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个时期政治运动中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问题，也应当注意。1949年后，各类政治运动从没有间断过，事实上的政治运动结束时期，大概是在1989年，以后才不再出现类似以往那样的政治运动。所以我们所谓的“政治运动”，大体是指1949到1989这四十年时间内的情况。各个不同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各有其特点，对这些政治运动，因为我们是讲史料来源及判断和收集，所以对政治运动一般不评价，只说它的特点和出现的史料情况。
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基本保留了一个传统，就是运动中凡被批判的对象，都有较为完整的“批判言论集”、“罪行录”一类史料保留下来，这些史料在当时都是“供内部批判”的，但当那些政治运动成为历史后，这些史料有可能脱离当时的政治处境，而成为一种独立的史料来源。
我在这里想指出，当时整理和印刷这些材料的目的，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所以对收集的材料通常不可避免地带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特点，也就是说，这些史料一般不可能作为正面的材料使用。但这不等于这些“捏造”的材料没有史料价值。至少这些史料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史料线索，或者提供了一般情况下难以为人所知的属于私生活领域中的一些背景，这些材料对于开阔研究者的思路和让研究者意识到更复杂的社会生活，这使得这些本来供“批判使用”的材料，在政治运动成为历史后，获得了另外的价值。这些材料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收罗材料的专业性，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保留历史的作用，虽然这不是编纂者的本来目的，但当一种材料客观上了承担了保留材料的作用时，它自然也就获得了史料地位。
这些史料一般包括相关政策文件和批判材料两部分，以内部发行为主，但也有一些公开出版的材料。这些材料本身与事实的关系现在看来并不重要，因为历史早已把事实还原到了真实的程度，现在我们使用这些材料，所要观察的是涉及所有成员及与他们文学活动的基本线索，那些批判者所提出的问题和所下的结论，历史早已做出了回答，但他们使用材料的角度和材料线索，在相关研究中，有可能为研究扩展思考角度。除了这些内部或者公开出版的材料外，还要注意当时的一些内部文件。我举一个例子说明：
1956年1月14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为参加这次会议，参加者特别是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部门，都为会议准备了详细的材料，当时高等教育部在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的调查报告中，对当时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判断，认为政治上中间的，按他们过去政治态度，也可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解放前脱离政治或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影响，对党有怀疑甚至敌对情绪，解放后，有进步，对党的政策一般拥护，但对政治不够关心，对某些具体政策及措施表现不够积极或不满，个别的或因个人主义严重而对某些措施抵触较大。这种人为数较多约有七三人。……第二种：解放前反动，与国民党反动派有过较深的关系，解放后逐渐从对党疑惧、抗拒转变到愿意进步，愿意向党靠拢。……还有的是脱党分子或过去曾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以后脱离革命，解放后一直对党不满。“如中文系王瑶，抗战前曾参加我党后因害怕反动派迫害脱了党，解放后感觉政治上没有前途，想埋头业务，一举成名，三反、思想改造时还闭门写新文学史。1952年人民日报召开座谈会批判该书，他认为业务也完了，哭了一次。对副教授、十一级的工资待遇很不满，去年改为九级仍然不满。教学工作极不负责任，大部分时间用在写文章赚稿费。还有像傅鹰，有学术地位，工作也还积极负责，但不愿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工作，轻视马列主义，否认党对科学的领导。”
在这份报告中，曾提到当时北京大学还有一部分反动教授，特别提到了钱锺书。报告说：“反动的：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如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在解放前与美国间谍特务李克关系密切，和清华大学所揭发的特务沈学泉关系也密切，曾见过‘蒋匪’并为之翻译《中国之命运》，还在上海美军俱乐部演讲一次。在解放后一贯地散布反苏反共和污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1952年他在毛选英译委员会时，有人建议他把毛选拿回家去翻译，他说‘这样肮脏的东西拿回家去，把空气都搞脏了’污蔑毛选文字不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时，他说：‘共产党和苏联一伙，国民党和美国一伙，一个样子没有区别’。他还说：‘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乡下饿死好多人，比日本人在时还不如’；当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材料时，他说；‘胡风问题是宗派主义问题，他与周扬有矛盾，最后把胡风搞下去了‘等等反动言论。”[1]
