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出版物-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

第四节 意识形态机关的内部出版物

1949年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有一个重要的史料来源，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揭发材料或者本人的检讨，还有相关机构的秘密报告，这些东西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来源中一个特殊的方面。我个人对这种史料的评价，基本按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的观点理解：假材料也是真材料，在历史研究中，假材料的地位也很重要。当时间过去之后，假材料作为定罪的可能和意义虽然失去（这个判断不包含任何评价），但作为史料来源和判断历史人物的史料基础，假材料的史料地位不容怀疑，所以这些年来，我特别留意中国政治运动中的相关史料，并不断提醒研究者注意它的特殊价值。

下面是《内部参考》1955年第124期上的两则史料。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发现有两个助教和胡风有过关系

［北京分社28日讯］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24日下午举行了胡风问题漫谈会，会上该系的两个助教──黎风（1950年在师大毕业，原系党员，1952年忠诚老实运动中因历史问题，交代不清，脱党）和祝宽（1948年在师大毕业，原是党员，面粉统购统销时因套购面粉，被开除党籍）谈出了一个情况。据他们说泥土社的前身是师大中文系青年人组织的泥土文艺社的刊物。该刊在1937年4月15日创刊，共出六期，第六期出刊日期是1948年7月20日。该刊从第四版起就开始变质，稿件大都由上海寄来，作品都是柏山、舒芜、阿垄等包办。祝宽、黎风都曾和胡风有信件来往，黎风的发言并说到他在抗美援朝时曾写过一首诗，他写信给胡风，胡风回北京后还曾写信要黎风去看他，但他因为自己的诗写得不好，“主观战斗精神不够”，所以没去看胡风。祝宽谈到他在中学时受胡风影响很深，他也曾接到胡风给他的两封信，但他们的发言谈得都很模糊。对此两人情况，校党委正在查究中。（丁宝芳）

胡风集团案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它涉及的方面非常广阔，个人命运在这样的历史事件中如何变化，今天人们并没有完全解析清楚。黎风和祝宽──这两个当时北师大中文系的青年助教，就因为这点和胡风的关系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则史料还提醒我们，当年一般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情况，多数曾作为秘密情报上达，这一点恐怕当事者有时候还不清楚，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历史档案的解密，会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历史的原因之一。(www.xing528.com)

批判《红楼梦》运动开始时，陈寅恪就非常反感，他的这个态度，当时新华社记者在《内部参考》中曾提到，在中山大学，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不满和抗拒态度的以老教授居多。其中特别提到了：“历史系教授陈寅恪说‘人人都骂俞平伯，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的文章，并没有发言，今天你们都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1] 陆键东指出：“一年后，这句话被校方解释为‘讽刺积极参加运动的那些人是共产党的应声虫’”。[2] 可见陈寅恪当时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同年底，陈寅恪还写《无题》一首，再次对这一事件中许多人的态度表达了他自己的看法。[3] 陈寅恪这个态度，不是偶然的，除了他个人和俞家的关系之外，也是他对所处时代的一个基本评价。这个材料今天很容易见到，但我们在使用时，却需要对当时的具体历史和每个人的具体处境联系考察，不完全迷信此类材料，但也不排斥这些史料透露出的原始信息，它涉及许多学者在当时具体历史环境中的言行，有些言行当时可能会引出杀身之祸，此类材料中也常有许多是带有诬陷性质的，但今天我们面对这些史料，有超越史料本身的视野，我们需要有自己判断历史真相的基本修养。

国家意识形态机关主办的内部工作期刊，如中宣部的《宣传通讯》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这些期刊因为稳定连续出版，从保存史料的角度观察，史料价值较高，特别是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因为依靠各地记者及相关机构以情报方式向中央汇报情况，所以保留了相当丰富的内部材料，特别是当时不能在全国大报及省级报纸公开的材料。《内部参考》中经常有读者给《人民日报》的投稿被完整排印，作为情况动态向高层汇报。另外《文艺报》当时编辑有两种《内部通讯》，一种是给通讯员的，一种是编辑部内部使用的，其中多有关于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历史的内部情况。作为史源，内部数据的史料价值，相对高于公开出版文献的价值，主要就是因为多数中国文学史上的争论，有非常复杂的人事纠纷和行政矛盾存在，这些现象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宗派活动，这些线索往往可以通过“内部数据”获得史料线索。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丁陈反党集团案”的发生，其中涉及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知名作家和学者如周扬、丁玲、冯雪峰等，但这个案件发生的初始原因，在一般公开的文学史料中还不容易看明白，这就需要参考当时《文艺报》编辑的两种内部通讯，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可参看陈企霞的儿子陈恭怀的《悲怆人生──陈企霞传》（作家出版社，2008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艺报》内部通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作用。注意使用意识形态机关当时编印的“内部史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史料意识自觉的表现。不过对这些材料的使用，我们还要建立一个意识，就是在使用时要掌握相关的保密原则，如果涉及的文献情况比较复杂，最好能寻求相关部门的认可，不然容易出现一些我们研究者一时意想不到的后果。

[1] 潘国维：《中山大学的部分教授对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抱着抗拒态度》，新华社参考消息组编：《内部参考》第282期，北京，1954年，第141页。

[2]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34页。

[3] 《陈寅恪诗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