记》、《吴宓日记》、《谭其骧日记》、《钱玄同日记》、《许寿裳日记》等等，这些日记对于现代学术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学者学术史地位的评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档案不能按时解密的情况下，日记的意义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自觉的日记意识。以后不论研究到什么问题，只要涉及有关人物和事件，都要想到看看这一时期相关学人和其他人物的日记，这应当成为现在研究者的一个基本素养，所谓自觉意识，还包括能在研究中把不同人物日记加以比较的能力。一个是时代的比较，一个是相关人物的比较。如果要了解上世纪四○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光看胡适他们的日记还不行，还要看与他们有来往的那些人物的日记，比如《陈光甫日记》、《王世杰日记》等。

学人日记有时候不光可以解决学术问题，对有些政治事件，他们的日记也有帮助，像顾颉刚日记和邓之诚日记，大体就能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心态。除了学人的日记外，政治家的日记也非常有价值，像《杨尚昆日记》对于了解“十七年文学”中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就很有帮助。《杨尚昆日记》虽然日记只是1949到1965年期间，期中又缺了反右时期的，就是这样，它对当代中国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多有涉及，虽然稍微简单一些，但细读还是可以看出很多历史内容的。关于高饶事件、胡风集团、合作化运动和民盟主要领导的关系，这本日记里都有一些可以解读的历史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