由于中国当代历史有自身的特殊性，比如普遍的告密材料、揭发材料、自毁材料等，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应当如何处理和判断？确实是一个难题。另外，除了个人的告密材料外，还有国家机关的监视数据应当如何判断等等，都可能是困惑历史学家的难题。我个人近年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时，常常要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当年有人在上报中央会议的报告中罗列了钱锺书的几条罪状，家属认为这是子虚乌有，而且材料所陈史实又确实有来历。我个人在研究中遇到这样的情况，一般是这样处理：一是我不以此种史料判断告密者和被告者的道德与动机，一般不追究政治运动中个人选择的事非；但我在研究中也不排斥这种史料，因为这些史料，一是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历史人物真实的时代处境，二是告密材料虽是罗列证据，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是一般书写习惯，但当我们离开告密材料的具体目的时，常常会发现告密材料所陈史实，一般并不是毫无根据，它们所提示的历史线索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历史，特别判断人物关系，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当具体历史事件可能引起的直接后果终结后，一切材料都成为历史史料，对研究者来说，它们获得的是另外的历史感受，在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史料不问史料本身目的，研究者有自己独立处理史料的立场和史学规则，在这个范围内，如何理解复杂的史料，是学术自由的问题，它不受与史料相关亲属和涉及者的限制，这也是学术独立的题中应有之意。
再比如反右运动。主要发生在国家机关和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团体中（如大学、各文化团体），因为反右运动相关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较低，高层历史档案由于涉及政治斗争，普通研究者基本没有接触机会。一般文化团体中，关于右派的档案，也很难查阅，因为这些普通人物的档案较多涉及个人隐私和具体个人恩怨，所以对研究者来说，直接接触源文件的机会很少。所以近年来，完全依靠源文件进行的学术研究，还很少见到，而且越是有价值的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源文件，接触的可能性就越低。在这种源文件基本封闭状态下，要想深入研究反右运动，一个较为便利的史料来源是尽可能收集当时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文字材料，比较常见的就是各种“右派言论集”。
反右运动发生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基本工业水平还不高，所以此类“右派言论集”，通常包括手写、油印、铅印三种类型。作为反右运动的基本史料，在源文件不容易接触的情况下，此类文献形式大体可以判定为是反右运动史料中的“原料”。
在反右运动中，出现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这种形式，在这些形式中，原始“大字报”保留下来的可能不是很大，只有通过笔记或者印刷方式才得以保留。因为从“鸣放”到“反右”的时间很短，而且当时是中共号召并提倡的表达方式，所以就文献形式而言，反右运动的文献相对其他中国政治运动中的文献算是较为丰富的。大约有这样几种类型：
1. 从组织形式上说，当时各级机关都建立了整风领导小组，基本是一个工作机关，它属下的各机关团体的“鸣放”和“反右”情况，通常都会以文件形式上报相应机构，而作为领导机关，这样的机构通过创办“整风简讯、整风快报、学习材料”等内部形式的报刊来指导工作。这种类型的文献，从理论上说，在相关机构中应当有完整的保留，但从目前关于反右运动研究者所接触的史料判断，这种文献的使用还有较大难度。
2. 从“鸣放”到“反右”期间，国家机关和各文化团体的机关报刊，通常较为集中出过各类形式的“专号、专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各专业性较强的团体中，也印刷过相当数量的此类文献，比如一些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中的当时出版物，也保留了许多史料。
3. 学生杂志和校刊的出现，也是反右时较为重要的一个文献来源。特别是当时全国较为有名的高等院校中，许多系一级单位都办有临时性的报纸和杂志。比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红楼》特刊，哲学系的《思想战线》、《浪淘沙》、《论坛》，历史系的《整风快报》等国家意识形态机关主办的内部工作期刊，如中宣部的《宣传通讯》和新华社的《内部参考》，这些期刊因为稳定连续出版，从保存史料的角度观察，史料价值较高，特别是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因为依靠各地记者及相关机构以情报方式向中央汇报情况，所以保留了相当丰富的内部材料，特别是当时不能在全国大报及省级报纸公开的材料。《内部参考》中经常有读者给《人民日报》的投稿被完整排印，作为情况动态向高层汇报。
4. 反右运动后期，从中央到地方印刷过大量各种形式的“右派言论集”，供批判使用，在此类文献中，除了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数据选辑》一类较为成形的文献外，大量零散的各类“右派言论集”时有出现，但目前还没有一部此类文献的完整目录及索引，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也没有完整收集此类文献。以上提到的各类文献中，内部印刷品较为稀见，特别是如《宣传动态》、《内部参考》一类当时就有发行限制的内部材料，对研究者来说更为宝贵。
1949年后，在各级机关中，多数都习惯通过文件和内部设定发行级别的报刊来进行信息传达和管理，这种基本行政管理方式，直接导致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出现大量供内部参考或者批判使用的文献，这些文献基本保存了当时政治运动的大体运作模式，作为历史研究的文献形式它们所具有的价值是很高的，但研究者在使用此类史料时，应当对此类史料有一些基本判断和辨别能力。
大量“右派言论集”的形成，主要是当时处于强势一面的力量编辑完成的，它所收集的所谓“右派言论”的真实性都会有一些问题，断章取义、张冠李戴、道听途说、无限上纲是基本特点。另外“右派言论集”的编纂方式除了“右派言论”外，通常还会有一些批判文章和“右派”过去的历史。因为“右派言论集”的编纂不会征求“右派”的同意，所以作为史料使用时，对于书中涉及的事实，需要细加辨别和与真实的历史事实相印证。“右派言论集”作为文献的最高价值，在于它所提供的历史线索和部分矛盾的真实来源，虽然很多时候那些揭发和批判中提到的事实与真实的事实有相当距离，但这些文章中所涉及的事件及对人物个性甚至人格，特别是个人私生活方面的内容，对于了解历史真实和判断历史关系还是有帮助。另外此类文献中，对于所涉人物的基本经历特别是当时作为反面材料涉及的历史问题，多数对完整了解历史事实，具有启发作用。就出版形式而言，1957年前后出版的此类文献分为内部印刷和公开出版两种，公开出版的多数是知名右派和重大事件的材料，通常较为容易见到，一般图书馆也多有收藏。比较少见和一般图书馆难以完整收藏的是大量无名右派的“言论集”，就史料稀缺性判断，越是无名右派的材料，越有收藏和保存价值，因为就中国右派的总人数而言，知名右派毕竟是少数。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成为右派作家的比例也相当高，比如丁玲、陈企霞、萧干、施蛰存等等，所以注意这个史料方向对深入了解中国现代作家的命运很有帮助。
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除了出版过大量的以“镇反、肃反”为主题的政策文件材料外，批判材料也较为系统，下面是几种这方面的材料：
1. 《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1～2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
2.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辑《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正编、续编两册），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
3. 《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1～6册，作家出版社，1955年。
4.《全国职工行动起来肃清胡风及一切反革命分子》，工人出版社，1955年。
5. 孙定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彻底揭露胡风文艺思想的反动世界观》，三联书店，1955年。
6. 杨献珍：《共产主义世界观与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斗争──批判胡风小集团的哲学思想》，三联书店，1955年。
7. 熊复：《为坚决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而斗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
8. 《一切爱国青年起来投入肃清暗藏敌人的战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
9. 《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丑恶面貌》，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
10. 《胡风集团反革命作品批判》，作家出版社，1955年。
与文学界有关的内部出版部分右派言论集：
1. 《坚决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山西省文联、太原市文联，1958年太原。
2. 《批判吴祖光右派集团──剧协、影联联合批判吴祖光右派集团辩论会上的部分发言》，首都艺术界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北京。
3. 《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的检讨》，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北京。
4. 山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山东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济南。
5. 《为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而斗争》（上下册），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上海。
6. 《青年作者的鉴戒──刘绍棠批判集》，东海文艺出版社，1957年，杭州。
7. 文艺报编辑部编：《再批判》，作家出版社，1958年，北京。
8. 《诗刊》（反右派斗争特辑），1957年7月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
9. 《文艺报》1957年1～38期，中国作家协会，北京。(www.xing528.com)
10. 《粉碎“广场”反动小集团》，北京大学浪淘沙社、北京大学校刊编，1957年，北京。
11. 本社编：《河北文艺界的一场大辩论》，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石家庄。
12. 《锄草集》，石家庄文联编印，内部印刷，1958年，石家庄。
文革时期这样的史料就更多了，也举几种与文学艺术有关的：
1. 《锄毒草批黑书》，上海，1969年。
2. 《把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周扬之流颠倒历史围攻鲁迅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罪行录》，北京：北师大中系，1968年。
3. 《革命大批判文选──批判周扬等“四条汉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1年。
5. 《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74年。
6. 《苏修文艺批判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7. 《批判毒草小说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0年。
8. 《毒草及有严重错误图书批判提要（三百五十种）》，北京：北京图书馆，1968年，。
9. 《文艺简讯》1～35期，上海：上海文化局主办，1967年。
11. 《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上海：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等，1967年。
12. 《毒草影片批判资料选辑》，曲阜：曲阜师院，1968年。
“文革”时期，留下了大量的史料，以传单、小报、文件和内部印刷数据为主要形式。就内容而言，以揭发和批判为主要特征，被批判者通常没有说明和辩解的机会。现在“文革”研究中，红卫兵小报的资料工作相对做得不错，靠了宋永毅他们在海外多年的努力，“文革”研究的史料基础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了史料后，还有一个对“文革”史料的判断问题，这其实更难。特别是当我们面对“文革”发生的历史时，想要在复杂的关系中，判断真相，真是需要陈寅恪当年给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写审查报告时所说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2]
我想从丰子恺的一幅漫画说起。1949年后，丰子恺留在上海，社会地位并不算低，先后做过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美协主席等职务。他是多才多艺之人，文学、音乐之外，他的漫画成为表达思想和情感的一种主要方式。文革时期，上海文艺界多次批评过他的漫画。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一幅《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丰子恺这幅漫画本来是1947年完成的，他在《我的漫画》一文中曾说过：“有一天到友人家里，看见案上供着一个炮弹壳，壳内插着红莲花，归来又作了一幅‘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时，丰子恺又把这幅画重新发表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原来的画面上，确实多出了两个人物。
“文革”时期，上海市文化局出版一个简报性质的刊物《文艺简讯》，经常发表批判文章和文革中的各种信息。丰子恺当时受到了批判，特别是他的画作，被认为是“黑画家”。1967年8月18日出版的第29期上，发表了两篇批判丰子恺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批判《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并同时附上了原画。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就有一封读者来信在第33期上刊出，原信如下：
《文艺简讯》编辑部：
《文艺简讯》第廿九期，刊登了《批判丰子恺的黑画〈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一文。我们看了这幅黑画，觉得文章对这枝毒草的批判还没有击中要害。这幅漫画不仅仅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宣扬和平主义，而且是在恶毒攻击伟大的毛主席”，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商榷意见：
一、丰子恺在这幅漫画中，明目张胆地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丑化成为一个泥菩萨，这是对我们领袖最恶毒、最不能容忍的污蔑！
二、画面上另一个形象是斯大林同志（去掉长的胡须就可以清楚看出斯大林同志的面型和八字须的特征）。丰子恺别有用心地丑化我们伟大领袖，而且把丑化了的毛主席形象紧挨在斯大林身后，其目的是污蔑毛主席步斯大林的后尘在搞“个人迷信”，丰子恺罪该万死！
三、《炮弹作花瓶，世界永和平》这个题目是反意，丰子恺想通过画来污蔑我们搞假和平，攻击的矛头也是直接指向毛主席的。
用炮弹作花瓶来污蔑我们伪善，这是集了讽刺、中伤的大成，反动透顶！以上意见如有不对之处，请指正。
此致
敬礼
解放军出版社（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徐稷香天 富寿荪 朱明远
一九六七年·九·六
在丰子恺研究中，面对这则史料，我们应该如何判断？如果按上面读者来信的意见，在当时历史处境下，无疑要置丰子恺于死地。但当时间使过去发生的事成为历史后，这则读者来信中的意见，对研究历史还不能说没有意义，作为历史材料，我们在使用时，可能会剥离它在当时作为告密或者揭发的政治功能，而成为另一种理解丰子恺的史料。至少它提示我们，对丰子恺的理解可能还有多种思路。
我们现在要解读的是，在原画上加出的这两个人物，丰子恺有何寓意？虽然我们不可能确定这两个人物就是毛泽东和斯大林，但作为一种理解思路，从人物造型判断，理解为是这两个人物，还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今天看来，读者来信对丰子恺的揭发和批判，除了政治上早已不可取外，但它指出丰子恺在原画作上加了毛泽东和斯大林，并提出的理解意见，在后来研究历史的人看来，还是一个可成立的事实，至少是一个可以解读的事实。从人物造型上观察，很难说丰子恺是有意丑化这两位人物，在1951年那样的情况下，丰子恺未必有意要丑化他们，因为当时他们声望正如日中天。我个人倾向于理解为对于当时的世界和平来说，毛泽东和斯大林是关键人物，或者说世界和平系于他们两人一身，当然解读出另外的意义也是可以的。我没有看到丰子恺的说明文字（可能根本就没有过说明），但在原来画面上加上毛泽东和斯大林必有寓意却是事实，不然丰子恺何必浪费笔墨？历史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常常要在这些小事上体现出来，这是我们理解历史人物时要特别注意的。
[1] 高等教育部：《北京大学典型调查材料》，《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数据》（第二辑），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1956年内部印刷，第52页。
[2]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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